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江南进士以其数量多、名次前、仕宦显、学问优而成为著名的地域人文集团，在清代人文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笔者曾经撰文探讨过明清江南进士的数量、地域分布及其特色，明清江南进士人数众多的原因，以及明代江南进士的主要作为，现在再续前文，专门探讨清代江南进士的主要作为。同对明代江南进士的论述一样，笔者不求对每一个进士作出客观公正、恰如其分的评价，这样做既不可能，也无必要，笔者只求对他们在科第入仕直至致仕后的主要作为能够在总体上予以把握，期望能够有益于清代学术文化史和江南地方史的研究。

一

清代江南进士人数众多，名次显赫，仕途也就极为辉煌。杭嘉湖三府自顺治三年到雍正十一年，地方文献载明其最后官职者共589人，其中地方官340人，占58%，京官249人，占42%；四品以上高级官员，地方官88人，占26%，京官75人，占35%，合计高级官员占官员总数的28%。其中大学士、九卿长贰、台谏高官共47人，占京官的19%，侍讲学士、侍读学士、内阁学士、修撰、编修、庶吉士共75人，占京官的30%。苏州一府，顺治四年到同治十三年，府志载明其最后官职者共508人，其中地方官270人，占53%，京官238人，占47%；四品以上高级官员，地方官77人，占29%，京官58人，占24%，合计高级官员占官员总数的27%。其中大学士、九卿长贰、台谏高官25人，占京官的11%，督抚、布按二使13人，占地方官的5%，侍讲学士、侍读学士、内阁学士、翰林院掌院、修撰、编修、庶吉士共72人，占京官的30%。清代三鼎甲也外任，所以江南进士任地方官的比例清代高于明代，但京官与地方官比例并不悬殊，说明江南进士布列朝野，在清代政坛的各级发挥着作用，而超过四分之一的人仕至四品以上，说明江南进士在宦途上极具竞争力，尤其是翰林学士类清要之职，江南进士多达近三分之一，充分显示了江南进士作为朝廷智囊的重要地位。

江南进士因为多一二甲人，供职翰林院者十分可观。明代翰林江西吉水人最为有名，清代翰林则让位给了江南人。康熙四十二年，海宁陈家又有陈邦彦、陈世倌同入翰林，当时备受恩宠的大学士陈元龙也做过翰林，一门三翰林，同列无比艳羡。无锡秦鉽和秦松龄，一族同时二翰林，时人呼为“大秦”、“小秦”。康熙时，海宁查慎行、查浦兄弟翰林，同馆十年。华亭王鸿绪先为内阁学士，其兄顼龄、九龄均为翰林学士，兄弟三学士，备极荣光。康熙时，海宁陈元龙擢升广西巡抚，人争祝贺，其夫人居然愀然不乐者数日，说：“一门群从咸列清华，我夫子乃出为粗官，令我惭颜于娣姒矣。”原来当时元龙弟兄叔侄中，任礼部尚书与侍郎、工部尚书和都御史者4人，姊妹夫任大学士、侍郎、詹事府官者4人，故以进士仕至封疆反为粗官。吴县潘家，前后做过翰林者众多，同治时的江苏巡抚李鸿章赞为“祖孙、父子、叔侄、兄弟翰林之家”。

翰林院为储才重地，嘉、道以前，名臣多出自翰林，因此一入翰林，驯至显贵，江南进士不少是由翰林而升至大僚的。清初汉大臣，兄弟起家翰林，官至大学士，为六部翰林院长贰者，以昆山徐家、海宁陈家和华亭王家最为著名，一度集中在江南。徐氏兄弟三人，均为三鼎甲，乾学官至左都御史、刑部尚书，秉义官至礼部、吏部侍郎，元文官至左都御史、文华殿大学士，号称“昆山三徐”，元文与兄乾学先后任左都御史，“兄弟相代为亚相，海内荣之”。科第世家海宁陈家，自明代正德到清代同治时，先后出过宰相3人，尚书、侍郎、巡抚、藩臬13人，京官卿寺、外官道府以下任官者300余人，一门之内，仕途络绎不绝。一门之内官至大学士，特别是父子叔侄宰相，清代共7家，江南有常熟将氏、武进刘氏和无锡嵇氏3家。状元仕途起点高，升至宰相者也多，所谓“本朝阁臣，最利鳌头”，江南状元多，所以宰相也多。清代状元宰相共8人，其中江南人有顺治四年状元常州人吕宫，乾隆二年状元金坛人于敏中，乾隆五十八年状元吴县人潘世恩，咸丰六年常熟人翁同龢。

