清朝时期，朝鲜使者络绎于东北至北京的道途中，对于中国，对于中国的财赋人文重地江浙，朝鲜使者也多有描述，然而或凭书本，或听人言，全属转辗得来，见闻并不真切。余曾以崔溥《漂海录》为主体，作《朝鲜人眼中的中国运河风情》一文，以观察明代中期朝鲜人的中国运河印象，今又承韩国高丽大学权仁溶博士告知并蒙其师朴元熇教授惠赠崔斗灿《乘槎录》一书，拟续作《朝鲜人眼中的清中期中国风情》，以考察十九世纪初叶朝鲜人对中国运河沿线特别是江浙一带的观感。

清代嘉庆二十三年（1818）四月八日，朝鲜人崔斗灿从济州大静县下海返家，两天后遭遇风浪，在海上漂流16天，二十六日在中国浙江宁波府定海县境获救登陆。五月一日自定海海边出发，次日到定海县城。十五日离开定海，二十一日到达浙江省城杭州。六月九日自杭州出发，七月二十二日到京城。行经运河全程共43天。滞留北京25天后，八月十七日起程回国。十月三日由凤凰城渡鸭绿江。《乘槎录》一书，最初就是崔斗灿在漂流结束从定海上陆后编成的，后来又加上行经中国的记录。

崔斗灿，字应七，号江海。其先全州人，高丽王朝时，其先祖有名汉者，以勋封移居永川，遂世为永川人。历代有学行。斗灿生于1779年8月4日，“幼而聪颖”，好学善诗。卒于1821年10月11日，享年43岁。

崔斗灿所著《乘槎录》，全书二卷，卷一收作者与中国士人互相酬唱的诗文（作者诗作50余首，中国文人诗作十几首）；作者上清朝官府文书；作者告天、告海王文书等；朝鲜人所赠诗篇等。卷二为日记，后附追录、附录等。前有李朝寿昌人徐庭玉作序，清朝直隶州州同杭州府仁和县人沈起潜所作序，后有朝鲜河阳人许砻跋，崔斗灿曾孙址永作序及附录，附录收遗事和墓志铭。全书备记崔斗灿遇风惊险之状，所谓“略记在济岛时诗篇，又叙被风日记漂海艰苦之状，与下陆后历路所见，列国风俗、山川、名胜，中华士人相和诗章、问答笔话，及室庐、衣服、稼穑、坟墓、舟车之说。”是目前所知清代时期朝鲜人行经运河全程的惟一记录。

一、崔斗灿《乘槎录》中的江浙文士

崔斗灿在定海获救上岸，获得了与330年前其同国同姓的崔溥完全不同的待遇。崔溥上岸，当地人将其误认为是倭寇，日夜提防，形同囚犯，到了杭州才弄清是朝鲜人，处境改善，而崔斗灿好像一上岸当地人就确证他是朝鲜有文化素养的人，大表欢迎态度，与其频频往来。

为清晰起见，兹将崔斗灿所见按时间先后罗列如下。

五月初三日，到达定海县城第二天，就有“士人”朱佩兰来访。这位“士人”，光绪《定海厅志》中有记，为岁贡生。崔问朱是否是朱子后裔，朱答否，乃明太祖之后。崔同行者金以振问：“公得无黍离麦秀之感？”朱大为不悦，取金以振笔谈之纸撕裂之，而且对崔说：“彼诚妄人。”金自作聪明，卖弄学问，去问一个接受清朝统治近二百年的朱元璋后裔尴尬的问题，冒失造次，碰了个钉子。但是朱对崔却并无不悦之情，赋诗道：“君自乘槎八月天，忽然风吹到江边。河清海晏今为定，共庆天朝万万年。”诗格调平平，而内容清新，意韵很明确。于是崔应口而和道：“碧海茫茫水接天，中流自谓四无边。南来一识朱家丈，生老升平六十年。”崔诗突出了对朱佩兰的祝福，朱自然高兴。这是崔获救上岸后第一位与其唱和的中土士人。

于此，崔记，有姚绳斋者，“读书人也，给事县门，随处曲护，其意可感也”。中土士人对于这位远方来客，是热情善待的。

初四日，县主沈泰让姚邀请崔与其相见，作笔话。县令问朝鲜山川风俗、科考选举情形后，即进饭，由吴申浦陪坐主席，“肉品甚丰，吴种种劝吃，惟恐余之不饱。其意甚可感”。接下来吴居然给崔看相，说“惟冀足下一生福禄，而中国之笔墨亦可达于贵国焉”。又有秉义者来访，赠以诗，崔应和。

