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既已统计了明清两代江南进士的数量及其在全国所占的比例，考察了江南进士的地域分布情形及其特点，我们就需要进一步探讨形成这江南进士甲天下的原因，换言之，江南人是凭藉什么条件、通过什么手段在科考中大显身手、屡屡夺魁而独领风骚的？

一

江南人攻读应举，有着相对他地较为雄厚的经济实力。经济和文化，从长时段来看，大体上是趋向一致的。如《研究之一》所示，明清两代江南进士占全国15.24%，每7个进士就有1个多出自江南。而这种江南进士在全国独多的比例恰是与江南赋税在全国独重的地位相一致的。通计有明一代，江南田土仅占全国6%强，而税粮却占全国近22%。清代江南重赋在全国的比例稍为下降，田地占7%强，银两却占将近17%，但米麦本色则高达将近77%。大体而言，明清两代江南税粮占全国的五分之一。科考最盛、状元最多的苏州，也是江南重赋区中最重的府。洪武二十六年，苏州土地仅占全国1.1%，而税粮却占近10%。这种赋税独重的局面，历明迄清一直未变。赋税苛重固然反映了朝廷对江南的榨取程度，但也反映出江南地区的经济状况和供办实力。江南在明清时期，不但是帝制时代最为繁盛的时期，也是同时期全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江南气候适宜，雨量充沛，土地肥沃，农业精耕细作冠于全国，产量之高也远在他地之上，一亩之收，可抵北方20亩之产。更重要的是，明代中期起，江南崛起成为全国最为重要的棉织和丝绸生产基地，其他工商行业也特别发达，是全国极为突出的商品生产基地和商品流通中心。苏州、松江、太仓的棉布，苏州、杭州、湖州和南京的丝绸，嘉兴、湖州的生丝，“衣被天下”，海内外依赖。镇江的银两，苏州、无锡的米粮，南京的木材，苏州的钱币，杭州的食盐，南京、苏州、常州、常熟、湖州的书籍，清中期上海的豆粮，周布流转，聚宏用广。正是这发达的工商业，使江南经济历久不衰。明人王士性就曾说：“毕竟吴中百货所聚，其工商贾人之利，又居农之什七，故虽赋重，不见民贫。”清人唐甄也说，江南“虽赋重困穷，民未至于空虚，室庐舟楫之繁庶胜于他所”。同样也正是这发达的江南经济，为江南进士的脱颖而出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科举考试，要以经济实力为后盾。王世贞说：“余举进士不能攻苦食俭，初岁费将三百金，同年中有费不能百金者。今遂过六七百金，无不取贷于人。盖贽见大小座主，会同年及乡里，官长酬酢，公私宴，赏劳座主仆从与内阁吏部之舆人，比旧往往数倍，而裘马之饰又不知省节。”王氏所言当指会试前后的费用，家境富裕者用银300两，寒门子弟或攻苦食俭者需银百两。王氏举进士在嘉靖二十九年，三四十年后费用已涨了一倍以上。明代后期如此，清代物价持续上涨，各项费用大增，科考支出大概非千金不办。大名鼎鼎的画家文徵明十次乡试不中，其曾孙东林领袖文震孟11次会试才登第。清代缪彤在发誓不复再考的五次会试后才荣登榜首。海内闻名的海宁陈家，陈其元共乡试15次，前后居矮屋中135天。更有甚者，成名后“海外诸国争走重金购诗集”的沈德潜，“历岁科试凡三十余次，乡试十有七次”不中（直到68岁才中进士），仍不急不躁。王世贞年19，一举中的，费银数百两，这些人一而再、再而三，乃至十数次、近20次应考，费用之巨实难计算，自然这还不包括长年聘请塾师寒窗苦读的费用。如此高昂的费用，对难以饱腹的贫困小民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显然只有那些富室大户才能承受。江南进士之所以特别集中在各府的附郭县和少数世代为宦的簪缨望族中，就是因为只有那些地区或那些家族能够以充裕的财力供其子弟潜心科考，而毫不气馁地向读书做官的艰难道路迈进。明清两代苏州一地的60余位三鼎甲，绝大部分出身于书香门第或世代仕宦之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江南进士主要出自家境优裕的富康之家，特别是那些士宦巨族。

