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清官海瑞，于隆庆三年六月以右佥都御史总理粮储提督军务巡抚应天十府，到次年二月，前后仅八个月；后于万历十三年复出，再到南京任职，卒于任上，为时两年半。海瑞在江南为官时间虽然不长，兴作却多，书写了其人生的辉煌篇章。既有研究对于海瑞的形象，描述已多，然而对其在江南的施政业绩，大多为政治化、感情化读物，学术性的探讨却并不多见，反致其事迹不彰不显，与其杰出的作为和在江南人民心目中的光辉形象极不相称。

明代应天十府，是全国最为重要的赋税钱粮区和极为突出的文化发达之区。海瑞就任之初，即颁发《督抚条约》35款，续颁条约9款，宣布其施政纲要和治政理念，明确兴革事宜，强调对江南积弊彻底清除。海瑞长期担任福建、浙江、江西县级官员和京中部寺官员，对于江南的民情风俗和存在的问题较为了解。在巡抚期间，“凡所施为，竭尽心力，一皆采访民言，考求成法，民利与兴，民害与除，不可易也”。他意识到苏州、松江、常州和镇江四府赋役不均是第一要事，因而力行一条鞭法。在《督抚条约》中规定：“今后各州县遇当编审均徭月日，即照题请事例，有三五年未编者，即三五年总编。其有数外编余银及优免，不照则例，妄将人半丁粮一升作乡官人情，及先年优免今再免者，官吏坐赃问罪。”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路当冲要，“府县官日以迎送过客为事，小民冤抑，虽有欲为分理之心，而日无暇时，往往弃置不理，事涉乡官举监，又惮势豪，寝阁不行”，海瑞颁令，官吏不许出郭迎送，驿递官员只于驿递衙门前伺接，对于过境官员，查核牌票勘合，严格遵照额定标准，先领银，后支应，以集中精力处理民事。在《续行条约册式》中，海瑞明令：“郡邑事务，一皆守令之所当知也”，“今后各府州县正佐首领，凡部内某里某地方田地应开垦，某里某地方某人田地系荒瘠，系常年淹没，某户丁多，某户丁少，某里某人税无田，某里某人田无税，某里某地方何利当兴，某里某地方何害当革，某里某人某人富，某里某人某人贫，某里俗尚何如，某里俗尚何如，某里某人善何如何如，某里某人恶何事何事，乡官某乡老某可师法，事当咨访，乡官某奸豪某何事为害，当为民除”，均应做到心中有数。江南民间诉讼特盛，海瑞在《督抚条约》中规定：今后凡是词讼，口告者登告印簿，状告者登状告印簿，“事当量情者不供，止于状后批其情节存案簿前件下，亲注量情发落字。事当招罪者于状后备细书情节罪名，付吏誊簿前件下注招罪字，不为苛刻，不行姑息”。地方治安防御，当时采行募兵制，开支巨大，而未收实效，召募之客兵不能发挥作用，兵备废弛日甚一日。海瑞上疏，主张改为民壮制，家自为守，人自为战，将相关责任归于地方保长甲长，可省开支银20万余两，一概停征，永不征派。江南为赋税重地，由于乡宦诡寄隐漏，钱粮逋欠日益严重。海瑞在《督抚条约》中警告：“本院法之所行，不知其为阁老尚书家也。……凡有拖欠，府县径拿亲人追除。果为抗拒者走申，本院职在粮储，必为府县作主。”江南俗尚奢靡，官府铺陈浪费严重。海瑞在《督抚条约》中，列明官府供张具体标准，编定工食银两，禁止府衙差人下乡催征钱粮，责令府州县官开导化民，转移陋习。漕粮解运，因解户被各衙门掯勒，苏州知府蔡国熙改民运为官解，百姓如出水火，海瑞将其法在应天各府范围推广。

诸如此类，海瑞兴利除弊的一系列兴作，有些举措取得预期效果，有些则初见成效，有些则提出问题尚未解决，有些积习仍未清除。所以海瑞在《被论自陈不职疏》中痛心地说：“苏、松、常、镇赋役不均，是第一事。臣任九个月矣，而赋役未见均平。次是军务，而军兵未闻强壮。禁诬告而刁讼未息，禁浮靡而侈僭如初。谓扶弱被侵夺，而贫者自贫；谓抑强肆侵夺，而富者自富。”在解职回籍之时，海瑞又遗憾地说：“百凡区处，止幸吴淞江成功之速而成耳，馀垂成中止，奈之何！奈之何！这等世界，做得成甚事业！”

现结合海瑞后来在南都任上的作为，将其为官江南取得明显成效者，归纳为四方面，略述如下。

一、大兴水利——疏浚吴淞江等太湖出水大河

清官要做事，做事要兴利除弊。海瑞巡抚江南，兴利之举，最为突出和最为成功的是兴修水利。水利为江南经济命脉，水利兴则农业丰收，百姓安康，水利废则水灾为害，民受其苦。江南为重赋区，重赋有赖水利，水利在江南极为重要，是明人的一致认识。如嘉靖中期巡按吕光洵所说：“水利之兴废，乃吴民利病之源也。”大理寺丞周鸣凤也说：“东南之患，赋税为难，其病实在于水利。”

兴修江南水利的关键是解决好太湖出水。宣泄太湖之水有三条大川，东出嘉定、松江为吴淞江，东北出昆山、太仓为刘家河，更东北出长洲、常熟为白茆河。这三条大川，若水势稍缓，泥沙淤积，河身日高，久而就会成陆，所谓“出泄不及，则田与河涨成一壑，而患始不可极矣”。如果长期水利不修，经河既湮，支流亦将淤塞，沿河农田必然深受影响，整个苏、松、常、嘉、湖五府重赋区皆受其害。海瑞出任巡抚的隆庆三年，正值当年夏季大水，秋成歉收，饿殍遍地，饥民云集。

江南水利，朝廷原来设有专官。弘治八年，由浙江按察司管屯田官带管浙西七府水利，仍设主事，或郎中一员专管，三年更代。正德九年，设郎中一员，专管苏松等府水利。十二年，遣都御史一员，专管苏松等七府水利。十六年，遣工部尚书一员巡抚应天等府地方，兴修苏松等七府水利，浙江管水利佥事听其节制。寻设郎中二员于白茆港、吴淞江分理开浚。可到嘉靖三年，苏松等府管水利郎中被罢设，仍行浙江管水利佥事带管。所谓带管，据巡按浙江监察御史吴从宪题称，“水利佥事亦以统属不便，专辖浙江”。为此，四十五年，参政凌云翼奏请专设御史督理苏松水利，而朝廷诏令东南水利不必专设御史，令两浙巡盐御史兼管。华亭县乡绅何良俊气愤地说：“祖宗时，松江旧有水利通判一员，谓之治农官，嘉靖中以为冗员，已经裁省。夫朝廷粮饷取给东南，然其生之之源，全在于农，农之耕种，全赖水利。则治农官其可以为冗员而裁革之耶？”到海瑞出任应天巡抚的隆庆三年时已近50年，江南水利无专人管理，水利设施得不到正常维持。

