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弄住宅是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后，受西方近代建筑的影响而产生的一种低层联排式住宅，它是东西方文化技术交流的产物，是中国住宅发展史上的重要环节。里弄住宅最早出现在上海，自19世纪末期开始建造，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已经成为上海、天津等城市中建造数量最大的住宅类型。

里弄住宅在其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早期石库门里弄住宅、后期石库门里弄住宅、新式里弄住宅、花园里弄住宅和公寓式里弄住宅。其间折射出中国近代建筑在西方建筑文化入侵过程中，从接受、克隆、融合到自我发展的曲折道路。里弄住宅的出现，改变了中国封建社会小农经济下的个体自建住宅的局面，而转化为由房产商统一投资，成批兴建，分户出售或者出租，作为商品投放市场的模式，开创了“中国住宅建筑商品化”的先河。

1.早期石库门里弄住宅

早期石库门里弄住宅存在于1864年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到1911年辛亥革命前后，受到西方联排式住宅的影响，成排建造，各户共用山墙，结构形式仍采用中国传统立帖结构，平面形式及空间布局则延续了江南传统民居建筑的特点：封闭内向，严谨对称，由正间与两侧厢房围合形成天井，一般采用三开间两厢户型，一楼正中为客堂间，面对天井设落地隔扇，既为门也为窗，可拆卸，天井两侧为厢房，二楼正中为客堂楼，其余则为卧室，楼梯设在客堂后部，附屋与正屋用后天井隔开，为单坡屋顶的平房，作厨房、杂屋使用，顶上设木晒台，石库门围墙很高，使住宅内部与外界隔离。此时的石库门里弄住宅建筑外观色调素雅，白墙黑瓦，石库门用条石作门框，门头装饰多用传统人物或花鸟鱼虫图案，门为木料实拼，一律漆成黑色，上面设一对铜环或铁环，建筑内部的门窗，木栏杆仍作中国传统建筑花饰。单元的联排组合与弄道的组织表明里弄住宅作为延续中国人传统居住生活的近代都市集合住宅类型已经形成。

2.后期石库门里弄住宅

民国最初10年间，由于大家庭解体、人口剧增形成的不同经济水平的需求，出现了一批与之相适应的后期石库门里弄民居。石库门单体建筑规模缩小，由原来三间两厢变为两间一厢或单开间，附屋改为平顶，上设亭子间。建筑技术更新速度也很快，逐步开始采用水刷石饰面装修，屋面的蝴蝶瓦也改成机制平瓦或土窑平瓦。石库门的门头装饰开始采用西方古典建筑纹饰，或者简化为模仿现代建筑风格的几何体块，石库门围墙大大降低，对外的封闭感有所减弱。但里弄的整体规模却大大扩展，多有包含整个或部分街区的大型住区。后期石库门里弄住宅仍然采用欧洲联排式的布局形式，沿街住宅底层多作商店门面，而总弄、支弄有明确分工，弄堂较以前有所加宽。这时期石库门里弄民居得到很大的发展，并流传到其周边的一些城市，成为当时最主要的居住形式。

3.新式里弄住宅

新式里弄住宅多建于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至1938年，完全采用西方近代联排式住宅的建造模式，采用钢筋混凝土建筑结构，传统的单开间已被自由布置的平面形式所代替，没有了作为石库门里弄住宅标志的石库门，代之以铁栅栏，住宅外部空间布局采用加大巷距和降低围墙的方法，既保证了底层房间有较长时间的日照和良好的通风，又使空间尺度与环境状况得以改善，同时用屋前的小花园作为民居与里弄之间的间隔，有利于减少干扰，求取安静，也有不设小花园，而用提高底层窗台高度的方法来达到同样的目的。建筑装饰以西洋装饰为主，很少采用中国传统样式。新式里弄住宅着眼于体现新的生活时尚，反映新的价值观念，对居住环境的舒适性有了更高的要求，良好的朝向、间距、通风、隔声等成为新式里弄住宅建筑空间布局的基本要求，同时，在室内还力求配置卫生设备和煤气炉灶等生活设施，有的还附设有汽车库，极力满足城市中产阶级的生活需求和文化品位。新式里弄住宅开始以整体的方式参与城市空间的塑造，形成了新的城市景观。