科举考试原则上是面向社会各个阶层的。非身份人户由于耕种田亩或经营工商业得法，积累了一定的财富，有实力聘请塾师，使其子弟走科举攻读之路，从而崛起于村夫野老之间，跻入缙绅行列。明清时代的江南进士，有不少就是起自素封之家甚至是贫寒之家的。

明中期开始，江南力田致富者逐渐增多。苏州人吴宽说：“三吴之野，终岁勤动，为上农者不知其几千万人。”这些上农扩大土地经营规模者很少见，而投资培植子弟读书应考者较为普遍。如无锡华氏，原来“屋庐弊陋，田园毁顿”，明中期有华庄者，“唯以力田勤家为务，善自节缩衣食为俭约，家以日饶”，其子昶以得从名师游，力学有闻，考中进士。又如吴县进士陈霁，其父“独课僮仆力耕稼。久之，收入滋多，开辟浸广，腴田沃壤，弥跨湖壖。又积书延师教子”，为后代创下了科考的资财。再如洞庭西山徐氏，“有原隰陂池田园之利”，世擅其富，但从无出仕者。有徐震者，将儿子取名为缙、绅，日夜督学，缙终于登顺天乡试，向入仕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如长洲吴行，世代务农，家境艰难，他“内负干力，奋自树植，徙居苏城，朝夕拮据，积二十余年始复故业，且寝加裕焉……教子专用儒业”，其子吴一鹏，终于举进士，入翰林。如华亭陆树声，家世业农，其本人也“少力田，暇即读书”，与弟树德都通籍为进士，子彦章也为进士。如嘉定许氏，勤于治生，多蓄积，延礼耆儒以教诸子，“故许氏富而子孙多在衣冠之列”。同县朱珽，未生子时见《进士录》，发誓有子当为此辈人，后子用宾终为进士。如嘉靖时吴江人周用，进士出身，秉铨吏部，以清慎著名，考其先世，皆业农。如文章节概声播遐迩的秀水进士冯梦祯，其家“以沤麻起，富至巨万，祖、父皆不知书”。突出者如明中期昆山李玉，世代为农，家有良田，见儿子聪明绝伦，高兴地说：“吾数十年谋所以为吾业者而不得。吾家良田，其在此也。吾耕之种之，而食其实矣。”千方百计让子宪卿潜心于学，并与县中贤俊游，终登甲科。

这些都是明代江南农家子弟挺身于陇亩的典型事例。同类材料在时人文集和地文文献中较为散见。可见在科考场上，贵胄介裔与素封子弟没有什么界限。富裕农民以耕种良田的心态精心培植子弟，宜乎不少人由田陇走向仕途。所谓“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就是主要用来形容那些出身寒素的进士的。很明显，江南进士的队伍因为庶民子弟的加入而更为庞大。

江南商品经济发达，工商业者特别是商人长袖善舞，获利致富者所在多有。这些人将经营所得投资于子弟教育，后代也有不少跻身士林。明清两代苏州地区的36个状元，至少有3个为商人之子，即明代苏州的第一个状元施槃，虽不屑就家人产业，而奋然有志于学，却曾随经商的父亲游历淮扬；嘉靖时位至大学士的顾鼎臣，其父是个开店铺的小商人；曾任清朝驻外四国公使的洪钧，其父为商，还要洪钧弃儒就商。最为显荣的状元如此，一般进士出身商贾者自然更多。东林领袖无锡人顾宪成、允成兄弟，分别为万历八年和十四年的进士，其父顾学，“生于粗僻之乡，长于贾，老于布衣”，两个哥哥帮助其父经商，使他们得以专心于举业。正德、嘉靖时，号称“安百万”的无锡人安国，业农起家，经商成巨富，其子如山、孙希范、曾孙绍芳三世登第。明末政绩科技皆足称道的上海人徐光启，其世代“力耕于野”，其祖弃农为商，家才稍裕，到其父时，“拓产十倍”，足供其读书。明中后期，江南经营手工业成功者较多，按照张瀚的说法，“而今三吴之以机杼致富者尤众”。这些致富工商人户的子弟当有不少也迈上了科考仕宦之路。康熙时，无锡号称“南朱北杨”的两家富商，后人多读书，都有子弟考中进士。洞庭商人是明中后期起活跃于商界的一支重要商帮，有“钻天洞庭”之称，在其家乡洞庭东西山，明清两代先后出过2名状元，1名探花，2名会元，50名进士，这些荣登甲榜者，大多非为商人之子弟，即为商人之后嗣。

