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设有巡抚，宣德五年（1430）以侍郎于谦、周忱等人巡抚两京、山东、山西、河南、江西、湖广等处，以安抚军民，其后各地常置。其中应天巡抚，统制应天、太平、池州、徽州、宁国、安庆、广德、松江、苏州、常州、镇江十府一州，兼理浙江杭州、嘉兴、湖州三府税粮，巡行区为全国赋税最为繁重之区，地位极为重要。“国家财赋之所出，巡抚之任必极一时之选。”凡此史有记载，无复赘言。惟应天巡抚驻于何地，前后有无变化，学界似一直忽略不论，至有各种说法，仍有待澄清。

1959年，著名明史专家吴晗先生谓：“1569年6月，海瑞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应天十府。应天十府包括现在江苏安徽两省大部分地方，巡抚驻在苏州。”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著名华裔明史专家黄仁宇先生在其名著《万历十五年》中也称，1569年“夏天，海瑞被任命为南直隶巡抚，驻扎苏州”。言之凿凿，都认为海瑞任应天巡抚的隆庆三年（1569），其驻地在苏州。

直到最近，当代学者郭红、靳润成等仍认为，明初应天巡抚“当无固定驻地”；“嘉靖三十三年前当驻应天府句容县。自三十三年始，风汛时移驻苏州，平时仍驻句容。万历三十一年（1603）暂移苏州府”；万历三十一年为安定地方，仍命巡抚驻苏州以资弹压，“此为暂时移驻，后仍当驻句容”。不但看法与两位前辈有异，而且似乎认为应天巡抚正式驻地一直应在句容。

当代江南地方史专家王卫平先生叙述：“明代时，作为朝廷差官的巡抚都御史、巡按御史经常性地驻在苏州，从而使苏州实际上具有了超越府级城市的行政职能。”说得稍为含糊，其说近是。

惟至今坊间流传，多以为应天巡抚驻地即在苏州，未有异议。如中国建筑艺术网称：“据了解，从明朝开始，朝廷专设巡抚为地方最高长官，清代正式以巡抚为省级地方政府长官。苏州书院巷的巡抚衙门，明朝宣德五年（1430）起成为应天巡抚衙门，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又成为江苏巡抚衙门，直至清末。480年间，周忱、海瑞、汤斌、林则徐等著名官吏都曾治事其中。”互动百科网站称：“江苏巡抚衙门原为鹤山书院所在地，明代永乐年间改书院为衙署。自明宣德设应天巡抚开始，到清乾隆设江苏巡抚直至清末，480余年间曾有不少名臣治事其中，诸如周忱、海瑞、汤斌、张伯行、林则徐等，其中林则徐在任长达5年。”

揆诸史实，应天巡抚驻地前后屡迁，变化较大，隆庆时也不在苏州，而在别处，试作考述如次。

一

关于应天巡抚，万历《明会典》载：“总理粮储提督军务兼巡抚应天等府地方一员，永乐初，遣尚书，往江南治水患，兼理农务。十九年，敕尚书巡抚畿甸，然未有专设。宣德五年，命侍郎总督税粮兼巡抚应天等府，始有专职。至景泰四年，定遣都御史。嘉靖三十三年，以倭警，令应天巡抚都御史提督军务，当风汛时，驻札苏州，严督防守。”万历后期上海人王圻《续文献通考》所载相同，惟加“万历间，以道里不均，题准驻札句容”。清初官修《明史》载：“总理粮储提督军务兼巡抚应天等府一员。宣德五年初命侍郎总督税粮兼巡抚。景泰四年，定遣都御史。嘉靖三十三年以海警，加提督军务，驻苏州。万历中，移驻句容，已复驻苏州。”两书均未说明应天巡抚早期驻于何地，而万历《明会典》称嘉靖三十三年（1554）因为海警加提督军务，“当风汛时，驻札苏州”，《明史》则省略“当风汛时”一语，径称应天巡抚驻扎苏州。无论如何表述，则前此不在苏州，可以推定。《明史》较之万历《明会典》更为详细，补述万历时期应天巡抚驻扎地方，谓“万历中，移驻句容，已复驻苏州”，是则不独嘉靖三十三年前应天巡抚不在苏州，兼且“万历中”后又“移驻句容”，后来才“复驻苏州”，固定下来。然则应天巡抚嘉靖三十三年前驻于何地，“万历中”和“复驻苏州”时，又究为何时？均有探究之必要，试作考论。

