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级政府在官员组织架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处于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县级主政官员在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明代县级官员直接面对百姓，谓之亲民官，视为有关百姓生计痛痒的父母，称为父母官。在这些父母官中，不乏为百姓所敬重、所怀念甚至崇祀的能臣廉吏、循吏清官。他们留下了较多的为政实践类官箴书，如任过浙江淳安县和江西兴国县知县的海瑞的《兴革条例》和《兴国八议》，北直隶宝坻知县袁黄的《宝坻政书》、福建惠安县知县叶春及的《惠安政书》、南直隶吴江知县刘时俊的《居官水镜》等。由这些为官实践，我们得以了解明代县级官员的为政理念、自我要求和一般做法，但究竟他们如何行政措置，似乎仍然难得其详。

作为明政府的基层官员，县官既是“要官”又是“苦官”。学界对于明代知县这种“要官”“苦官”一向较为注目，研究成果较为丰夥。但主要集中在对县政的总体研究和知县的群体探讨上，对于知县个体，往往只叙述海瑞、徐九经、叶春及、陈干王等人，也许受资料限制，似乎都未提及明末浙江嘉善知县李陈玉，从而在明代知县研究中，稍有留白，有待开拓。

李陈玉，字石守，号谦庵，江西吉水县枫坪人。天启四年（1624）乡试中举，崇祯七年（1634）进士，为三甲第79名。陈玉生员时与许声、曾之传交游，曾联名上书知府，言地方事务，号为“河上三奇”，为邹元标、罗大纮所赏识。中进士后观政时，上书直陈利弊，侃侃著直声。崇祯七年至十三年，出任浙江嘉善县知县。六年考核为最，升任礼部仪制司主事，逾年改选监察御史。御史任上，侃侃论列，不避权贵，有《台中疏稿》行世。明社既屋，顺治六年（1649）出任南明政权兵部右侍郎兼都御史，兵败殉职。

陈玉政绩，最值得表彰和探述者，即在嘉善知县任上。其为政六年，“一意为民”，兴利除弊，深得地方士民好评，离任后有《去思碑》，身殁后入名宦祠，江西祖籍列入名臣传。有《退思堂集》传世，其从政内容被清朝康熙时一代循吏陆陇其编为《察奸》《恤隐》《狱讼》《知人》篇，收入《莅政摘要》卷下，对后世治理县政者产生一定影响。

本文主要依据其文集，透视李陈玉在明朝大厦倾覆前夕担任嘉善知县的县政理念，梳理其所作所为，并探讨其处理县政的成功之道，期能于日渐红火的县政县令研究拾遗补阙，有所裨益。

一、李陈玉的县政作为

浙江省嘉善县自宣德五年（1430）由嘉兴县和秀水县分出，是浙江东北隅的一个小县，北与南直隶的苏州、松江二府接壤，东西30余里，南北50里，幅员并不算广。明末，全县大约有户4万，11万余人，有田60万亩，地10800余亩。当地经济并不发达，不像邻县嘉兴、嘉善等地蚕桑生产特别兴盛，副业手工业生产仅以棉纺纱或“以纱易棉”出名。但赋税繁重，每年交纳的秋粮即达118200余石，银78265两，而且分担解往两京的“白粮”，钱粮征解压力沉重；与嘉兴、秀水二县存在严重的嵌田问题，嘉善有田在二县3000余亩，而二县在嘉善境内却达33000余亩，土地册籍始终难以厘清，民间纠纷不断，诉讼案牍十分突出；又地处两省三府交界，河湾港汊密布，窃盗频发，地方治安形势严峻。到李陈玉出任县令的明末崇祯年间，朝廷催征钱粮不但数额巨大，而且急如星火，时处多事之秋，地方不少问题积重难返，有些矛盾突然迸发，人心更处于惶惑不安状态，在在考验着县令的行政能力和水平。县政涉及各个方面，千头万绪，矛盾杯葛，李陈玉在嘉善，自然不可能统筹规划，实施全部，处理所有事务，他只能应付重务急件，不出大事乱事，以上报朝廷国家，下抚地方百姓。

明代县令职掌，令典规定十分清楚具体。县令授官后，吏部给予《到任须知》，开列上任注意事项，计有31条，即祀神、恤孤、狱囚、田粮、制书榜文、吏典、吏典不许那移、承行事务、印信衙门、仓库、所属仓场库务、系官头匹、会计粮储、各色课程、鱼湖、金银场、窑冶、盐场、公廨、系官房屋、书生员数、耆宿、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官户、境内儒者、起灭词讼、好闲不务生理、祗禁弓兵、犯法官吏、犯法民户、警迹人。境内事务，几乎无所不包。

陈玉在嘉善县六年，其文集《退思堂集》载其嘉善任内理政29条，为：省比较以善催科；整漕规以便军民；清帑藏以肃奸蠹；设法并蓬以完宿逋；革火耗以劝乐输；力裁省以恤各运；获剧盗以安地方；严指扳以安良民；严人命以安繇赖；清词讼以省弊扰；省赎锾以宽民力；严买价以甦铺行；兴孝弟以教民厚，掩骼胔以教民葬；兴学校以养人材；讲乡约以化民俗；修城垣以重保障；修演武亭以专操练；练民壮以备防御；治赌博以儆无良；治打降以护愚善；逐娼优以防淫盗；禁投献以安民业；理盐政以完鹾额；劝垦荒以甦赔累；积储蓄以备荒乱；汰冗役以清衙蠹；清监铺以广钦恤；督浚筑以修水政。在署平湖县令任内9条，为：设法催征以补欠解；停止钦赃扳报以安富民；完修圣殿以崇儒学；请加额入学以弘作养；捉获剧盗以靖湖荡；禁止赖诈以安良民；省发轻系以恤无辜；严禁衙役以省骚扰；捐纸赎以恤穷民。大多还附有实际事例。

以上胪列的38条，多据实情列出，实际可以归为八类：即征收钱粮、清理词讼、社会治安、减轻负担、励行教化、农田水利、整肃吏胥和培养人才。通读其文集，可知陈玉在各个方面，皆付诸实践，但分出轻重缓急，或实力奉行，收到实效；或一般布置，循规而已；或因陋就简，应付而已。较为突出的，是如下几方面。

（一）征解漕粮

明代江南，赋税最重，重赋之中，漕粮份额尤其沉重。到明末，征解漕粮的负担最为突出，“漕兑一节，浙西第一繁难”。明末清初人的体会，江南地方官的主要精力，用在了催征钱粮上。