初五日，本县举人李巽占来访，与崔笔谈，而后邀请崔到其学生竺秀才世藏家“从容讨话”。崔见竺家“第宅之宏丽”。这是崔第一次进入中土之人家中。俄而进茶，茶数行，进酒，酒数行，菜肴进，“极水陆之味”。主人竺秀才从外边回到家中，见到崔，“应接极具欢洽”。崔默默观察，见“其动静则师弟之间，情谊之吻合，隐然溢乎辞表，真可谓有是师，有是弟矣”。笔谈一阵后，崔说：“离次已久，物议可畏，请起去。”而李巽占却说：“吾辈奉邀，于事无碍。”可见李在当地颇有声望地位。

这位李举人，字甲三，号絜斋，甬东人。家贫，为富家馆师，因念母亲只有番薯可食，而将东翁家的肉省下来回家孝敬母亲，著名学者江都人焦循为此作有《番薯吟》颂其孝行。阮元为浙江督学时，闻知其孝行，大为感动，赠以银两，让其归买珍物以奉母，后来为巡抚时荐以孝廉方正，大概李就是这时成为举人的，时为嘉庆十年（1805）。

崔要告退，李让一秀才陈福熙前导。这位陈福熙，后来在道光元年（1821）时为副贡，任八旗教习，著有《古今体诗》十卷。陈对崔说：“余家有万卷书，愿一往览？”崔却心有顾忌说：“远人离次，必骇物听，未敢承教。”陈说：“有官人带去，则无碍。”即有学官金士奎号爽花者邀请崔前往其家。崔仍说：“带去之教，是爱人之意，而若有物议，非爱人道。”金说：“吾来时已禀县主。”崔即随到金家。金家先“进茶。茶罢，煮饼，饼皆佳。又出火酒、黄酒以馈之。肴核极水陆之美味。留吃夕飧。又出书册以示之，皆近代所鸠集而成，我东国未有也”。崔在金家，所见“皆吴下英俊”，乃索笔写下“三吴冠冕萃于一座，左思所谓英俊之廛也”之句，而且当即赋诗，金随口和答。

初七日，士人李嗣良即李巽占之侄来访，闻先生有佳作请教；右营游击之子陈廷麓来访。

同日，金士奎、陈福熙与同学六七人访崔斗灿，以马史《两浙輶轩录》见借。崔问同学共有几人，受业于何人，答共有六七十人，受业于李巽占，“盖孝廉，此土大儒也，其门人皆雅饰之士”。后有童六一者来访，自言亦为秀才，赠诗一首，崔即答之。

初八日，两县秀才胡、高、曹、刘、陈五人来访，其中一人即陈福熙之弟。

初九日上午，曹秀才振绚送招饮帖，崔与金应邀，至则“诸贤盛集”。崔赋诗一首，“相与尽欢而罢”。午后县居林良骐、林渭壮、程光轮来访，请观《乘槎录》，崔出示之。

初十日午后，秀才时凤仪往访，以诗索和。

十二日，县主赐猪头两颗，亦犒赏礼也。

十三日，邱秀才闻崔明天发行，与其徒五人来访。邱说李巽占先生“闻尊兄明日启行，不胜怅怅，差弟特来送行”。在传言时，邱亲热地以兄弟相称。

当日晚上，陈福熙、周勋闻崔就道，来访，赠诗。

十四日，将出发，日已暮，县主沈公邀见。至则吴申浦在座，相与唱酬。吴、姚相送，县主仍有馈赠。金士奎更躬到客馆邀与就饮，而崔以临发告别。崔推辞不掉，到金家，“时定之多士团聚爽花家，闻余履声，倒屦相迎者已十余人矣。座席未定，请告别，爽花不应，命家人大张灯饰，置酒。已馈之时，夜已分矣”。晚宴开席，“酒一行，肴辄至，一下箸而退，至饮罢，率三十器”。酒后临别，各人赠送礼物。

