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的江南城市，商品生产持续发展，商品流通蔚为壮观，商人活动十分活跃，是全国极为重要的经济中心。高度发达的经济，必然带来文化的繁荣和社会的进步。江南城市教育发达，黉序崇宏，书院林立，书肆栉比，藏书宏富，文才辈出，文士汇聚，学术流派先后辉映，精英文化繁荣昌盛，大众文化精彩纷呈，地域文化璀璨夺目，江南城市又是全国极为重要的文化中心。

社会各个阶层共同谱写了灿烂的江南城市文化，构筑了江南城市文化的宏伟大厦，也为江南城市文化的建设作出了相应的贡献。本文仅从商人活动的角度，考察外籍地域商人在江南城市的文化活动，探讨其与江南城市文化的关系，希望有助于丰富和深化明清江南社会经济和城市文化的研究。

一、经营文化商品

明清时期的江南，苏州、南京、杭州、常熟、无锡、湖州等地是著名的刻书印书中心，刻印书籍数量之多，类别之众，校勘之精，堪为全国翘楚。万历时浙江兰溪人胡应麟说，当时刻书之地以吴、越、闽三处最为有名，而以吴地刻书最为精好。又说：尤为突出的是，“吴会、金陵擅名文献，刻本至多，巨帙类书咸会萃焉。海内商贾所资，二方十七，闽中十三，燕、越弗与也。然自本方所梓外，他省至者绝寡，虽连楹丽栋，搜其奇秘，百不二三，盖书之所出，而非所聚也”。按照这种说法，当时全国书籍集中之地为北京、金陵、苏州和杭州。江南的南京、苏州和杭州三大城市都是著名书城。

南京、苏州汗牛充栋的书籍，虽大多刻自当地，但不少就是由外地商人刻印的。明末徽州休宁人胡正言，弃官后寓居南京，大量收购，在其十竹斋中，雇佣了十数名刻工，用五色套印出了《十竹斋画谱》《笺谱》，不论花卉羽虫，色彩逼真，栩栩如生，成为学画的模版，“销于大江南北，时人争购”。光为十竹斋包揽经营的汪姓良工就成了巨富。明时杭州盛行雕版画，据说“殆无不出歙人手，绘制皆精绝”。清中期南京的状元境，书坊有20余家，大“半皆江右人”。明末南京开书铺的周用，就是江西东乡县人，被劝诱入天主教，在教堂内印刷经卷，被官府逮捕。

明代南京有名的书坊，据今人研究，多达近60家，刻印书籍以戏曲、小说、医书、时义为多。这一类书，为社会各界所需要，出版成本低，发行数量大，获利一定丰厚。实际上，明后期江南城市的书坊还刻印商业用书。如坊名为金陵唐氏文林阁的书铺，又名唐锦池（有时或称集贤堂唐锦池），就曾刊印过《新安原版士商类要》，署为文林阁唐锦池梓行。该书作者程春宇，曹嗣轩《休宁名族志》有载，名煃，字惟元，春宇是其别号。他“幼失恃，事继母汪以孝闻，舞象就傅，授书辄能通大义。既长，益力学，尤好涉览史传，取其善败以为鉴戒。……尝在吴，闻父病，千里奔归，吁天露祷，请以身代。……兄弟中有蚤卒者，经纪其家事，抚孤侄如子。念家庙湫隘，捐钜赀为倡首。……他如建桥梁、竖文峰、甃里巷、葺道涂，或百余缗，或数十缗，义施难以枚举。暇尝手一编，训诸子曰：‘读书非为利达，要当与古人为徒，谨身节行，济人利物，即摄衣而登圣贤廊庑，何难哉！’施邑侯重其义，延为乡饮宾，郡邑旌扬，不一而足”。四个儿子，均是生员或国子监生，“俱能世其家学”。歙县人方一桂说他“蚤失所天，甫成童而服贾，车尘马迹几遍中原”，晚年“取生平睹记，总汇成编”，天启六年，方一桂游览南京鸡鸣山，程与其话旧，请其为书作序。看来这是个幼年起就在全国各地活动的休宁商人，较有文化修养，平时孝义笃行，有声于家乡。他利用平生丰富的经商阅历，编写了《士商类要》这一日用手册。而与程春宇同时的西陵憺漪子，编有《天下路程图引》一书。这个憺漪子，据柳存仁先生考证，是明末清初的汪淇，又自署汪象旭，钱塘人。而据王振忠先生研究，汪淇字憺漪，明末人，是侨寓杭州的徽州书商（祖籍休宁）。在程、汪二位徽商编书之前的50余年，另一徽商黄汴，就编成了目前所知明代第一部商业类用书8卷本的《天下水陆路程》一书。黄汴弱冠即随父兄外出经商，“后侨居吴会，与二京十三省暨边方商贾贸易，得程图数家，于是穷其闻见，考其异同，反复校勘，积二十七年始成帙”。黄汴这个徽商，穷27年之功，精心编纂可资实用、影响后世、被多所转引的商业书，很可能本身就是个书商。黄、程、汪三位徽商，都侨居在江南，都编写了商业书，其书或编于苏州，或刊刻、作序于南京。以经商的亲身经历写成，在商品市场发达、刻书印书的中心江南刊印的这些商业书，销路一定不错。若果真如此，则这些商人编写这类商业书，既有裨商人经商实用，同时也为的是谋取丰厚的商业利润。试观憺漪子《天下路程图引叙》所言，“凡疆理山川之轇轕，关津驿舍之次第，皆可以按程计里，纵横贯穿，回环往复，分率参合，无一抵牾，如躔度交会而辰宿次舍不失分寸，如营卫周布而经络节穴不差毫发。后之览者，必各随其所至，合符其所见而始信其工也，则行者箧之，以为针车之宝可也”，简直就是一段自我吹嘘的广告词。可以设想，商人自己编写商业书，绝不仅是简单的文献流布之事，而更是有意识的商业文化经营活动。

苏、杭、宁三大城市的书坊，大多分布在商业闹市或交通要道处。明后期南京书坊主要分布在三山街及国子监前，苏州书坊主要分布在阊门内外及吴县县学前，这些地段都是商业闹市。杭州书铺大多在镇海楼之外及涌金门之内、弼教坊和清河坊等地，都是通达之衢，乡试时有时也会移至贡院前，二月十二花朝后数日因大士诞辰则会移至天竺，四月上旬后因游人渐多则会移至岳坟，完全随商业销售的需要而转移地点。

上述刻书中心耗用的不计其数的纸张，以及江南市场上的部分书籍，更是由江西商人、福建商人、安徽商人和浙南商人等地域商人直接贩运到江南的。清前期，经过浒墅关的外地纸至少有光古、灰屏、黄倘、连史、元连、白鹿、毛长、对方、毛边、江连、川连、黄表、桑皮、碑色、东坦纸等名品。外地纸商是贩运这些纸的主力。康熙五十七年，在苏州的上杭六串纸帮商人建立了汀州会馆，“其实为上杭纸业之一部分也”。区区一县纸商就独力建立了会馆，这在会馆林立的江南也是不多见的，而且仅为该县“纸业之一部分”，可见福建纸商在江南的实力。在上海的建宁、汀州商人建立会馆，纸商是捐厘主要对象。在江南的福建纸商也是很有名的。张应俞《杜骗新书》第六类《牙行骗》就描写，福建纸商施守训，“家资殷富，常造纸卖客。一日，自装千余篓，价值八百余两，往苏州卖……家中又发纸五百余篓到苏州……次年，复载纸到苏州”。看来这是个专门以苏州为市场的福建纸商。据今人调查，连成县的四堡乡从明中叶起便以造纸刻书并负贩于天下而闻名于长江以南各地。这些书商活跃于江南的南京、无锡、湖州、苏州和杭州等地。如邹氏和马氏宗族的不少人曾将家乡的书籍纸张贩运到江南。清代南京的江西商人，以瓷器、竹、纸为主要经营商品。嘉庆元年，苏州重修江西会馆，捐银的江西纸商至少有南昌府纸货众商，捐银700两；山塘花笺众商，捐银300两；德兴县纸货众商，捐银105两；桐城县纸商，捐银80两，共捐银1185两，仅次于捐银1200两的麻货众商。徽州纸商在江南也较活跃。乾隆三十八年，苏州修建徽郡会馆时，皮纸帮是参与发起的三大帮之一。浙东特别是龙游书商在江南颇有名气。明代归有光说：“越中人多往来吾吴中，以鬻书为业。”他提到的童子鸣，即世为龙游人。清初，“龙游余氏开书肆于娄，刊读本四书字画无伪，远近购买”。其时龙游书商在苏州似乎人数更众。康熙十年，浙江书商在苏州阊门以北的尚义桥建立了崇德公所，“为同业订正书籍讨论删原之所”。道光二十五年复立行规以约束同行。专门经营粗纸箬叶一业的浙南商人则在南濠建成浙南公所，“为同帮议公宴会之区”，咸丰时毁于兵燹，同治十一年重建时仍有商号44家。