4.花园里弄住宅及公寓里弄住宅：

花园里弄住宅及公寓里弄住宅从内容到形式一概照搬西方近代住宅模式，花园里弄住宅是建于里弄内的独立式住宅，宅前设庭院，占地大；而公寓式里弄住宅则以弄口的大门代替住宅的围墙，一梯两户，多为2～4层，设备齐全。

里弄住宅在其发展过程中产生了不少变化：

从单体住宅建筑上分析：在建筑风格方面，经历了由江南民居建筑风格到中西合璧建筑风格再到西式近代住宅建筑风格的转变；在建筑空间布局方面，经历了由完全对外封闭的内向封闭到半封闭再到敞开式的外向开放的转变；在平面形式方面，经历了由以三间两厢为主，平面完全对称到单开间为主再到平面按功能要求自由布置，平面布置由呆板趋于灵活的转变；在结构形式方面，经历了由中国传统的立帖式砖木结构到局部使用钢筋混凝土构件再到钢筋混凝土结构的转变；在石库门用材及装饰风格方面：经历了由条石门框、木门、门头采用中式传统戏曲人物与花鸟鱼虫装饰图案到钢筋混凝土门堂与过梁，水刷石饰面，门头多采用西式古典主义与巴洛克式装饰构件再到钢筋混凝土门框、几何体块造型或完全取消装饰的转变，最后取消石库门，代之以铁栅栏。

从建筑群体上分析：在住宅单元的数量方面，经历了由少到多再到单元：在里弄住宅与里弄住宅之间的弄堂宽度方面，由窄变宽。

宁波与上海等地是近代中国首批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由于城市的历史、地理、资源等方面的特殊条件，城市的发展道路却各有不同，近代城市建设与近代建筑的发展远远跟不上距其不远的近代主流城市上海的步伐，但是就住宅建筑方面而言，却受到上海里弄住宅建筑的很大影啕，建造了一批石库门里弄住宅，新式里弄住宅以及花园里弄住宅。

1.宁波里弄住宅建筑的命名

中国人历来讲究名字要起得好，上海里弄住宅多以“福”、"德”、"兴”、“吉”、“祥”等带有传统吉祥意义的字作为弄堂名的起头，一是房地产业主期望自己生意兴旺，二是希望所住房客生活安定，宁波的里弄住宅也遵循了上海这一取名方法，如“恒裕坊”、“宁安坊”、“鹤年坊”等；也有以业主名字命名的，如“刘延寿堂”，它的业主名为刘延寿；但宁波里弄住宅更多的还是以住宅主人所取的雅号，如鹤庐、爱日庐、芹庐、访庐。

2.宇波里弄住宅的房地产业主与营造商

上海里弄住宅的房地产业主主要由洋商、华商、洋行买办以及工商业主等人组成，最初的里弄住宅是由洋商投资兴建的，随后华商以洋行股东的身份也加入到了投资的行列，此外洋行买办以及工商业主也纷纷投资房地产业，所建的住宅多用于分户出售或者出租。而宁波里弄住宅的房地产业主则主要为中国人，有江浙一带的富商，“宁波帮”在上海经商的人士，如朱葆三宅、虞洽卿宅、严氏山庄等。

上海的里弄民居住宅建筑的营造商随着住宅建筑规模的扩大以及施工难度的增加，也发生一系列的变化，由最初的传统工匠依照联排木屋住宅建筑依样画葫芦自行建造发展到有组织的水木作，当工匠与水木作都无力承担大规模的里弄住宅建筑之时，一种新的建筑施工企业——营造厂就诞生了，"它们参照洋行建筑公司的经营模式，设立账房、监工、材料员、翻样等管理人员，以包工包料或者包工不包料的形式承接工程，再招募工匠开始施工”。根据冯绍霆所著《石库门前》一书记载，创办于1880～1910年间的早期上海营造厂就有8家之多。他们大都仿照甚至照搬上海里弄住宅建筑建筑形式，少量建筑上的青砖还刻有营造厂的名字。