上述崔斗灿在定海的前后十几天，当地士子在学官金士奎、举人李巽占的表率下，几乎天天有人前往造访，有时一天两三批，不少人更数次邀请崔到家中，盛情款待。崔临行离别，士子纷纷送礼，赠以篇什。县令沈泰，嘉定人，地方志颂他“居官清介，遇事敢为……以廉敏称”，也曾两次邀饮，两次备礼。崔斗灿则兴高采烈，一次次接受宴饮，直接体验当地士子的待客之道，观摩当地士子的生活，与众多士子赋诗唱和。像这样短期停留，一个外国人，行动之自由，数次出入中国人家中，受到礼遇之丰赡，在北京等地都是不可想象的。毫无疑问，崔斗灿在定海盘桓的日子，是忙碌的，也是愉快的，交流面非常之广，收获也非常之大。在他的《乘槎录》中，没有只言片语流露出哪怕是丝毫不满或怨怼，也没有当时不少朝鲜赴华使者常有的中土之人于传统礼仪丧亡殆尽的感觉，而是对定海士子尊敬师长、礼数周全、文雅好客、待人之诚，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最初几天下来，崔就感慨道：“余之流接此土已五六日矣，南土士夫日相经过，邀与俱去，风俗之淳厚，情礼之备至，尤可感也。”这又与朝鲜使者在北京等地得到的南方士人狡诈之普遍印象截然相反。

从定海出发，崔斗灿在中国吏员的陪同下，沿着浙东运河，前往省会杭州。

二十一日，到杭州，士人更多了，从此崔斗灿与江浙士人往来的面就更宽了，身份也更杂了。次日，即有官人前往拜访。接下来，先后有秀才杨白来谒，赠诗。秀才高澜（号荻浦）与其三位弟弟高师鼎（号漱泉）、高师颐（字养禾）、高师震（字春霆），高之内兄冯智（字一枝），高之妹丈陈应槐（号米山）造访，互相赠诗。有“吴下大老”之名的平湖县教谕余锷（号慈柏），造访。这位余教谕，与崔交谈后，还致信问起庚午（嘉庆十五年）贡使金鲁敬、李永纯的近况，崔回信作答，可见余是有一定阅历的人。又有秀才杨匀造访，赠答诗；钱塘长老程荣和其侄秀才程润寰造访；士人王春、西江叶潮、舒林、朱瑛造访。周元瓘之子周蕖仙遣官府吏员致书；钱塘县主簿汪焕其（号石门），与其笔谈。余锷与诸名士联袂造访，各和西湖韵。直隶州州同杭州府仁和县人沈起潜（号芝塘）造访，赠以文集。这位直隶州同，按照《乘槎录》的记载，于嘉庆五年（1805）征剿白莲教时，在汉中“掌书记，从大司马征讨有功，超叙直隶州州同刺史者也”，大概原是幕僚，因功超擢为直隶州同知的。后有士人陈云桥造访，“姿相端雅”。孙仰曾之子孙辅元（号寻云）造访。中议大夫孙仰曾造访，赠以外甥女所作画。诸名士联袂造访。李堂（号西斋）造访。女史五六人要求观览《乘槎录》。国子肄业生刘承绪（居武进）、李世楷（号白华）各赠诗，两人还是崔出示李之诗句后认识的。沈起潜的两个儿子沈福春（号介庭）和乔年（号峙松）分别赠诗。孙颢元往还，赠其从侄女之诗作。袁勋、沈学善等赠物赠诗作。李泉（号古山）赠文集。武林孙庠赠图。仁和吴瑶华、浙江修梅居士赠诗各一首。短短几天之间，“士友以纸笔馈遗者甚众”。因为酬酢太多，饮食过量，至有不消化之状，余锷请来名医孙树果为崔斗灿诊视，孙赠以万应灵丹十颗、磁石一匣，金墨二粒、紫金丹五颗。后来在北上途中，还有内阁中书孙传曾，训导章黼（号次白），国子监博士孙熙元、邵庵，罗承烈（号耕石）、邵纶（号子香）、沈学善（号遵生）、徐秋雪、方隐启（号小隐山人）、杨山樵、杨竹香、程诗（号兰谷）、王乃斌（号春雪）、李寅圣、孙锡麐（居苏州）、孙奎，扬州人袁勋，山东济河县王懋德（大概是生员）与之作笔语，蓟州有杨秀才者与之寒暄，卢龙县有举人张长春，旗人业儒，茂才赵秉衡、窦光鉴等，邀其至张第，沈阳有茂才祥云造访。