海瑞于当年十二月巡历上海县，巡视吴淞江淤塞状况，发现“吴淞江一水，国计所需，民生所赖，修之举之，不可一日缓也”，决定疏浚于江南水利最为重要的吴淞江。吴淞江和白茆河在正德、嘉靖之际曾由工部尚书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应天巡抚李充嗣主持大力疏浚过。李充嗣简用工部郎中林文沛、颜如瓌佐助，巡行镇、常、苏、松、嘉、湖、杭七府，先疏浚白茆河，工程起自常熟官仓河，至双庙一段，长13830丈；再抵海口一段，另行新开，长3550丈，深自8尺至1丈5尺，宽自28丈，渐加至32丈。工程始于正德十六年十月初十日，完工于嘉靖元年四月十四日。白茆河工程兴工两个多月后，又兴工疏浚吴淞江，起昆山新洋江口，迤东抵嘉定旧江口，长10700丈，深1丈2尺，宽18丈。兴工于嘉靖元年正月初七日，完工于二月二十二日。两项工程共支用公库银43340两，仓米83260石。两大工程完工，又置设相应配套设施，刬昆城湖淤田复哀堰，创设夏驾口石闸，“凡有相于二水者，酌古准今，兴革殆尽”。当年十一月至来年五月，又疏浚行经镇江、常州、苏州三府的漕河。此次疏浚，较为彻底。但由于海潮不时内灌，据说吴淞江“旋复淤塞”。

嘉靖中期，吕光洵为苏松巡按，认为苏松急务莫重于水利，故凡吴松江、白茆河、七汊港等处，“皆亲至相度，得其源委，逐一画成图本。……锐意欲开浚诸大河”。因其调任，未能如愿。当时也有一些零星工程，如嘉靖六年常熟知县冯汝弼建造各港石闸，嘉靖二十五年巡抚欧阳必进主持疏浚太仓州七雅浦，建昆山县斜堰石闸。隆庆二年常熟知县张博建白茆港石闸，昆山县疏浚金吴乡诸浦。但所有这些工程，均是地区性的小工程，于江南水利大局并无根本性的改善。嘉靖四十二年，给事中张宪臣奏请，苏、松、常、嘉、湖五府水患叠见，应“浚支河通湖水，筑圩岸御湍流”，对白茆河、刘家河、七浦、杨林，以及凡是河渠浦塘壅淤沮洳者，“悉宜疏导”。从此之后，再无人议及疏浚之事。

海瑞抵任时，吴淞江南北两岸250里间，支流数百，引以灌溉，但“自顷水利不修，经河既湮，支流亦塞”，民间流传民谚：“若要北河开，除非海龙王来。”有人甚至称，吴淞江为松江水利要道，但“湮没既久，岁成平陆”，白茆河两岸，“岁久渐堙，而田收不饶”。因白茆河出水不畅，无锡和与常熟接壤的长洲、昆山之田“皆低洼多积水”。其时水利官皆分管别事，另有差委，即使问及水利情形，皆茫然无知，水利之事，似与其毫不相关。

面对如此现状，海瑞委任上海知县张率领沿江住居百姓，按行故道，勘察实际情形，测得淤塞当浚地段有14437丈，原来江面阔30丈，现议开15丈，预计需用工银76102两。因水荒秋成歉收，冬麦未播，春天正月之初，米价每石已到8钱5分，饥民众多，告求赈济。兴工关键在于工食银两的筹措。海瑞于当年正月初三日向朝廷奏疏开浚吴淞江，在奏文中称，筹划将每年导河夫银、巡抚衙门赃罚银、各仓存贮米谷，及溧阳县乡官太仆寺少卿史际捐出的赈济谷2万石等，作为兴工工食，按工给予银米。工程由松江府同知黄成乐督率，上海县知县张、嘉定县知县邵一本分理。兴工之中，兼行赈济，也即以工代赈。因为饥民人数太多，工程浩大，银两不敷，当地官储民积仍然无法接济，海瑞请求朝廷量留苏、松、常三府漕粮20万石，改折银两缴运，留米以充当地民食；凡是应天等十府州县库贮，各衙门无碍赃罚银，均听其调用；浙江杭、嘉、湖三府，同属太湖水域，吴淞江开浚三府同受其利，塞则同受其害，因此三府赃罚银也应如应天等府一例取用，而彼处饥民也听其上工就食。海瑞说，若如此，“吴淞借饥民之力而故道可观，民借银米之需而荒歉有济，一举两利，地方不胜幸甚”。

为了确保工程进度和质量，海瑞率领属官，布袍草蔬，披星戴月，乘坐小船，督察于工地，而且直接将工食钱粮发到民工手中，“不迟缓一刻，不扣除一厘，随官人役不横索人一钱，不巧赚人一饭”。当年大饥，灾民云集，激情高涨，工程进度奇快。正月开工，二月下旬即告完工。按实际勘测的范围11571丈，阔30余丈的河面开浚15丈，底阔7丈5尺，深1丈5尺6寸，实际用银，仅五万余两。长期处于淤塞不畅的吴淞江得到较好的疏浚，而且在隆庆四、五年的连续大水年景就发挥了作用。

吴淞江疏浚大致就绪，海瑞又于隆庆四年正月二十七日巡历常熟县，地方百姓、乡官举贡生监纷纷告称，县内白茆河，虽经隆庆二年开挑，仅通一线，隆庆三年大水不能流泄，江南东北部县份均受其害。疏浚吴淞江时，常熟饥民前往赴工就食者只有十分之一二，如果像开浚吴淞江一样，疏浚白茆河，兴工之中兼行赈济，也能收一举两得之利。海瑞即于次日亲自相视丈验，见其河果然浅狭，阔者不过4丈，水深不过4尺，狭者不及2丈，水深不及3尺。从太湖水系泄水角度考虑，若只开吴淞江而不开挑白茆河，难免水患。于是海瑞再次上疏朝廷，请求接续开浚白茆河。海瑞主张，吴淞江工程预计在二月二十日前后完工，原来所题开浚吴淞江的工银尚有余剩，而时当青黄不接，饥民仍然无处趁食，官方需要发放银米赈济。与其如此，还不如仍照开浚吴淞江事例，兴工之中，兼行赈济，既安顿饥民于目前，河道开通，又有望于秋天之收成。奏疏的同时，海瑞已责令署常熟县事通判姜国华丈量，约该开长5007丈7尺，计用人夫164万9536工，该用工银41238两。此款来源，完全按照吴淞江兴工之例，“不取之民，不损于官”，只以仓库之积贮付食，就能成事。饥民告济，不散不止，海瑞已令县丞夏佐、典史钟应亨两人分工专督，姜国华总行稽察。工程于二月初九日兴工，到三月底完工，吴淞江工程余银不敷部分，权借苏、松二府练兵银各一万两，镇江府银二万两，以充工费，整个工程费银五万余两。工程完工之日，海瑞已调离巡抚专督南京粮储。

