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国生态环境保护重点区域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一些重要生态服务功能区及生物多样性保护区；二是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恢复和保持区。相应的生态补偿重点区域也集中在对重要生态服务功能区维护和保持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所引发的建设成本、经济损失和丧失发展机会给与补偿，其次对资源开发过程中所引发的修复和保持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建设行为给予补偿。

目前各国并没有专门的生态补偿法律和政策，与生态补偿概念类似的相关内容大都分散和包含在与生态系统保护密切相关的各项法律和政策（如：土壤、资源保护、水土保持等相关法律及农业政策、林业政策、自然资源开发等政策）之中。从世界范围来看，各国实施的生态补偿法律、政策形式和内容各异，总的来说，可以分为政府作为唯一补偿主体、政府主导和市场化运作3种形式。政府作为唯一补偿主体是指对由于自然和人为原因所引起的失缺补偿主体的生态类型，政府作为唯一补偿主体给予补偿，使该区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得以修复和保持；政府主导的生态补偿类型是指政府作为增益性和损益性生态补偿的主要支付者；市场化运作是指引入市场机制，通过生态补偿产品创新，实现对产权关系相对明确的生态补偿类型进行补偿。

2.3.1.1　政府作为唯一补偿主体

从国际生态补偿实践来看，对由于历史原因、自然和人为因素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由于其补偿主体难以确定，所以一般通过政府作为唯一补偿主体通过财政直接补偿的形式治理生态环境、恢复生态功能。美国在1977年颁布《露天采矿管理与（环境）修复法》，规定在该法颁布前已破坏的废弃矿区，美国通过国库账册中设有的“废弃矿恢复治理（复垦）基金”以及各州设有的废矿恢复治理基金来对破坏的生态环境进行恢复治理。德国联邦政府针对老矿区的不同情况，采取相应解决方法，取得了明显成效。对于历史遗留下来的老矿区，专门成立矿山复垦公司专司此项工作，复垦所需资金政府全额拨款，并按联邦政府占75%、州政府占25%的比例分担。

2.3.1.2　政府主导的生态补偿

国外政府主导的生态补偿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通过制定法律对相关者直接补偿；二是建立生态补偿基金制度；三是制定生态补偿税（费）政策；四是实施区域转移支付制度；五是积极开展区域合作。

（1）政府直接补偿。重要生态功能区或具有重要生态服务功能的耕地等是国外政府直接补偿的重点领域。美国政府购买生态敏感区土地以建立自然保护区（保护地），同时对保护地以外并能提供重要生态环境服务的农业用地，美国从20世纪50年代起实施“土地休耕计划”、“紧急饲料谷物计划”、“有偿转耕计划”、“保护性储备计划”等一系列农业耕地保护计划，对按照计划退耕的农场主给予农产品价格补贴，引导农场主把退耕土地用于土壤保护。20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又相继出台了《1996年农业法》和《2002年农业法》。《1996年农业法》规定政府提供666亿美元农业补贴，《2002年农业法》又新增了519亿美元农业补贴，其中有171亿美元用于农业环境保护计划。实施农业耕地保护计划的效果很明显，据统计，1959～1968年的10年间，仅按照土壤银行计划退耕的耕地每年就有445万～1174万hm2。1985～2002年，已有1360万hm2耕地退出农业生产活动，涉及37万户农户，补偿标准为116美元/hm2，每年需支付约15亿美元的退耕补偿金，退耕的土地60%转为草地，16%转为林地，5%转为湿地。

在欧洲，环境法规定，耕地特别是饮用水保护地区的耕地限制氮肥的使用。为了实施欧盟这一法规，位于德国西南部的Baden-Württemberg州制定了一条法律，减少农业中氮的使用，使地下水中氮的含量受到限制，在政府指定的水资源保护地区的农民，如果遵守氮管理计划，使土地在收获后土壤含氮量低于目标限值，将得到一定的补偿。德国的农业生态补偿方式也是以政府购买为主。其中欧盟对属于欧盟政策范围内农业环保措施提供补贴。另外，在德国的一些州，如果参与环保项目还可以得到另一份补助。目前有些州环保型土地已达2/3左右，农户可以从政府那里得到补助。芬兰是森林资源十分丰富的国家，但是仍然非常重视环境保护，特别是生物多样性的保护。该国为了保护珍贵的森林资源，国家采用购买的方式对生物多样性价值给予经济补偿。2002年芬兰开始试行该种补偿方案，林主可以将自己森林的自然价值卖给政府，政府则可以从中进行选购。荷兰政府为避免或减少基础设施工程对自然的影响，出台了生态补偿政策，补偿的目的是恢复受到影响的生态功能和自然价值。在荷兰，基础设施都要编制自然补偿计划（NCP），包括对居住地损失、居住地扰乱（噪音、水位、室外娱乐布局的变化）、障碍作用、动物伤害等的影响的定量化计算。