关于应天巡抚厅署，成化时，应天巡抚陕西三原人王恕有记，略谓：“成化十五年，岁在己亥，恕以南京兵部尚书奉天子命改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巡南畿，治事于会同馆之北兆，循旧规也。越明年庚子，恕以畿内词讼繁夥，缺官谳狱，具疏上闻。于是命南京刑部选差官一员，随恕问刑，特旨也。官既有，无地以处之，爰询度得故署基于兹馆之后，厥基弘敞而爽，众以为可作巡抚厅事，而以故所与问刑官居之。恕然其言，乃取废便民仓之料，应天府经历杨淳董工为之。始事于辛丑之冬，讫工于壬寅之秋。为正堂、穿堂、后堂各四楹。正堂则治事，穿堂则延宾，后堂则退食焉。外门屋亦四楹，视正堂则小焉。中门一视外门，又小焉。角门二，视中门又小焉。前左右厢房各三间，后左右厢房亦各三间，储书房三间居左，会计房三间居右，俱在二厢之上，而面正焉。家庙三间，处于后堂之左，厨房三间，处于后堂之右。吏胥之舍在右厢之后，舆隶舍在左厢之后，而稍前焉。又凿井二，一当厨房之前，一置中门之外。昔之未作斯也，恕则寝处于朝房，吏则舍馆于旁近，而各异其门，匪朝夕，或出或入，皆不知。今之既作斯也，俱在一门之中，而各异其居，内有区别，而外有防闲焉。”

王恕此记，提供了有关应天巡抚厅署的诸多明确信息，即应天巡抚应系朝廷监察官，原来并无专署，治事处所在会同馆。此种情形，直到成化十五年（1479）王恕出任应天巡抚时为止。此年，王恕上疏奏请，获得兵部派遣差官一员，随其问刑，而有官无地，王恕在会同馆之后寻得巡抚旧署基地，兴建巡抚衙署，而将在会同馆内之办事处所转作问刑官处所。巡抚衙署兴工于成化十七年之冬，迄工于次年之秋，落成正堂、厅堂、后堂以及厢房、储书房、会计房、家庙、厨房、吏胥舆隶房舍等，一组建筑群竖了起来，应天巡抚有了正式而固定的衙署。由王恕所记可知，应天巡抚治事在成化十八年前借居京城的会同馆，成化十八年后在会同馆之后的新建公署。

会同馆，南京地方文献有记：王俊华《洪武京城图志·街市》载：“会同馆，在长安街西，四方进贡使客所居。”而“长安街，在皇城西长安门外，即旧白下桥东”。嘉靖《南畿志》卷四《郡县志一·城社》记：“城内之大街曰长安，在大中桥东北，直抵西长安门。”依据这些记载，可知会同馆在西长安门外之长安街之西。

王恕又有《愿治堂记》，将其南京巡抚厅堂命名为“愿治”，以寓夙夜不懈，孜孜愿治之意。

上述应天巡抚王恕撰写的几篇记文，详细地说明，早期的应天巡抚驻地，是在南京。这一点，前人从未指出，特此标明。

二

其时应天巡抚虽有固定驻地和固定公署，然须巡历所属各地，故所属府县各地多建有治事行台。于此，地方文献记载甚夥，值得注意。

南京以东，镇江府城有应天巡抚行台。乾隆《镇江府志》载：明巡抚公署，成化五年（1469）知县蔡寔以县东濂溪书院废址改建创设。后巡抚尚书王恕题榜曰“都台”。弘治辛酉十四年（1501）巡抚都御史彭礼命知县高谦购院左民地以开广之，筑亭其旁，匾曰“后乐”。

常州府城有应天巡抚行台。康熙《常州府志》载：南察院，旧名延陵馆，在朝京门东，明宣德六年（1431）建，“为巡抚莅事之所”。巡抚侍郎周忱匾其后堂，曰“思稔堂”。西偏厅事三间，部使者居住。成化十六年（1480），巡抚尚书王恕重建，匾其正堂曰“愿治堂”，自为记。