大江大河既通，内河塘埔也需疏浚，以利农田水利。海瑞兴修吴淞江之后，曾经上疏请求朝廷饬令工部，“凡海道圩岸塘浦等处，着令时加修理。抚按以此殿最府县，部院以此殿最抚按”。但明代江南水利工程从此再无大的兴作。万历三十六年大水灾，因为吴淞江下流无从宣泄，“三吴之民，胥沦鱼鳖，禾稼不登”。后来即使小有水灾，“低田辄淹，直、浙数郡皆受患，如长洲、吴江、常熟、昆山、太仓、嘉定、上海、青浦、无锡、宜兴等州邑之间，荒田数万顷”。明末江南不时遭受水灾，愈益凸显出海瑞兴举水利工程的重要意义。

海瑞看准江南水利是江南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时当水灾饥馑之年，筹措官府银两，劝募地方富人捐资，奏请部分漕米留存地方充当工食，奏请之时即行兴工，采用以工代赈陈法，大兴水利，开浚吴淞江、白茆河、杨家浜等大河，并在各州县遍修圩岸塘浦支河，既兴修了水利，又安顿了灾民饥民，一举两得。由于海瑞等官员廉洁奉公，亲自督率，调停得当，核查严格，饥民热情高涨，工效突出，款项虽属有限，工程为时虽短，但成效却著。正德、嘉靖之交李充嗣兴举江南水利工程，时当明朝鼎盛时期，物力充裕，李充嗣动用南直隶等地十三府之力，“所费不赀”，“凡夫数十万金而后讫事”。而白茆工程刚结束，潮汐骤至，原留港口堰坝一时来不及开浚，数年以后，因浑潮日淀，淤沙渐积海口，上流泄水减缓，日渐阻塞。海瑞兴工时的隆庆年间，江南风俗财力非复当年，海瑞能够筹集的人力物力也极有限，吴淞江、白茆河两项大工程，所费银两大约总共接近12万两，但因为调度得法，稽核綦严，主事者殚精竭虑，因而能奏奇效。民间传言，吴淞江开浚久而无功，海瑞曾以计激励士气以完工，反映了海瑞兴工时的心力。苏松巡按张问明高度肯定，说“万世功被他成了”。连对海瑞行事颇多訾议的华亭地主何良俊也连连称颂道：吴淞江之费，只是当年李充嗣兴工费用的十之二三，“由海公清白，不妄用，又用法严也”；“前年海刚峰来巡抚，遂一意开吴淞江，隆庆四、五年皆有大水，不至病农，即开吴淞江之力也。非海公肯担当，安能了此一大事哉”！稍后的华亭人范濂也褒赞道：“海公调停允当，不烦国课，不费民财，计日奏功，士民至今称颂。”海瑞疏浚吴淞江等入海通道后，“自此二十余年，江流通利，旱潦有资”。这些水利工程，不仅在保障农业生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成为水利工程成功高效的典范，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搏击豪强——勒令乡宦徐阶等人退田

万历十五年，吏部办事进士顾允成等赞颂海瑞在巡抚任上的三大善政，第一条就是“所至如秋风烈日，搏击豪强则权势敛迹，禁绝侵渔则民困立苏”。海瑞的侄孙女婿梁云龙总结海瑞巡抚应天十府期间，立意“斥黜贪墨，搏击豪强，矫革浮淫，厘正宿弊”。海瑞在应天巡抚任上最为突出的，就是搏击豪强，勒令乡宦退田，令豪强退田最著名的就是令前朝首辅大学士徐阶退还接受投献和藉势强占的民田。既有研究大多只描述海瑞如何勒令前朝首辅大学士徐阶退田，却殊少探讨海瑞何以要令有恩于他的徐阶退田。这就需要我们具体考察其时江南乡绅在土地占有方面的实际情形。

现有研究表明，江南自明中期起，科举考试进入最为成功的时期。科举成功固然是一个地域经济文化发展的反映，但获得科考功名的各个层次的士子以及后来出仕为宦者，均获得朝廷赋予的优免赋税徭役的特权，江南本来就极为繁重的各色赋役负担就集中转嫁到广大没有功名的普通民众头上，使得小民的赋役负担更加沉重不堪，而一些奸黠之徒为了逃避赋税徭役，往往采用投献田产等手段以求得身份性地主的庇护，田产所有也就更加悬殊，承应差役更偏枯不均。诸多江南缙绅更是仗势欺人，指使纵容家人子弟奴仆侵夺小民田产，弱肉强食，刁钻残暴手段无所不用其极，而又滥用优免特权，大肆隐漏纳税田亩，将应纳赋税千方百计转嫁到小民头上。在承担徭役和占有田产方面，士绅特别是声势显赫的在任官员和致仕家居的乡宦，一是不择手段拓殖田地产业。按照华亭乡绅何良俊的说法，自武宗正德朝开始，江南“诸公竞营产谋利。一时如宋大参恺、苏御史恩、蒋主事凯、陶员外骥、吴主事哲，皆积至十馀万”，后来则一中进士，“而日逐奔走于门下者，皆言利之徒也。或某处有庄田一所，岁可取利若干；或某人借银几百两，岁可生息若干；或某人为某事求一覆庇，此无碍于法者，而可以坐收银若干，则欣欣喜见于面”。到嘉靖时，江南士人“竞以求富为务，书生惟藉进身为殖生阶梯”。隆庆时，巡按直隶御史董尧封奏，查出苏、松、常、镇四府投诡田1595470亩，花分田3315560亩。万历中期，常熟知县谭昌言说：“吴中士大夫田连阡陌，受请寄，避徭役，贻累闾里，身殁而子孙为流庸者多矣。”以致华亭人范濂说，当时缙绅，“营营逐利，虽有陶朱、猗顿之富，日事干请，如饥犬乞怜”。二是肆意奴役乡民。缙绅贱视乡间小民，颐指气使，任意役使。有材料载：“淞江钱尚书治第时，多役乡人，而砖甓亦取给于彼。一日，有老佣后至，钱责其慢，对曰：‘某担自黄瀚坟，坟远故迟耳。’钱益怒，老佣徐曰：‘黄家坟故某所筑，其砖亦多取自旧冢中，无足怪者。’”可见缙绅自家中琐事至兴筑工程，随意役使乡民已成习惯。三是纷纷接受投献，蓄奴成风，所谓“士一登乡举，辄皆受投献为富人”。明代仕宦享有蓄奴特权，他们更滥用这种特权，远超法律规定大肆蓄养奴仆。范濂称，“自乡宦年久官尊，则三族之田悉入书册……故一官名下，有欠白银一千余者”。顾炎武论到江南士大夫蓄养奴仆之风时也说，江南士子“一登仕籍，此辈竞来门下，谓之投靠，多者亦至千人。……人奴之多，吴中为甚。”投靠者表面上出于自愿，多半却是因为缙绅大户独多，享受优免特权，繁重的赋役负担全部落在小民头上，小民出于无奈而不得不投靠势家以求庇护。事实上，不少豪强巨绅的万贯家财，正是其家人义男从小民处掠夺勒逼来的。四是诡寄转嫁赋税负担。嘉靖中期，大学士昆山人顾鼎臣说：“因念苏、松、常、镇、嘉、湖、杭七府，钱粮渊薮，供需甲于天下，而里书豪强蠹弊日甚，纠结群党，欺罔朝廷，靠损小民，每岁上下通同侵分钱粮以千万计。目击耳闻，感激于中，乃于嘉靖六年、九年二次奏。……经今一十余年，未闻有守令一人遵奉举行查出虚捏坍荒田地一亩，清出飞走欺隐税粮一石者。”当地方官员要厉行改革清查钱粮时，乡宦更是藉势阻挠，百般抵制。其恶劣行径，以致顾鼎臣愤恨地说：朝廷“上念国计，下恤民艰，锐意刬革田粮蠹弊”，苏州知府王仪“颇能仰承德教，尽心竭力，作而行之”，“奈何各县乡官不存天理，不审事势，不畏国宪，造言生谤，百端阻挠”。