江南进士峨冠博带，供奉内廷，出入枢府，职掌九卿，在有清一代政坛发挥了重要作用。武进人赵申乔，官至巡抚、左都御史、户部尚书，以清廉善谏闻于时，《清史稿》本传论他“清介绝流辈，慷慨足以任国家之重”。常熟人蒋廷锡，仕至户、兵尚书，事康熙帝20余年，明练恪谨。无锡嵇曾筠、嵇璜父子，雍正、乾隆间治理黄河，知人善任，恭慎廉明，筑坝开引河，卓有成效。嵇璜历事雍正、乾隆两朝，将近70年，两充山、陕正主考，一充会试总裁，参与殿试读卷、朝考阅卷，以及总裁三通、四库、国史、实录诸馆，不计其数，识拔人才，于文化工程贡献尤多。钱塘人汪由敦，博闻强记，乾隆时“内直几三十年，以恭谨受上知”。康熙进士海宁陈世倌，年少登科，任职将近60年，三典乡试，两典会试，辅政乾隆帝17年，“门生故吏遍天下”。无锡嵇曾筠、嵇璜父子两世高官，两世正直清廉。嵇璜与和珅同为大学士，虚与委旋。嵇璜为相时，于敏中与和珅以贪刻出名，他以平和处其间，但遇大事决不含糊。据说和珅曾要嵇璜为其书写楹帖，嵇受其纸归，邀了翰林数人在家饮酒。侍童彭寿研好了墨请示，嵇璜叱责道：吾方有客，谁要你多言！客人请求说我们正乐意看公用笔而为法。嵇于是对客书画。刚到一半，彭寿不小心将墨泼在画纸上。嵇破口大骂，客人说情才息怒。次日向和珅谢罪，说白白浪费了公的佳纸。原来彭寿泼墨就是嵇璜预先交代的，而翰林数客就是和珅的门下人，嵇璜故意让他们亲见而言于和珅，使和珅信以为真。和珅权势熏天，当时同直政府的正直大臣多不卑不亢，以智应付。应之不愿，却之不妥，嵇璜如此苦心，正符合江南人的特点。乾隆进士富阳人董诰，官至大学士，熟悉朝章掌故，入直军机先后40年，有谘必悉，当权臣和珅用事，与王杰撑持其间，勉为其难。乾隆五十八年状元苏州人潘世恩，历事乾、嘉、道、咸四朝，迭掌文衡，屡管部务，安静持大体，在军机处17年，小心慎密。因久任大学士，满汉大学士四人，其中穆彰阿、觉罗宾兴、卓秉恬三人入词林，都是他的门生。其孙祖荫，也数掌文衡，五充乡、会试考官，“所得多真士”，与翁同龢并称“翁潘”。道光进士常熟人翁心存，为同治帝师，历经道、咸、同三朝，辅导同治幼冲之帝，为一时清望所归。其子咸丰六年状元翁同龢，为光绪帝师，“每以忧勤惕厉，启沃圣心”，深深地影响了光绪帝。后来两次为军机大臣，力主实行变法，为光绪帝倚重。同治七年状元苏州人洪钧，出使俄德比奥四国大臣，为应时局之需，钻研西北舆地学，撰成《元史释文证补》，备受时人关注。同治十三年状元苏州人陆润庠，官至大学士，曾在老家创建苏纶纱厂、苏经丝厂，在民族工业中占有一席之地。

江南进士多文学供奉，天下辞章多出其手，但清前期皇帝乾纲独断，如乾隆皇帝所认为的那样，大臣根本不能恣行其胸臆，因而官员在朝政中只是赞画，而不能决策。江南进士性格上又大多谦退柔和，小心谨慎，谋有余而勇不足。承制应命，江南进士是高手，振颓起衰，则实非其所长，守成多而创建少。像翁同龢那样立意坚定，影响皇帝而力主改革者难得一见，而大多数位居高位者只是揣摩帝意，恭谨奉侍，调和众论，小心行事，拾遗补阙游刃有余，擘划经始则并无其人。清代雍正年间开始实行的重大赋税改革摊丁入地，当时江南官员中央有人，地方有人，而且浙江已经先行一步，提倡者却没有一个是江南人。咸同年间的“中兴”名臣，湖南有人，安徽有人，却说不上有江南人。

江南进士虽然也曾产生过政事、诗文、经术兼长的王昶等人，有经世之略的赵翼等人，但洁身自好者多而勇于任事者少，出谋划策者多而擅长政事者少。典型者如韩菼，学问优长，屡次蒙康熙褒奖，位至礼部尚书，但政事实非其所长，遇事不能决断，至依违瞻徇，引起康熙不满。康熙、雍正时常熟蒋廷锡、蒋溥父子，长期入直内廷，均谨慎小心，从无少懈。乾隆进士常熟人金士松，仕至左都御史、刑部尚书，“小心慎密，知无不言，未尝轻泄于人，于天下兵马钱粮关河险要驻防处，开载简明小册，收之夹袋，以备顾问”。潘世恩当政，时值清朝由盛而衰，他“恪恭保位”，虽赞同林则徐主战主张，但穆彰阿主抚时，他作为穆的老师，却不敢反对，庸碌无为。道光进士苏州人彭蕴章，任职道、咸两朝，仕至大学士，管理工部及户部三库事务，“久直枢廷，廉谨小心，每与会议，必持详慎”。谨言慎行，小心奉侍，成为江南进士官员在朝行事的一个鲜明特点。