常州府属各县除了靖江县，也均有应天巡抚行台。无锡县，康熙《常州府志》载，巡抚行台在县治东北控江门内，宣德六年建，大门三间，左右各有候馆。前临河，有坊，中曰“清源”，左曰“风纪”，右曰“激扬”。入门为仪门，门内左右各有厢。中为“愿治堂”。堂后为川堂，川堂左右为厨房。后为后堂。又后为圃，有亭沼，俗称北察院。崇祯末年毁于兵火。江阴县，巡抚行台在大街虹桥东，匾曰“都察院”。弘治十三年（1500）知县熊吉、涂祯建。有仪门。门内为庭墀，夹庭墀为两厢，中为抚厅，后为川堂，为便堂。东西两护房，延缭周垣，共一百一十五丈。宜兴县，康熙《常州府志》载，都察院，在县治东，宣德八年（1433）知县章惟澄建，“为巡抚重臣驻节之所”。成化元年（1465）重修。嘉靖间倾圮不葺。清初尚存遗址。

苏州府城有应天巡抚行台。嘉靖《南畿志》卷五《郡县志二·建牧》载：巡抚都察院，在会同馆内。同书卷十二《郡县志九·建牧》载：苏州巡抚都察院，在南宫坊，即鹤山书院，“正统间周文襄公按治时居之，遂为行台”。是则也说明，直到嘉靖时，应天巡抚正式衙置仍在南京会同馆，而苏州因正统间巡抚周忱按治，建有行台。正德《姑苏志》卷二十一《官署上》也载：苏州巡抚行台“自永乐、宣德来为巡抚大臣治事之所”。正统十年（1445）知府朱胜建来鹤楼三间于后堂北。同书卷二十四《学校·书院》载：苏州共有书院六所，设官主教事者四所，子孙奉祠者二所，即文正与鹤山，当时只有此两所尚存，“而鹤山又为巡抚公署”，乃以后屋为祭所。此巡抚行台，据嘉靖《吴邑志》卷四《境内公署上》，在邑东南三里，原为宋参知政事魏了翁赐第，其匾曰“鹤山书院”，宋理宗御笔。宣德五年，尚书周忱“以督理粮储奉命至江南，遂以为治所。自是之后，抚臣相继居之。今遂为大司宪衙署矣”。此南宫坊，在吴县东南三里西南隅十七坊。

苏州府所属各县，除了府城附郭县治，也均有应天巡抚行台。昆山县，正德《姑苏志》载：巡抚行台在县治东荐严寺左，即范仲淹读书处，号石湖书院，内有范公亭，由赵雍书匾。正统间侍郎周忱重构堂宇，改称玉峰书院，亭曰“思范”。常熟县，正德《姑苏志》记：巡抚行台在县东北，即文学书院。宣德间移吴公祠于儒学，以此为巡抚公署，侍郎周忱改称学道书院。成化十九年（1483）都御史王恕匾其堂曰“愿治”。弘治十年（1497），知县杨子器以其地狭隘，乃请于巡抚都御史彭礼，迁于西山巷之左市地。嘉靖《常熟县志》所记与正德《姑苏志》同，而更加详细，谓：“都察院，旧在儒学之西，即宋旧馆驿也。国朝，凡都御史、侍郎巡抚多即此以视事。弘治十年，令杨子器以其地狭隘，乃请于巡抚彭都御史礼，议迁于县治西山巷之左市地以建。其制雄伟，前为门三间，仪门三间，中为大厅，以旧扁张之，曰‘愿治’。厅后为穿堂二间，后厅三间。前厅两旁为隶卒宿舍，各三门。后厅之旁有夹室。后有亭，覆以茨，旁凿两池，围以栏楯，旁植名卉。台门之外，有小厅三间，门一间。前有庭除，缭以周垣，为县官听治之所。”吴江县，正德《姑苏志》载：巡抚行台在县东，旧为书院。嘉定县，正德《姑苏志》载：巡抚行台在县治西仓巷口，即馆驿改置，右有行馆三楹，万历三十年（1602）知县韩浚建。太仓州，正德《姑苏志》载：巡抚行台在城报本寺西，弘治中知州翟敬建。

松江府城有应天巡抚行台。正德《松江府志》载：巡抚行台在府西南沙家桥东北，旧为三皇庙。宣德四年（1429），巡抚大理寺卿胡概即其地建吴辅国将军庙，而治事其中。天顺中，知府李惠始迁庙于西邻隙地，而治事仍在故宇。成化中，知府刘璟全部撤除更新，规制始备。西傍庙垣，有山亭，特为幽雅。弘治十二年（1499），知府刘琬拓建外门，改旧横街，折而南向，循河为石梁，前通大路，榜曰“鸿逵”，左一区为县学射圃，后有小厅，榜曰“读易处”，“府官候见巡抚则居之”。自宣德时应天巡抚派驻较为固定后，直到弘治时，松江府城的巡抚行台不断修建。