哥斯达黎加建立了全国性的环境服务付费制度。该项制度始于12年前的森林法。哥斯达黎加的森林法规定，来自于天然林、树木种植、经济林种植所提供的固碳、水资源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观光风景服务可以得到补偿。补偿标准是：通过植树提供上述服务的土地拥有者可以得到平均540美元的补助；通过保护和恢复森林提供上述服务的土地拥有者可以得到平均每公顷210美元的补助（上述两项补助均分五年支付）；通过经济林种植提供上述服务的土地拥有者可以得到每棵树0.8美元的补助；每5年为一个合同期，到期时根据监测和评估结果进行下一期合同谈判。哥斯达黎加环境服务付费项目的资金85%来源于化石燃料税，8%来自政府财政、世界银行、全球环境基金和其他国家银行的政府贷款，7%来自企业自愿付费和国际碳汇交易收入。还有一些流域通过附加水费为上游提供水资源保护的补偿资金。

国外政府直接补偿的法律政策关注的领域主要是能够提供重要生态服务功能的自然保护区、农用地，以及由于历史原因或自然原因，遭到破坏但难以确定补偿主体的生态破坏或脆弱地区。由于这种生态补偿方式以政府购买生态服务为主，相关法律政策比较完善具体，资金到位，在生态补偿实践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2）生态补偿基金制度。德国通过复垦专项基金制度恢复矿区生态环境。近年来，德国联邦政府针对新开发矿区，根据联邦矿山法的有关规定，要求矿区业主必须对矿区复垦提出具体措施并作为审批的先决条件；必须预留复垦专项资金，其数量由复垦的任务量确定，一般占企业年利润的3%；必须对因开矿占用的森林、草地实行等面积异地恢复。墨西哥政府2003年建立了一个规模达2000万美元的基金，用于补偿森林提供的生态服务，补偿标准是重要生态区每公顷每年40美元，其他地区每公顷每年30美元。哥伦比亚第二大城市卡利市水稻和甘蔗种植者为了摆脱夏季遭遇干旱，雨季面临洪水泛滥的困境，自发组织成立了12个水用户协会，自愿提高向CVC公司交纳的水费，在原水费的基础上每升水增加1.5～2.0美元，列入一项独立基金，由CVC用于支付改善河流流量。(www.daowen.com)

（3）生态补偿税。瑞典、比利时、丹麦、西班牙、荷兰、芬兰、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家以各种与环境有关的税收（绿色税）等形式对生态环境进行补偿，税种包括碳排放、氮排放、硫排放、垃圾填埋、能源销售等。丹麦1993年通过生态税收改革决议以来，增加了对汽油、柴油、煤、水、垃圾等的征收税款，其环境和能源税已从税款总额的10%增加到15%。法国政府利用优惠税费政策实现森林生态效益维护和建设。对于国有林的养护采取林业收入不上缴，不足部分再由政府拨款或优惠贷款方式，以增强国有林的建设；对国有和集体林经营所产生的利润免除税费，并对私有林经营提供各种财政优惠政策。另外，法国通过征收碳税加强对温室效应的控制。生态环境税收也是美国重要的生态补偿形式，美国税法规定SO2浓度达到一级和二级标准的地区征收排放税，美国还征收水污染税、噪音税等生态税，并把这些收入专项用于生态环境保护，使税收在生态环境保护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日本对于被指定为保安林的民有林的经济损失通过税收减免优惠政策予以补偿。