上述乡宦巧取豪夺民田民产隐漏赋税钱粮的种种恶行，甚至连日后以拥有田产著称的徐阶之弟徐陟自身也承认，并奏请朝廷予以限制。何良俊更总结嘉靖、隆庆之际江南人身依附关系的现状谓：“昔日乡官家人亦不甚多，今去农而为乡官家人者，已十倍于前矣。昔日官府之人有限，今去农而蚕食于官府者，五倍于前矣。”可见，海瑞出任应天巡抚之时，正是乡绅肆意侵夺小民田产江南土地所有极度悬殊主佃矛盾极端突出的时期。

海瑞目睹现实，充分意识到苏、松、常、镇四府赋役不均的严重程度。他于松江府华亭县告状所准最多，盖因其地乡官势力最盛，田宅之多，奴仆之众，小民怨恨最深，而徐阶就是最为典型的乡宦。华亭人徐阶，长期担任大学士，嘉靖末年参倒权臣严嵩，一系列举措深得人心，号为名相，声势极为显赫。隆庆元年致仕乡居，“大治产业，黩货无厌，越数千里开店铺于京师，纵其子揽侵起解钱粮，财货埒于内帑，势焰熏灼于天下”。其弟徐陟，三个儿子徐璠、徐琨、徐瑛，更大肆接受贫弱小户的人身和田产投献，购买或者强占民田，广蓄奴仆，家人“多至数千，有一籍记之，半系假借”。同县人孙五，就曾将值银1500余两的田产等项进献徐府，充为家人，改名徐五，徐府给其银二万两，让其在原籍开张典当铺面，违禁取利。据说徐府“有田二十四万亩”，平时其“子弟家奴暴横闾里，一方病之，如坐水火”。这样的乡宦豪强，成为影响江南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黑恶势力，地方政府要想顺利施政，必须对这样的势力采取限制措施。海瑞一心为民，纯然为公为朝廷为地方，就无法顾及与徐阶的私情。据说江南人曾听海瑞表明心迹，说“江南有一株大树，吾欲连根而去之”。海瑞要解决问题，乃以徐阶为突破口，勒令其退田。

徐阶拥有的田亩到底有多少？说法不一，或如上述有24万亩，或谓“传言有田十八万亩，诸子嗜利，奴仆多藉势纵横”。而徐阶自称，“至于家下田宅，虽不敢言无，然亦原无十万，郡县册籍俱在可考。中间亲友所寄，自阶罢官，各见失势不足凭依，又因官司概派，均徭加征贴役，有害无利，俱已收去。其明白置买者，除奉某某教令退还原主及因田租无收卖去已及三分之一，余二分正在典卖”，“家下田亩，其载书册不过二万，册外又无别户，不知所谓四五十万者安顿何处”。徐阶友人王畿曾当面责令徐阶，有田20万亩，何不减损，徐阶并未否认。徐阶所说所有田产，是在海瑞令其退田之后。后来苏松兵备道蔡国熙仍令徐阶退田，惩处徐阶的儿子，据说“没其田六万亩于官”。可见，合计先前应海瑞之要求退出的田，因田租无收卖去之田，徐阶原来有田至少在20万亩左右。

海瑞令徐阶退田，是否如上疏弹劾他的吏科给事中戴凤祥等人所说，接受告诉词状，并“无放告日期，旅出旅进，动盈千纸，累涉万人”，断令退田，“则不拘远近交易，违例问断，又不详审干证，随告随给，真伪不分，情理俱拂。或以明中正契而作无交，或以彼此情愿而作逼献”，“或称投靠以吓其白还，或云占匿以肆其夺取”呢？海瑞其实深知江南好讼，告诉成风，而且日盛一日，民间甚至有“种肥田不如告瘦状”之说，因此要求百姓“今后告状从实致词，不得一语架空，自取重罪”。但又担心州县官日以迎送过客为事，而以小民诬告为借口，连正常的民间词讼也不受理，使诬者惧之不来，连实者也弃之不理，使含冤之人不得伸雪，因而要求州县官均要及时受理。他并非没有放告日期，对正常词讼，按旧规每月初二、十六两日放告，只对人命、强盗、贪官等重大讼事，才不拘日期随时可以抱牌控诉。民间告状，确实数量巨大，一到放告日，动辄在三四千件。对于投诉，海瑞也不是真伪不分，一概断实，大约每20件只准一件而已，只是因为华亭县乡官夺民田产最烈，小民告诉乡官夺产事例将近万人，故所准案例才最多。所准夺田案情，也只是投献之产和并无断卖文契而被乡官占夺者。以海瑞之明断，自然不会不分真伪，不辨是否诬告，而一概准状的。(www.daowen.com)