与崔斗灿诗文酬唱的这些人，多为吴下英俊，或为江南宿儒，“凡所至，中州文人达士岔集，唱酬焉，赠遗焉，犹恐其后”。“华人见之者，知其为东国文人，迭相酬唱，争自馈遗，搢绅诸名士乐与之倾盖，一辞称之为‘孝廉先生’云。……公有仁爱之性，有贞固之姿，才足以需于世，词足以鸣于国。其为诗也，格律沈酣，意态清新，华人一见称之曰‘盛唐风味’。”“中州人士争相传诵，有曰格律沈酣，有盛唐风味，笔势苍古，深得左史叙事之体”。在杭州，几天下来，崔斗灿记，“时南中士大夫日相经过，诗章笔谈，更进迭退，余疲于应酬”。李堂向他介绍：“江南人物，以学士余集、马药、翰林屠倬谓之三大家。又曰，余学士徙居吴门，士谓之吴门学士，以文章德业知名海内。慈柏其小阮也，功名虽不及其父，而诗、书、画并称三绝，亦吾浙第一名流也。”“时在浙既久，所与从游者，皆南士之有功名者也。或以笔语酬酢，或以诗文唱和，官隶市井不得与焉。以次传书，自僧楼至于诸方丈，操觚弄墨者不可胜数，墙砌间时见寸纸遗落者，则皆余与华人交语也。李堂曰：‘百岁之后，江浙之人知先生过此。’其言似戏，而亦实际语也”。

其时朝鲜人与中国文士交往，途径主要是在出使过程中，特别是到了北京以后，时间较为充裕，江南文士也多，琉璃厂尤其是江南士子出没的地方，按照道光时翰林江西人方蔚的说法，“琉璃厂村贾，皆江南、江西来者”。所以朝鲜人已经很熟悉，只要到琉璃厂，必能见到江浙文士，因而交往很为频繁，也相当广泛全面。然而北京毕竟系京城重地，体制所关，外交有禁，中国文士特别是现职官员与朝鲜使者往来，双方均有顾忌。道光十一年（1831），随谢恩使进京的韩弼教就曾深有体会地说：“朝士每称外交有禁，不肯相接。”很少有官员愿意带朝鲜使者到家舍中去的。清朝官员躲躲闪闪，既想接触朝鲜使者，又不愿过于声张，其矛盾心态和犹豫顾虑，在1831年朝鲜使者随行子弟韩弼教的《随槎录》中有详尽细致描写。即使能够笔谈，自然也会影响内容的深入。朝鲜使者问及江南时，都是带着寻找梦中胜景和十分憧憬的口气，所问所闻也大多只是苏杭如何繁华等皮相之言。自然没有亲历其地来得真切，可以亲身观察，验证已有印象。

崔斗灿身历其地其境，对于江浙中下级士人来说，在当地，这样的机会是可遇不可见的，因而他们毫无顾忌，似乎渴望利用这一难得的良机，尽量更多地了解异国朝鲜的情形，也以能够交上异国学士友人感到幸运，是以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尽其所能，来接触这位远方不速之客。后来回国之后，崔斗灿总结，作为漂流人，何以能够迅速顺利的原因时说，完全得力于中国南方士人游说官府，“盖在定时，李巽占、金士奎、陈福熙诸贤，为之先后；在浙时，沈起潜、余锷、孙熙元诸公，游说各衙门，巡抚幕宾赵敦礼居中用事故也。呜呼！诸公之恩，尤不可忘也。”崔斗灿与江浙文士，看来确实结下了相当深厚的友情。诚然，另一方面反映出，不无遗憾的是，崔斗灿与江浙士人的交往酬唱，没有任何一位是深入细致的，讨论学问是具体的，而似乎只是流于表面热闹的泛泛之交而已。

二、崔斗灿《乘槎录》中的中国风情

在崔斗灿的笔下，江浙一带极为富庶，与中国其他地方形成鲜明对照。

在定海秀才陈福熙家，见“有万卷书”。学官金士奎家，“高门有闶，粉墙四围。升堂则多床卓，覆以红氍毹，场砌皆布以熟石，无一点土。乃知为越中甲富矣。坐定，爽花要余周览屋宇，周墙复壁，骇人心目。及至正寝，则东西翼室罗列银瓶不知几百坐，锦绣绫罗之属，皆称此”。