江南不但当地商人的后代有不少走上了科举之路成为仕宦，而且各地商人落籍江南者，其子弟举进士者也复不少。江南商品经济发达，是称雄天下的徽商的重要活动场所，不少徽商子弟寄籍江南，高中进士。崇祯十三年崇德县进士曹广，其祖即是徽州歙县岩镇的商人，逐什一于浙江，其父正式卜居崇德。清代歙县寄籍苏州考中进士者，占该县寄籍外地中进士者的15%。杭州附郭仁和、钱塘两县在清代之所以进士独多，也与该地徽州盐商、木商的重要据点而多寄籍者有关。苏州状元汪铎、潘世恩、洪钧，考其先世，其实都是徽商。外地商人落籍江南者大多为富商巨贾，有着雄厚的财力培养子弟应举。

美籍华裔学者刘广京有感于明清江南商业的兴盛，推测“苏杭是商业最发达的区域，功名繁盛必亦与商人财富有关系”。上述事例说明，江南功名之盛与商人财富之雄不但必有关系，而且确有关系。工商特别是商人子弟的博取功名，使得江南进士队伍更为壮观。

由《研究之一》可知，自明后期到清前期，江南进士的数量是趋向不断增加的，在全国的比例是不断上升的，而这个时期正是江南农工商业稳定发展最为繁盛的时期，庶民子弟登第入仕的比例当较之任何时期为高。嘉庆、道光之际的浙江乌程人沈垚说：“仕者既与小民争利，未仕者又必先有农桑之业方得给朝夕，以专事进取，于是货殖之事益急，商贾之势益重。非父兄先营事业于前，子弟即无由读书以致身通显。是故古者四民分，后世四民不分；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沈垚张皇其辞，过于偏激，但却间接道出了经济基础与科第进取的关系。江南进士之多，正是奠基在江南经济之富庶之上的。

二

经济是科考的基础，但功名兴盛关非全系经济因素。江南进士之所以绵绵不绝，蔚为大观，为举世瞩目，与江南地区全社会好学勤学、重教重考、擅长科考大有关系。

江南人读书喜学，尊师重教，世代传承，有着悠久的传统和良好的习惯。早在北宋中期，苏州人朱长文即说：“自本朝承平，民被德泽，垂髫之儿皆知翰墨，戴白之老不识戈矛。”由南宋经元而至明，江南文风更盛。正德《松江府志》卷四载：“田野小民生理裁足，皆知以教子孙读书为事。”明归有光说：“吴为人材渊薮，文字之盛，甲于天下。其人耻为他业，自髫龄以上皆能诵习。举子应主司之试，居庠校中，有白首不自已者。江以南其俗尽然。”清初人说：“今虽闾阎贱隶处力役之际，吟咏不辍。”这些概括，正是江南人热衷科举的写照。如松江，明代当地人说：“自版籍归职方，士习不变……经学词章，下至书翰，咸有师法，各称名家。田野小民，生理裁足，皆知以教子孙读书为事。”入清后，更是“家弦歌而人诗礼”。如杭州，“里巷诗书，户不绝声”；“诗书礼乐，阛阓而是”；“家诗书而户礼乐也”；键户下帷，“惟知读书稽古”。如苏州，“家家礼乐，人人诗书”。如太仓，“街坊子弟习举业者彬彬郁郁”。如昆山，明代“家知读书，人知尚礼”；清代更是“最重读书，十室之聚，必有乡塾以教童蒙。为士者必兼习五经及四子书，有废学者，乡党弗齿，士弗与友也”。如常熟，“士之习诗书者，诵读之声比户相闻”；“子弟皆幼而读书，每有司较童子试，辄及先人”。如常州，“士人多以读书世其家”，郡中士人崇师喜读书者，“弦诵之声比屋而是”。15世纪末年，途经江南的朝鲜人崔溥从当地人那里了解到：“且江南人以读书为业，虽里闬童稚及津夫水夫皆识文字。”所有这些描述，其义皆一，说明江南人好读喜学，尊师重教，蔚然成风，习俗使然，社会整体文化素质较高。

这种“家弦户诵”的风气，“人人诗书”的盛况，由来既久，泽被自广。在文风兴盛为天下最的江南诞生出一批批科场得意者也就顺理成章。所以清末陈夔龙将此归结为江南进士辈出的一个原因，说“其间山水之钟毓，与夫历代师儒之传述，家弦户诵，风气开先，拔帜非难，夺标自易”。(www.daowen.com)