江南是文献之邦，文化艺术品市场极为发达，而这一市场的兴盛与地域商人的活动大有关系。外地商人特别是徽商利用地利之便，凭借雄厚的财力尽情收购积蓄书画册籍。如经商南京的陈姓徽商，“凡金石古文、名家法帖，手摹指画，务得其真，无所不习，绘事则自皇唐以迄胡元，名品则自宗器以迄玩物，无论百金之价，什袭之珍，无所不购”。再如休宁商吴用良，“其出入吴会，游诸名家，购古图画尊彝，一当意而贾什倍”。清初休宁商江五声在苏州，“喜购古鼎彝罍洗，次至官、哥窑以下瓷器，若前代朱黑髤具之属，罗列便坐左右”。乾隆时歙县人汪启淑，业盐于浙，侨寓钱塘，工诗好古，收藏甚富，尤嗜印章，自称印癖先生，搜罗古玺以及历代印章数万方，辑有《集古印存》《汉铜印原》《汉铜印丛》和《静乐斋印娱》等印谱20余种。

万历时的袁宏道对徽商的总体看法是：“徽人近益斌斌，算缗料筹者竞习为诗歌，不能者亦喜蓄图书及诸玩好，画苑书家多有可观。独矜习未除，乐道讼而愧言穷，是为余结耳。”明代商人吴其贞在其《书画记》中则说：“昔我徽之盛，莫如休、歙二县。而雅俗之分，在于古玩之有无，故不惜重值争而收之。时四方货玩者，闻风奔至。行商于外者，搜寻而归，因此时得甚多。其风开于汪司马兄弟，行于濮南吴氏，丛睦坊汪氏继之。余乡商山吴氏、休邑朱氏、居安黄氏、榆林程氏以得，皆为海内名器。”以有无古玩衡量是否雅俗，所以徽商收藏之风最盛。这类事例可谓不胜枚举。以往论者多将商人的这种行为认定为附庸风雅，装装门面。这未免小看了商人特有的眼力，低估了商人的商品意识和经营能力。商人购买书画文物，自有假充风雅者，但保值增值，作为文化投资者恐不乏其人。明后期歙商吴用卿，与兄“俱之京师，悉出金钱筐篚易书画鼎彝之属，鉴裁明审，无能以赝售者，好事家见之，不惜重购，所入视所出，什佰千万”。经营书画文物，具眼力者，利润极为丰厚。此法用于京城，江南当也常用。又有徽人郭次父者，住焦山，“所蓄器玩书画甚精宝，不啻拱璧，欲待价而沽，以射高利”。看来，经营书画以射高利者大有人在。嘉兴秀水人李日华，官至太仆寺少卿，致政家居20余年，擅书画，精鉴赏，常与书画、古玩商人打交道，由其日记所记可知，徽州等地商人经常性向他兜售书画。万历三十七年五月九日，有徽商二人到李家，以元画家的《久雨竹》一幅见示，李称“枝叶堆堕，颇尽失重之态”。同年十月十六日，李从歙商处购得明画家陈淳的《云山》长卷，“备极雄快”。十一月初二，又从王姓歙商处购得洒落秀韵的王孟端《竹石枯木》一帧。三十八年六月二十六日，又从徽商处购得曾为王世贞旧物的倪瓒《小景》一幅。徽商等地域商人造访李府出示书画珍玩者更不间断。尽管李日华说浮慕名家书画的歙贾常受作伪者欺，求售于李府的书画也多赝品或假托者，但经李日华的鉴定，其中不乏货真价实的名作和宝物。以歙贾为中心的各地商人收藏书画，显然是以之作为殖生的行业经营的。咸、同时期歙人黄崇惺说：“休、歙名族乃程氏铜鼓斋、鲍氏安素轩、汪氏涵星研斋、程氏寻乐草堂，皆百年巨室，多蓄宋元书籍、法帖、名墨、佳砚、奇香、珍药与夫尊彝、圭璧、盆盎之属，每出一物，皆历来赏鉴家所津津称道者。”百年之物，历久弥贵，这就决不是附庸风雅的结果，徽商之法眼看来不能以等闲视之。

明后期起，各地域商人兔驰鸟鹜，十分活跃，书画市场也极为红火。本身极喜收藏的太仓人王世贞感慨道：“书当重宋，而三十年来忽重元人，乃至倪元镇以逮明沈周，价骤增十倍。窑器当重哥、汝，而十五年来忽重宣德以至永乐、成化，价亦骤增十倍。大抵吴人滥觞，而徽人导之，俱可怪也。今吾吴中陆子刚之治玉，鲍天成之治犀，朱碧山之治银，赵良璧之治锡，马勋治扇，周治治商嵌，及歙吕爱山治金，王小溪治玛瑙，蒋抱云治铜，皆比常价再倍，而其人至有与缙绅坐者”。艺术品价格飚升，推原其故，由吴人滥觞而徽人导引。徽人导引，其实并不可怪，他们看好的是赏鉴之风兴起后的潜在市场。王世贞身后，江南艺术品市场更为红火。万历中期的袁宏道就指出，当时以小技著名者都是吴人，龚春、时大彬瓦瓶，胡四铜炉，何得之扇面，赵良璧锡器，货精价昂，“一时好事家争购之，如恐不及。其事皆始于吴中，猥子转相售受，以欺富人公子，动至重资。浸淫至士大夫间，遂以成风”。只要官僚士大夫赏玩成风，工艺品市场就必然狼烟四起。万历后期的沈德符说：“玩好之物，以古为贵，惟本朝则不然。永乐之剔红，宣德之铜，成化之窑，其价遂与古敌。盖北宋以雕漆擅名，今已不可多得；而三代尊彝法物，又日少一日；五代迄宋所谓柴汝宫哥定诸窑，尤脆薄易损，故以近出者当之。始于一二雅人，赏识摩挲，滥觞于江南好事缙绅，波靡于新安耳食。诸大估曰千曰百，动辄倾橐相酬，真赝不可复辨。以至沈、唐之画，上等荆、关，文、祝之书，进参苏、米，其敝不知何极。”赏鉴工艺品，本是雅事，江南缙绅群相效仿，附弄风雅，新安大估看准市场，开辟投资新途径，在收购贩卖工艺品过程中，与生产者特别是鼓吹者江南缙绅一起，哄抬价格，多方炒作，操纵控制着艺术品市场。江南工艺品市场的形成，工艺品行情的不断看涨，江南缙绅与新安大贾都是有力的推动者。以致沈德符深有感慨地说：“吴门、新都诸市骨董者，如幻人之化黄龙，如板桥三娘子之变驴，又如宜君县夷民改换人肢体面目。其称贵公子大富人者，日饮蒙汗药，而甘之若饴矣。”耐人寻味的是，吴人滥觞而徽商导引，在工艺品行市中，最为活跃的是徽州商人，奔走于好收藏的江南士夫之门，获利最丰的可能也正是徽州商人。