李陈玉就任时，前任署篆交盘册报，已征钱粮只有银三两，带征钱粮拖欠数多，亦未征完。“新妇看进门，新官看到任。”陈玉于崇祯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抵任，当时运漕旗军之船已集河干，督粮道派员黄丞即请陈玉赴仓开兑。上届漕粮，开兑于崇祯七年春天，前任马成名，按旧规兑粮，每一百石加耗赠九石八斗，而漕军分外横索，每斤加一，此外淋尖二十捧，名曰“赠头”；四笆斗，名曰“顺风”，以及插花、挂红、开窗、会筹各种使用名目，总计每百石粮，兑至一百五六十石。粮长甚苦，因而大哄，马令因此罣误罢职。陈玉决计不改旧例，不能再加重百姓负担，乃与兑军卫所官员商量，告以若改民兑为官兑，九石八斗之外，漕军并无什么益处，故为军之计，不如循往例以相安，免得再生近年之祸端。同时，将此设想详陈督粮道。督粮道命杭州府推官黄海岸前往调停兑粮事宜。黄主张九石八斗之外，劝增六两。陈玉闻之错愕，说漕规九石八斗，即是赠粮，即使时势变化宜稍通融，也不应骤加至六两。黄说嘉兴、秀水二县有此事例。陈玉说，各县各有事例，即使嘉兴、秀水二县，例也不同。黄说，前官已为此被罢官，君初至，宜稍宽之。陈玉说，嘉善从无此例。某正以初至，未能为地方有分毫之益，而遽而滥觞，坏其定规，以此取容于运军，而得罪于地方，若定规不逾，而粮里息肩，即使因此得罪而去，也甘心情愿。一个调停，一个力争，直至深夜，陈玉不禁潸然泪下，随行胥吏大惊失色。次日，陈玉仍然力争，反复权衡，定为三两。随后嘉兴府理刑总捕和督粮道侯姓均至，痛斥运军，杖击旗军之刁横者，将额外赠银定为八折，即二两四钱，从前淋尖各项名目悉数减除。总计全县运往辽东的漕粮十万石，减省米粮八千余石。而且因为调停耗赠数量相持不下，开兑时间在全府最晚，却不到十日，即全部竣事，随漕轻赍银13000余两，也在十日内全部征完。

陈玉走马上任，匆促任事，处理极为繁难极为棘手的漕粮征兑之事，竭尽全力，据理力争，继之以泣，将百姓负担降至最低，最终顺利解决，各方满意，其为民之心和理政能力，初步显现。

崇祯八年漕兑，陈玉因上年赠耗骤减，运军期望未厌，心中就无底，盖因所兑漕米，是否能保颗颗饱满干爽，抵仓交兑不出问题？陈玉寻思，应该在漕米质量上下功夫，消除漕军口实隐患，于是以搧飏漕米确保质量为第一义。以往征兑漕粮，地方官府也会组织搧飏，但“粮官利其陋规，苟且涂饰”，县令即使精敏，也略观大意而已。陈玉厉行其事，全县20区，仓廒390余间，召集县丞、主簿、典史三人、学官三人，以及阴阳官、医官各一人，杂选吏农诚实者二人，共十员，每员分管二区，督责簸扬，认真行事，其本人总督，不时巡验。督粮道朱姓临仓，见万簸既干既洁，每仓如此，大为感叹，终日不责一人。回去后，对运军说，嘉善之米，杭、嘉、湖三府为第一，我所深知，尔辈万勿狃往年积习，若有分外之求，漕运有常法。诸军从此气夺。经过认真搧飏之米，较之往年，一石之兑，可免二斗水谷，百石之兑，便多出了二十石，耗赠虽减，淋尖亦除，运军实际并不吃亏，所以自是心服。因为所兑之米质量有保证，督粮道等查验之官不至，运丁之各种要挟消除，漕军之鼓噪无由，省去送往迎来之费、调停口舌之费，以及无名之费不计其数，无论对于交粮业户，组织兑粮的地方官府，还是负责解运的漕运部门以及运军，均实受其益，所以为各方所接受。其中只有处州卫运军，仍怀上春之憾，要求增加赠耗，方肯受兑。其要挟愈悍，陈玉持之愈力，讲兑三日，毫无增加之意。运军计划于第四日起哄闹事。陈玉径自前往粮仓，晓谕运军道：“县官以诸军劳苦，地方又各有一定之例，无能为诸军拊循，惟是必搧必飏，干洁圆净，使一百石免二十石之水谷，则较往时多二十石之好米矣。诸军不计其大，而计些须赠耗之利，非所以长算自便也。且县官搧飏之难，与绅士、百姓不知经几龃龉，而有此所谓粒粒辛苦，而诸军不以为德，地方且以为怨，则自此以后，谁复有肯为诸军任者。吾言及此，吾心灰矣。”于是诸军感动，叩谢而去，平兑之议，从此而定。而运军中仍有一人请求，说一切可依所约，惟乞与一“顺风”。所谓“顺风”，即欲加一斛面淋尖，粮官错愕，但又不忍拒却。陈玉应口说，“顺风”在百姓丝毫不能增，改由官给“顺风”，库给赏银一两，则与其看百姓之面，不若官为受亏。至此，漕粮交兑事宜，全部定局。

崇祯九年漕兑，先是杭州卫兑军陈百户呈称嘉善米色不佳，欲求如嘉兴、秀水二县例增加耗，陈玉依赖督粮道予以批斥；后有张姓运弁欲借米色闹事，陈玉详细劝谕，告以兑事本末、民力之艰、漕法之严，以及到京交卸之方与沿途稽查之法等，对方大为感化。陈玉据理持正，漕粮交兑十日而竣。漕粮征兑，自开征至竣事，头绪纷繁，前后历时90天，环环紧扣，一环不如期，就难完成。其难之处，主要有五：征收难、验仓难、搧飏难、押差难和驭军难。陈玉在每一环节，均采取切实措施。在征收方面，先严花分诡寄，官户滥冒，又体恤贫户之艰。嘉善一县，本多官宦之户，又冒滥成风，冒称官户的现象极为突出，陈玉照官三民七之例，查明运辽漕粮十万石，官户合派三万石，凡是本县宦户和外县在嘉善境内皆有田产的宦户，均须按例摊纳。征收时，定出分征之法，采用征收条鞭银之法，定出户等，分单征收；又用火牌法，如有拖欠，各欠各比。在验仓环节，陈玉委令粮官，使其精心稽察，隔日巡视，革陋除弊。在押差环节，交待吏役，示以严法，教以平心，先限制吏役多得好处的欲望，并立奖励之法，凡完单早缴者予奖。在驭军方面，陈玉更是有理有节，据以力争，并为运军考虑，确保漕粮干净圆洁。连续三年，陈玉兼顾业户、地方官府和漕粮运军三者的关系，从管理层次入手，剔除以往各种陋例，从而既不增加业户负担，又不短少运军既得收益，而能如期足额完成漕粮兑运重务，实属不易。

连续三年间的漕粮如额征解，不但未引起地方骚动，反而赢得地方士人和百姓的认可，显露出陈玉精于吏治善于处理棘手事务的能力。两年多下来，李陈玉可谓站稳了紧跟。地方志书称颂他征解漕粮，“得复旧规”，而“抚字催科，俱有良法，动中民间利弊”。嘉善地方接纳了近年难得出现的能臣。