更为突出的是，明清时代的江南人，勤苦力学，目标十分明确，这就是以科举为首业，以登第入仕为最终目的。这又与其他地区家不蓄书、束书不读，即使读书也“直以九章当六籍”的情形形成鲜明对照。北方的山西，“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孙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其次宁为胥吏，至中材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以故士风卑靡”，连雍正帝都习知此风。江南近邻徽州，明代人说该地风俗“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科第反在此着”。该地经商与科考均较为成功，虽未必如人所说，但“左儒右贾”，充其量不过“贾儒相通”。读书应举的执著精神和普遍程度，江南人堪称全国第一。嘉靖时，有人讽刺说，吴下士人，凡有资质者，都把精神费在诵读时文之上。杭州士子企盼功名，往往到天竺的于谦庙去祈求。可见读书应举到了近乎痴迷的地步。这样的读书，带有赤裸裸的功利色彩和追名逐利的动机，已与求学问道宗旨相去甚远，却与当时朝廷的提倡、社会的认同十分契合。

明清以科举取士，读书人一旦博得功名，朝廷便畀以高官厚禄，诱使无数儒生入彀。明初重儒轻法，“于是大用诸儒，参错布列于中外，凡武健善用法者弗与也”。从而出现“乡校间士人以举子业为事，或为古文词，众辄非笑之”的奇怪现象。但其时进士、举贡、吏员不分高低，三途并用。永乐、宣德以后，渐循资格，弘治、正德以后，更只讲出身，举贡虽与进士并称正途，而“轩轾低昂，不啻霄壤”。人们更以录取进士为荣，“士益向风，争相磨濯，攘袂以起”。故明末钱谦益感慨道：“今天下独重进士科，以进士起家者，譬如洛阳之花，一出于畦塍，则已享朱门幄帘之奉，其繇它途者，则不能也。”进士由于风光体面，授秩崇高，升迁快速，宗亲沾光，因而互相标榜，互相夸耀，苏人尤甚。弘治年间，长洲陈玉汝、常熟李世贤、吴江吴禹畴、吴县王济之和吴宽五人，因是同时、同期、同乡、同志、同道，就结了个“五同会”，“公暇则辄具酒馔为会，坐以齿定，谈以意谐，以正道相责望，以疑义相辨析。兴之所至，即形于咏歌；事之所感，每发于议论”。得意神态，形诸颜色，溢于言表。

明清朝廷的这种取士标准和价值取向，甲榜进士具有的辉煌前程和傲视群彦的社会地位，时刻激励着有好学传统、甘心苦读的一代又一代江南知识分子。

科举考试的机制，使得缙绅阶层倏起倏落，时刻变动。士宦之家要保持家业不坠、仕途不绝、富贵长久，读书登第可以说是最为有效最为可靠的途径，由此较之贫寒下户可能更为迫切更有危机感。万历时王士性说：“缙绅家非奕叶科第，富贵难于长守。”明后期江南人也清醒地意识到，“不读书登第，不足以保妻、子”。正是在这种动机驱使下，世代士宦之家仍然如履薄冰，聘请名师，课督子弟，研习时文，甚至不惜经商营利，以使子弟无后顾之忧，捐置族田，资助族人读书应考。一代古文大家昆山归有光的祖母、母亲，为了使归家重振，督促有光功课的情景极为动人。明中期，昆山李氏，值家中落，至脱簪珥为子延师，“夜必篝灯手绩以课业”，直到子、孙考中进士。清代长洲彭氏进士代不乏人，以致他人将其归因于设文昌神祈求，由彭绍升之话可知，实际皆因该族督课严厉非同一般。昆山徐氏三兄弟都荣膺鼎甲，其母督学之严是出了名的。后来官至刑部尚书的徐乾学，有慨于世人以土田货财或金玉珍玩或园池台榭传世而子孙不能守，乃筑传是楼，庋藏书籍数万卷，拟传诸子，并殷殷解释读书其动机即为了让子孙懂得读书应考入仕于保富贵的重要。徐氏此举，正是江南官宦人家希望读书攻举以保长久富贵的典型。江南进士大多数产生于世家大族，既与这些家族资财丰厚有关，也与这些家族高中得起而落第不起的心态有关，诚然也与他们世代相承拼搏科场积累了丰富经验有关。