海瑞勒令徐阶退还的田亩有多少？文献无载，至今也并不清楚。海瑞勒令徐阶退田，徐阶曾交出愿退田数的田册，但海瑞认为未到位，不予接受。海瑞致信徐阶道：“近阅退田册，益知盛德出人意表。但所退数不多，再加清理行之可也。昔人改父之政，七屋之金，须臾而散。公以父改子，无所不可。”又致信首辅大学士李春芳：“存翁近为群小所苦太甚，产业之多，令人骇异，亦自取也。若不退之过半，民风刁险可得而止之耶！为富不仁，有损无益，可为后车之戒。……区区欲存翁退产过半，为此公百年后得安静计也，幸勿以为讶。”海瑞的心迹，是要徐阶退出投献和不法占有的田产一半以上，当在五六万亩之数。

海瑞的退田主张是否实现了呢？天启初年的大学士乌程人朱国祯认为：“徐华亭在事既久，家产又多，子弟奴仆，难道无得罪上官乡里处？又与高中玄（指首辅大学士高拱——引者）隙末，归田之后，蔡春台（指苏松兵备道蔡国熙——引者）备兵苏松，性素强直，一番扰攘，自然不免。其归过于高、于蔡，又或归之海忠介，考海公抚吴日月，徐事已渐解矣，皆揣摩之谈，不足信也。”而由上述海瑞与徐阶两人往复的信札来看，退田显然是部分实现了的，朱国祯的看法未免与实际有出入。海瑞令徐阶等江南乡官退田，一时之间势宦权豪敛手屏息，甚至有出走以避风头者，江南百姓受惠不浅。

海瑞勒令有恩于他的前朝首辅大学士徐阶退田，毫不手软，则是否如范濂所说，是“有意鱼肉”徐阶呢？海瑞曾致信首辅大学士高拱道：“区区竭尽心力，正欲为江南立千百年基业，酬上恩报知己也。”人言纷纷，盛传海瑞有意让徐阶难堪。海瑞又致信南京右佥都御史提督操江吴时来，表明心迹，“人言之讹，勿听之可也”。海瑞还曾致信徐阶之子尚宝卿徐璠，透露勒令其父退田苦衷，是因为朝廷的纪纲法度，被其父坏尽。很明显，海瑞抑制徐阶，既是为了百姓的根本利益，也是为了明王朝在江南的整体利益，要徐阶不为已甚，不能无视纪纲法度，无限膨胀。其实在此之前，作为徐阶友人的王畿，就对徐阶拥有如此广袤的田产担忧，劝徐阶减损田产以免祸。明人尹守衡记其事甚生动：徐阶二子太常卿徐璠和少卿徐琨，皆“贪鄙好权利”，在北京置私邸，积产数万金，有奴经营于苏州，颇为强横，被苏州知府蔡国熙整治。徐阶家居，“其友人王畿规之曰：‘田至二十万，盍损诸？’阶唯唯。既而子姓共短畿，曰：‘是且婪民财为作说客耳。！’阶亦唯唯。畿复诘之，阶曰：‘小儿辈意殊不尔。’畿曰：‘子何溺儿女子言，不能以父制命哉！行见子之及于祸也。’”明白人均已意识到这一点，徐阶放纵两个儿子仗势敛财，其家人更藉势招摇乡里，广积田产只会招来地方百姓的怨恨。据朱国祯记载，徐阶父子子弟广积家产，奴仆众多，为恶乡里，甚至怂恿家人对苏州知府蔡国熙也极为无礼。海瑞巡历松江，控诉乡官夺产者将近万人，海瑞向府县官问故，群口回答，民众今后可能会反，再向生员问故，又群口回答，民众今后可能会反。海瑞感觉到民众忍无可忍即将爆发积怨的气氛。为富不仁，积产招怨，由海瑞的感觉和朱国桢等人的记载可以推知，当时江南民众对徐阶等势宦的积怨已深，势豪与贫弱下户的矛盾正日趋尖锐，不加节制，势将大乱。在此情形下，海瑞勒令徐阶主动退田，实际上也有为徐阶减除民众怨恨的因素在内，消解或减弱与民众的对立情形，是乡绅安然家居的必要条件。

对此，时人虽认为海瑞诛锄太甚，但也认为实有益于徐。当时也遭人告发侵占田产的沈凤峰是这样看待此事的：徐阶于海瑞有厚恩，海瑞“闻其纪纲多怙势，故有意惩之，欲为徐氏敛福”。于慎行也说：“世谓海受华亭恩厚，以是窘之，为负义。其实有益华亭，然于报施之义则左矣。”朱国祯在记叙徐阶子弟对蔡国熙的无礼后也议论道：“果有此，则蔡转臬司，而治徐非过，即谓之爱徐可也。”时人大多认为，海瑞、蔡国熙先后勒令徐阶“限田”，不致使徐阶与地方普通民众的矛盾激化，实是“爱护”、有益徐阶之举，是为徐阶积德敛福。万历末年，曾为湖广学政的华亭乡绅董其昌的宅第被民众焚燬，崇祯初年宜兴大学士周延儒、翰林陈于泰两家宅第被乡民焚烧，明清鼎革之际江南各地爆发大规模的奴变，就是乡绅不知节制大肆苛剥小民的结果。江南社会的走向表明，海瑞勒令徐阶退田，节制其居乡行为，对徐阶安度晚年实是有益处的。