相对于他们秉政中枢，掌管部寺，纵横捭阖，议事得心应手，江南进士官员在地方政府中则殊少建树。江南进士也曾产生过不少杰出的地方官，如顺治进士常熟人钱朝鼎，为任广东提学道，为“天下学政第一”，升浙江按察使，“发奸摘伏无偏徇”。康熙进士常熟人蒋陈锡，仕至云贵总督，居官不为崖异，被皇帝赏为“清慎勤”。同县人雍正进士严有禧，先后为河南、贵州、湖南按察使，公正不阿，颇著声望。但大多则碌碌无为，迅即被时代遗忘，或者更贻害地方，声名狼藉。典型者无过于镇洋人毕沅，他先后任过陕西巡抚、署陕甘总督、湖广总督，是江南官员任职地方最高者，但他性畏懦无远略，不以公事为务，却货贿是崇，与巡抚福宁、布政使陈淮三人朋比为奸，时人有“毕不管，福死要，陈倒包”之谣，又人称“毕如蝙蝠，身不动摇，惟吸所过虫蚁；福如狼虎，虽人不免；陈如鼠蠹，钻穴蚀物，人不知之”，至酿成川楚白莲教大起义。道光进士常熟人翁同书，为安徽巡抚时，太平军攻打寿州，他弃城而逃，部下互相仇杀。可见，江南进士任职地方建功立业、造福地方者固然不少，列为名宦、地方建祠尸祝者也不乏其人，但有清一代名督抚前后不绝，尤其是康雍乾三朝多如繁星，却几乎与江南人无缘，地方的大举措更少见首先由江南人提出并实行。同明代一样，清代江南进士官员较之高头讲章、如椽大笔，其践土履民、谋利地方则要逊色得多。

二

以进士为主体的江南士人，学术文化汪洋恣肆，代表并领袖着时代的学术方向。

清代江南进士，诗文优长，著述蔚为大观。松江地方文献称，当地“士人帖括外兼娴风雅，凡词赋之业童而攻之，多有文集表见于世，即六书八分莫不家习而究其奥。有以布衣邀宸眷擢卿贰者。今海内谈诗家率推云间派，而论书画者，亦以云间为宗云”，甚至“几于家有一集”。常州，后人褒美其乡前贤道：“吾乡乾、嘉诸儒，其经学、古文、词章、宦绩，无不诸美毕具。”整个江南，或以经术见优，或以文章取重，诗文大家前近相继。

诗文是历代江南士人的看家本事。清初太仓有“娄东十子”，以诗闻名，而顺治进士黄与坚为十子之首，进士王揆等则为中坚。康熙博学鸿儒秀水人朱彝尊，以诗词古文名噪一时，开创宗南宋的浙西词派，与山东新城人王士祯有“词学正宗”之誉，号称“南朱北王”，南北分峙。浙派词人直到乾隆时期仍然风靡海内，雍正进士平湖人陆培的词就以“清丽闲婉”著称，钱塘陈兆仑的诗则澹泊清远。康熙进士常熟人蒋廷锡，工书善画。乾隆初年老进士长洲人沈德潜，以诗名于时，其诗中正和平，颂扬圣德，为台阁体诗人代表，尊为“诗之正宗”，“名动四裔”。后有乾隆进士吴泰来，作诗仿照王士祯，自沈德潜外没有人与之抗衡。乾隆中期苏松人王昶、钱大昕、王鸣盛、曹仁虎、赵文哲、吴泰来、黄文莲七人以能诗名，号称“吴中七子”，五个人是进士。乾隆进士常州人赵翼，《清史稿》推许他“所为诗无不如人意者”，昭梿称道他“诗才清隽”。乾隆进士钱塘人袁枚，古文、骈文等皆能自发其思，论诗主抒写性灵，才力所至，“世人心所欲出不能达者，悉为达之”，时人多仿效，因其才高名盛，其诗文“上自公卿，下至市井负贩，皆重之，海外琉球有来购其书者”。同时负盛名者三人，袁枚、赵翼与江西铅山人蒋士铨，三足鼎立，江南有其二。乾隆后期进士阳湖人孙星衍因为诗文优长，被袁枚赞为“天下奇才”。嘉庆进士苏州人陶樑，与诗坛大家董国华齐名，有“陶董”之目，又与倾动当时东南诗坛的王昶、孙星衍、赵翼等为师友。乾、嘉之际，又有常州词派崛起。创始人张惠言，嘉庆进士，中坚周济、左辅、李兆洛等均是进士。该派尊崇词体，强调寄托，直到清末词坛仍深受其影响。此外，顺治进士阳羡人蒋景祁，康熙进士华亭人黄之隽、无锡人顾栋高、钱塘人姚之骃，乾隆进士无锡人顾光旭以及顾奎光、顾敏恒父子、邹炳泰等，均在词坛有出色表现。蒋景祁的词气势开阔，黄之隽的词情厚而笔奇，出语不粘晦，顾栋高、姚之骃的词则以劲峭老辣见长，分占清代词坛一席之地。可以说，清代江南进士赋诗为大家者，灿若云星。