对于寒门小户来说，科考也是摆脱贫困或扩大资财、跻身上层行列的惟一途径，于是母督子、妻励夫，发奋读书者在在有之。如顾一清者，家甚贫，其母“乃脱簪珥资给之，而躬督劝之学”。而华亭人钱文通者，为诸生时，“游乡学，勤苦特甚，夫人昼夜纺织以资给之，得专意于学问，遂取高科入翰林，以文名于世”。如广东按察司副使昆山人周济叔之父，当其未显时，其父亲自督促，令其“从旁诵读，夜分乃寝，率以为常”。清代无锡地区，进士之多甚于明代，这类勤学劝学督学例子，随处可见。庶民子弟或许因为攻读机会尤其不易，家人的期望更加殷切，寒窗苦读的劲头也就更加充足。诚如时人所言：“贡、监、生员等，奋志芸窗，希心持籍，或贫而辍馆，远道盈千；或老而观场，背城一战。少年英俊，父兄之智责难严；壮岁飞腾，妻孥之属望尤切。”

明清江南文运弘开，进士辈出，正是社会各阶层都视读书应考为安身立命的不二法门所造就的。

三

江南进士冠绝海内，与当地环境之美、条件之优也不无关系。

江南北襟长江，东傍大海，中贯运河，享有明清时期东西南北往来最为繁忙的交通大动脉之利。境内更是水系成网，港湾密布，舟楫往来自如，文人学者结社兴会，切磋交流，信息传递迅捷，往返便利，百货纷陈，文化生活极为丰富。江南山川秀丽，湖光山色，处处画景，谚称“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袁宏道是这样描写苏州的：“山川之秀丽，人物之色泽，歌喉之宛转，海错之珍异，百巧之川凑，高士之云集，虽京都亦难之。”在这舒适的人间天堂里，文人学士优游自在，或寄情山水，或潜心学问，“或辨理诘义以资其学，或赓歌酬诗以通其志，或鼓琴瑟以宣堙滞之怀，或陈几筵以合宴乐之好”。进士崛起其间，乃属事理之常。明清时人探讨江南文才辈出时，动辄以灵秀所钟系之。如明人归有光说：“论者以为山穷水汇，灵秀之所钟，故人材之出，常甲天下。”又说昆山“山区水聚，天地之精气，蜿蜒迴薄而会于此。故士之登朝者，跻膴仕者，常倍于他州”。如清人宋荦说：“其地襟江汇湖，其山川秀丽，融结盘礴之气，往往泄之为人文，故求文章于吴，譬求珠于沧溟，求玉于元圃也。”由此二例，可概其余。其说似过于简单。人文盛衰非由环境决定，但环境优美吸引了四方人士汇聚江南，百物纷陈为士子切磋交流提供了各种便利，钟灵毓秀启发了江南学人的聪明才智，从学名流又使江南士子见识日增月累，环境促成了江南士人之夥。

江南号称文献渊薮。明胡应麟说：“吴会、金陵，擅名文献，刻本至多，巨帙类书，咸会萃焉。自本方所梓外，他省至者绝寡”，而且“书多精整，率其地梓”。江南册籍充栋，都是当地刻、当地人藏的。江南藏书家之多，藏书之富，绝对全国第一。宋椠元刻，鲍抄毛校，翻检有途，书肆林立，购买方便。江南是读书人的天堂。明清时期，江南市场上最为畅销的，似乎不是艳词淫曲、志怪小说，而是应考举子必备的科举时文、兔园册子。江南选家之多，选择之精，坊间翻刻之快，流布之广，成为时文大本营。顾炎武感慨地说：“至一科旁稿之刻有数百部，皆出于苏杭，而中原北方之贾人，市买以去。”东林人士江阴李应昇，赋闲在家时，随时关注苏州时文行情。清流操此营生，他人可以想见。这既反映了江南读书人的价值取向，也为科考之士带来了福音。江南士子近水楼台，自易在科考时捷足先登。