以崔斗灿既有知识，知道定海只是边海小县，如此繁富，是他未曾想象的。他记道：“夫定海乃中国之一下邑，而金银锦绣之富甲于南国，是以高楼杰阁在在相望，无一茆竹之舍。居人非锦绣则不著，非鱼肉则不食。观音寺又定海之一小岛也，而沙门外设市井，与我东各营等”。

定海往北，一路也是富庶景象。慈溪县：“沿河村落率皆粉墙石门，极其宏丽。或士大夫游观之所，或商贾贩鬻之场也。树竹之饶，芦荻之胜，诚水国之物色也。又有棓风桥、吉庆桥，所谓二十四桥也。皆夹河起梁，筑石为桥，瞥眼之顷，虽不悉其名目，如是者不知几许所矣。每桥傍有高楼杰阁，陆机所谓‘飞阁跨通波’者也。又以冶容长袂，当垆卖酒，唐人所谓‘二八大堤女，当垆依江渚’者也。”

曹娥江：“江之两岸皆富商大贾家也，瓦屋粉墙，横亘十余里，高楼杰阁，压临江头，杂以佛宫梵宇，间在闾阎。河之两边，皆斫石堤防之。修竹芦花，夹江而生，真淮海之胜地也。行十余里，又有一大店，第宅之宏丽，如曹娥江，而户数倍之。平原广野，一望无际，皆以水车灌溉。又于广野之中，高门大宅，一字成行，殆五十里之远，而门外引水，系以青雀、黄龙之舳。盖吴人以水利资生，故虽士夫家亦不免置船兴贩之事。地亦沃土也，蹲鸱冬瓜、壶匏瓜果之属，连阡接陌，禾稼则五月已如发穗时矣。所经山川，迎接不暇。其土地之丰衍，物产之美好，村落之繁华，笔所不能记，画所不能摸（当作模——引者）。”

绍兴府会稽县：“城之周回，殆二十余里。中有城隍庙。千门万户，家家藏货，户户兴贩。舟楫连尾于城市，士女摩肩于街路。山川之形胜，城池之雄丽，非宁波诸府之比也。”

杭州：“余到省城，周览山川，则苏长公所谓‘龙飞凤舞，萃于临安’者也。城池之雄，官府之壮，市井之罗列，士女之游戏，诚天下之名藩也。意者浙江一带，为历代帝王之都，故虽列为屏翰，而其物色则殊异乎五方欤。高门大宅，连墙接甍，朱楼曲槛，临街填弄。《吴都赋》所谓‘非顾非陆，畴能宅此’者也。”

嘉兴府秀水县：“沿河两岸，皆层楼飞阁。城上士女闻漂船至，争先眺望，甚壮观也”。(www.daowen.com)

苏州：“物色与浙江等”。

无锡：“江南诸郡虽有大小，而其繁华一也。”

嘉庆后期，江南经济已经日益萧条不景气，崔斗灿所见，正是江南盛极而趋向衰落之时，而仍然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致于崔回国后盖屋数间，颜称“江南亭”，“盖常想周游浙江南之意也”。诚然，崔看到的还只是一些粗略外观，所见居家生活也只是一些在地方上颇有声势或一定地位的家境，国人大概更愿意在异域人面前炫耀富有和奢华。但相比而言，崔斗灿所见，还是有一定的代表性。

过了江南，一路往北，富庶景象就逐渐褪色了。

镇江府丹徒县：“江以南江以北，物色之繁华，第宅之栉比，稍不及所经列邑矣。”

镇江：“渔船商舶，横亘数百里，鹤汀凫渚，萦回东南隅，诚天下说胜地也”。

瓜洲，“城中居有茆屋草舍，而良田沃沓连畦接畛，污湿宜稻，高燥宜秫，亦衣食之地也”。扬州平山塘（当作堂——引者），“塘上有七层楼，金壁之照耀，锦绣之华靡，诚楼观之第一指也”。

齐鲁之地：“自苏州至郯城，千里并无一山，到齐鲁始有龟蒙诸峰，连延横亘。地又多石，车不得行，市井村落，甚似吾东，五谷之早晚亦如之。衣履无锦绣之饰，床桌无氍毹之华。其地瘠民俭，岂或前圣之遗风欤。女子以丝履为业，男子以稼穑为本，俗尚与吴越不同，亦二公之遗化也。”