江南文章大家也为人瞩目。古文称家者，在明代几乎全是江南进士，清代仍由江南进士绍其余绪。顺治进士、康熙博学鸿儒翰林院编修长洲人汪琬，与监察御史同县人董文骥等为“海内名能诗之士”外，绍承顾炎武经世有用之学，为一代古文大家，“岿然揽古文魁柄”，其文根柢六经，于《易》《书》《诗》《春秋》《丧服》及“三礼”皆有发明。学问名闻宸聪，人争传颂，“公卿志状，皆争得琬文为重”。顺治十六年探花昆山人叶方蔼，生平服膺王士禛诗、汪琬文，而其“实兼有二家之长”。康熙十二年状元长洲人韩菼，其文“横被六合”，时人比作唐代韩愈，康熙赞其“学问优长，文章古雅，前代所仅有”。康熙进士苏州人汪份，与同里何焯、常熟陶子师均以文学知名。康熙进士长洲人尤侗，登第前即因文优被顺治帝叹为“真才子”，致仕后家居，“以诗文缣素请者，户外屦恒满”。康熙三十六年状元常熟人汪应铨，熟读经史，“发为文章，苍古典奥，诗渊源选体，出入于韩、苏，书法圆劲秀逸，人争宝之”。乾隆元年探花无锡人秦蕙田，通经能文章，尤其精“三礼”，撰文“博大宏远，条贯赅备”。乾隆进士丹徒人王文治，“自少以文章书法称天下”，与以诗鸣江浙间的袁枚声华不相上下。孙星衍诗词之外，又深究经、史、文字、音训之学，旁及诸子百家，主持浙江诂经精舍，“舍中士皆以撰述名家”。乾隆进士常州人洪亮吉，学问渊博，以诗与里人黄景仁并称“洪黄”，以经学与里人乾隆进士孙星衍并称“孙洪”，与黄、孙等合称“毗陵七子”。洪亮吉又留意于声韵训诂，擅长考订，尤精地理之学，于边疆沿革最为专门，更重视社会实际，提出人口增长过速是造成社会危机的重要原因，具见前瞻意识。道光时进士吴县人冯桂芬，博览群书，尤其留意于天文、地理、舆图、兵刑、盐铁、河漕等实际事务，面对时局，曾提出许多改良建议，主张裁减江南重赋，提出“采西学”“制洋器”，“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些思想对洋务派有很大影响，并被资产阶级改良派奉为先导。

江南出史才，代不绝人。清代江南进士身与其事，评论古今，著述辉煌。康熙下诏修《明史》，顺治十六年状元昆山人徐元文，同科探花同县人叶方蔼，康熙十二年榜眼华亭人王鸿绪，先后充总裁，充分显示了江南进士群中多史家的优势。徐元文草创经划，设史局，购遗书，征遗献，荐史才，而且亲操其劳，“殚精竭思，即一字句，惟恐有未安，必持择再三，疲欲不自休”，后来修成的《明史》用的是其体例。王鸿绪两任《明史》总裁，告老家居，仍编纂不去手，缮写列传，雍正元年进呈全史纪、志、表、传310卷，到乾隆初年张廷玉进呈定本《明史》，已无大变动。可以说，在官修史书中最享盛誉的《明史》，基本上是在江南进士总裁下告成的。其他如纂修起居志、一统志、会典、方略之作，江南进士出力也巨。乾、嘉时的三大史评著作，全由江南进士完成。嘉定人王鸣盛，呕心沥血，成《十七史商榷》一百卷，将纪、志、表、传互相稽考，得其异同，并参以他书，证其舛误，特别是于舆地、职官、典章名物制度，尤为详瞻，匠心独运。乾隆进士嘉定人钱大昕，早年就对考证史事有着浓厚兴趣，后来持续不断，55岁时撰成一百卷的《廿二史考异》，67岁开始校刊，70岁全书告成，凝聚了大半辈子的心血。该书着重于文字校勘、典制考释、名物训诂等方面。《清史稿》说他于“文字、音韵、训诂、天算、地理、氏族、金石以及古人爵里、事实、年齿，瞭如指掌……典章制度昔人不能明断者，皆有确见”。以这样的功力撰成的史评著作，自然在史坛享有地位。乾隆探花常州人赵翼，历20余年之久，撰成《廿二史札记》36卷，采用“以史证史”的办法，以本书证本书，“就正史纪传表志中，参互勘校”，有牴牾处则一一摘出，其重点则是要揭示“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于治乱兴衰之故者”。赵翼力图总结一个时期的历史趋势，阐发社会史或制度史的通则，探究盛衰治乱之源，已不仅仅局限于就史评史的范围。这种从历史的长时段总结盛衰治乱的高屋建瓴之作，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钱大昕欣然作序，高度评价道：“读之窃叹其记诵之博，义例之精，论议之和平，识见之宏远，洵儒者有体有用之学，可坐而言，可起而行者也。”“有体有用”，发挥了儒学的经世之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盛清江南进士的经世意识。

清代特别是清初画坛，江南进士俨然正宗高座。康熙初年进士太仓人王原祁，得其祖父著名画家王时敏亲授，对于黄公望浅绛法独有心得，晚年又笃好吴镇墨法，既得明代华亭派创始人董其昌画法之神似，又得王时敏绘画之形似，迥出时辈之上，受命鉴定宫廷内名迹，充当《书画谱》《万寿盛典》总裁，为院画派一代大家。蒋廷锡，善画花卉，多用逸笔写生，“点缀坡石，无不超绝”。雍正进士武进人邹一桂，工花卉画，是“南田三绝”恽格后的一大家，曾作《百花卷》进呈乾隆，乾隆为题百花句。乾隆十年状元武进人钱惟城，工文翰，山水画幽深沈厚。(www.daowen.com)