二、推进戏曲文化

明清时期的江南是极为著名的戏曲中心，康熙时苏州人沈朝初《忆江南》词所谓“苏州好，戏曲协宫商”。其时的江南，先是海盐腔、昆山腔、弋阳腔三曲流行，后是昆曲一枝独秀，清中期后各种地方戏争奇斗艳。李伶、马伶等著名演员群星璀璨，魏良辅、梁辰鱼、沈璟等剧作大家辈出。嘉靖时，南京的著名戏剧演员多达数十人。万历年间，苏州的职业昆曲戏班有“瑞霞班”和“吴徽州班”。而各地官僚的家庭昆班所在多有。自昆山人魏良辅改革昆剧创为曼声，梁辰鱼制为艳曲新声，明清之际，苏州城中，“古调不作，竞为新声，竹肉相间，音若丝发”。康熙时，据说仅苏州一地戏班就多达千计，其中以寒香、凝碧、妙观、雅存四大戏班最为有名。雍正、乾隆时期，苏州“城内城外，遍开戏园”，戏剧演出，“昼夜不绝”。乾隆中期，苏州的集秀、合秀、撷秀诸班是最负盛名的昆曲戏班。乾隆中后期，苏州集中了70多个戏班，来自各地的戏班有湖广小班局、杭州瑞宁班、浙江宝华班、河南局、清江浦松秀班、山东局、上海局、台湾局、无锡聚华班、湖广局、镇江松秀班、王蕴山湖州府班、胶州局、张秀芳山西局、维扬老江班、维扬大安店老张班、维扬院宪内班、维扬小洪班、维扬广德太平班、维扬老江班、京局、仪征张府班、南京庆丰班、上林池州局、邳州署内、天津卫、朱耀章福建局、朱耀章小班济南局、天津小班等30个左右，地域广达10多个省。

这些戏班活跃在江南，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商人的召请、赞助或捧场。商人为了洽谈商务，招待客户，奉承官府，交好士民，或者为了博取声誉，扩大名声，聘请戏班演戏是其重要手段。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商人可能是聘请戏班最为突出的。嘉靖时，南京戏班数十个，最著名的是“兴化部”和“华林部”。徽商“合两部为大会”，遍征金陵之贵客文人，与夫妖姬静女，莫不毕集。将“兴化部”与“华林部”东西分列，同时演奏《鸣凤》剧。实际是动用重金，聘用两个戏班，让它们互相竞争，分别高下。结果“兴化部”技不如人，“华林部”独着。“兴化部”主角马伶不甘失败，为了演好相国严嵩这一角色，特意进京投身可与严嵩相比的另一相国家，察言观色，熟悉言语。三年后回到南京，请求徽商再开戏宴，召集前次大会的宾客，与“华林部”再奏《鸣凤》剧，终于以惟妙惟肖和精湛的技艺胜过了“华林部”。两大戏班的前后两次竞争性演出都是由徽商策划和赞助的。嘉靖时经营江南的歙商潘周南、召南兄弟，笃好戏曲，好丝竹高会，召南之子之恒，挟父辈之高资，江南重要的戏曲活动均亲与其事，“从秦淮联曲宴之会凡六七举”。著名文学家冯梦祯在其《快雪堂日记》中就记录了苏州、松江的徽商聘请吴徽州班演出《义侠记》的情节。毫无疑问，商人的策划和赞助是戏班提高著名度的重要条件，也促使着演员不断提高表演水平。清代，商人资请戏班演出更为常事。乾隆时，苏州的大商人召集集秀班宴客。这个集秀班，是乾隆帝60大寿时苏州织造与两淮盐使听从苏州名角金德辉建议从苏、杭、扬三府数百个戏班中精选出来的名演员组合而成的，原名集成班，因演员出类拔萃，又名集秀班。乾隆年间扬州“七大内班”中的老徐班、老张班、大洪班、德音班等都是由商人组建的，演员大多是来自苏州等地的名角。这些戏班，每一个都身价不低。清中期人李斗描写其花费，仅戏班行头，“自老徐班全本《琵琶记》请郎花烛，则用红全堂，风木余恨则用白全堂，备极其盛。他如大张班《长生殿》用黄全堂，小程班《三国志》用绿虫全堂。小张班十二月花神衣，价至万金；百福班一出北饯，十一条通天犀玉带；小洪班灯戏，点三层牌楼，二十四灯，戏箱各极其盛，若今之大洪、春台两班，则聚众而大备矣”。光戏班行头就如许花费，能够上台演出，其花费不赀更可想见。一般戏班自然没有这么阔气，但升斗小民肯定无力延请。可见，商人在著名戏班的组成、存在中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至于江南各地迎神赛会活动时，商人出资演戏更为活跃在江南城乡的大小戏班提供了谋生和发展的机会。

江南戏曲班子还应商人之聘到外地演出。昆曲自明后期改革一新后，流行全国各地，形成南昆、北昆两大支派，而又出现“四方歌曲必宗吴门”的局面，这与各地商人的种种活动大有关系。苏州名优有端午后歇夏的习惯，清江浦大典商汪己山“则以重赀迓之来，留至八月始归”。可见，江南昆曲在全国各地演出，商人是出了大力的。据张雨林查证，“江南鸿福班”和“全福班”还曾多次远征山西，促进了“晋昆”的发展。山西洪洞县上张村的戏台上，就有“道光七年天下驰名江南全福班在此”的题壁文字。如果没有山西商人的推介或资助，苏州昆曲戏班不远千里到晋中演出，实在是不可思议的事。

据说苏州的戏园，也是因为商家会馆利用来宴客才产生的。人称“苏州戏园，明末尚无，而酬神宴客，侑以优人，辄于虎丘山塘河演之，其船名卷梢。观者别雇沙飞、牛舌等小舟，环伺其旁”。因为水上观戏有覆溺之险，“雍正时，有郭姓者，始架屋为之，人皆称便，生涯甚盛。自此踵而为之者，至三十余家，卷梢船遂废”。演出场所由摇摆晃荡的水上卷梢船转移到岸上固定宏敞的戏园，正是因了商人的需要。乾隆《长洲县志》卷十《风俗》称，“苏州戏园，向所未有，间或有之，不过商家会馆藉以宴客耳，今不论城内城外，遍开戏园”。倡设戏园演戏者，看来正是商人。乾隆三十二年，江苏布政使胡文伯禁戏园，“商贾乃假会馆以演剧”。说明戏园平常演戏的出资者是商人。乾、嘉之际，“盖金、阊戏园，不下十余处，居人有宴会，皆入戏园，为待客之便，击牲烹鲜，宾朋满座”。“金、阊商贾云集，宴会无时，戏馆数十处，每日演戏”。金、阊一带是苏州最为繁华的商业区，“鹄舫笙歌载翠娥，楼台随处沸笙歌”，各地商人云集在那里，戏馆也集中在那里，清楚地表明戏馆是因商人的需要开设的，利用者也主要是商人，戏馆因为商人的需要而产生，而增加，而兴盛。江南戏曲表演，明末清初限于家班，清前期演变扩充为戏馆戏园，商人是这一转移过程的重要推动力量。