（二）整肃吏胥

治政始自治吏，吏役行为，是县政的直接反映，而能否驾驭吏胥，即是县令理政成败的关键。

万历后期的吴江知县刘时俊形容：“公差需索，天下皆然，而吴中为最。”明末嘉善县政，百孔千疮，吏役舞弊弄奸，十分严重。陈玉任职时，差役繁重，冗役杂沓。陈玉发现，“役色之冗，莫如嘉邑”。皂吏分河分徭，捕快分名分盗；既有健步，又有长差。蓝旗手多至60个，听事吏冗至20人，队长也用听差，船头也予常遣，营牌则有多人。甚至“作恶种种，结党翩翩，前官已革而更名复入，往事已惩而后恶又作。一人常兼数役，一役常容数人，兔成三窟，虫生百足，以窥伺为精神，以谤议箝官府”。吏役一多，弊窦就层出不穷，难以缕述。

在钱粮征收方面，乡绅陈龙正感慨地说：“嘉善奸书甲于七县，粮科奸窟又甲于六房，蚕食年久，动千成万，亏数既多，设法掩赔。”以至于自万历三十一年（1603）起，钱粮开始预征。李陈玉也有深切体会，说：“钱谷之数，百弊丛生，目欲如电火，不使其稍停也。稍停则吏胥卖矣。”粮房作弊尤为突出，“此中粮房之弊，人人言之掉首，飞洒诡装，重支冒领，线索别衙门，关通本库役，烹分侵匿，视以为常”。或公然多收，每年交兑漕粮，为应付南北漕运衙门需索，县衙向粮长多收银两，多出375两。或多收少交，“存堂则以多作少，纳户则以少作多”，甚至将已经作废的收粮板式溷选印发，以朦蔽过关，或者在纳户票外，串通书铺，一概将边款裁削。如登记堂簿完银之数，本应各照票书号，叶姓胥吏却前既登号，后又添“续完”二字，而号仍与前相同，显然为侵蚀地步；唐张六者监收业户钱粮7钱8分，少交8分。或以少作多，造成钱粮虚空，如白役盛杏芳，收税银1两6分，填作1两6钱，虚填官簿，隐漏税粮近6钱。

在钱粮报销方面，冒销严重。如县衙发台州运官夏应冬行粮，报销时，既开板木脚价银1两3钱8分5厘7毫，仅隔一行，又捏添板木银，数目同前；而另一次报销同类银粮，顾姓吏胥既开一项，过了数行，仍将前项别换名目重开，而银数相同，均是公然重支冒领。

在仓库管理方面，库书千方百计蠹食库吏。李陈玉闻知，“每一库书在库，定要为人虚认完纳，库吏不敢不从，有票无银，及至临期，累赔”，天长日久，“库书蠹食库吏，使佥点者望而欲走”，库储空虚，库粮无着。

兵房、刑房书吏，作弊弄奸，也复如是。如冯卿，是“积年衙蠹，一身而兼数役，一役而党数人，既为皂虎，复充壮枭，民间恣其吮吸，官府听其卖弄”，裁扣工食，抢诈兵书，钳制库吏，不但行径恶劣，而且手眼通天，“使受害者不敢证”。

针对吏役的种种不法作弊行为，李陈玉采取一系列措施，以除弊补罅。举其要者，约有数端。

一是严厉考核。陈玉发布文告说：“照得衙蠹纵横，天下公患，多一人民间多一害，少一役官府少一累。又且人众反易生推诿，党繁必互相朋奸。有一役而数人共者，有一人而经数房者，有已革而复改名换姓溷入者，有作恶滔天倖未败露尤然在役者。如此种种，法当芟除。今立条件于后，照单填入，有不遵依注明，查出责革，仍以欺蔽论罪，仍取五人不致扶同结状，如朦胧不举，连坐革役。”随附所开条件，相当详实，计有籍贯年貌、充某役、有无朋役，并要直陈许改过自新，许自陈功绩以待查验等，共20余款，如有不填及填不实者，与填一两项不全填者，查出俱革役。

二是裁汰冗员。前述如此多冗役，陈玉对于历来屡见过犯，到任屡误公事，及重役冒役，“每项谅革数人”，以此警惕那些未革者各守法度，不再重犯。

三是实名点卯，设立鸳鸯签。针对衙役出而不返，得贿捱时，不及时回衙销差的陋习，陈玉创设点卯的鸳鸯签。其签阔约二指，长为七寸，中劈为二，合书本役姓名，腰尾用二铜管系束，实钉右半，其左半凭以出入。每遣发差役时，取其左半而付以右半，藏于匣笥，如不赴销，则其半笥查检极便，难逃比责。事件完日，左右方合。此既可以杜绝白役假签之弊，又可以督察差役办事之效。

四是工食设立长单。针对重支冒领之弊，陈玉设立长单，每一色役各付一张，用印钤记，发付经办员役头目执领。单上详书某役共多少名，额派工食共若干，每名除扣充饷外，实给银若干。每次领款则填明一行，然后开库兑银。如无此单，不准支发。支完之日，即行缴单。

五是防微杜渐，堵塞漏洞。刑房书吏，每逢发牌佥拘中证人等，往往涂改名字，临审不到，可以藉口免提，从而草草结案，吏役可以牟利。陈玉洞悉此手法，乃书写朱墨，皆有暗记，与吏书临时所填，墨迹浓淡宛然分明，吏役作弊即时显露。

六是亲力亲为，尽量不用、少用、不专用差役。陈玉并不只是发发告示完善规章，而且付诸行动，亲自表率。全县204里，其中镇都4里没有杂差，专值上司宾客往来酒席并本县境内公出。以前通常由差人催酒、看席，门子索器皿，厨役索调和，官府听其妄禀，募夫恣其鱼肉。陈玉概不用差，每票即差本役，所有需索全部取消，只到临席时自行查验，“断不听信左右一言，断不轻发一签”。衙门内杂役，陈玉“不专用一人，不假借一事……价值应时即发，差役无从索扰”，体制极简。平时生活，“一切日用之需，苟简俭薄，皆命库吏着人私买，从不差一快甲，以为铺行之累，包封亦无官价名色，点硃不出公门，分毫皆照时值”。即使应由书吏等代为起草的申文，陈玉惟恐辞不达意，乃亲自操笔，费心推敲。

（三）擒获大盗

嘉善僻居浙江东北角，与南直隶松江府交界，河荡泖塘纵横交错，贼盗易于藏身，社会治安形势较为严峻。时至明末，盗贼往往与衙门捕役相勾结，白昼行劫，杀人越货，肆行无忌。崇祯八年，陈龙正描述道：“寇盗行劫无虚日，至有一日之间，劫数家数舟者，邻旁莫敢救护，失主不敢鸣官。”陈玉抵任不久，告失告境之案纷纷，陈玉征求地方意见，又一个个摇首攒眉，均说难缉，因此，能否擒获大盗，重点突破，即是对新县令的考验。