清代书坛，最负盛名者为江南进士。华亭张照，官至刑部左侍郎，长期入直内廷，博学工书，为一代之雄，乾隆将其列入五词臣，作《怀旧诗》论其书法道：“书有米之雄，而无米之略，复有董之整，而无董之弱。羲之后一人，舍照谁能若！即今观其迹，宛似成于昨。精神贯注深，非人所能学。”推许如此。海宁陈元龙，官至大学士，其书法也优，尤工楷书，乾、嘉之际最负盛名的书法家梁同书认为，“本朝人不以书名而其书必传者”，陈元龙是二人之一。海宁陈邦彦，“行草出入二王而得香光神髓，即颜、欧、虞、褚及宋四家，无不研究，遇真迹必拨冗仿写，无间寒暑。书名倾动寰宇，夷酋土司，金潾玉巑，咸欲邀公尺幅以为家宝”。其书法屡次得到康熙褒奖。乾隆初年的内府书籍、秘殿珍藏，都由其掌管。乾、嘉之际，海内书法家推北孔南梁，梁即乾隆进士钱塘人梁同书。梁同书天性颖悟，12岁即能作擘窠大字，初法颜、柳，中年用米法，70岁后“愈臻变化，纯任自然，名满天下，求书者纸日数束”，日本、朝鲜、琉球等国使者出重价购买。同时书法家，有人评论为，刘墉朴而少姿，王文治艳而无骨，翁方纲抚摩三唐仅存面目，汪承霈谨守家风典型犹在，只有梁同书兼擅数人之长，出入苏、米，笔力纵横，浑如天马行空，是张照和以“秀润”著称作品成为乾隆钦定的《时晴斋法帖》的汪由敦后的惟一一人。其书法作品多刻石，而刻工往往难称其意。同时人少有善书大字者，而他则字愈大结构愈严。常熟翁同龢，书法自成一家，为世所宗。

收藏书籍古物，江南有着悠久传统，清代江南进士大显身手。仅据吴晗《江浙藏书家史略》统计，清代江南进士藏书家为45人，虽略少于明代，仍足称道。无锡秦氏味经书屋、昆山徐氏传是楼、长洲顾氏秀野堂、钱塘汪氏振绮堂、常熟张氏小琅环福地、苏州吴氏遂初园和惠氏红豆书屋等著名藏书楼，先后辉映。雍正三年状元彭启丰，官至兵部尚书，致仕后拥有数万卷图书。嘉兴汪如藻，向四库馆献家藏图书137种。仁和杭世骏，藏书籍拓本不下10万卷。钱塘袁枚，积书40万卷。桐乡冯集梧，兼精校勘。武进李兆洛，兼擅鉴赏。苏州潘祖荫，所藏图书金石之富甲于江南。苏州吴大澂，精刻本和古铜器并蓄。尤其值得一提者，如昆山徐氏。徐乾学“传是楼”不但藏书甲天下，而且还刻印了大量唐宋以来先儒经解，嘉惠学林。康熙时修《明史》，下诏采购遗书，徐乾学将《续通鉴长编》《开元礼》及宋、元经解等书，或缮写，或原本进呈。乾学弟秉义致仕后，多方购求古籍，或借稿本抄录，“培林堂”藏书可观。另一弟元文，有“含经堂”，藏书万卷，大多亲手抄校，卷帙精好。又如乾隆进士无锡人邹炳泰，登科后不登权要之门，滞留词馆30年，以资深才升至参政，好古书画，收藏甚富，曾质当衣服换回《化度碑》宋拓本。再如湖广总督毕沅，其为政塌茸，听任同僚胡作非为，“然好儒雅，广集遗书，敬重文士”，著名学者孙星衍、洪亮吉和赵怀玉等均是其幕客。更喜收藏金石书画，搜罗宏富。唐代颜真卿《竹山书堂联句诗》真迹，写在素绢上，雄古浑厚，用墨如漆，清初收藏在河北真定高官梁维本家，乾隆五十六年毕沅购得。唐代徐季海书《朱巨川告》，白麻纸本，前后有尚书吏部告身之印43方，宋代曾入内府，历代名人如鲜于枢、张可存、董其昌等有题跋，毕沅曾收藏。唐代怀素小草《千卷》文，黄绢素本，“笔法严密。字字用意”，系明代嘉靖朝权臣严嵩收藏之物，入清后先后为江苏巡抚宋荦、权臣明珠所得，乾隆五十一年有人购了送给毕沅。唐代尉迟乙僧《天王像》，绢本，着色，上有宣和、绍兴小玺及宋代内府图书之印，为明代著名赏鉴家项元汴家藏物，毕沅以500两银购得。五代董北宛《潇湘图》，卷长一尺左右，“神采焕然，具有远山苍翠、江水潆洄景象”，为明代著名书画家董其昌藏物，也归入毕沅库藏。北宋苏轼《桔颂》卷，有赵孟頫题跋，真迹藏苏州洞廷东山富室席氏，有人作伪，以示毕沅，毕以1000两银买得赝品。元代二赞二图诗卷，有232字，后有卞华伯、王世贞、董其昌、陈继儒、文震孟五跋，董其昌赞该卷学颜真卿《送蔡明远叙》，兼米芾用笔，迥异平日之作，也曾为毕沅拥有。元代著名画家倪瓒的《懒游窝》图卷，毕沅藏了一幅赝品。毕沅以其雄厚财力，大事搜罗，乃至不分真假，但颇多稀世珍品。孙星衍性好聚书，金石文字搨本、古鼎彝书画无不考订源委，其“廉石居”“平津馆”藏书宏富。更有光绪进士江阴缪荃孙，出巨资抢购杭州著名藏书家丁丙所藏，入藏江南图书馆，保存古籍之功素为后人敬仰。清中期，江南再次掀起收藏古玩字画之风，多少与江南进士出身的达官贵人的好事收藏有关，大量古籍珍物也赖以存世，为书籍流布、宏扬文化和保护文物作了贡献。