商人不但聘请、资助剧团演出，而且各地商人大多在会馆内筑有戏台，上演各种地方戏。苏州的潮州会馆，据说雍正四年就建立了楼阁戏台，乾隆二十二年增设戏台灯彩。江西会馆于雍正十二年落成，“中门阈内，则设演戏台”。始建于乾隆初年的金华会馆，也有歌台。创建于雍正年间的高宝会馆，中有戏台。吴江盛泽镇上的济宁会馆，康熙二十七年建造了戏楼。上海的商船会馆大殿戏台，始建于康熙五十四年会馆成立之日，乾隆二十九年重加修葺。他如浙绍公所、徽宁会馆、泉漳会馆、潮州会馆、四明公所、建汀会馆、江西会馆、浙宁会馆、揭普丰会馆、潮惠会馆、三山会馆等，均建有戏台，山陕商人也建有戏园。上海的闽粤商人所建的天妃宫，“海船抵沪，例必折牲演戏”。在江南的这些外地商人会馆建立的戏台，以苏州的潮州会馆戏台最为气派。戏楼坐北朝南，呈歇山顶二层重楼。屋脊嵌彩瓷片双龙夺珠，额枋是雕刻精美的龙头，漆色艳丽。整座戏台没有一根柱子，左右两旁却悬吊两根雕刻精美的半截圆柱。戏台楔部为伞型悬吊式，用几千根变形斗拱构成，按榫子组合成凹凸面，结构奇特，花纹多变，涂金漆绿。光绪五年重建于苏州相门内中张家巷的全晋会馆，其两层戏楼，楼上戏台呈凸字形向北伸出，三面临空。台顶是穹隆状的藻井，四周以630个木构件嵌拼榫合，盘旋18圈，突出的“阳马”雕刻成324只黑色的蝙蝠和306朵金色的云头，两两相间，衬以大红底色，显得金碧辉煌，富贵华美。台后是宽敞的戏房，至今仍存的衣箱上赫然醒目地写有“姑苏全福班”字样。戏房两翼各延伸出七间看楼。戏台正中高悬“普天同庆”匾额。两边抱柱对联“看我非我我看我我也非我，妆谁像谁谁妆谁谁就像谁”，与大殿门联“曲是曲也曲尽人情愈曲愈妙，戏其戏乎戏推物理越戏越真”遥相呼应，充满哲理，令人久久遐思。始建于宣统元年的上海三山会馆，与正殿相对的是一座木构戏台，戏台秀丽挺拔，雕饰精美。台前石柱上镌刻对联：“集古今大观时事虽异，得管弦乐趣情文相生。”春秋良辰，岁时令节，商人在地域会馆的戏台上演家乡戏，祝厘祷神，畅叙情谊，聊慰乡愁乡思，从而增加凝聚力和向心力。乾隆时人陈宗炎说佛山“会馆演剧，在在皆然，演剧而千百人聚观，亦时时皆然”。这种情形用来描述江南城市当也完全适用。外地商人在会馆中演家乡戏，江南市人千百聚观，撇开对于江南市民的生活文化影响，单是各地戏剧文化对江南戏曲的冲击影响就值得探究。

自昆曲流行到清乾隆中期，整整二百年间，江南文化市场上的上演戏曲，几乎清一色是昆曲，而且影响及于全国，“四方歌曲必宗吴门”。但是昆曲布景简单，陈设冷清，一桌一椅，笛子清音，文字诘屈聱牙，吐词吴侬软语，曲调舒齐宛转，故事多谈忠说孝，情节半才子佳人，公子落难后花园，金榜题名大团圆的老套路，对文化水平大多不高的商人来说，听不懂，学不会，其思想意趣艺术表演又与社会大众日益脱节。较之于昆曲这种雅部，秦腔、弋阳腔、梆子腔、罗罗腔、二簧调、弦索这些称为乱弹的花部，广泛流行演唱于华北、华中、江淮大地，其音调大多激越高亢，以梆子按节拍，节奏鲜明，唱句整齐，行头艳丽花哨，场景繁多恢弘，音乐一板一眼，铿锵唱腔辅之以打斗动作，大锣大鼓，五音杂奏，气氛喧闹热烈，情节又大多反映了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自然日益受到人们特别是社会大众的欢迎。嘉、道时人钱泳说，其幼时号为昆腔中第一部的集秀、合秀、撷芳诸班，其时绝响已久，民间“视《金钗》《琵琶》诸本为老戏，以乱弹、滩王、小调为新腔，多搭小旦，杂以插科，多置行头，再添面具，方称新奇，而观者益众。如老戏一上场，人人星散矣”，就反映了这种情形。其时的京师更甚，“唱昆曲时，观者辄出外小遗”，昆曲被讥为“车前子”。外地戏曲抢占了传统昆曲戏的市场，引得在昆曲市场日益萧条的情形下，苏州的19个昆曲戏班，居然于嘉庆三年禀请朝廷颁发了一道谕旨，旨称：乱弹等腔调，“虽起自秦、皖，而各处辗转流传，竞相仿效。即苏州、扬州，向习昆腔，近有厌旧喜新，皆以乱弹等腔为新奇可喜，转将素习昆腔抛弃。流风日下，不可不严行禁止。嗣后除昆、弋两腔，仍照旧准其演唱，其外乱弹梆子、弦索、秦腔等戏，概不准再行唱演”。苏州织造府闻风而动，查禁后认为，苏州流行的乱弹等戏，“俱系外来之班所演”。禁令中提到的这些外地地方戏，开始流行在明末清初，很难设想，没有各地商人的赞助推介，它们能够在交流范围并不广的吴语区内站稳脚跟，并日益兴盛，与传统的昆曲争夺演出市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江南城市戏班林立，各种剧本精彩纷呈，各地戏曲交流汇演，争奇斗艳，戏曲文化光彩夺目，正是由外地商人在会馆内外大力赞助持久演出推动的。

三、营造地域文化

明清时期，各地商人在江南纷纷建立会馆，前代所无。这些会馆，结构考究，形式精美，所谓“其各省大贾，自为居停，亦曰‘会馆’，极壮丽之观”。会馆本身就是有形的文化，也从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各不相同的地域建筑文化。南京评事街的江西会馆，“大门外花门楼一座，皆以瓷砌成，尤为壮丽”。吴江盛泽镇上济宁商人的会馆金龙四大王庙更能反映地域商人的文化特色。该庙建于康熙六十年，吴江人陈王谟留意到其建筑形式是北方格局，感慨地说：“其庙制也，一仿北地祠宇，凡斧斤垩墁以及雕绘诸匠，悉用乎北，故其规模迥别，眼界聿新，有非寻常诸庙所得而伦比者。”为了建造典型的家乡风格的馆宇，济宁商人连泥水木匠雕漆匠都用家乡人。如果各地地域商人都像济宁商人一样，会馆是富有家乡特色的建筑，那么，有清一代江南各地外地商人建筑的大大小小220余所会馆，镶嵌在江南建筑群中，一定极为醒目，又融为一体。可以说，清代江南的建筑文化，已受到全国各地的影响，又吸收包容了林林总总的各地建筑特色，徽派造型、浙东风格、闽粤式样，在江南城市中都有所展示。

各地商帮在江南的会馆，也充分利用江南的自然条件，吸取了江南人的选址构筑理念。清代江南建筑，较之明代，园林化的趋势更为突出。各地商人的会馆，可以说就是一处处景致宜人、造型独特、可资游览的园林佳构。如苏州的漳州天后宫，中为大殿，前辟大门，后置两堂，堂上为楼，凭眺轩豁，楼之后院及东偏，都有亭榭陂池之胜，供游人游览。苏州的三山会馆天后宫，“中有陂池亭馆之美，岩洞花木之奇，为吴中名胜”。苏州的邵武会馆天后宫，“殿前构立观台，分翼回廊，殿后辅以楼，楼之下为乡人讲礼燕集之所，亭轩树石，映带左右……结构精严，规模壮丽”。苏州的延建会馆天后宫，“宫殿崇宏，垣庑周卫，金碧绚烂，傍及斋房别馆，罗致花石，器用具备”。盛泽镇的济宁会馆大王庙，“前辟三门，又旁开甲门，筑石径以达焉，取便也。若夫崇乎其中者有台，峙乎其左右者有楼，敞乎其前者有轩。其偏为堂五楹，为轩三楹，疏池叠石，有亭翼然，岩洞幽邃。其东偏则起高楼，楼极闳敞壮丽，庭中列植嘉木。每春秋佳日，花卉映发，升高楼，望远山，白云缭绕，湖波淡沲，飞鸿灭没，渔歌款乃，皆庙中胜概也”。中张家巷的全晋会馆，大殿右侧就是陂池假山兼具的花园。似这样的佳构胜境，使得江南的园林更加精巧别致，令人流连忘返，江南园林的数量更加繁伙，指不胜屈，也使得江南园林文化更加大放异彩，意蕴无穷。商人会馆在江南园林史中应当占有一席之地。