对于海瑞针对徐阶等乡宦的诛锄约束措施，时任辅政大臣也是支持的。海瑞令徐阶退田时，大学士张居正答复海瑞道：“三尺法不行于吴久矣，公骤而矫以绳墨，宜其不能堪也。讹言沸腾，听者惶惑。仆谬忝钧轴，得与参庙堂之末议，而不能为朝廷奖奉法之臣，摧浮淫之议，有深愧焉。”后来，首辅大学士高拱连连指令继任巡抚朱大器道：“夫海君所行谓其尽善，非也；而遂谓其尽不善，亦非也。若于其过激不近人情处不加调停，固不可；若并其痛惩积弊为民作主处悉去之，则尤不可矣。天下之事，创始甚难，承终极易。海君当极弊之馀，奋不顾身，创为剔刷之举，此乃事之所难，其招怨而不能安，势也。……如以为戒而尽反其为，则仍滋弊窟而失百姓之心，岂惟非国家之利，亦非公之利矣。”“苏松田粮不明，小民受累已极。若不一一申白，徒为容隐，则困何时苏也？今宜将田地粮石尽行查出，要见在民纳粮者若干，其为势豪侵占而小民赔纳者若干。势豪为谁，并名下地亩逐一开出奏闻，下部议处，庶可有厘正之期。不然，民困愈极而事有他出，非所以为安也。”隆庆四年，张居正致信巡抚朱大器道：“存斋老先生（指徐阶——引者）以故相家居，近闻中翁（指隆庆三年复任大学士的高拱——引者）再相，意颇不安，愿公一慰藉之。至于海刚峰之在吴，其施为虽若过当，而心则出于为民。霜雪之后，少加和煦，人即怀春，亦不必尽变其法以徇人也。”万历三年，升任首辅大学士的张居正致信应天巡抚宋仪望说，“里甲、经催、投靠、优免四者，正吴人受病处”，而之所以养成此病，实由于嘉靖末年巡抚周如斗和隆庆四年巡抚陈道基放任所致。四年，张居正又致信应天巡抚道：“政府入人言，恶吴中士夫赖粮之说，似别有所指，不为丈也。异时每闻存翁言，其乡人最无天理。及近时，前后官于此土者，每呼为‘鬼国’。”次年，张居正又在致应天巡抚胡执礼的信中说：“盖吴中财赋之区，一向苦赋役不均，豪右挠法，致使官民两困，仆甚患之。往属阳山公（指万历元年出任的应天巡抚宋仪望——引者）稍为经理，而人心玩愒日及，一旦骤绳以法，人遂不堪，谤议四起，然仆终不为动，任之愈力。今观公所措画，不吐不茹，式和厥中，积岁恃顽强梗，咸頫首祗奉约束，盖至是吴人始知有法，而阳山公之经理于始者，赖卒成之矣。虽然，此吴人之福，而彼不知也。”海瑞搏击豪强的退田等举措虽未实现，而继任者对江南士绅的看法与海瑞是基本一致的，并且直到万历年间一直延用其做法，大学士高拱和张居正虽然与徐阶的私谊不同，但从朝廷、地方和百姓的利益出发，对海瑞的做法也都是持支持态度的，要求接任者不要改易海瑞的正确做法，可见海瑞整治乡绅，抓住了问题的关键，符合国家、地方和百姓的利益，不放任乡绅过分胡作非为，对其调和与民众的矛盾也是有益处的。

正因如此，连深受海瑞诛锄之苦的当事人徐阶也不得不说：“敝乡近来甚为新政所困，然刚峰初意亦出为民，只缘稍涉偏颇。”华亭县的另一个乡绅何良俊，对海瑞颇多怨言，但也承认：“海刚峰之意无非为民，为民，为朝廷也。”海瑞一心为民，惟从地方百姓的利益出发，不计个人利害得失，接受民间诉状，体现民间疾苦，大胆为民申冤，敢于抑制豪强的行为，损害乡绅的利益，不仅得到百姓的拥护，朝廷的支持，也为异议人士所折服。

三、均平赋役——始行一条鞭法

江南各地的赋役制度，自嘉靖时起，大体上赋税征收已不分官田、民田，扒平为一则，徭役征发则采用归并诸役的征一法，人丁逐渐摊入到了地亩中。海瑞出任应天巡抚之时，江西、浙江、福建等地正实行明代赋役制度史上的大改革——一条鞭法。海瑞于嘉靖末年担任江西兴国知县时，就实行过此法，现在巡抚江南，深切感受到江南赋税钱粮之重，谓“江南粮差之重，天下无有，古今无有……江南巡抚完钱粮是一大苦事”。重赋得以征收，惟改革征收办法使负担尽量合理别无良法，海瑞就在江南各地推行一条鞭法。

海瑞在《督抚条约》中说：“均徭银、力二差，近日题准总一条鞭概编银，不得已而为补偏救弊之法，一时良法也。”明人刘仕义说：“海公瑞巡抚南畿，慨小民困于徭役之不均也，乃立划一之法，以一县繁简适中为准，总计徭役几何，当用雇值几何，于是概一县之田，除一切优免外，总计田亩几何，一亩当出雇值几何，不论官、民，惟按户计亩，按亩收值，其编差徭，官自办雇。遂以其式，颁诸郡县，一体行之，名为一条边。”由此说法，可知海瑞实行的一条鞭法的前提是为了解决繁重不均的役法，其主要内容，一是以概县之田，承当概县之役，从而废除均徭法长期实行的排甲轮役制；二是按亩征银，将承役费用向田亩转移；三是差徭由官府自行雇募，既免除了百姓的力差，又减少了卖富差贫的作弊可能。这种改革，与万历年间推行于全国的一条鞭法，已相当接近了。

由于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赋役改革的进程也有快慢。苏州、松江和镇江等地在嘉靖十六年欧阳铎任应天巡抚时，已前后扒平田则，海瑞就在那些地区直接实行一条鞭法。苏州人伍袁萃论述道：“自庞惺庵（指浙江巡抚庞尚鹏——引者）倡行条编法，而两浙积困为甦，海刚峰、蔡春台取而斟酌润色焉。凡吴中重役如斗库、斗给、里长、办当各官，自占柴薪、富户之类，一切裁革，倒悬之解未足喻也。以后各省遍行之，遂为划一之政，三公所施远矣。今吴中惟白粮一役，动至倾家，最为民害，而事关内府，议者咋舌。方今圣明在上，得一贤辅力请而归之司农，毋经阉竖之手，则江南二百年疾苦悉除矣。”苏州除了白粮一项重役后来一直存在到清代，其他杂役均已纳入一条鞭法之中。在镇江，府志记载：“隆庆三年，巡抚海瑞行文，议将概郡合用均徭、均费等银，不分银、力二差，俱以一条鞭征银在官，听候支解，嗣是，名为条鞭。民至今便之。”可见，该府落实了海瑞《督抚条约》的指令，实行了一条鞭法，民享其利。

在应天府，较之苏、松、常重赋区，赋役改革的进程则稍慢一些。南京乡绅顾起元说：“隆庆中，中丞海公计以官田承佃于民者日久，各自认为己业，实与民田无异，而粮则多寡悬殊，差则有无互异，于是奏请清丈，而官民悉用扒平，粮差悉取一则，革现年之法为条编，考成料价，一应供办，俱概县十甲人户通融均派，而向来丛弊为之一清，优免之家不失本等恩例，而细民偏累之病一旦用瘳。于是田价日增，民始有乐业之渐矣。”海瑞先清丈田亩，扒平田则，不分官田、民田，一则征收。应天府附郭县上元县志也载：“往昔田粮未均，一条编未行之时，有力差一事，往往破人之家，人皆以田为大累，故富室不肯买田，以致田地荒芜，人民逃窜，钱粮拖欠，几成敝县矣。赖巡抚海公均田粮，行一条编法，从此役无偏累，人始知有种田之利，而城中富室始肯买田，乡间贫民始不肯轻弃其田矣。至今田不荒芜，人不逃窜，钱粮不拖欠，而价日贵一日，亦由富室买田之故也。”江浦县，县志载：“隆庆三年巡抚都御史海瑞奏行一条鞭法。……条编之法，一切差役计丁田而收其庸，称最便矣。”大约也实行了一条鞭法。溧阳县，县志载：“隆庆三年，知县邹学柱量田，适当隆冬之时，低洼田水深至数尺，只因催督甚严，承役人不及沿坵丈步，止将草绳绕堘围转，便将丈尺计，以见亩数，殊未的确。……报申巡抚朱，洞见此弊，驳题量田人役，将诘其非，知县亲押赴院，则人人愿保自家，莫肯出一言以蹈危机，竟成溧阳之冤阱矣。通将官民合为一则，每亩均粮捌升有零，刻成碑石，以示永久。”巡抚朱，即朱大器。高淳县，县志载：官田、民田“至隆庆四年复行均丈，始为官民一则矣”。溧阳、高淳两县，大约推行一条鞭法，均起始于海瑞，而完成于继任巡抚朱大器。