乾嘉考据，成绩斐然，最著者，皖派吴派而已。吴县惠氏，父子进士，祖孙三世治经，惠周惕为创始者，惠士奇为继承者，惠栋是发展者。惠氏治经，从古文字入手，重视声音训诂，以求经书本意，又以古字古音非经师不能辨，乃强调“古训不可改”，“经师不能废”，从而专宗汉儒。惠氏矫正宋明理学空谈虚妄流弊，疏证文字经书本义，在经学史上有廓清之功。诚如钱大昕所论，“宋元以来说经之书盈屋充栋，高者蔑古训以夸心得，下者袭人言以为己有，独惠氏世守古学，而栋所得尤精”。惠氏高树经学考证大纛，以至“清二百年谈汉儒之学者，必以东吴惠氏为首”。其弟子昌明经学的江声、余萧客等都是苏州人。吴派更有后劲嘉定钱大昕，博采众长，发扬光大，“不专治一经，而无经不通，不专攻一艺，而无艺不精”，被人叹为“学究天人，博综群籍，自开国以来蔚然一代儒宗”。阮元甚至说：“国初以来，诸儒或言道德，或言经术，或言天文，或言地理，或言文字音韵，或言金石诗文，专精者固多，兼擅者尚少。惟嘉定钱辛楣先生能兼其成。”钱大昕的贡献，不独成就了乾、嘉考据各方面的业绩，而且先后主持钟山、娄东、紫阳书院，为紫阳书院山长长达16年之久，门下从其学者2000余人，从而造就了十分壮观的学术群体。

乾嘉考据为纠“不复知先儒注疏为何物”的流弊，在学术史上是有重要贡献的，吴派汉学的成就也使考据学达到了极盛，领略了那个时代学术的风骚，为盛世增添了浓重的文华，却不能回应衰世的忧患。考据学推进了学术，但远离社会现实，无关民生疾苦，诚如时人所批评：“自士大夫沉湎于举业，局促于簿书，依违于格令，遇国家有大措置，民生有大兴建，茫然不识其沿革之由，利病之故，与夫维护补救之方。虽使能辨黄初之伪年，收兰台之坠简，于以称博雅、备故实足矣，乌足以当经世之大业哉！”于是有今文经学的常州学派兴起。乾隆进士常州人庄存与，兼治六经，尤长于春秋公羊学，发挥《春秋》中的微言大义，借援古今时势，主张“约文以示义”，在乾隆时期诸儒中别立一派，成为清代今文经学的首倡者，开创了标划学术时代的常州学派。其侄乾隆进士庄述祖，“抱其明智通辨之材”，治经研求精密，于世儒所忽不经意者，深思独辟，推见本源。嘉庆进士常州人刘逢禄，少从外祖父庄存与、舅父庄述祖学，尽得庄氏之学，与其表弟嘉庆举人长洲人宋翔凤高树今文经学大旗，常州学派至是蔚为大观。刘逢禄治经，精于《春秋公羊传》，力主西汉董仲舒、东汉何休之说，恪守今文师法，倡“大一统”“张三世”“三科九旨”之说，寻求微言大义，对清末今文经学及改良主义思潮的兴起产生了深远影响，康有为撰《新学伪经考》也受其影响。道光进士仁和人龚自珍，从刘逢禄学今文经学，探求微言大义，阐述变易进化观点，与林则徐、魏源等同倡经世致用，走在了时代前列。

中西互市后，随着西方传教士深入中国内地传教，传教士、教民和人民大众矛盾日甚一日，西方列强援引领事裁判权，不受中国法律约束。为因应时局的变迁，挽回利权，光绪进士归安人沈家本，大力主张应当普及法律。在变法过程中，受命与伍廷芳主持修订法律馆事务，设立法律学堂，培养法律人才近千人，为法律大臣，著作《历代刑法考》等法律书籍，修订《大清律例》为《大清现行刑律》，后参考西方国家刑法，制定《大清新刑律》，在刑法上作了局部修改，开启了我国法律引进西方法律观念的先河。

三

清代江南进士为官没有明代士人张扬，贪墨之辈甚多，但清廉俭朴者也复不少。顺治进士长洲人宋德宜，官户部侍郎时，龙江关大使李九官解铜入京，贿送银40两，求给门票放行，宋德宜严拒并出首检举，而涉嫌受贿的官员不少。位至大学士的徐元文，在朝“无毫发计较趋避祸福利害之私……风别清浊，慎持大体，遏绝侥幸，既耻夫苞苴问遗之风，辄冰衿齿冷，一不以自污”。康熙时朝士评其为“仁人君子”，其兄徐秉义为“正人君子”。钱塘梁诗正，供奉雍正乾隆两朝，先后兼领过吏部、内阁、翰林掌院、上书房、南书房等清要显职，但30年间俭素如一日，自奉如寒士，双门昼锁，“资郎墨吏，不敢因缘造请”，被同僚尊为“三清居士”“五清”要人。历任河南、贵州、湖南等地按察使的严有禧，居处俭约，做官30余年，家无赢资。海宁陈世倌，为官将近60年，生平节俭，上奏民间水旱疾苦，“必反复具陈，或继以泣”，乾隆帝总笑他：“汝又来为百姓哭矣！”关心民瘼，至于心恸。富阳人董邦达与其子董诰，均仕至尚书，历事雍、乾、嘉三朝，“未尝增置一亩之田、一椽之屋”。惠士奇督学广东，“甄拔实学，一艺必录，苞苴不行”。光绪进士苏州人江标，视学湖南，不名一钱。