各地地域商帮的会馆，大多座落在江南城市的繁华市肆区。苏州会馆最多，主要集中在胥门至阊门之间的商业黄金地段南濠街和七里山塘街上。嘉、道时人顾禄说：“吴城五方杂处，人烟稠密，贸易之盛，甲于天下。他省商贾各建关帝祠于城西，为主客公议规条之所，栋宇壮丽，号为会馆。”阊门外南濠街有漳州商人的漳州会馆（又名霞漳会馆）、邵武商人的邵武会馆、兴化商人的兴安会馆、金华商人的金华会馆、宁波商人的浙宁会馆、浙东纸商的浙南公所（浙右公所），山塘桥一带有广州商人的岭南会馆、东莞商人的东官会馆（后改名宝安会馆）、新会商人的冈州会馆（又名扇子会馆）、广州商人的仙城会馆、山西商人的全晋会馆（又名白石会馆，光绪间移往中张家巷）、陕西商人的陕西会馆（又名全秦会馆）、山东登青胶等商人的东齐会馆、常州猪商的毗陵会馆，上塘街有潮州商人的潮州会馆、汀州商人的汀州会馆、徽州商人的新安会馆，上津桥下塘有镇江、扬州二府商人的镇扬公所，张家花园南有泉州会馆，三六湾有绍兴蜡烛商人的东越会馆，南城下有宣州商人的宛陵会馆，杨安弄有浙江兰溪腌腊业的兰溪公所，潭子里有海州等地商人的高宝会馆（又名江淮会馆），十一都有江苏苏北商的江鲁会馆，鸭蛋桥有苏直鲁枣商的枣商会馆。阊门内尚义桥街有南京铜锡业的宁吴会馆，下塘官宰弄有南京皮业商人的元宁公所。万年桥大街有福州商人的三山会馆。胥门外枣市街有嘉应商人的嘉应会馆。胥门内的侍其巷有两广会馆。胥门、盘门之间的新桥巷有绍兴商人的浙绍会馆。留园五福路有江西会馆。枫桥镇有洞庭东山商人的洞庭会馆。娄门外东汇有以徽州木商为主体的大兴会馆。桃花坞大街有杭州绸缎商人的钱江会馆。南京外地商人的会馆主要分布在西起水西门、北至内桥、南至聚宝门的南京城西南角，这里是商业最为繁盛之区，江东门外是上江货物集中处，会馆也有一些。水西门内评事街有江西会馆、安徽宁国府旌德县商人的旌德会馆（另外二所在党家巷和油市大街），陡门桥有山东会馆、洞庭东山商人的洞庭会馆，水西门大街有全闽会馆（福建会馆）。评事街南明瓦廊有陕西会馆。颜料坊有山西会馆。牛市有浙江会馆、湖州会馆（吴兴会馆）。糯米巷有河南商人的中州会馆。中华门外窑湾北有庐江三河会馆。栏杆桥有徽州会馆。江东门外上新河有江西临江商人的临江会馆，木材商人的江汉会馆，以婺源商人为主体的木业公所。杭州的外地商人会馆主要分布在西湖西吴山周围商业中心。吴山有山陕甘会馆、常州会馆、扬州会馆。木场巷有江宁会馆。柴垛桥有安徽会馆。西大街有江西会馆。羊市街有福建会馆。方谷园有四明会馆。上海的外地商人会馆主要分布在十六铺大小东门和老城内外的洋行街咸瓜弄、棋盘街、董家渡、斜桥以及城隍庙一带，以致形成了会馆密布的会馆街，东、南、西三面的城墙外也有所分布。东面的大关南有潮州府潮阳、惠来二县商人的潮惠会馆。东南角的马家厂有商船会馆。南面的洋行街有潮州会馆。东南角的妙莲桥堍有江西会馆（后移潮州会馆以西），翠微庵西南有建宁、汀州二府商人的建汀会馆（原设于董家渡）。西南角斜桥南有徽州、宁国二府商人的徽宁会馆，常州八邑会馆，洞庭东山会馆（原在复善街）、湖南会馆。西门外南首有徽州会馆。西北有宁波商人的四明公所。城内福州路有福州商人的三山会馆，卢家湾有嘉兴商人的嘉郡会馆等。江南城市的这些外地商人会馆，地处繁华市口或交通要道，在便利各地商人活动的同时，烘托出了江南城市浓重喧闹的商业文化气息。

明清地域商帮的神灵崇拜经历了由单一神到众神兼祀的发展演变，关圣天妃、财神土神、乡贤名宦、释祖先达，都作为了崇祀对象，反映出各地域商帮的多方面企求。盛泽镇上的徽宁会馆，正殿三间，中供威显仁勇协天大帝，东供忠烈王汪公大帝，西供东平王张公大帝。殿东有行宫，供奉紫阳徽国朱文公。苏州的潮州会馆，敬祀关圣帝君、天后圣母、观音大士，后来又购东西旁屋，别祀昌黎韩愈。上海的豫章会馆，正殿供奉许真君，旁殿供奉五路财神，厅楼供奉文昌帝君诸多神像。上海的潮惠会馆，前祀天妃，后堂楼上祀关帝，其左右祀财星和双忠。上的商船会馆原来仅祀天妃，乾隆二十九年重加修葺添造南北二厅，北厅祀福山太尉褚大神，南厅祀成山骠骑将军。各地商帮崇祀的主神和附神各种神灵，本身就是地域文化的体现，代表了各地的民俗文化，也使得江南地方神形象更为众多，或对某些神灵的崇拜更为普遍。天妃，福建莆田人林默娘，广东、福建以及海远商人崇信。许真君，晋旌阳令许逊，江西商人崇奉；金龙四大王，是宋末殉节、传说能庇佑河运的诸生谢绪，直到康熙末年只有山东济宁商人崇祀；韩愈这位唐代文豪，本为广东的潮州商人崇祀；列王大帝，隋季保有歙、宣、杭、睦、婺、饶六州的汪华，称吴王，又称越国公，原系徽商崇祀；南宋大儒朱熹，原来主要由徽商崇祀。这些乡土神，在现今的江南，均有不同程度的信仰崇拜。推原其故，皆与各地商人的崇奉有关，潜移默化，流风所及，波及江南各地，浸淫至于一般百姓。各地的地方神，形象不同，寓意不一，但在江南社会都有不同程度的展示，江南的神祇崇拜，兼容并蓄，全国各地的地方神均有相应的位置，商人的活动无疑是重要因素。

各地商帮在江南还直接从事各种民俗活动，弘扬民俗文化。在南京，每年正月有举办灯会的习俗，徽商特别是徽州木商承办的灯会最有气派，“矜奇斗胜，每周游城市，观者咸盛称徽州灯”。同、光之际，经济萧条，但江西商帮举办的正月灯会仍然灯火辉煌。每年四月上旬，徽商主持都天会灯会，赛会三天，展览的花灯，“旗帜、伞盖、人物、花卉、鳞花之属，剪纸为之，五色十光，备极奇巧，合城士庶往观，车马填闉，灯火达旦”。江南内容丰富的民俗文化有不少就是有赖各地商帮的活动得以传承发扬的。