河间府任丘县：“自济南省以来，千里无山，土尚多秫，又有黍稷木棉之饶，但无秔稻，且多牧场羊猪之属，不可胜数，而马畜蕃息，成群阡陌。韩文公所谓‘冀北马多于天下’者也。转眼之暇，虽不得其详，而观于五谷之饶，则知其为衣食之乡也；观于六畜之盛，则知其为畜牧之场也。”

蓟州：“自郯城以来，邑里萧条，闾落零星。自京以北，稍稍有繁华气象矣。”

抚宁县：“自丰润以下，山川秀异，城郭殷富，诚天下第一关防也。”

盖平县：“市井之栉比，略与江南诸郡等矣。”

沈京：“城郭之雄，宫室之美，市井之栉比，可见兴王之地。”

在行经中国东部的南北一线，尤其行经运河南北之后，崔斗灿总论道：“自定海至扬州，多瓦屋，且多锦绣，多绝色。自扬州至济南，覆屋者或以秫茎，或以芦竹，男女衣裳多褴缕，率多麻绵。自济南至新城，亦如之。其间虽有河间等地古称繁华，而今不足观。岂地有盛衰，俗有汙隆而然欤？而居第宅皆土屋也。良兴以后有附原之地，故物色稍稍可观矣。言语容貌亦皆不同。”这番比较，虽然不免粗浅，但大致形象无差。

南北风貌不同，最大的特点是南船北马。崔斗灿行经了中国南北，自然有了发言权。他说：“江淮多舟，齐鲁多车，其地势使之然也。何者东南地下，积水之所归也，是以处处凿渠，家家置舟，商人以是而兴利焉，农夫以是而田之焉，灌溉之际，则载水车田笼焉，收获之节，则载黍稷稻粱焉，士大夫之相从游者，载歌载舞丝竹焉。其制则下板，如我国之船，而内加灰积豆末以防其渗漏之患，外加脂油累月曝阳，以备其朽伤之虑。是故出没于江海之间，如凫如鸭，勺水不漏焉，点水不渍焉。妆点之功则船上起楼，房栊之制，窗户之饰，或以金碧，或以纹绣，或以鱼鳞石镜，真所谓青雀、黄龙之舳也。内河数千里，连尾接津，吴人使船如使马者，于此亦可见矣。江北则沃野千里，都是陆路，故用车之道，如江南之用舟也。”

市容面貌、经济生活之外，崔斗灿还记录一些只有亲历其境的人才能了解的现象。他描写中国风俗：“中国之俗，虽市井闾落，以黄金饰之”。在杭州，他眼见士女六人中有四人“饮烟草”。他记两国互送漂流之人：在杭州，遇到去年漂流到太平府的济州人八人；在北京朝鲜馆，见到漂到苏州的济州渔民十二人；在沈阳，记漂到朝鲜的江南通州人。在沈阳渡河时，济人与沈人争渡，“沈人挤之水中，又为扶曳，拳瓯其鼻，流血满面，我人攘臂下船者数十人，将为蹴踏之计。沈人咆哮万状，有见死而无悔之意。”他因而得出结论：“北人之强犷，于此可见矣。”在大凌河，崔斗灿眼见中朝“两边之人争渡，通使仍令我国人护渡，踊跃争先，亦一场奇观也”。

躬逢其盛，崔斗灿回程时，正值嘉庆皇帝东巡，崔于是记下了皇帝东巡行帐之气派和清道情形：七月二十九日，“是日皇帝巡于关东”。八月二十四日，“时皇帝东巡，行宫帐营极其华丽，道路桥梁，并皆平坦，车无脱辐之患，马无蹶蹄之虑”。二十九日，到锦府高桥驿，“时天子方回銮，治道吏诘之，车不得前，由小路迤进。”九月初九日在沈阳附近，“是日皇帝发沈京，不许客人过去，俟驾过起程”。十五日在抚民屯新民厅，“是时河朔地下多泥泞，发吏卒治道，道傍多植木桶，执畚锸者千里相望。所过桥梁皆以朱栏由槛为之。天子尚未起程，令客人不得犯跸”。十六日在巨流河，“是日，天子先驱过去。至巳时，官人报乘舆已发向二道境矣。登高视之，则骁骑校持弓挟道而驰者横亘百余里，皆红兜绿袍，别为三条而去。中央是黄道，两旁是扈从也。又有大车首尾相接，过两日不绝。纯用白马，亦诗所谓比物而礼，所谓行秋令之意也。可见中国之大，四海之富，而但车服之制无上下之别，君乎牧乎？宋明旧制，扫地尽矣。”如此跟踪性记载，难见于其他记载，堪称一手材料。