征收生态环境税或税费减免政策作为平衡经济活动主体个人利益和其行为带来的生态环境外部效益或成本的一种有效机制，成为各国政府实现生态补偿的重要手段，主要适用于企业、个人等主体明确，而且其带来的生态环境增益性或损益性结果难以通过自身行为获得相应补偿或承担相应外部成本的情况。

2.3.1.3　市场化运作的生态补偿

随着世界各国生态补偿实践不断发展，政府主导的生态补偿形式向多元化发展，美国、欧盟等国创新并发展了多种生态补偿的市场化运作模式。生态补偿的市场运作模式主要是通过市场机制将生态服务价值商品化或者将产品的生态价值货币化，从而使生态补偿从生产领域延伸到流通和消费领域，实现生态效益的合理流动和高效配置。归纳起来，目前各国市场化运行的生态补偿主要有绿色偿付、配额交易、生态标签、排放许可证交易、国际碳汇交易等模式。

（1）绿色偿付。绿色偿付的中心内容是享受保护成果的人们向提供保护服务的人们付费。在美国，绿色偿付是各州（市）实现上下游之间的生态效益平衡、共享以及主要河流和水源地保护的重要生态补偿方式之一。美国纽约市向哈德逊河上游施行土壤侵蚀控制、洪水预防及水资源保护等生态环境保护措施的社会团体或个人给予经济补偿以保证其清洁水源的生态补偿模式是绿色偿付的典型案例。在法国东北部，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一家叫毕雷·维特尔的瓶装水公司一直在做保护流域的工作，他们花费900万美元购买了位于泉水附近的600英亩农田，并且还跟居住在对流域保护起重要作用的土地上的农民们签订了一份18～30年的协议，根据协议，农民们同意对他们另外的4000英亩土地，采取更为环保和良性的生产耕作方式。

（2）配额交易。美国环境信用额度交易是建立在法律约束和总量控制基础上的配额交易制度。实行这一制度的前提是法律规定了明确的保护目标，如水质不能恶化，湿地、耕地数量不能减少。在上述目标下，法律、法规、规划或者许可证又为环境容量和自然资源用户规定了使用的限量标准和义务配额，超过限额或者无法完成义务配额的用户，就要通过市场购买相应的信用额度。

（3）生态标签。为鼓励在欧洲地区生产及消费“绿色产品”，欧盟于1992年出台了生态标签体系。欧盟生态标签制度是一个自愿性制度，欧盟建立生态标签体系的初衷是希望把各类产品中在生态保护领域的佼佼者选出，予以肯定和鼓励，从而逐渐推动欧盟各类消费品的生产厂家进一步提高生态保护，使产品从设计、生产、销售到使用，直至最后处理的整个生命周期内都不会对生态环境带来危害。生态标签同时提示消费者，该产品符合欧盟规定的环保标准，是欧盟认可并鼓励消费者购买的“绿色产品”。如果生产商希望获得欧盟生态标签，必须向欧盟各成员国指定管理机构提出申请，完成规定的测试程序并提交规定的测试数据，证明产品达到了生态标签的授予标准。欧盟对于每一种产品都规定了相应的环保性能标准，这些标准主要是关于自然资源与能源节省情况、废气（液体、固体）及噪声的排放情况等。

（4）排放许可证交易。澳大利亚新南威尔世州政府实施“河水出境盐度总量控制”计划和“排盐许可证”交易制度，“排盐许可证”制度允许排盐者购买“减盐”信用，该减盐信用是由其他土地所有者因采取措施（如植树）而减低了排盐量而获得的。新南威尔士州为了管理这一减盐信用交易，成立了环境服务投资基金会，该基金会从减排盐分的农场主那里购买减盐信用（采取措施控制盐化的农场主得到支付），同时向买主出售该减盐信用。通过排放许可证交易，使生态服务商品化，并在市场交易中使生态服务提供者获得收益，生态服务消费者付出代价，既通过市场手段实现了生态补偿，更能激励保护生态环境的行为。

国际上关于生态补偿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的成功经验对中国开展相关理论研究和实践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由于国际和国内在文化历史传统和社会经济水平等方面的差异，照搬国外做法显然是不适合的。因此，在吸收国际经验的基础上，还应探索适于中国特点的生态补偿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