江南各地，凡节令时序，神灵诞辰，民间庆典，迎神赛会不断，成为大众文化的重要内容。迎神赛会之风到清中期尤盛。如整个江南，乾隆时每当神诞，“灯彩演剧……技巧百戏，清歌十番，轮流叠进……抬阁杂剧，极力装扮。今日某神出游，明日某庙胜会，男女奔赴。数十百里之内，人人若狂”。如苏州各地，“好为迎神赛会，春时搭台演戏，遍及乡城”。如松江各地，每当春月，“遍处架木为台演剧，名曰神戏”。如常州府，五月二十八日郡城隍生日，“演戏设祭”。如杭州，清中期，“城中每日不是台戏，即是堂戏。每年中各庙之神圣诞无有间断，迎神赛会无奇不出”。如嘉定县，“春秋二季，迎神赛会，演戏出灯，几无虚日”。迎神赛会，必定演戏。演戏所需，除了地方社会募集分摊，多半出于商人赞助。如江浙交界的枫泾镇，是著名的棉布加工地，“商贾丛积。每上巳，赛神最盛，筑高台，邀梨园数部，歌舞达旦。曰：神非是不乐也”。无锡的城隍诞神赛会，热闹非凡，盖“由北塘商贾所集，出钱易也”。原来江南迎神赛会演戏活动之所以如此兴盛，与商贾丛集，资金易措大有关系。

迎神赛会，本是社区居民春秋祈报的祷神禳灾活动，商人热衷于此，又最盛于商品经济发达之区，就使得功利色彩更为浓厚。每一次迎神赛会，活动本身耗费的商品，赴会者消费的物品，购买的商品，以及所需交通工具等，价值十分可观，商人自然会充分利用这些机会促销商品。因此，每一次迎神赛会，实际也是一次有利可图的商业机会。甚至可以设想，迎神赛会，规模日甚，次数日增，历时日长，恐怕就是商人千方百计不断创造出来的商机。所谓“神非是不乐”，很可能就是谋利的商人寻求生意使出的手段；所谓“好事者有所利而岁时牵率”，道出了迎神赛会活动举办者的真实用意；所谓迎神赛会时“市肆之贸易较盛，乡间之盖藏渐绌”，正是商人企求的结果。乾隆时广州人陈宗炎说当地“商贾媚神以希利，迎赛无虚日”，江南情形完全是相似的。很显然，商人是迎神赛会的积极策划者和大力支持者。商人迎合了江南迎神赛会的大众习俗，日甚一日的迎神赛会又为商人创造出日益众多的商业机会和可观的商业利润。诚然，迎神赛会由于商人的参与，次数更频，形式更多，声势规模更为宏大，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对于地域社会和民众日常生活影响也更为深远。(www.daowen.com)

商人以儒家的仁义为标榜，企图树立良贾义贾的形象，因此凡是地方庙宇寺观等宗教文化设施，每多外地商人的身影，不少寺观的建造、修葺乃至香火维持，就是由商人出资或赞助的。万历年间，嘉定南翔镇重修白鹤寺，所需费用二千余两银，由歙县商人任良佑独力捐资，任又捐资建玉皇阁藏经楼。万历初年，乌青镇上重建的广福教院寿圣塔，捐助厚资的是徽商吴文明、吴文昭、程宪钦、孙懋忠、许仁辅、朱四德、汪湘等人，乡绅李乐为此还向官府呈文请求表彰。上海有名的静安寺，乾隆初由歙人孙思望“醵钱重修”。经过一百数十年后的光绪初年，又主要由宁波商人集资重修，大名鼎鼎的徽籍丝、茶商胡雪岩捐款最多，为银500两，南北众钱业捐银200两。康熙三十六年上海重修城隍庙，捐款的宁波商人、宣州商人以及布商、沙船商、洋货商人不少。雍正十年，上海县捐输乐人工食，盐业众商捐款最多。道光二十六年上海建造城隍庙三圣阁，福建兴泉漳永众商，广东揭普丰、潮阳县众商，山东胶西帮、莱帮、乳帮、潍阳帮、胶帽、泊帮、两帮众商，苏北青口众商，山东商等，都纷纷捐了款。盛泽镇上南京商人信奉的三义殿，“即山右诸商，亦无不树匾拈香，岁时瞻仰也”，康熙四十五年重修，“合镇士商与金陵诸护法，各捐资乐助”。

江南的地方慈善公益设施，很多是由外地商人捐款或赞助而建立的。歙县人罗采，刚移居南翔镇，即置漏泽园，埋无主尸骨。雍正时岁饥，设粥厂煮赈长达三个月，又焚毁踹匠债务契券，前后多达万金。乾隆中期，徽州人程虔五，在南翔镇上，施棺掩埋无主遗尸，又置义田，设义塾，造义冢，出粟助赈，捐产育婴，前后修杨柳桥等50余座。乾隆十三年，苏州重修阊门外的渡僧桥，倡议并捐款的是程玮等8个布商，其中安徽休宁商人6人，江宁上元商人1人，山东章邱商人1人，董理工料的2个商人也是休宁人。嘉庆二年，苏州重浚城河，“郡中绅士商民，输金麇至，畚锸继兴”，商人也是出力的主要力量。乾隆末年，杭州绅士试图依照苏州彭氏成立恤嫠会，苦于经费，没有成功。过了二年，由盐政出面，按盐引1引捐银4厘的比例上交，才如愿以偿。杭州城内其他慈善设施普济堂、清节堂、育婴局、瘗局等也主要是由商人捐助的，所以人称“所有一切经费，大半皆出商捐”。以后直到光绪年间，无论直接间接，自愿还是强行摊派，这些慈善公益设施的维持也要靠商人的资助。

上述各地地域商人建造会馆、祀神祈福、推动迎神赛会、襄助地方公益善举等种种营造地域文化的活动，既使得江南城市的地域文化更加丰富多彩，江南城市的文化内涵更加意韵深刻，也使得各地的地域文化在互相交融互相砥砺中不断增强着再生机制，在江南城市中流布繁荣。地域商人的活动，是地域文化得以传承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

四、交结文化名士

繁华的明清江南城市，是当时极为重要的文化中心，更是江南文士活动的重要场所。在这些文化中心，商人与江南名士，各展其长各有所好。文士是舆论的重要制造者和传播媒介，毁誉之间，较一般民众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商人因其地位，风雅之外，也多攀附，有些商人本身雅有儒风，具有一定的文化素养，更易与文士诗文酬唱；文人因商人多金，利之所在，故趋之若鹜。歙县黄明芳，以资雄懋迁，“一时人望如沈石田、王太宰、唐子畏、文徵明、祝允明辈皆纳交无间”。歙商许之季父经商江南，“好与某士大夫游”。休宁商人程锁，“乃喜折节交当世贤豪巨儒”。歙县鲍简锡，经商杭州，“结纳四方名流，缟纻往还，几无虚日”。歙县潘君南经商苏州，“以文名交天下士”，文坛领袖、“后七子”之一的太仓人王世贞为其夫妻撰写墓志。婺源李贤，“乐与贤大夫亲，故随所在，吴士大夫咸愿与之游”。歙县方迁曦，“商于吴梁间，所至交纳豪杰，为江湖望，家业益以丕振”。婺源李廷芳，“与留都诸缙绅游，皆以行谊相推重”。名士笔下的诸如此类商人传，动辄称某商“乐与士大夫”游，“乐与士人游”。这是站在文人、士人角度，羞羞答答，硬撑面子。站在商人角度，由商人看来，又何尝不是“士人乐与之游”呢？正、嘉时徽商程楷兄弟，长者大度，东贾吴，北贾鲁，“乃吴、鲁人皆乐与少君兄弟游”。明后期徽商汪姓经营杭州，侨居其地，“浙以西若嘉、苕、虎林诸郡靡不知公者，其为缨绅名流自政府以迄乡大夫士慕公谊，靡不愿交一臂者”。同时期程姓徽商，“若大江南北及三吴两浙之区，无不慕公芳毛名厚谊，愿当一臂也”。清初经商苏州的休宁人江太一，“遍交四方贤士大夫，凡士大夫至吴者无不造门投谒。公必盛供张，酒肴筐篚，具迎送之礼。公由是得好客声”。清前期经商江南的歙人金公着，“贤士大夫习见其内行无失，外应有余，皆乐与之交游”。歙人梅仲和，服贾苏州，“重交游，乐与贤大夫款洽。姑苏为冠盖往来地，慕公名者恒造庐以访”。歙县黄存芳，“虽为贾人，而言论风旨雅有士人标格，故缙绅辈乐与之交”。此类事例，不胜枚举。