擒获巨盗袁珠寿。嘉善有群盗，屠阿七为巨魁，光天白日之下，公然闯入村落民家，勒索千金，或数百金，稍不遂意，即绑人而去，主家交上赎金，必要足数以后才放人。如此，广大乡村人心惶恐不可终日。在屠阿丑团伙中，有袁珠寿者，一门三四十人，均是该团伙中的翘楚。屠阿丑被前任兵备道擒获，而袁珠寿漏网逃逸。袁接过屠的位子，登坛主盟。在陈玉抵任前，袁已被署任知县擒获，旋即以计脱逃，不知踪迹。陈玉找到与袁珠寿有往还的两个捕役，与其严约，获盗则功赏，不然则法办。约了十日，仍未进展，则将二人的妻子孩子扣押起来。过了一月，陈玉抓获曾窝藏过袁盗的章裕中，再三审问，坚不供吐。一时难有突破，陈玉暂时放置不问。又过半月，陈玉密令一人，假装从盗夥中来，寄送银米来监中。章裕中并未觉察，透漏了袁的潜藏处在秃树下袁环之家。陈玉唤来二捕，示以“秃树下”三字，二捕意识到不可隐瞒，只得供出实情。袁珠寿闻知，变换姓名为麦商，欲往镇江外逃。陈玉料定其必经浒墅关，令二捕守候数日，终于擒获。

擒获大盗袁颇寿袁二弟。袁珠寿既被擒获，但其左右臂膀袁颇寿袁二弟尚逃遁，潜居平湖。平湖为隔属，陈玉一时难以下手。后来正好兼署平湖县令，到衙三日，陈玉从皂隶处打听得，二盗有妻妾，往来不常，出没无时，曾在乍浦某地，然而因袁氏人多势众，捕盗不敢问。陈玉从此牢记在心。后来杭州总捕差人关提，名单中有二盗姓名，陈玉大喜，于是选择一位可以激励的捕盗，委令其日中即将袁盗擒获。其人后来将袁盗妻子儿女拘押，获知袁盗隐遁在松江，擒获而归。

两股大盗先后擒获，“于是由拳松泖之间始有宁宇矣”，嘉善一县治安趋于好转。

（四）清理诉讼

明臣一再强调：“国家大事，则莫先于刑狱，刑狱所重，莫先于人命。”及时清理案件，公正处理诉讼，辨明冤枉官司，既是县令的基本职责，也是县令公正廉能的体现。

李陈玉抵任时，嘉善民生状况较之以前大为恶化，“土豪、势恶、光棍、恶少、劣霸、衙蠹六种人物妄生不情”，激化了民间的各种矛盾，各种诉讼案件大量增加。李陈玉形容：“民间扰扰，比前较甚，每一投文，往日以百纸计，今且每日以三百计矣。”对于日形增多的讼案，陈玉以民命、民生、民情为念，投入大量精力，不分昼夜，精心研判，及时审理。他说：“手板日以百计，令行行覆阅，折折剖判，或曰‘子无乃自苦乎？’余应曰：‘否，蔀屋之民，积日夜以相诉也，令既不能人呼而人谕，片纸所书，何惜夜半之烛，数行之墨乎？即或受绐，久当自绝。’”审案时，更精心研判，反复核实，力求公正合理，反映民情，符合当地实际。他说：“多问数辈，其情乃出，故众人易决，我必三反。每判一案，必延数刻。何者，民枉延世，民命关天，五疵先戒，六听并用，诚慎之也。又其最者，民孔穷矣，流锾为孽，粜谷卖丝，又复重剜，廉士所耻，仁人所恻，故余之日审也，免供者十七，免纸者十六，恨备赈之有额，愧解纲之未纯，是非何尝无缪，教戒祈于至诚尔。”可见陈玉理政，处理民间诉讼十分慎重，极为称职。(www.daowen.com)

总结分析李陈玉理讼事例，大致可分如下三类。

一是调处田宅买卖找价纠纷。陈玉在《谳语》一类中，记录了大量审案断语，其中仅涉及房地产转移后的找价事例，就多达20余起。江南民间田宅买卖，产业绝卖转移后，卖主往往循照乡例，向买主提出找价补贴要求。此风起自明后期，到万历时期大兴。李陈玉任职时的崇祯年间，嘉善找价风气更加盛行，田宅转移长期纠缠不清，成为民间诉讼的常见现象。

据李陈玉所记，有盛芳者，将田85亩卖给蒋监生，蒋转卖张君求，蒋君求转卖盛国风，“业更三主，历有岁年”，盛芳死后，其母托人求于盛国风，国风又助银5两，又代张君求找价5两。而盛芳之弟盛德，又逼勒国风书立退契。李陈玉判断，找价7两，但不准其书立退契。又有符玉衡兄弟卖田于顾来聘，已经加绝3次，仍提出找价要求，李陈玉不准，而予杖处。又有苏其来与陆藩郎舅之间，竟“以万历三十六年久卖之田，愿加价于崇祯年间”，李陈玉觉得“真怪事也”，断以各罚二石粮备赈。又有江林，将田卖与杨清，得过正价24两，又找价4次，共得找价11两，仍提出找价要求，李陈玉认为此乃“过物之求”，不准。有滕间者，以万历十四年已卖之田，又经转卖于人者，仍向买主服叔滕俸“索加叹”，李不准。有陆成，万历四十三年卖田于吴近，已加绝3次，原价只14两，加价已7两5钱；卢奉溪卖田于万历四十一年，加绝8次，崇祯时已变卖他人；姚敬峰于万历十三年卖田6亩8分，加绝13次，原价只12两，而加价已22两4钱；吴思春于万历十三年卖田8亩3分，加价11次，原价只15两，加价已21两。如此远年交易数例，加价已接近甚至超过原价，“人已长其子孙，甚且沧桑既更，楚汉俱尽，尤复无厌相索”，原业主再提加价要求，否则即以漏税控告。李陈玉核查之下，发现原契俱已交过税银，独加契未税，他不愿以些须加契之漏税重罚其人，而“宁失不经”，一概判原业主以杖警。陆文炳之母浦氏，于天启四年将田9亩1分卖与沈梦璧为业，已经十余年，提出回赎。按律，“五年不回赎”，现在浦氏提出回赎，意在加价。陈玉虽觉得按律不能准，然“姑念浦氏寡妇，而卖田亦我之哀民也，量断加价八两，则彼此皆平矣。俱免罪”。有盛国风，于天启五年将田64亩卖给冯宦，已加价2次，经过13年，再提要求，李陈玉认为要求无理，但“猎较从俗，量断再加银八两，此后仍生葛藤，则有健讼之法禁也”。有蔡纶，与倪淇澳，互较基地，各照地贴银，纶以葬亲，澳以造基，各得其所，而蔡纶找价，已加3次，仍提加价要求，李陈玉认为加价“不为不多”，但“再断加银二两五钱，实数与之，不许仍前不足，致生衅端也”。