在定海，崔问姚道：“《吴都赋》云：‘国税再熟之稻，乡贡八蚕之茧’，信否？”姚答：“北土间年有之，而瓯东每年有之。”后来在定海阅看《两浙輶轩录》，见湖人赵佃诗，“此亦再熟之验也”，证实了他的已有认识。

崔斗灿在行程中，随时询问求证，所记中国地方官制、科举体制，大致不误。

经过了运河全程，以及回程时经过东北，崔斗灿对其时中国的真实情形大概有了一个基本的粗略认识。这些认识，虽然不够系统，也不够均衡，但是若论其涵盖地域和关照广度，则是有清一代所有朝鲜赴华使者所见所记所不可能有的。

在此基础上，崔斗灿先是比较了中国南北之大异，更进而将中国与朝鲜在衣服、室庐、种植及葬地坟墓等方面的特征作了比较。

关于室庐，他记道：“我国室庐之制，有上下之分，有公私之限，而中国则不然，虽士庶之微，市井之贱，苟财有余则栋宇也，墙垣也，极其宏杰，墙高数仞，而皆是熟石也。屋设四门，而皆是丹漆也。其寝室则青纱帐红氇毹，客室则床桌不知几百坐。江南之人尤以奢侈相高，层台叠榭，处处相望，贾生所谓‘富人墙屋被纹绣者’，非虚语也。”

关于衣服，他记道：“我东衣服之制，自卿大夫至士庶人，等级分明，非但衣件色目之异，虽绸缎布帛之属，随其精粗，视其地位，随分服著。而华人则不然，僧徒之微，水火夫之贱，皆衣锦履绣，遍身绮罗，无有贵贱之分。贾生不谓‘倡优下贱得为帝后饰者’，非虚语矣。”

关于稼穑，他记道：“我东治田之制，除水田外黍稷之属并栽一处，或豆田种秫，秫田种豆。而中国则不然，秫田专种秫，豆田专种豆，又多种玉秫，处处相望。我东所谓江南秫也。虽医药亦然，针医专用针，药医专用药，如痧药、万应丹、太乙丹，自成一家之流是也。不谓术业有专攻者欤！”

关于墓葬，他记道：“我东堪舆之说盛行，葬其亲者，或夺人之冢傍，或禁人之入葬，甚者或已葬而累迁，其曰言‘体魄不宁’，而其意为子孙之祸福也。余自吴越至关东，则华人之起坟者，或于田野之中，或于江湖之边，初不于山上占之。吴越之间，非无名山也，燕京以北，非无众峰，或一家之冢，累代继葬，而遂成北邙，他人之冢，错杂其间。观其墓碣，则亦士大夫之坟墓也。且太原府，皇都之外城也，公廨密迩之处，私室至近之地，容人入葬，未闻居人有祸败之端，子孙有凶折之弊。若是乎，山地之无关于人家欤！然则为子孙者，但是当慎其六忌，谨其瞻扫而已也。”

以上中国与朝鲜关于起居生产衣服之制的四个大类的比较，是相当粗疏的，而且在同时代的燕行使者所记中，能够轻易见到，而前此关于中国南北舟车之比较，也属简单性常识，只是崔斗灿以游历过实地人的口气，似乎说得更有底气一点而已。

三、崔斗灿《乘槎录》与崔溥《漂海录》的比较

明朝孝宗弘治元年（朝鲜李朝成宗十九年，公元1488年），朝鲜济州等三邑推刷敬差官崔溥为奔父丧，在海上不幸遭遇风浪，漂流到了中国宁波府属地，获救登岸。在中国官员的押送下，从宁波沿着日本贡使的路线北上，行经运河全程，回国后奉李朝国王成宗之命撰写经历日记，完成《漂海录》一书。330年后，即清朝仁宗嘉庆二十三年（朝鲜李朝纯祖十八年，公元1818年），崔斗灿同样不幸遭遇风浪，在海上漂流，到中国宁波府属县定海获救，而后沿运河北上，再次因为偶然的原因，行经运河全程，撰写了《乘槎录》一书。两人前后历险相似，而时势不同，境遇迥异。