商人遍交四方大夫、江南名士，动机复杂。附弄风雅者自不待言，一旦得贵人名士片言只语，珍若拱璧，以抬身价。不少人则企图借名士这些人望之口广播舆论，博取美好声誉，造成良贾廉贾义贾形象。最为普遍的也许旨在培养子弟。嘉、万时歙商赵宏就曾袭用汉代人的口气，对独生子说，“黄金满籝，不如一经”；深知徽商脾性的汪道昆就认为，“及为子孙计，宁弛贾而张儒”。经商谋利是为了打下攻读诗文科举应试的经济基础。大夫名士，饱读诗书，门生故吏遍天下，商人就在礼请馆师之外，再让子弟日游其门，成为通向科考成功之路的常见途径。当然，商人与大夫名士诗酒往还，也有的是为了获得奥援靠山，无论竞争商务还是涉讼公庭，都能获胜。徽商雅有儒风者多，培养子弟科举入仕最为成功，与人诉讼常操胜券，与其擅长交结当道结纳广大名士不无关系。

如前述赞助戏曲表演一样，明清时期江南的不少文化活动是由商人资助举办的。乾、嘉之际，围棋国手如林，“苏浙盐商以海宁范西屏、施定庵两国手并臻妙境，莫决后先，爰具重币，延至西湖，对弈十局，以测其轩轾，局终谱之”，名“当湖十局”。这样重大的围棋赛事，就是由苏浙盐商出资安排而得以隆重举办的。

文士因商人多金，利之所在，视商人为衣食父母、居停主人、赞助对象。嘉、隆时人归有光说：“今为学者，其好则贾而已矣”。而稍晚的汪道昆辩证地表述两者关系是：“夫养者非贾不饶，学者非饶不给。”明末李维桢说“挽近世有以贾人为词人者”，讽刺当时人受了商人钱财后之媚态。乾、嘉时人钱大昕说当世士夫“所诵者礼义，所好者名利”。稍早于钱的康、乾时人刘大櫆甚至更激烈地说“士大夫名在仕籍，而所为皆贾竖事也”。若如其所言，则士大夫一个个只是贾儒。清前期人董含论江南风尚说：“曩昔士大夫以清望为重，乡里富人羞与为伍，有攀附者必峻绝之。今人崇尚财货，见有拥厚资者，反屈体降志，或订忘形之交，或结婚姻之雅。”《天籁集》中所收江南民谣的注释也认为，“乃今之为士者，见商人之多财而己之无所取资也，往往屈抑卑下之，而商遂俨然自置其身于士之上”。其说不无言过其实，但所指出的士人主动交好商人的现象则是极为普遍的。试观三例。

一例是明无锡人秦汧所历所记：嘉、万时徽商程公台，经商无锡，“闻公台之廛，当夫四方来集，与为往来应答者，皆肆中人代其事。诸贾皆频欲见，公台迄不能频接见，诸贾窃怪之。予四十年间习闻北市有程公台而未识其面。一日，过凝庵钱先生之席，客彬然弦然，钱先生严且敬，仪文翔济，席上皆知名士。中一人与客酬对，言发，举座率多就而听者。予问之，则曰：‘此所称北里公台也。’予惊疑焉。既而历经诸先生之席，往往遇公台……自后凡诸门高宴，座上无公台则宾客将无以为欢。然而北里程氏之门大贾踵武，货贿之业襁至辐凑，日益以富也……今日者，群公于公台争欲屈致门下，亦恐士心有不归者乎？”徽商程公台，并不直接操理商务，四方商贾常欲见他而常不能见。他则日与知名士酬对，每发一言，举座就听，凡诸门高宴，座上无他则举座不欢。诸名士争欲屈致门下，而其业务与财富却与日俱增。富商在名士圈中的地位，名士与富商觥筹交错须臾不能或离的情形，商人虽应酬无虚日而财富日益增的关系，于此反映得极为典型。

另一例是扬州盐商与名士：“乾隆间，扬州盐商方盛，名士多往依之。有好客之商数家，曰方笠亭，曰汪剑潭。值梁昭明太子生日，会于文选楼。时诸名士方馆于方，而汪于席间邀诸名士过其家，群诺言明日移榻。因相与联句，成一词曰：‘笠亭虽好，怎好天天扰？明日初三，打点饥肠吃剑潭。昭明太子，保佑我们休饿死。太子开言，尔与家君大有缘。’”名士依盐商，今日在甲宅，明日在乙府，到处打秋风，酒足饭饱，还酸溜溜地诌上几句。名士需要富商居停，于此可见。

再一例是著名思想家洪亮吉所亲见：“岁甲午，余馆扬州榷署，以贫故，肄业书院中。一日薄晚……忽见一商人，三品章服者，肩舆访山长。甫下舆，适院中一肄业生趋出，足恭揖商人曰：‘昨日、前日并曾至府中叩歇安否，知之乎？’商人甚傲，微颔之，不答也。”书生连日到商人府上请安，面也未见到，撞见时又特意拜揖，有着三品虚衔的商人居然不理不睬，商人高傲，贱视劣生，于此可见。以上后二例，皆在扬州，但类似情形江南当也存在。

在商人看来，商人凭才智经营谋利，文士凭文化文字谋生，其途虽异，其旨相同，因此，“良贾何负宏儒”。商人出资，从文人处获得应景诗作、谀墓文字，夸耀闾里，见重同行；文人以应酬篇什，涂鸦画作，或以为结纳资本，或直接收取润笔费，卖得越多，名声越大，价格越高，收入越丰。清初湖州商人濮淙，所交“皆拔俗名流，清风高节，皎皎出群之彦，咸藉诗篇为结纳资”。“咸藉诗篇为结纳资”，说明文人交好商人，有着具体实在的利益。各地商人在江南长袖善舞，江南城市集中了大批知识精英，浸淫于金钱世界，以货利为急的江南名流，很容易形成对商人较为客观的看法，视与商人往来为平常事，从而与商人频繁往来，收取润笔，置酒高会，文思泉涌而钱财日进。对此，文人也偶尔供认一二。古文大家昆山人归有光就承认，三吴士大夫都喜欢与徽商来往。歙县商人江一鹤寓居杭州，大名鼎鼎的董其昌、陈继儒等是其莫逆交，董曾被江迎至新安，馆课其子，陈每次到新安，大多以江为居停主人。

觥筹交错，览胜赏景之外，撰写寿文志铭，成为另一非常普遍的文士与商人往来的重要内容。万历时公安人袁中道描写其情形道：“自新安多素封之家，而文藻亦附焉。黄金贽而白璧酬，以乞兖于世之文人。世之文人，征其懿美不得，顾指染而颖且为屈，相与貌之曰：‘某某能为义侠处士之行者也。’”这类情形，江南名士最为典型，由其文集可知，钱谦益、归庄等人均有亲身经历，颇为苦恼。但形似苦恼，而仍乐此不疲。在白花花的银子面前，江南文士可以说少有不欣然命笔者。明后期，江阴人李诩记载：“嘉定沈练塘龄闲论文士无不重财者。常熟桑思玄曾有人求文，托以亲昵，无润笔。思玄谓曰：‘平生未尝白作文字，最败兴，你可暂将银一锭四五两置吾前，发兴后待作完，仍还汝可也。’唐子畏曾在孙思和家有巨本，录记所作，簿面题二字曰‘利市’。都南濠至不苟取，尝有疾，以帕裹头强起，人请其休息者，答曰：‘若不如此，则无人来求文字矣。’马怀德言，曾为人求文字于祝枝山，问曰：‘是见精神否？’（原注：俗以取人钱为精神）曰：‘然。’又曰：‘吾不与他计较，清物也好。’问何清物，则曰：‘青羊绒罢。’”桑思玄即桑悦，唐子畏即唐寅，都南濠即都穆，三人都是江南大名士，人品也为时誉所重，却无一不看重稿酬，而且公开声称平生从不白白为人写作，甚至惟恐无人去求文。可见，江南文士与各地商人的热络关系，完全是出自双方的自觉自愿。在将为商人作文作为重要的经济来源的动机下，作为江南文史大家或达官名流如归有光、唐顺之、王世贞世懋兄弟、徐阶、茅坤、焦竑、冯梦祯、董其昌、申时行、陈子龙、陈继儒、李日华、张溥、张采、顾炎武、归庄、钱谦益、吴伟业、汪琬、刘大櫆、徐乾学、钱大昕、赵翼等，或为徽商，或为洞庭商，或为宁波商，或为福建商人及其家属等撰写过充斥褒美之辞的寿文、墓表墓志、传赞类文字。