松江府属县上海县也有应天巡抚行台。正德《松江府志》载，上海县，巡抚行台在县治东北，弘治十三年（1500）知县郭经改建。都宪行台落成，巡抚副都御史彭彦恭请南京吏部侍郎杨守阯撰记。据杨守阯记文，上海县应天巡抚行台，在县治东一里许方浜之北，为“巡抚重臣莅官行法之所久矣，门垣堂庑日就颓敝”，于是知县郭经呈请后动用公帑兴建。兴工于弘治十三年正月，落成于同年六月，费银六百五十余两。新落成的巡抚行台，“前厅、后寝各五间。寝之后有亭、假山，花竹列置左右。寝之前为穿堂二间，以属予厅。厅之前为轩三门，以临于庭。庭之外，甬道南出为仪门三间。仪门之内厅寝之侧，左右厢庑凡数十间，则吏牒之所栖，徒隶之所憩，庖湢之所在也。仪门之南为外门五间，门之左右，翼之垣墙，折而东西，以周于北，凡一百二十余丈。外门之前为绰楔门三间，榜曰‘都宪行台’。又为坊门于路之东西，东曰‘纲纪’，西曰‘旬宣’，所以严宪度肃具瞻者，无不备矣”。

徽州府城有应天巡抚行台。弘治《徽州府志》载：“都察院，在府学前左隅，旧为本府征输库房，后郡人程学士敏政以仓隙地易之，弘治十四年巡抚彭公礼见府城中止一察院，而巡抚巡按共之，为未便，令知府彭泽等措价银七百两赎回前地，以建都察院。方计直鸠工，而泽以忧去。弘治十六年知府何歆到任，督造且严，而原委董役义民汪存应等具以原发府藏银二百五十余两，计直不当告，乃面析之，信然。于是与歙县知县马应祥设法缓处，得银仅四百两，通前共六百余两，俱付汪存应等，且令曰：敢有弛工及妄费一钱者，定罪不贷。而汪存应等乃皇恐从事，如治家焉。几半年建成。正厅三间，耳房二间，左右廊十二间，穿堂三间，直舍三间，厨房三间，二门五间，前门三门，门左右各建小房三间，以为府卫居止。厅事周围垣墙高峻，门外复筑屏墙一道，东西起盖牌坊二座，曰‘抚绥’，曰‘肃清’，规制整肃，焕然聿新。”正式建立是在弘治十六年（1503）。(www.daowen.com)

江宁府溧阳县也有应天巡抚行台。万历《应天府志》载，溧阳县，都察院在县治北。据乾隆《镇江府志》载，该处行台，原名金渊书院，宣德间知县李铭建，成化间靳璋重修，弘治间符观展拓之，万历间仍名书院。

由各地设置情形看来，南直隶各府县大多建有巡抚行台，钱粮重地苏、松、常、镇各府几乎每县均有。各地巡抚行台规制大体参照南京抚署而差小，有大门、仪门，有正堂、穿堂、后堂，有厢房、厨房、吏舍，有的还有供属员候见的居住所。苏州府属各县不仅均有巡抚行台，而且其正堂多以王恕所题匾额“愿治”为名。这些行台，“为巡抚莅事之所”，“为巡抚大臣治事之所”，只是巡抚巡历其地时的驻扎办事之所，而非日常性的公署，自然是不能将散布在各地的这些巡抚行台理解为应天巡抚所在地的公署的。所以崇祯《吴县志》将苏州府衙、吴县县衙等称为“治署”，而将巡抚巡台与察院、督粮道等一起称为“巡驻公署”，其分别对待意思甚明。这些地方文献的记载，在在说明，直到万历二年，南京仍是应天巡抚的正式驻地，所属各地府县城的署所只是巡抚行台，不能视为巡抚驻地。

三

应天巡抚驻地最初在南京，而各地府县多有巡抚行台，后来又是如何变迁的呢？是否如乾隆《句容县志》卷二《建置志·公署》引“旧志”所说，“往时中丞开府金陵，已移镇姑苏”。又是否如前引《明史》和清乾隆《续文献通考》所说，“嘉靖三十三年以海警，加提督军务，驻苏州”，应天巡抚在那一年改以苏州为驻地呢？