对于屡屡发生的田宅找价诉求，作为知县的李陈玉，虽对“秦汉以来，皆可执版章而问魏晋也”的找价现象感到十分奇怪，对千奇百怪的找价理由不禁叹息，但深知其地流行加绝之风俗，因而在稍开贫人一线生计的指导思想下，他既没有按“五年不回赎”的条例直接予以否决，也没有按照《大明律》的规定而惩罚加价漏税者，而是承认民间的找价习俗，在三次找价以下，一般均予适量满足要求，而只对找价次数过多、历年长久或毫无道理的加价要求，不予支持。李陈玉处理的房地产加价案例充分说明，明末江南民间找价的做法极为流行，官府对三次找价的惯例一般也是认可的。

二是审理各种诉讼。陈玉勤于审理诉讼，案牍随时清楚，并不留滞。他在《讼案散记》中记录了17例，以观其自身判案是否得当，我们据此可以窥见其理讼基本情形。17例中，多为钱债田房财产细故。研析其断案，可知陈玉多据人情、事理及地方具体情形出发，细心推断，求得真相，从而判明案情，从实发落。如审张姓告朱姓一案，发现张姓、朱姓以及邵姓所投讼牒字迹同出一人，乃令作证的邵姓书写笔迹，发现两家讼纸均出邵姓一人之手，其实两家均未有兴讼之念，盖因邵姓是里中学究，窥视朱张两家有隙，试图兴讼居中谋利，捏造了原被两家诉状。再如判尸仆一案，见死者左右两手膀伤痕甚多，头与面伤也重，陈玉即判定是犯盗为人所捶死。捕官不信，问何以知。陈玉说，凡民抵敌殴打者，下手必有顾忌。此下手毫无留情，是以知之。且死者左右膀中伤处独多，说明因死者犯盗，不敢对敌束手护身，面有伤痕，则非杀贼而致。后得知，下手人为戚姓，果然因夜半逐贼而手毙盗贼。再如判张姓告许姓一案，原被双方互有田在对方县境内，张姓告许姓历年逋负钱粮累其一方赔纳，许姓则说其在别区完纳，执有纳税由票，不知张田何以未交税粮。陈玉已看出端倪，问清是年司总算册书即是张姓，审出张姓掌握了利用册书机会令许姓赔累钱粮的事实。

三是清理冤狱。陈玉处理狱案，牢记“活人多，厥后昌”的古训，秉持“牧民者，生民者也”的宗旨，“时人巧心于仓卒之外，贯朴心于精详之内”，平反冤狱甚多。嘉善“民俗尤好讹訾”，陈玉了解这一特点，审理案狱时特别慎重。他将较为突出的案例记录了15例，谨将最曲折复杂的开释沈鹤之冤一例，缕述如下。

吴江人沈鹤，邻人徐三盗其农船一只，寄顿于同伙沈三池内，被沈鹤访知。沈鹤禀告至平望巡检司，司差弓兵取出。徐三恨沈鹤入骨，反以拦赃纵盗罪名将沈鹤告至吴江县衙，又以沈三名义投牍于盐院。当时吴江知县审明案情，批将沈三、徐三到驿站充徒，而尚未发遣，营保在外。沈三又在秀水县行窃，为该县捕役所擒，羁押在狱。沈三之妻乃约徐三，试图以行劫所得作营救沈三之资。乃纠合24人，在吴江县劫得标客程日新等银一万余两，铜钱数十万文。程日新呈告至吴江和嘉善二县衙。陈玉严令捕役于三日内破案。第五日，擒获诸盗。陈玉见盗夥中一人有凄惶愁苦状，点其姓名为沈鹤，是最初擒获徐三时，被徐三等人诬告牵扯入劫案的。陈玉连夜召集捕官和典史三人突击审问，每审一名，登记口供，将三处所记口供逐一研对，真情大白。即令差人将沈鹤押发回家，取其邻里保结而还，并将从其家获得的银钱送还，还移文吴江县，附抄录原审内容。未曾想，县中捕役承书担心陈玉治其罪状，又煽动遭劫标客攀指沈鹤确为贼党。沈鹤刚离嘉善，秀水县捕役张堂即将其执获，并其妻子拘系，逼令沈鹤供称参与了抢劫标客一案。从此沈鹤沉狱二年，父死兄丧，妻子行乞于市，每遇告期，其妻仍被收系。后府衙总捕文姓，于途中接受沈妻陈诉，将案情批嘉善县处理。陈玉再次审理，标客也纷纷叩头，为沈鹤鸣冤。陈玉书详招一通，备陈始末。文总捕恻然，下令速将沈鹤释放，发还银两，回家与妻团聚。此案昭雪后，陈玉自思，“父母斯民之心亦庶乎其稍安矣”。如此复杂繁难的冤狱，陈玉排除阻力，公正明断，显示了他擅长理讼的一面。

二、李陈玉的成功之道

李陈玉能够在朝廷不断加派地方钱粮，百姓负担日益沉重，遍地干戈、烽烟四起的背景下，维持嘉善一县之地相对宁静，而不至于鱼烂崩溃，究其原因，可能有三方面。

（一）自身素养

明后期，进士出任知县，正途甲科出身，同年座师关系多，三年考满卓异，就有可能擢为台谏，仕途前景看好，因而在官吏铨选序列中地位重要。柏桦就认为，嘉善名士陈龙正之父陈王干在句容当知县获得成功，就取决于其进士出身。进士出身，地方士人也不敢轻视。万历后期嘉兴府的乡绅李乐就曾描述，当地秀才“不自揣分，遇父母官由科甲者，不胜谀事；视乡科者，便五六成群嘱托，以求必济，苟不如意，便加词色犯之”。李陈玉甲科出身，出任特别看重功名的江南嘉善县令，身份上具有一定优势。陈玉更是一个学养好、心术正、有抱负、以民生为念的亲民之官。

陈玉对亲民之官的责任有着清醒认识。他论守令之责：“令贤则善人多，恶人少，令不贤，善事少，恶事多，王刑繇于此，王赏亦繇于此。一不治，百里乱矣，积十邑不治，千里乱矣。积百邑不治，天下乱矣。故曰，与我共天下者，其惟守令乎！”要做好百里之长，造福地方，就要作好吃苦奋斗的准备。陈玉说：“作官不可受用，想吾此身原为亿兆而来，造福之人，非享福之人也。以一饮食之微而罪人，斯岂志苍生者哉！”陈玉甘愿吃苦，立志为地方兴利除弊，造福民众。

对于为官行政，陈玉有原则的把握。他说：“一代有一代局势，古人行事，不可执于今人；一刻有一刻推移，昨日思量，不可施于今日。”应该依据具体情形，一切从实际出发。

在为官宗旨方面，陈玉以刚直清正的海瑞为榜样，说：“常思吾辈既登朝受命，立于民上，便当孤洁，一意力行善事，不负君，不负民，不负所学，方不愧此须眉，一切身家荣利，那得动念。”陈玉立意上不负朝廷，下不负百姓，做不负先圣教导的好官。