归有光，有友吴秀甫，与在昆山经营的休宁商詹高有交往。吴死后数年，詹见归，意欲有求而未言。詹死，其子料理丧事时，归写下盛赞詹好学的墓志铭。

大学士徐阶，与南京户部主事歙人汪渊为乡试会试同年，汪之父曾在金陵等地经商，死后23年改葬，徐阶连丧主名字也不知道，就写下了表扬丧主大行仁义的墓志铭。

领袖文坛20年的太仓人王世贞及其弟世懋，与昆山诸生俞仲蔚相善，俞又与经商嘉定的休宁人程善定熟悉，曾为其父母铭。程又通过俞之推介，见谒王氏兄弟，故程之父母及前后妻子之碑碣传赞多出自俞仲蔚及王世贞之手。俞死后，其子虽盲，还为程善定子起家请耒善定，王世懋洋洋洒洒，写下上述过程。徽商程善定通过俞仲蔚，两代人与王氏兄弟有了往来，三代人的传赞出自名人之手，“程氏家内行座以此闻天下，本所事俞先生游扬力也”。古文家湖州人茅坤，有屋在杭州，出租给经商湖州的歙商程瑞，从而与之共游。程瑞病逝，其子绍明抱钱进士所撰行状见茅，乞为墓铭，茅坤操觚褒扬一番。茅坤之甥顾尔行，与在杭州经营的歙商程钟美之子云鹏为同年，常往程家，茅坤因而与程认识。程钟美“好宾客，辄时时携樽以从”，其妻“数脱簪珥供甘脆，极水陆之珍以欢客也，故程君之客倾浙，诸缙绅家亦数为口画母不置”。茅坤家居，歙县吴万化兄弟通过进士李某介绍见茅坤，出示他人所写传状，请求为其父原泉公写墓志。茅三辞不允，乃翻阅传状，觉得“事稍稍属幻”，仍草草撰铭一通。茅坤门生张稚通，居停徽商程次公家，受托嘱茅坤写70岁寿文。张口画寿主本末，茅依言撰写，大体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所言君子富而好行其德一类。程抱所赠文望重于江湖。到80岁时，又托茅之友人周叟乞赠寿文。当时茅坤83岁，颇不情愿，勉强之下，只写了前后两次写文的经过。

万历十七年状元、古文大家南京人焦竑，至少为徽商及其父母写了10余篇寿文志传。如应从其游的国子监生方守仁之请，为其经商的父亲方茂撰墓铭。又因举人赵时用的关系，为其父亲盐商赵宏作铭。更为同年歙县范涞之父范濠撰铭，作铭时连其人生卒年都不清楚。

诗文大家常熟人钱谦益，应进士歙人曹广之请，为其经商嘉兴的父亲曹以成撰铭。又于崇祯十四年，应墓主儿子之请为在杭州行商的歙商吴某之妻撰铭。

另一诗文大家太仓人吴伟业，因国子监生定海人谢泰交之请，为其经商江南的父亲谢翰撰传。

学问博洽的嘉定钱大昕，“备位侍从，为人作铭志多矣”，其中不乏为商人立传者。

这些达官名士为商人及其家属贺寿作传作铭，无论什么关系，不管认识、熟习与否，也不管其事迹是否彰显，有无价值，几乎来者不拒，依人所言，胡写一气。这样作谀墓文字，名副其实是在卖文，其目的全在润笔费而已。金钱驱使着这些声名显赫的高人大家保持着与商贾水乳交融的关系。

更有甚者，文士干脆直接为商人捉刀，因金钱而放弃著作权。试举一例。休宁人汪廷讷，万历二十五年应南京乡试落第，出赀捐了个国子监生。又金钱开路，南京国子监祭酒冯梦祯给他改字“昌朝”，南京礼部尚书杨起元给他起号“无无居士”。他又捐赀当上了从七品的盐课副提举。就这样，短时期中完成了从富商到朝廷命官的身份转变。跻身士林后，他在休宁县城郊松萝山麓大动土木，兴建了“坐隐园”和“环翠堂”，凿池垒石，布置景点百余处，戏楼舞榭，富丽堂皇，延致四方文人墨客，与诸多大名士如汤显祖、王伯谷、朱之蕃等往还。汤显祖撰写《坐隐乩笔记》，全文不足四百字，称汪廷讷为先生，或径称先生而不名者多达12处。南京名流朱之蕃的《题坐隐园景诗》有110首，顾起元有《坐隐园百二十二咏》。汪廷讷本人则著作等身，《坐隐先生集》《环翠堂集》和《人镜阳秋》等集子外，所作传奇总称《环翠堂乐府》，现可考的有17种，另有杂剧9种，其中《狮吼记》《种玉记》《彩舟记》和《天书记》等7种仍有刻本传世。有意思的是，曾以长篇吟咏过坐隐园的南京人顾起元透露信息道，其友人陈所闻，工于度曲，可与前辈名家徐霖、陈大声相上下，“而穷愁不称其意气，所著多冒它人姓氏，甘为床头捉刀人以死，可叹也”。度曲高手陈所闻的作品居然用的就是汪廷讷的名。另一万历时南京人周晖说：“陈所闻工乐府，《濠上斋乐府》外，尚有八种传奇：《狮吼》《长生》《青梅》《威风》《同升》《飞鱼》《彩舟》《种玉》，今书坊汪廷讷皆刻为己作。余怜陈之苦心，特为拈出。”现在传世的署名汪廷讷的最有名的传奇《狮吼记》等，原来出自陈所闻之手。周晖的四卷本《金陵琐事》第三卷就是由陈所闻校对的，周晖笃念友情，“怜陈之苦心”，揭露出此宗交易。然而由顾起元所记，陈所闻是因穷愁难以聊生，自愿出让著作权，甘为汪廷讷作枪手。想必此类出自双方的自愿交易，在其时当屡见不鲜。

周晖在《二续金陵琐事》中记了这样一则轶闻：“凤州公同詹东图在瓦官寺中。凤州公偶云：‘新安贾人见苏州文人如蝇聚一膻。’东图曰：‘苏州文人见新安贾人亦如蝇聚一膻。’凤州公笑而不语。”凤州公即王世贞，詹东图即詹景凤。江南文人蝇聚商人，才名之大、官位之崇、资产之厚如太仓王世贞也难避其嫌，为人诟言。而商人蝇聚文人，则“家业益以丕振”。名士以商人为经济后盾，可以照样风雅，照样赋诗度曲；商人由名士捧场，奸贪说成义廉，俗物成为雅士，生意越做越大，与民众的矛盾也得以缓和。一文一商，相得益彰。王世贞与詹景凤的对话堪为商人与文人关系的写照。可见这商人与文士，原是相互攀结、相互利用、各有所需、各得其所的关系。

（日文译文原载日本大阪市立大学《都市文化研究》第3号，2004年3月，其中主要内容刊于《江海学刊》200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