江南教育发达，黉宫宏伟，书院林立，学校为科考储备人才，书院为士子制造誉论，都是科考成功的有效途径。王锜豪气十足地说：“吾苏学宫，制度宏壮，为天下第一。人才辈出，岁夺魁首。……自范文正公建学，将五百年，其气愈盛，岂文正相地之术得其妙欤！”同时人也将苏州宏壮的学校与辈出的人才有机联系起来。王鏊说，苏学独名天下，故“自宋以来科第往往取先天下，名臣硕辅亦多发迹于斯”；徐有贞则说：“吾苏也，郡甲天下之郡，学甲天下之学，人才甲天下之人才，伟哉！”学校是培养科举人才的，学校盛自然进士多。吴地书院则自嘉靖至万历三朝，就新建34所，为明初130年来的3倍。江宁的钟山书院，无锡的东林书院，江阴的南菁书院，苏州的紫阳书院，杭州的敷文书院、诂经精舍等，最为名重一时。这些书院的山长，多是博学贯通、称雄一时的大师，又多是科考的行家里手。他们在传道授学的同时，在担任缙绅巨室的塾师之际，也将他们投身科场的经验教训、酸甜苦辣传给江南士子，所谓“盖非得于师友之渊源，即得于家庭之传习”。江南士子知识既博，见闻又广，方法又多，宜乎科考屡操胜券。

江南进士既多，仕宦既显，且多据清华选人之列，江南人又多垂意于桑梓，奖掖拔擢乡邦后进，不遗余力，江南进士也就如滚雪球般日益膨大。松江何良俊说：“苏州士风，大率前辈喜汲引后进，而后辈亦皆推重先达，有一善则褒崇赞述，无不备至，故其文献足征。”何氏之说确实揭示了苏州文人的特点。文坛领袖归有光对此直认不讳，说：“古之君子，与天下之贤材以事其君，未有不爱其同类。至其同乡之人，尤情之不能已者。故为之先者，望其后之兴；为之后者，愿其先之达。”归氏还振振有辞地说：“夫士以其身为国，而使之忘其私，非人情也。先王之制未尝然也。既富方榖，必也有好于其家。用其人之力，而忍绝其私耶？”清初苏州人也说：“吴郡人文，自有制科以来，名公巨儒先后飚起，皆崇尚正学，言坊行表，为后世倡率。士子读书谈道，喜为标榜，重誉而矜名节，时禀先正之遗规焉。”清代常州人则称：“武进、阳湖，师儒各有门径，学者讲求诵习，致其专精，殆无不表襮而显达。”可见整个江南人皆如此。松江状元唐文献、张以诚，著名画家董其昌，大学士徐光启、黄体仁，都“以名宿不利场屋”，经同乡选达或父母官的提携资助才高中甲榜。又如松江范长白，曾以时艺就教于秀水沈德符之父，乡试又出沈之门，称为“通家小友”，又与乌程董份尚书为好友，虽蹉跎公车十年，终于甲榜。那种“他日必贵”“必成名器”之誉，既是江南先贤对其后进的推许，也是激励造声势之法。江南进士正是在相互砥砺中不断向上攀登的。江南多三鼎甲，多显宦，又多出任乡会试考官，考官之于考生，亲属师友虽须回避，但不是同年同乡，亲戚姻旧，便是相好知己，或是友人之友人，同乡之同榜，盘根错节，多少沾点关系。录取前，造点声势，打打招呼，透点意思，予以照顾，事或常有。明代顺天乡试，大抵取南士为解元，“盖以胄监多才，北人不敌，间取一二北士，多不惬众论”。“不惬众论”四字，足见江南人舆论势力的强大。雍正元年，常熟人陈祖范中乡试，试文传颂遍海内，且次年又中会试。同县蒋廷锡为大学士，对他说：“子有盛名，登甲榜，而某又在朝，今岁大魁，非子而谁？”陈恐人以为他依附权门而高中，连夜办装南归，而不与殿试。事虽未成，相反的例子恐不少。今日拔擢后生，既可博时誉，又可为日后进退奥援计。江南籍官员遍布要津，单论人事关系，江南士子特别是世族子弟在应考前就无形中占了优势，更遑论明显的关节、贿买等作弊。个别家族因为“门生故吏遍天下”，其子弟也就源源高中进士。所以万历时湖州人李乐说：“世风浅薄，西吴为甚，凡父兄登科第者，其子弟大都凭藉起家。”怪不得清人陈夔龙认为这是江南士独多的又一原因：“冠盖京师，凡登揆席再而跻九列者，半属江南人士。父兄之衣钵，乡里之标榜，事甫半而功必倍，实未至而名先归。半生温饱，尽是王曾；年少屐裙，转羞梁灏。”毫无疑问，江南进士独多，也在于江南士子有着他地士子所不具备的这种种乡邦优势。

（原载《历史档案》1997年第4期，署名夏维中、范金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