清代江南进士乡居行径优于明而社会责任感逊于明。明代乡绅动用各种力量，滥用优免特权，干预地方行政，把持乡里，蓄奴成风，肆意奴役乡民，所谓“江南冠盖辐辏之地，无一事无绅衿孝廉把持，无一时无绅衿孝廉把持，有司惟力是视”。清代江南士绅整体而言在地方官府的影响已极为有限，乡居时，往往以涉足公门为戒。松江府，“康熙以来，科第甚盛，士大夫当官多清正自守，居乡不事干谒，屏衣服舆从之饰，引掖后进，唯恐不及”。顺治进士苏州人顾予咸，任过山阴知县，“居乡风采峻整，为后进所惮”。汪琬休假乡居，闭户著述，不交世事，有居乡清正之誉。在奏销案中降调的探花昆山人叶方蔼，清操夙著，据说家无余财，告老归乡时，有人诬告他居乡不法，康熙帝让江苏巡抚复核，巡抚以乡评之实奏告，确实如皇帝对他的印象乡评甚好。乾隆进士苏州人吴云，官至山东彰德知府，退官后里居不与外事。大学士梁诗正之子、本身仕至侍读学士的大书法家梁同书，名德日盛，地方大吏就任必定谒见他，他则“一报谢而止，终未尝有所干请”，自奉十分节俭，据说裘葛无备套，帽子数十年不换，“出行市，人往往环视匿笑”。

清初江南士人也曾沿袭明后期旧习，结社盟誓。时人称，“今之妄立社名，纠集盟誓者所在多有，而江南之苏州、浙江之杭嘉湖乃为尤盛”。但随着政局渐趋稳定，江南地方官对士人的打击接二连三，江南可谓一直是官气鸱张，士气压抑。顺治十七年奏销案，以江南为最烈，江南苏松常镇及溧阳四府一县黜革降调的绅衿2171人，生员11346人，总共多达13517人。奏销案对江南士绅在人身上、钱财上以至心理上的打击是严重的。地方文献称：“顺治辛丑奏销一案，半归废斥，大都以名义自处，虽登两榜，官禁林者，卒安贫困守，或出入徒步，不自矜炫。”绅士的地位较之明朝也一落千丈，以至“里巷狡猾不逞之徒见绅士无所畏惧，因凌轹之，绅士亦俛首焉”。顺治十八年哭庙案。甚至在嘉庆四年又有杖责诸生案。遭受哭庙案、奏销案等沉重打击后，江南士风为之一变：“迩来士大夫日贱，官长日尊，于是曲意承奉，备极卑污，甚至生子遣女，厚礼献媚，立碑造祠，仆仆跪拜，此辈风气愈盛，视为当然，彼此效尤，恬不为怪。”官长地位日崇，士子地位日卑，奔竞请托之风必然兴盛。叶梦珠描述松江士风前后变化道：“吾松士子，昔年无游学京师者，即间有之，亦不数见。自顺治十八年奏销以后，吴元龙卧山学士始入都援例入监。癸卯、甲辰，联登科甲，选入庶常。其后游京者始众，其间或取科第，或入资为郎，或拥座谈经，或出参幕府，或落托流离，或立登膴仕，其始皆由沦落不偶之人。既而缙绅子弟与素封之子继之，苟具一才一技者，莫不望国都而奔走，以希遇合焉。亦士风之一变也。”叶梦珠不经意间透露出重要的信息：江南士子经过奏销案的打击，在进入官场前已在不择手段钻营奔走，丧失了知识分子应有的自身尊严。这样的人进入仕途，是很难会有社会责任感的。即使如愿以偿科第入仕，也大多不敢议论时事，“凡学术之触时讳者，不敢相讲习”。以致平时出入，因为“功令严峻，绅士莫敢启口及时政”。清末民初学者刘师培确切地比较了清代士人和明代士人截然不同的为学旨趣：“清代之学迥与明殊。明儒之学用以应世，清儒之学用以保身。明儒直而愚，清儒智而谲。明儒尊而乔，清儒弃而湿。”按照他的说法，较之明儒以经世之用为旨归，不计得失刚直不阿，清代士人典型地是明哲保身，以至迹近猥琐。纵观清代江南进士官员的举止言行，刘师培的描述是相当贴切的。

江南士绅漠视社会责任，平时出处行事却更加讲究奢侈优雅，这一点，一如明人。清前期，人称苏州缙绅有三好：“曰穷烹饪，狎优伶，谈骨董。三者精，可抵掌公卿间。”无锡士绅则“以赌博为公务，非此无以度余日”。清中期常辉论江南风尚道：“近日士大夫最尚窑器，愈旧愈佳，取其形象古朴，火气尽除耳。其值几等于金玉，非大有力者不能得，且官哥乳定，非深有识者莫之辨。……人情凡厌故而喜新，至于字画玩器，反尚故。故江东风俗，凡赞赏物，莫不曰旧。”终日讲究此三者，无视社会现实，毫不关注日益下降的民众生活，却在官僚圈内十分吃得开。此三者，实际上任何一项都须财力雄厚者才能讲究。清代江南进士官高名气大，宦囊丰，各种无形收入多，有实力崇尚此道。士人如此所思所行，与社会现实、民生日用已相距多么遥远。