对于做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官，陈玉有自己的看法。他说：“古人往复之文皆民生国政、学问实事，非饬说也。今之濡削，无乃异是。一行作吏，谄谀为德，稷契满口，周孔溢幅，开缄数十行，沥肝洒膈，究其大指，无非承臾。吾耻之，吾厌之矣。”他认为：“吏无他品，惟有利于民者为良，故有利百年者，有利数十年者，有利数年者，久近不同，大小一致。”而行政施为时，“为者，无近利，推而远之，厘而去之，一语之饵，必为截断，一事之尝，必为朴笞，小染不严，大污将至，小犯不肃，大恶将至，小罪不正，大诛将至。”防微杜渐，见微思著，才无大害。他在致年兄信中表明其心迹：“吾侪居官，要期行道，期不汗颜古人，不期作他日田舍翁，并不期今日两衙门抚字心长，催科政拙，如是而已。”他特意写下铭文，时刻提醒自己。左铭为：“为名臣，无为具臣；为良吏，无为巧吏；为正人，无为佞人；为大学，无为曲学。德贵其阴，无贵其阳也；廉贵其贞，毋贵其袭也；恩贵其普，无贵其升也；力贵其定，无贵其躁也。沾沾之惠，不可市也；哓哓之怨，不可有也；察察之明，不可任也；戋戋之才，不可使也。又以清白可传为家业，勿认田园；以政刑修明为事迹，勿认名誉；以丰功伟行为荣贵，勿认官爵；以至诚恻怛为经济，勿认智术。”右铭为：“但合上天之心，无揣下人之情；但同贱者之意，无希贵人之旨；但求梦寐之安，无羡奔竞之能；但隆千秋之勋，无为一时之事。”他以清白廉正自励，而不以宦囊丰满为期。

做地方官，就要以民为本，以民为宝，以百姓之事为事，一切以民生为出发点。陈玉说：“牧民之官，以民为宝，稍可请命，何爱发肤！”他的大堂屏风铭是：“为民息事，莫为民生事；为民生财，莫为民耗财；为民教德，莫为民教败；为民防奸，莫为民养奸。自正则万物正，心清则万物清。”屏风左铭是：“宁可于死中求生路，不可于生处求死法；严以恕行，刑繇德用；持父母之心，行师长之教。”屏风右铭是：“一毫点污，愧他日名臣之传；一念轻肆，堕平生学问之心。清须彻底，德务至诚”；“省赎以养民财，省笞以教民和；本忠厚与正直，乃薰蒸而孔多；喜怒原非我有，为省米而捄过。三传训文，二雅好歌”。他对官员的三年考满内容和作用，理解为“观我生，观民也，言民情之宜否，即吏治之隆污也”。

一个时刻以民生为念、以民命为本的地方官，必定是一个律己严格、廉洁节俭的清正官员。陈玉将廉洁俭约上升到关系地方行政成败得失的高度，说：“威生于无欲，智生于无营，名成于不苟，业成于不欺。故廉也者，士之宝也，治之鉴也，民情之壑也。凡兴利除害，非廉不信；训愚正俗，非廉不遵；强宗大族，非廉不服；悍卒奸民，非廉不慑；听讼察理，非廉不精；稽赋考役，非廉不核；集事耦部，非廉不办；造士作人，非廉不公；殿最无情，非廉不定；鬼神无常，非廉不感。廉也者，官之芒刺，民之衽席，国之桢干也。故周官六计以准敝也。凡廉者，必自俭始。”

陈玉说到做到，在行政时切实践行。抵任后，“筮仕繁邑，朝夕凛凛，若涉春冰，不敢率意行一事，见一人”，衙居数月，孑然一人，家室妻儿均不带，“潇然若僧，愀然如桎”，平时日用所需，“一切皆现价平买，官物且不用，况民间一丝一粟乎”；“从不取民间一物，诸凡价值，比民间或过焉”；“凡借用于民间者，事罢皆归之，一绳之细，不可没也，一铢之价，必以偿也”。前三年中，“不劳一匠，不扰一商”，“三年未役一人，未取一瓦一石”。

地方官光自身廉洁清俭，其实还远远不够，清官要做事，要勤政，一个称职的地方循吏，还应该是勤政爱民、兴利除弊的典范。嘉善是钱粮、人文重地，案牍之纷，头绪之繁，时当明末，官员要想怠政也不可能。万历时湖州乡绅李乐说：“当官者贪财无耻，想是性成，不足责矣。有一等廉靖无求之人，非不可嘉可重。至于临大事，决大疑，遇大歉，须要有胆略，有才智，方能办得事来。”陈玉在嘉善六年，“朝夕拮据，不遑宁处，一邑之繁，几同一郡”。他自述其理政情形：“劳劳簿书，海内至繁，晨出暮入，戴星鞅掌，两臂欲断，双眸不交。向来文字山水友朋之好，今皆似隔世生活矣。”江南各县，“使县官之不结怨于百姓也，无几矣。急难为下，缓难为上，调停宽严之间，小臣之血欲呕，力欲竭矣。若复长此无已，将来江南有土者，诚不知其所终。”嘉善更是极为繁难之地，“盖缘漕兑轻赍既过，复有诸件未完，交催如雨，臂折心碎，此中繁错，大非孱弱所宜”；“亦缘此中案牍如麻，酬应如棘，日出视事，日入方休，上灯佥押，几至丙夜。其一切状折则待五鼓。毕，又复上灯，批判并料理上台文移各件，则晨炊。已毕，又复出堂视公事矣。日叠一日，无复休时，吴牛见月，不足喻也。……江南风土，与大江以下殊属不同，官其地者，事务之繁，调摄之艰，亦百倍吾乡”。陈玉说，以其“菲薄之质，日行艰钜之地，自辰至酉，才得交睫，而铃铎相催矣。日续一日，事复一事，见日而喘，未有歇期”；“弟承乏武塘，材既凡下，事复猬集，且当前人败辙之后，百皆怠玩，宽之则不足集事，严之则适足取怨，忧心如焚，将来未卜”；“以福薄之人居难任之地，议论蜩螗，簿书山岳，直道之行甚难，信心之事不易”；任职嘉善，其地“繁难，海内无二，戴星出入，视以为常。妻孥远来，止淡饭三食，而铃阁拆声，睡常不饱，劳瘁如此，窃以为奉法守职之吏，为国忘家，为民忘身，而平昔之风雅尽脱落无复存矣，一切诗文山水棋酒宾客，至今都不知为何事，平生面孔变为俗吏，然不俗便不似吏”。其“初筮遽膺繁难，案牍旁午，人情错杂，手如探汤，胸常饮冰，劳瘁万状，有不能为长者道也”；“武塘为吴中最繁之地，簿书之旁午，情事之艰难，不可缕指”；“下邑半月之积如山如河，欲求一刻作片启奉候，如赤日长途，苦无寸木之荫”。他还数次提到，任职嘉善之地是“苦海”。诸如此类，自不免有几分抱怨，几分表白，但其勤政敬业之状可见一斑。