常州府，万历《常州府志》记载：“隆庆四年，巡抚朱大器行条编法。先是，江西诸郡行条编法，人皆称便，至是，兵宪蔡国熙广询而力行之。其法，先总概州县每年银差若干，其力差应出顾役银若干，其繁苦而应加增者明为加增，共该银若干；次总一州县实在丁田若干，除优免外，将一岁合用之数均派丁田，并入秋粮征办。应解者官自发解，应顾者官自给值，并里甲每田一亩，大约共输银一分五厘有奇。百姓不知有徭里之差矣。至今永为例矣。”该府实行一条鞭法，是在海瑞去任、朱大器任巡抚与蔡国熙改任苏松兵备道的隆庆四年。

海瑞在应天巡抚任上，大力推行一条鞭法改革，或即时实行，收效良好，或开始实行，由后任竟其绪，也有些地区，因其离任尚未来得及布施，似不免遗憾。可见何良俊批评他“第一不知体，既做巡抚，钱粮是其职业，岂有到任之后，不问丈田均徭，不清查粮里侵收，却去管闲事”，实在是不实之辞。无论如何，他的改革举措，造福赋役特别繁重的江南着实不浅。时人伍袁萃感慨地说：“予自有知识以来几五十年，阅地方诸公多矣。清风高节，惟中丞忠介海公、兵宪春台蔡公，然不独风节超卓而已。吴中所最苦者，无如赋役之重，二公同心共事，调停而均节之，犹解倒悬也。匪直造一方之福，抑亦垂百世之利，所谓功在民社者，二公有焉。”巡抚海瑞和先为苏州知府后为苏松备兵道的蔡国熙，敢于担当，勇于任事，前后继起推行一条鞭法，谋求制度更新，为江南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也在江南百姓中留下了不朽的形象。

四、振风肃纪——减轻百姓负担

万历十三年正月，海瑞在籍家居16年后复出，任命为南京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不久改为南京吏部右侍郎，五月抵任，因尚书未到任，署吏部尚书，一年内升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十五年正月十四日卒于留都任上，在南京度过了最后两年半的官场生涯，划下了明代清官也是中国古代杰出清官形象的圆满而又光辉的记号。

关于海瑞在留都任上的作为，《明史》本传只有寥寥六七十字，既有研究更显得相当不足，均未对海瑞施政时的具体背景作探讨，个别叙述甚至与其应天巡抚任上的作为混淆不分，今主要依据海瑞所发告示、黄秉石所作《海忠介公传》及地方文献记载，予以简要胪列述论，主要概括为如下三方面。

1.崇俭去奢，整肃官箴。永乐迁都后，南京是留都，设官如常，但地位下降，中央官员政务简单，甚至无实质性事务，人称“及北京定为京师，大政悉归于北，而财赋之入出于南京户部者，曾不能以十一，虽其地望如故，而事则简矣”。其时“南京文武诸司，其职务多简，凡有官君子，每朝视事，或不过数刻即罢，居常既多暇日，则往往相与为诗酒之会、山泽之游，畅然皆有以自乐者”。万历后期人记：“南京百司事简，若太常寺则尤闲寂。先辈有为是卿者，终日酣眠坐啸而已。”为政清闲，官员生活上却往往追逐比攀，铺张奢华，徜徉于秦淮河畔，出入于烟陌柳巷。海瑞履任，遵行大学士申时行的指令，要使南都官员的靡靡士气振作起来。海瑞认为，吏部既为六部之长，岂可不念以百姓为先，于是在公布告示禁革铺户供张的同时，凡衙门办事官吏的公费银，新任官员的贺礼等，一切革除。有感于南京官员的茸塌无所作为，海瑞向朝廷上《治安疏》，主张欲安百姓先在守令，欲督守令先在司道，欲督司道先在抚按，寄望于阁部诸大臣，最后归本于君主。有鉴于贪残现象极为严重，而屡禁不止，屡劾不止，海瑞因而主张，太祖高皇帝时严惩贪官，有剥皮食草之重条，应该参照沿用。后来海瑞升任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据说特别置立二条大红板凳，要严惩不法御史，以厉台纲。南京原来每逢夏至、冬至二节，文武百官俱斋宿公署，勋卫世家各以肴蒸酒果馈送，海瑞予以禁止，以致坊市不敢制作此类饼饵食品。海瑞处理政事，秉公持正，即使权贵关说，也毫不徇情，留都官箴因而大为好转。有次海瑞因送表文，要在三山门内举人家借坐，举人宅第极为壮丽，惮其清严，闻其要来，事先撤除厅事陈设什物，以旧椅数张等待。海瑞倡率俭约，自己先行做到。履任时，行舟已泊近郊上新河，南京地方官府仍未知道。平时生活俭朴，衣着布素，萧然有如寒生，出行轻车简从，不事张扬。有靴一双，穿破了发上元县补缀。去世时，宦囊只有银子八两，葛布一匹，旧衣数件，连受其惩处而怨恨在心的御史陈海楼也大为感动，说从此“回吾怨恨之心矣”。