清代江南进士于声色玩好较之明人更甚，但在气节方面却远逊于明代江南进士。乾隆时无锡人黄卬对清代江南士人的总体评价是：“今科名日盛，列谏垣者有人，居九列者有人，百余年来从无有抗权幸，陈疾苦，谔谔不回如古人者。虽谨慎小心，不敢放纵，要之，保位安身之念，周其胸中，久不知有气节二字矣。故邑志于本朝先达，政绩可以铺张，即理学亦尚可缘饰，惟气节不可强为附会。”黄卬还说：“前明邑绅之贤者，敦气节，崇理学，今皆无之，其奢侈豪纵及奴仆之肆横，今亦罕闻。”针对士人不讲节概的风气，乾、嘉时金坛人段玉裁深有感慨地说：“今日大病，在弃洛闽关学谓之庸腐，而立身苟简。气节败，政事芜，专言汉学，不治宋学，乃真世道人心之忧。”不治宋学，不讲义理，专治汉学，就像明人顾宪成所说，官辇毂念头不在君父上，官封疆念头不在百姓上，退居林下念头不在世道上，立身处事，自然谈不上有什么节概。气节败坏，江南士人是要负相当的责任的。

士人不讲节概，没有骨气，出处行事没有了顾炎武所强调的廉耻感，也就必然是货贿是崇。时人董含感慨道：“曩昔士大夫以清望为重，乡里富人，羞与为伍，有攀附者，必峻绝之。今人崇尚财货，见有拥厚资者，反屈体降志，或订忘形之交，或结婚姻之雅。”可见其时的江南士人，贾儒者比比皆是。乾隆二年恩科状元位至大学士的金坛于敏中，其贪墨在乾隆前期就是出了名的。而且因为位高权重，还恶化了整个官场风气。稔熟乾、嘉士风的天潢贵胄昭梿就说：“自于、和当权后，朝士习为奔竞，弃置正道。”以著名史评《十七史商榷》奠定身后文名的乾隆进士嘉定王鸣盛，时人王昶作传谀他为“一介不取”，《清史稿》本传赞他发迹后俭朴如寒素时，实则是个不太为人知的贪欲之徒。有记录：“王西庄未第时，尝馆富室家，每入宅时必双手作搂物状。人问之，曰：‘欲将其财旺气搂入己怀也。’及仕宦后，秦诿楚諈，多所干没。人问之曰：‘先生学问富有，而乃贪吝不已，不畏后世之名节乎？公曰：‘贪鄙不过一时之嘲，学问乃千古之业。余自信文名可以传世，至百年后，口碑已没而著作常存，吾之道德文章犹自在也。’”王鸣盛自出道前到高官盛名后，贪欲之心一直炽烈，而且辩护得那么振振有词，那么周密清晰，底气十足，我们很难相信这些话居然会出自一个学术大师之口。口碑尚佳的名人王鸣盛如此，其他名声欠佳的士人其行径更可想而知。

综上所述，清代江南进士因为名次前，三鼎甲多，仕途极为辉煌，尤其是至为清要的翰林、学士类职位，江南进士荣任者最多，并以此作为便捷的进身阶梯，成为枢府要员、部院重臣、封疆大吏。他们供奉内廷，秉政部寺，纵横捭阖，嘉言懿行，显得得心应手。但是由于清代皇帝特别是清中期的皇帝乾纲独断，江南进士官员只是小心侍奉，具体落实，发挥的作用就极为有限，他们更是谨慎有余，开拓不足，进取甚少，凡有关国计民生之宏猷大略、重大举措，几乎都非他们提出，任职封疆、履土亲民则更乏善可陈，殊少建树。江南进士官员文化素养优，知识起点高，经济实力巨，有利条件多，在学术文化领域则十分活跃，不但在传统的诗文、书画、经史、收藏等领域卓有建树，发扬光大，而且在清代竖起丰碑的考据学、今古文经学领域，也与皖派各树大旗，业绩骄人，足垂后世，大师辈出，可以说，江南进士的文化学术活动代表了清代学术发展的方向。时世不同，清代江南进士的声势没有明代江南进士显赫，对于地方官府和地方事务的影响力，较之明代江南进士相差远甚，士人的气节和社会责任感也比明人差得多，而其讲究声色奢华却一如明人。在丰亨豫大的清代盛世，江南进士群体既缺少像明后期东林学派那样关心社会现实的人，也缺少像明末徐光启、张履祥那样关心地方经济的人；在中西冲突、社会动荡的道、咸年间，江南进士既缺少像林则徐那样苟利国家不计生死的社稷忠臣，也缺少像曾国藩、左宗棠那样振衰起颓、力挽狂澜的“中兴”功臣；在新旧交替、民族存亡的晚清时期，江南进士既缺少康有为、梁启超那样倡导改革变法的思想理论大家，也缺少像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那样的热血志士。江南进士是盛世的良臣，而非衰世的能臣，雍容华贵，宏篇巨著，增添了绚丽的华章，而开拓进取，力挽狂澜，却往往难见其踪影。

（原载《清史论丛》2003—2004年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