嘉靖三十三年（1554），苏松等地遭受严重倭患，朝廷调兵遣将忙于御倭，却成效不著。二月，巡按直隶御史孙慎即劾奏新升应天巡抚彭黯，称其“身居重任不能出死力以捍地方，乃纵贼盘据南沙，杜门高卧。至屡趣之进兵，黯不得已，一至太仓，散千金以募勇士，日给廪饩，所糜又以千计。曾一矢未发，俄已退还南京矣。未几而工部尚书命下，黯不候交代，遂封其印绶，寄之应天府，一切军务俱置不理，乐于脱一己之患害，而忍于视百姓之鱼肉。遂使诸贼侦知调度无人，东驰西突，杀掠不可胜计。乞重治以警人臣偷安避事者。疏入，上怒，命锦衣卫械系至京，鞫问之。寻黜为民”。由孙慎所劾，彭黯到了御倭前线太仓，“俄已退还南京”，新的任命下达，未候交代，即将印绶封寄应天府，可知其时应天巡抚正式公署仍在南京，殆无疑义。

上引《明史》所说看似也有一定的道理。同年，应天巡抚彭黯坐视倭寇焚掠骚扰被撤职，朝廷从设官体制上谋求良策，《实录》记录了嘉靖帝与大学士及吏、兵两部的筹议情形，载：“甲辰，改南京兵部右侍郎屠大山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总理粮储提督军务兼巡抚应天。初，吏部以江西右布政方任代应天巡抚彭黯，未任以忧去。复以江西左布政陈洙代之，会黯被劾得罪，上命再推忠谨堪任者以闻。大学士严嵩言洙已升任，上曰：‘卿谓代黯有人，不知其人才猷能胜黯否？且今地方危急，一日不容纵贼，又恐其人远，不能猝至。奈何？卿可同尚书默详议。’默因言苏松巡抚所辖一十二府州，地远不便兼辖，况当军兴之际，调兵转饷，难责一人。请添设提督军务大臣一员，责之剿贼，而令巡抚洙专督粮饷。上曰：‘总督与巡抚并设，未知当否，其再会同兵部详议以闻。’于是默等退，复与兵部诸臣计之。皆言兵粮两分，行事未便，不若依近年浙江添设提督军务都御史例，令提督巡抚，合为一人，庶责任专而绩效可勉。其都御史洙暂令回籍候补。上以为然。因改大山于应天。应天巡抚兼提督，自大山始。”

实录所载甚明，廷臣讨论的结果是，依照浙江巡抚之例，应天巡抚在总理粮储的职能之外，加以“提督军务”，屠大山即以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总理粮储提督军务兼巡抚应天，始开其端。查后此应天巡抚，皆以“总理粮储提督军务”职能任命。然而是年的实录，未有任何文字说明应天巡抚衙门也移镇到了苏州。

幸运的是，崇祯《吴县志》的记载为我们辨明应天巡抚衙署提供了佐证。该书载：“都察院，在南宫坊，即鹤山书院。宣德七年知府况钟为巡抚大臣治事之所。正统十年知府朱胜剏来鹤楼于后堂北。成化十六年巡抚尚书王恕题大堂为‘愿治’，亲书扁。嘉靖四年巡抚都御史陈凤梧树‘保障东南’、‘澄清畿甸’二坊于东西。知府胡缵宗书。辟后圃，建思贤亭。后巡抚多驻节句容，此称行台，每遇海汛则临焉。万历间始为治署。二十九年巡抚都御史曹时聘于辕门外增设官吏精勇牙兵等房。三十四年巡抚都御史周孔教更辟东址增建书堂及吏隐轩，凿池栽竹，极幽邃之胜。天启三年巡抚都御史周起元于辕门外东西建榜廊，添设坐营中军听用等官厅健快等房，增雄气概（原注：此署属长洲县修理）。”该书记录嘉靖四年后应天巡抚衙署情形，谓巡抚“多驻节句容”，苏州仍称“行台，每遇海汛则临焉。万历间始为治署”，表述很明确，直到万历时，苏州一直只是行台，而非抚署。

合参万历《明会典》、王圻《续文献通考》和崇祯《吴县志》等明代文献的记载，联系当时实情，可以推定，嘉靖三十三年起，应天巡抚虽兼提督军务，但只在“海汛”时驾临苏州督理军务，平时则仍在南京总理粮储等事，苏州处事之所仍称行台。清修《明史》《续文献通考》等清人著述，均将应天巡抚当海汛时前往苏州提督军务误以为其时抚署也一起移驻到了苏州。