2.革除应值，严禁抑勒。海瑞为南京吏部右侍郎，署吏部尚书事，刚抵任，即收到通政司转来的告状，南京五城兵马司所需办公及聚宴之物，均发票取诸市场铺户，各铺坊承应兵马司的票据多达三百余张。更有甚者，进士观政、监生举人历事，所在衙门也收取银两，谓之“罚班”，或“办纳”，公私用度皆取用此银。海瑞认为，吏部统领百官，岂有不能行令兵马司之理，乃发出《禁革积弊告示》，对衙门滥取民物，规定：“今后如有部议之外，仍前票扰者，虽小费一分一文不及先日万分之一，亦不姑恕。”对所谓“罚班”银、“办纳”银，一律停止不收。对各衙门办公用具，规定：凡自上手流传下来者除外，若用“罚班”等银置办者，一律退出，必用不可无者，一律以本身薪俸银两给还，一如原价分文不少。对于告状，规定：居民被害，可以放胆来告，“做百姓不可做刁顽不听法度的百姓，亦不可做软弱听人打听人杀而不言的百姓”，可以拦街，可以叫门，所在不禁。状纸上必须明说通政司因畏异，告状若干次而不准字样。海瑞认为，今日做了朝廷官，便与家居之私不同，因此对于赠送上官的所谓“交际银”，规定合行告止。南京是留都，保留了全套的中央职官机构，以及操江、守备、五城兵马司、应天府、上元江宁两县衙门等，官员丛杂，供张之物既多且繁，衙门向铺户索取钱物，由来已久。当时实行当行制，官府所需供张由各铺户承应，但铺户“一入衙门，则胥徒便视为奇货，掯抑需索，无所不有，或给不偿本”，官吏乘机勒索铺户，或白白供奉，或半价而偿，“人始以市物于官为厉，而其党递相扳告，当行纷纷矣”，铺户或逃或败，官府所需百物反有亏欠之虞。官府一再采用审行的办法，对铺户加以控制，“籍其人于官以备呼唤”，“每行列名以次轮流承应”，或者相对固定，派办某行。如摆酒一项，多由各铺户承办，“吏部是办事官吏，户部是箩头与揽头，礼部六科是教坊司官俳，兵部是会同馆马头，刑部、都察院、大理寺是店家，工部是作头，太常寺是神乐观道士，光禄寺是厨役。大韶摆酒一桌，给银二钱，刻剥者止给钱半”，而“衙门中官员既多，日有宴席，人甚苦之”。审行轮值衙门供张，困扰铺户仍然严重存在。何良俊致仕后，嘉靖末年客居南京，见“各衙门官虽无事权者，亦皆出票令皂隶买物，其价但半给。如扇子值二钱者只给一钱，他物类是，铺户甚苦之”。至于监察御史，气焰熏灼，尤为可畏。有一御史买橙丁一斤，其价只五六分，而皂隶诈银五六两。

一官员买果馅数斤，各铺家被皂隶骗银12两，而仍未交上。一官员取松江绫数十匹，每匹只给银1两2钱，还警告铺家不许控诉，“于是疾痛愁叹之声彻于市井间”。铺户既要承担供应的义务，还要承受各级官吏胥役的无端需索，实在苦不堪言。海瑞先为南京吏部右侍郎，后为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认为五城兵马司于民事铺户之事尤关切要，都察院无不当问，对此刻剥诈扰铺户的恶劣行径，海瑞屡屡严禁，每下一令，洞中情弊，南京人途传巷诵，一时间遍在人口。而且严惩顶风作案者。御史陈海楼用红票买米，仍按往常做法，只付半价，铺户怒而不敢言，家中秀才何敬卿，持红票进都察院击鼓告状。海瑞要以太祖严治贪官之法惩治，经众御史恳求，改为杖责办事皂隶三十大板，革除其役，并将该皂隶枷号该御史之衙前。经此一番惩创，收效极为明显，“一时六部两衙门与府县，闻风凛凛，不敢妄取市物”；“自大僚至丞郎，无不凛凛奉法，无以片纸取市中物者，其市物必以价，无敢剧饮为大宴乐”。雨花台、牛首山、燕子矶等风景名胜之地，官舫游屐一时绝迹。后来继任者进一步采取措施，“自是宿弊一刬，贸易者始得安枕卧，而民不至于罢市焉”。

3.议革总甲，定额夫差。与禁革铺户供张相应的是，海瑞在南都任上的另一举措是禁革火甲和均平夫差。所谓火甲，是南京作为都城自明初以来一直沿用的城市巡夜办法，以加强治安和防止火灾。原来做法是，每日总甲一名，火夫五名，沿门轮派，富人雇人代役，贫人自役。每夜人执一器，每人支应一更，一更三点禁止通行，五更三点放人通行。城中各地设有更铺，可蔽风雨，可拘束犯人。遇到有事，各铺前后传讯，灯火相接，锣鼓相闻。此火甲法，平时凡刀枪兵器与救火之具，由铺家准备，若损坏，也由铺家负责修理，但一旦遇到突发的差役或人命案件等，却无常设机制应对，而一直由总甲承应，有时往往数年不能结案，甚至其他杂差也由总甲出应，总甲以至拖累败家。所谓夫差，指南京大小衙门，凡需供张，往往滥发红票，派夫取物，无所节制。海瑞在南京右都御史任上，不时接到投诉，深悉其中弊端，制定《简可照繁册》，以革除总甲，减少衙门对坊里人户的派役。针对各衙门滥征民间夫差，海瑞会同南京兵部商议，制定《夫差册》。册中称道，“议得火甲专为地方防守，京师百官用，本有皂隶而已。南京不然，以致地方之人不堪而诉”。现在遵行圣旨，会同兵部商议，将应存应革，逐一开列，“今日知有朝廷之法而已，不复能念各官之私，有册外取一物一夫者，先执其将票之人，参奏候旨。兵马司暗地奉行，地方总甲私为科派，一同处治。部院科道官犯，互相纠，护不纠，又有别衙门官之口在”。《夫差册》具体开列了各衙门可以动用的夫役人数，而且针对现状强调，“每款应革事下云自行租办，盖设立公费银两，充上下人情，各衙门有之，人情属私字，不属得公字。先日资用火甲，若不问银所从来，转此代火甲用，有恤人心，犹近于义。然细推其所事之故，皆非不可以已而不已之”，因此“酌而革之，无不可”。既经查革，今后“身可着役之事方为之，多多少少，调停其便，今后若事出不可以，用其力，不可索其财，盖俸禄柴薪，下之供上已而不尽，不堪重出”。凡各官衙及官员按规定取夫，发票至兵马司，兵马司登录，按数拨送。所需仪物，送该城御史查验，必待票取而应。要求公私分明，不得借公济私，徇公肥私。海瑞试图禁革火甲和滥差夫役，一时并未完全付诸实施，万历末年南京工部尚书丁宾继续改革，才收到实效。

海瑞复出，在南京任官，已是72岁的高年，身体和精力虽大不如前，但从上述三方面内容可以看出，他为民请命、为民申冤之念时存心中，刚直不阿、廉洁自律之节操始终未易，崇俭去奢、励行官箴之基本理念丝毫未变，体恤民艰、兴利除弊的敢于担当精神一如往昔，要求官员公私分明，不借公济私，不损公肥私，不以势刻剥侵蚀百姓利益的治政理念始终不渝。趋向奢靡的南都，一时之间风气大为好转，所以吏部办事进士顾允成等称颂道：“近在南都，禁绝馈送，裁革奢侈，躬先节俭，以示百僚，振风肃纪，远近望之，隐然有虎豹在山之势。”海瑞节俭清廉，刚正不阿的形象得到时人和后人的高度肯定，一直深深保留在了江南人民心中。

（原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