（二）交好乡绅

明代后期，江南乡绅势力特别强大，乡绅干预地方官府行事无所顾忌，明末时愈演愈烈。崇祯十五年，都御史刘宗周愤愤地说：“江南冠盖辐辏之地，无一事无衿绅孝廉把持，无一时无衿绅孝廉嘱托，有司惟力是视，有钱者生。且亦有衅起琐亵，而两造动至费不赀以乞居间之牍，至转辗更番求胜，皆不破家不已。甚之或径行贿于问官，或假抽丰于乡客，动盈千百，日新月盛。官府之不法，未有甚于此者也。”此是朝中要臣评论江南地方政治，而若从地方官一方观察，要想施展手脚、有所作为，确实难上加难。隆庆时，名臣海瑞出任应天巡抚，一心为民，搏击豪强，强力推行其赋税徭役改革的一系列措置，有些得到实施，有些中途而止，有些则未付之实行，并在豪强的百般阻挠剧烈反对下，仅仅八个月，即遭解职。相反，江南也有人认为，地方多贤士大夫，如有贤令尹，“非其邑有贤士大夫辅翼之，以补缀缺少，则尹虽贤，固难免于民之尤之也”。这是因为，在严格实行财政“原额主义”的明代，地方官府殊少计划外的财政安排可以用于地方事务，在捉襟见肘的明后期，地方官要有所作为，必须取得地方士人的信任和支持。嘉善紧邻吴江县，万历后期知县刘时俊，修建塘路，兴修水利，即多以乡宦为问计依赖对象，三年后考满优异，进入名宦传，其条约、告谕治政者作为参考。嘉善本县，李陈玉之前五任县令，“皆以乡亲取谤，议论颇多，触处荆棘”。对于这些经验教训，一心为好官的李陈玉自然十分清楚。陈玉在回复嘉善籍云南巡抚钱士晋时说：“贵邑风俗邹鲁，但恨承乏非材，赖长公当今大雅维持夹辅，使不至于云雾堕迷焉耳。”很明显，要想在人文重地嘉善站稳脚跟，为民施政，就必须取得当地簪缨望族的信任、支持或配合。

李陈玉在嘉善，与当地士绅书信往还，随时商酌，保持着密切关系。仅据其文集统计，陈玉至少与如下本县士绅有过书信往还。

钱士升，字抑之，一字塞庵，号御冷，当朝吏部尚书、东阁大学士，陈玉称之为太老师，致书8通。钱士晋，字昭自，士升弟，万历四十一年进士，崇祯时为云南巡抚，陈玉致书1通。钱继登，字龙门，万历四十四年进士，累官佥都御史，巡抚淮扬，陈玉致书10通。钱楠，士晋子，字彦林，崇祯六年顺天乡试举人，陈玉致书10通。陈龙正，字惕龙，号几亭，陈玉同年进士，陈玉致书7通。钱继章，吾德子，字尔斐，崇祯九年举人，陈玉致书4通。钱格，字去非，崇祯三年举人，陈玉致书5通。朱颜复，国望子，字克非，天启七年举人，陈玉致书1通。朱廷旦，字尔兼，天启四年恩贡、七年南京国子监副榜，陈玉致书4通。沈泓，字临秋，崇祯六年举人，陈玉致书1通。魏学濂，名臣魏大中子，陈玉致书7通。支如玉，字宁瑕，名臣支大纶子，万历二十八年举人，历官刑部主事，陈玉致书3通。陈玉与嘉善三大家族即钱家、支家和魏家均关系热络。据陈龙正文集，陈龙正几亭先生致书李陈玉至少7通和公启1件。陈玉与其他地方举人以上士绅有书信联络者，人数极为繁夥，不胜缕述。

作为县令的李陈玉，与嘉善地方士绅就地方事务兴革利病反复商量，探讨谋求解决之道。传记资料载，陈玉捐俸创立鹤湖书院，“每就书院与邑之贤士大夫讨论今古，间谘询地方大利害事”。陈玉拟实行乡约，先征求县中士林意见，称“计非老先生开受良策不可”，再通告全县百姓。陈玉对待社仓济荒之举，先致公启，与县中头面人物商量，“上叩主盟”，认为其事应该完全由地方人士主持举办，也不应向民户强求摊派。他说：“但使有心人皆有其权，其聚少成多之妙，推陈聚新之方，固当听之贤士大夫，而不当问之官也。问之官则胥吏得以操纵乾没，虽有良法不十年而必败。惟一听之贤士大夫，则法之所穷，意复通之，意之所穷，法复生焉。此余所谓乡约社仓相待而举也，固深有望于仁人智士代为修明也。”他个人只是将积余的俸金300两银子，加入地方人士陈龙正等人所捐银两，共计银500两，差人买稻，修盖预备仓数间，“一切捐助尽行罢除，免道傍之筑，省妒妇之口，何等简易”。陈玉上任伊始，化解极为繁难的漕粮征解困局，自始至终得到乡绅的支持。为漕粮征收耗赠银，在外任职知府的当地人潘庆曾提出办法，陈玉回复称：“老先生留心桑梓，造福不浅，不肖某止有次第奉行，以无负至教，无罪百姓而已。不肖自垂髫时，蚤承严训，常戒以入官百事，便民为主，即民便而官不便，犹当不爱顶踵，属纩之言，切切乃心，半生诵读，忍以当局遗乎！……昨至郡城，觉六县皆已定陋规，不肖何敢不为地方坚持，而窍会要领，未得所在，须贵乡诸大老推赤以示。”陈玉在不违背其为官宗旨的前提下，尽量听取当地士林的意见，择善而从。

陈玉征兑漕粮如数完纳，相当成功，也有赖地方士人支持。崇祯七年漕粮征解初步完成，陈玉即复书颇孚时誉的乡绅同年陈龙正，感慨地说：“漕事幸竣，皆仗贵邑诸大老维持夹辅之力，输纳首倡，且完数比民间倍之。早晤道台，便首为地方之颂。次则里递亦称急公，浅新吏何功何德，以报吾民。”并向时任东阁大学士的嘉善人钱士升禀报：“倖附太老师渊源余流，常自顾影问心，何以仰承德意，何以无忝拔擢，侏儒寡效，临事引惭。盖缘大邦非龌龊能理，细斤遇盘错辄穷。漕兑一事，方引罪不遑，未复九石八斗之额，尚何敢贪天功以自文饰乎！”后来连续两年，漕事又完，陈玉回复陈龙正，又说：“漕兑事，皆贵邑绅士父老之力，急公负担，倖得完局，以免于吏谪。”

如前所述，嘉善与嘉兴、秀水二县，存在长期纠缠不清的嵌田问题，给三县合理完纳赋税带来极大困难，李陈玉就厘清嵌田征询陈龙正意见，陈龙正告以“下车新猷，此为第一义。……目前最吃紧关头，只在破嘉、秀之把持”。在平湖县署任内，陈玉为了断钦定追赃案，也是“上请之乡绅，下商之耆老”。