在时人眼里，嘉靖三十三年至万历二年抚署迁往句容期间，苏州也不是抚署所在地。晚年出仕的常州人唐顺之于嘉靖三十八年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时说：“朝廷原用我做视军情官，我是看人干事的。假如我只是高坐省城或苏州，今日一道文书，江北督总兵，明日一道文书，江南督兵备，谁论得我者？”唐顺之将省城与苏州并列，说明苏州还不是巡抚驻扎的省城。万历五年《应天府志》卷十六《建置志》载：“巡抚都察院，在会同馆内，今移镇句容。”由此也可知，句容的应天巡抚衙署迁自南京，而非苏州。

应天巡抚衙署仍在南京，而随着海汛频发巡抚前往苏松等地提督军务日多，巡抚治事偏在苏松一隅，反致不利于居中调度统辖所有属地，于是导致万历二年（1574）抚署首次迁徙。

前引王圻《续文献通考》谓“万历间，以道里不均，题准驻札句容”，然则此“万历间”，具体为何时呢？乾隆《句容县志》卷二《建置志·公署》引“旧志”叙述应天巡抚衙署“移镇姑苏”后，又接叙道：“濒海，去宁、徽较远，江上之警非浃旬不达，宋公至，乃始迁句容。其地于所部甚近，若臂之运指，且得专其精神于号令声教。自万历二年宋公始。”该志将原因交代得很清楚，苏州濒临海，利于传达海警，而距离宁国、徽州等府较远，不利于传达江上之警，所以迁往适中之地句容，以便于号令声教，事在万历二年（1574），是应应天巡抚宋仪望之题请。万历五年《应天府志》卷十六《建置志》也载，句容县之“巡抚都察院在县治东。万历二年本院奏准移镇，以旧察院为之。察院在治西，万历初建”。应天一府之内，府志与县志所载，完全一致。

万历《应天府志》和《句容县志》所记，在时人的记录中得到印证。《实录》载：“万历二年六月壬戌，兵部议覆巡抚应天都御史宋仪望题修理句容县旧设巡抚衙门，为巡抚驻札，春夏巡历苏松等府，以防海汛，秋冬巡历徽、宁等府，以肃地方。从之。”应天巡抚衙署之移驻句容，盖便于巡抚，春夏巡历苏、松等府，秋冬巡历徽、宁等府，以肃清安宁地方。万历四年（1576），大学士张居正复函应天巡抚宋仪望，中有“丈向移驻句容，议者咸以为多事，近更喜其安静”。可见，应天抚衙移往句容，确是出于巡抚宋仪望之题请，其时也确实已经移往句容。如此，则句容自万历二年起，成为应天巡抚衙门所在地，而苏州的巡抚署仍“称行台，每遇海汛则临焉”。

四

学界所习称之苏州应天巡抚衙署，按崇祯《吴县志》卷十二《官署》的说法，“万历间始为治署”，然则万历二年（1574）抚署由南京迁往句容，苏州“始为治署”的“万历间”具体又系何时呢？

万历二十六年（1598）七月，当耶稣会士意大利人利玛窦第二次来到南京时，提到应天巡抚驻在“距离南京城大约一日路程的小城中”。对此小城，中译者出注“意大利文为Chiugiun（句容）”。说明直到其时，应天巡抚衙署还在句容。

《明神宗实录》万历三十一年（1603）三月载：“先是，常熟生员孙汝炬等煽众鼓噪，窘辱守令，苏州府知府周一梧闭门求去，抚按以闻。礼科都给事中张闻达疏纠，俱奉严旨参究。于是礼部奏将孙汝炬等分别首从问拟，常熟通学生员并童生停勒一科，不许考试。周一梧令供职。仍通行各省直提学官，照本部原题，每三年之中岁考两遍，文章行谊严为进退，并禁府州县收拜门生，及纵容生员出入公门，禀嘱公事，如遇有纠众生事等项，不分人数多寡，轻则革锢，重则问遣，合学停科一如前法。上俱允行之。仍命巡抚驻苏州以资弹压。”这是应天巡抚移驻苏州的最早记录，是说应天巡抚移扎苏州是为了弹压生员闹事，时在万历三十一年。