崔溥《漂海录》一书是作者回国后应国王之命，在一周内整理出来的，参考了相关书籍记载而成。崔斗灿《乘槎录》一书，上岸一二天内即记下了历险之事，后来所记也大多只是经历之事，因此所记更加真切。

崔溥在宁波和杭州以至行经全程中，中国官方看管得很严，不能随意走动，故很少接触社会人士，殊少与中国知识分子的记录；而崔斗灿相对自由，与社会人士特别是地方知识分子频繁往来，故与之交往的记录很多，尤其是往来的诗文都保留了下来，极为难得和珍贵。

崔溥全程留心观察运河交通，在其《漂海录》中，记录了未曾为前人所注意或因习以为常而未曾记载的有关驿站、急递铺、浅铺、递运所、巡检司以及堤闸堰坝桥渡塘等大量运河交通设施的内容，有些交通设施，既不见于前人记载，也不见于后人记载，只存在于某个特定时期，依据这些内容，结合相关文献特别是地方文献的记载，对照崔溥前后的同类记载，我们不但可以了解明中期特别是15世纪后期运河交通的基本情形，而且可以观察到明代交通特别是运河交通设施的完善或废坏程度。崔斗灿意不在此，在其《乘槎录》一书中，几乎完全未曾涉及运河交通设施情形，我们不能据以了解由明入清运河交通设施变化的情形。

崔溥经过运河各地城镇的时间是均衡的，除了在杭州为了等朝廷的行程批文停留时间稍长以外，其他地方都是一路经过，所以《漂海录》所记，全书篇幅也较为均衡，南北之间并无轻重。崔斗灿《乘槎录》一书，也许作者停留在两浙的时间较长，与当地人接触最多，印象深，可记内容也多，所以全书详于长江以南而略于长江以北。崔溥《漂海录》多运河交通设施记载，而《乘槎录》只记何日到何地，不记相关设施，似乎只记人事，详于交往，而疏于行程，无视交通状况本身。也许崔斗灿看过《漂海录》，所以觉得里程没有记录之必要。

崔溥由南至北，行经运河，一路上比较江南江北异同，甚至各个城镇之间的差异，将运河南北部之间在市井风貌、第宅质地、饮食起居、衣帽服饰、文化程度、仪容打扮、丧葬习俗、宗教信仰，以至对于农工商业的态度、从事程度、生产生活方式、生产生活用具、水利资源的运用等，均作了具体而又形象化的论述，最后还有中国南北差异的详细比较，一幅明代中期运河沿岸的市井风貌画卷跃然而展现在人们面前。崔斗灿《乘槎录》一书，对于中国南北的比较相当简单，但多了中国与朝鲜关于室庐、衣服、稼穑方面的比较。

崔斗灿也非常知趣，知道北京惯见使者之行，谓漂人无足观，所以前往观看他们的都是市井子弟，而作者与他们“卒无可话”，所以有关北京，不像其他到过中国的朝鲜人，必定对北京之繁盛描述一番，而吝于笔墨，几乎无所涉笔。

在清代，朝鲜使者到中国，均从中国东北到北京，所以亲历江南等地以至运河一线的朝鲜使者同明代一样是没有的。朝鲜人到过江南的，可能只有一些因意外而漂到福建、浙江然后取道运河北上归国的难民，如崔斗灿自己在杭州就遇到了漂流到太平府的八位济州人，在北京朝鲜馆舍中遇到了漂到苏州的十二位济州人，道光十一年（1831），朝鲜的谢恩使在北京郊区永平也曾遇见漂到福建的九位济州难民。但是这些人虽然也可能历览了江浙之胜，却“均无寸楮之所记”，都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清代中期朝鲜人有关运河全线的记录，只有此崔斗灿的《乘槎录》。当时的中国人，行经运河时，也常有日记类记录，如乾隆十三年（1748），浙江秀水人的《公车纪程》，杭州人吴锡祺乾隆五十八九年间的《有正味斋还京日记》和嘉庆二年的《南归记》等，都记录了自浙江至通州之间运河行程，但都是里程式的日程记录和闸坝记录，有关人事方面的记录，特别是与当地士人唱酬交往的记录，似乎未见有如崔斗灿之所记详细者。从这个角度说，崔斗灿的《乘槎录》，或许是清代时有关运河行程人事特别是中国与外国人士交往的最为详细具体之作。

（原载《史学集刊》2009年第3期，署名范金民、罗晓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