嘉善南门一带，顾姓乡宦临岸修砌，顾姓生员置立船房，前者指责后者壅塞河道，后者指责前者侵占水面，长年纠缠不靖。陈玉做通工作，由举人张周孙等从中调停，出价购买船房和帮岸，然后拆除船房以恢复水面。这样一来，较为棘手的纠纷在士林内部解决，张举人获得善举名声，顾姓两造前后辈不失体统。

在上级官员面前，陈玉也为地方士人说话。当上司要其评价县属举人学行时，陈玉说：“即如职嘉善一县，举人不过一十三人，半属高门华胄，谨守家学，半属闭门潜修，力所善事，中间虽品地有低昂，然其边幅外见，形表可鉴。职到任三月有余，相见甚稀，何从而索其瘢乎？”偏袒之意明显，但用词十分巧妙，无暇可击。

陈玉为政，更得到地方士绅的肯定与支持。由陈玉与地方士人的通信可知，全县士绅暨举人钱楠等曾为李陈玉在上司前褒美邀誉。五年下来，嘉善士绅高度评价李陈玉，县学生员休宁人程志才及全县人士感念陈玉之德，在名宦祠中树立去思碑，内阁学士题额，侍郎曹勋撰文，称颂陈玉“国无逋税，野无追呼，胥史刀笔文无害，侯之治术为之也。使民而民忘劳，爱士而士不敢以私谒。狡如伍伯，悍如旗弁，亦弭耳投诚，绝非分之觊，则侯之道术为之也……购地建鹤湖书院于北郭外，规制弘丽，民不告劳”。李玉之所以成功，与地方士绅认可和称许，并获得大力支持不无关系。

（三）守常不生事

李陈玉所处的崇祯年间，农民起义已成燎原之势，后金政权分庭抗礼，大明王朝入不敷出，国穷民困，民不聊生。此时的县令，能够稳住地方，完成赋税征敛任务，能够不生出事端，使百姓不致雪上加霜，明朝江山不致先从底层瓦解，已属极为难得了。

陈玉对当时的全国大势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说：“我辈居官，只要为民间省事，省得一事便是一件功德，不必问其谤毁若何也。”又说：“作吏要寻常无奇特，寻常则循治之理，奇特则犯人之情。王道曰平，平曰闷，闷曰无赫赫。当谨司而藏之。”在讨论县官为政时，陈玉说：“以法还法，以人还人，以事还事，是谓守常。”

具体处理事务时，陈玉秉持不喜事、不多事、守常的原则，尽量循常去弊。在批示征输市税时，陈玉批道：“凡事苟无大害，循照旧例，喜事不是好官，多事不是良民。”在批示圩长落实农田水利事务时，陈玉批道：“准着圩长领票给填，但要各体上心。行法须善，无多事于民间，便是有功于官府。”在征调差役时，陈玉批示：“本县冠盖如林，小民当差繁苦，已准原额之外，不准滥觞，漕事艰难，干系切身，各宜体谅。”

明末的江南，明初以来实行的里甲制已趋瓦解，实际发挥作用极为有限，各地试图实行保甲法，以安靖地方。但其时保甲法的基础并不牢靠，田亩户口册籍，与实际情形大相乖离，根本不牢，要行保甲，徒滋扰攘，而难收实效。陈玉十分清楚，说：“保甲一事，江南最为难行……故为治者，亦惟清净简易，存其大意而已矣。”并不指望彻底厘清，认真实行。在与同年陈龙正的信中，陈玉吐露心迹：“保甲自是比闾旧法，而贵邑保甲又互相推，甲长不肯独劳，十家莫肯分任。势不得不责令每甲，共募一人，庶劳逸均而利害共。虽欲推无繇，特所募者初行，不免少有纷扰，渐次约束，必有可观，而贵邑乍见纷扰，奸猾乘之，是生繁言。言既繁生，政用是静，今且暂议罢矣。”崇祯八年正月，张献忠农民军焚毁明皇陵，朝野震动，从此江北各地乱象警报不断，各地纷纷操练乡兵，以作防守地方计。但嘉善地方的所谓乡兵，其实多半本身就是民壮，现在专门操练一支乡兵，其所需费用巨大，各地均是摊派民户，陈玉觉得民间负担本已十分沉重，再令出钱出兵，实在说不过去。而上司三令五申，要求设置。陈玉深知，此时此地，断难实行，他既要遵从上司指令，又要“着实举行，又要安静，使民间不知有兵才妙”，“既不敢以虚应而作事，实难虑始，或有少害，奉行或不如法”，暂令停止。后来得到当地籍的大佬钱士升的指点，改以设置乡兵之饷增作民壮工食，既少花费，又收实效。但如此移花接木，暗中抵制，最后能否为百姓所接受，为上司所认可，也是隐患。陈玉为此忧虑，嘉善“细民多口，上司各役有耳，不知后日何能无饷钱重冒之谤否……今以民壮代乡兵，必不可以告上台，而阴罢乡兵以其饷实练民壮，又须防上台后日驳查”。

在上司严令奉旨实行而难收实效的保甲、乡兵之类虚文事项，陈玉自然无法置之不理，他采取的对策是并不切实落实，尽量减少虚耗钱粮，在虚文中谋求做实事，他说：“凡事明知虚文，然就虚文中少做实事，方可修明。”即如乡兵一事，人情惶惧，“挨门报点则多骚扰，悬格召募又无应者”，陈玉未有大的动作，只在原来的保甲范围内，拣选壮勇，得260名，将所需费用摊入全县地丁，作为养兵工食。在杂事猬集民穷难以聊生的明末，循照旧例，守住常经，不生事端，不瞎折腾，实是理政的关键，既显得极为重要，也显得极有意义。

综上所述，直到崇祯年间，明廷倾覆前夕，山雨欲来，遍地干戈，江北华北各地扰攘不息，而作为明朝生命根本的钱粮重地江南一隅，还相对稳定，未曾瓦解，还有如李陈玉那样的循吏能臣，忠于职守，赤心报国，关注民生，竭力处理朝廷、地方和百姓之间的关系，尽力兼顾三者利益，源源为朝廷提供兵饷钱粮，恪尽守卫疆土职掌，孜孜维持地方安宁稳定，以延缓明朝大厦的倾倒。李陈玉向其师禀报当时实情道：“今天下非无事之日也，江北蠢警，所在震邻，而上流之控政在掌握骏鸿流树，此其时矣。如某者庸末菲材，滥膺岩邑，百苦千辛，不敢告人，日久则过多，事繁则智蔽，国大则人情难调，赋重则催科易拙。”又致信其同年说：“今遍地干戈，所稍安枕者，惟两浙三吴。”李陈玉所言所为，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明末江南地方一个亲民官的为政境况。

（原载《江海学刊》2016年第1期，《嘉善县志》2016年第2期转载，《嘉兴日报》2016年7月22日摘载主体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