是年应天巡抚移扎苏州，在时人的记录中得到印证。万历三十一年八月，应天巡抚曹时聘上《会题升游击疏》称：“臣钦遵明旨移驻苏州。”万历三十三年七月二十二日，其标下坐营游击将军姜良栋，称在万历“三十年叨补应天抚院标下坐营今职，驻札句容，继因苏城乃两都咽喉要地，诸省商贾毕集之所，盗贼窃发，无夜无之，更兼儒民两变，人心汹汹，致奉特旨将应天抚院改镇本城，蒙前院曹特将标陆天营军兵一千二百合为一营，题职久任，责成防守”。姜良栋又在《条议巡守机宜弭盗便民诸稿》中称：“夫姑苏乃国家股肱雄郡，财赋名邦，城池宽阔，民俗奢侈，兼之商贾辐辏，盗贼垂涎，小则踰墙穿穴，大则明火执械，岁鲜宁期久矣。往年抚院移驻句容，武备懈弛，盗贼生发……因城中民儒两变，奉旨仍命抚院曹公回驻苏州弹压。”姜氏两文说明两点：一是证实了应天巡抚原驻句容，万历三十一年移驻苏州，其标下坐营也由句容随迁苏州；二是应天巡抚移驻苏州，其因不仅在于生员之变，兼在于民众之变，还在于苏州的经济和交通地位。文中所说民变，当指发生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的苏州市民为反对织造太监孙隆滥征丝织之税的暴动。

明末人也认为应天巡抚移驻苏州是在万历三十一年。天启时官至大学士的朱国祯，又以熟悉明代典制著称，其称江西巡抚衙门的同时，称“苏州巡抚行台，乃魏了翁赐第，宋理宗匾曰‘鹤山书院’”。既称行台，即是非常驻之地。崇祯时官至大学士的黄景昉说：“应天巡抚之移驻苏州，自万历癸卯始。时以常熟生儒之噪辱守令，藉为弹压，偶然耳，不谓后遂成令甲。”癸卯即万历三十一年。这是有关应天巡抚移驻苏州起始年代的最直接记载。

应天巡抚驻扎苏州，虽事出偶然，而终成令甲，由此直至明亡，再未移易，前后整整40年。如此说来，前引郭红、靳润成所谓应天巡抚“于嘉靖三十三年前当驻应天府句容县。自三十三年始，风汛时移驻苏州，平时仍驻句容。万历三十一年暂移苏州府”，其说正好相反，应天巡抚驻扎句容恰恰不在嘉靖三十三年前而在之后，万历三十一年驻扎苏州也不是“暂移”而是定制。

综上所述，在明朝政治和地方统治史上居有极为重要地位的应天巡抚，其职能随着时代迁移不断扩大，原为总理粮储而设，嘉靖三十三年因为御倭海警的需要，扩充为同时提督军务，其署所也不断迁移，过程较为复杂。巡抚一职自较为固定的宣德五年（1430）起，应天巡抚署所先在南京会同馆，自成化十八年（1482）起，在会同馆之北建立起独立的衙署，直到万历二年（1574），一直在南京，并非“无固定驻地”。南直隶所属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徽州等府城，以及应天、苏州、常州、松江等府所属各县，大多建有巡抚都御史察院，但只是应天巡抚前往巡察理事之行台，而非正式衙署，也并不意味着应天巡抚移驻那些地方。海瑞出任应天巡抚时的隆庆三四年间，其正式驻地应仍在南京，而非如人所习称的苏州。诚然，因苏州海汛频发，其时应天巡抚可能居苏之日居多，但不改变苏州的行台性质。万历二年（1574），应天巡抚早就赋予总理粮储兼提督军务，为居中调度，及时处理海警和江警紧要事务，应天巡抚驻地由南京移往适中之地应天府之句容县，巡抚春夏巡历苏、松等府，以防海汛，秋冬巡历徽、宁等府，以肃地方。当然，其时由于苏、松等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日益重要地位，应天巡抚可能仍以苏州行台为主要驻扎之所。后因苏州发生生员和市民之变，兼因苏州日益重要的经济和交通地位，万历三十一年（1603），应天巡抚驻地又由句容迁驻苏州，这是苏州成为应天巡抚驻地的起始之年，自此直到明末最后40年，苏州一直是名副其实的应天巡抚驻扎地。

（原载《江海学刊》2012年第4期，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文摘》2012年第4期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