3.宁波里弄住宅的分布

从宁波里弄住宅的区域分布情况看，宁波的里弄住宅大多数位于江北外滩一带，另外老城区内也比较多。宁波里弄住宅大致分布于以下三大区域：第一块区域为江北外滩一带，当地居民以及宁波帮人士；第二块区域是海曙老城区内，居住人群比较复杂，多为中产阶级，也有官僚的后代，于是呈现出了上海滑稽戏《72家房客》中的局面；第三块区域在宁波奉化溪口，同民国时期的蒋介石有关。除此之外，宁波镇海、江东区等地也建有里弄住宅，但数量很少。

4.宁波里弄住宅的建筑类型

宁波的里弄住宅建筑相比于天津、武汉等中国近代城市，开始兴建的时间并不算晚，1844年开埠后就陆续建造了第一批早期石库门里弄住宅。

早期石库门里弄住宅：宁波的早期石库门里弄住宅的建造时间为1844年开埠后到20世纪20年代，主要分布在宁波江北岸外滩外国人居留地附近。宁波的早期石库门里弄住宅建筑延续了上海早期石库门里弄住宅的建筑模式，单体建筑脱胎于中国传统的四合院、三合院民居，白墙黑瓦，山墙高耸，内向封闭，建筑群体组合方式则借鉴西方联排式住宅，但也有在细节上作小小改变之处。不过现存俱毁。

后期石库门里弄住宅：宁波后期石库门里弄住宅多建造于20世纪20年代与30年代，是宁波里弄住宅最主要的建筑形式，数量较多。建筑的结构形式仍为砖木结构，外墙由纸筋石灰饰面改为以青砖砌筑居多，多采用单开河户型，楼层数并未像上海后期里弄住宅那样，由二层增加到三层，仍多为两层，也偶尔出现三层的住宅建筑，但数量很少。石库门门饰西式化，多采用半圆拱券山花与巴洛克式风格的曲线山花，到最后发展为简单的几何线条。恒裕坊石库门建筑群、宁安坊、鹤年坊、颍川巷石库门建筑群（民国时期）都为宁波后期石库门里弄住宅的代表典型。

恒裕坊石库门建筑群，属于当时的“高档住宅区”，共有8个单元，东、西、北三面均设出入口，每个单元均为单开间户型，顶楼设有大阳台，而二楼南向则为木栏杆的小阳台，亭子间仍然存在。建筑西部装饰趋于西化，西侧出挑阳台上的铁铸雕花栏杆格外精美。

新式里弄住宅：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之间，当时宁波的“白领”阶层对石库门里弄民居局促的居住空间、简陋的生活设施及居住环境产生不满，对里弄建筑提出新的要求，于是出现了新式里弄建筑这样的住宅新形式。如严氏山庄，全部采用新形式、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钢筋混凝土结构代替了砖木结构，水泥砖墙代替了清水砖墙，室内铺设地板，并设置卫生设施，居住环境得到大大改善，与上海的新式里弄住宅并无二教。

花园里弄住宅：宁波的花园里弄住宅建筑数量较多，出现20世纪20年代末期以及30年代，为弄堂内的独立式住宅，完全模仿西方近代建筑的建造模式。虞氏旧宅天叙堂、蒋氏故居小洋房都属于这类住宅建筑。

宁波的里弄住宅建筑形式由上海传入，深受上海里弄住宅建筑的影响，虽然在数量上远远无法与上海相比，但从建筑类型与整体建筑形式上来看，多模仿上海里弄住宅，同时也存在着自己的特色。

（1）就石库门里弄住宅建筑而言，宁波的早期石库门里弄住宅数量较少，存在时间也较短，无论是早期石库门还是后期石库门里弄住宅，多采用三间两厢和两间一厢，单开间户型很少，建筑层数则多为两层，鲜有三层住宅，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不是如同上海那样，因为人口膨胀，住宅需求量增加，而是由于住宅建筑吸取了地方传统文化特点，体态大多小巧秀美。

（2）里弄住宅大杂烩这是宁波特有的建筑现象，指的是同一个里弄巷区内包含了不同类型的住宅建筑，仅从一个里弄住宅区域，就可以欣赏到宁波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里弄住宅建筑，俨然成为宁波近代里弄住宅建筑发展的缩影。

如新马路建筑群：位于宁波江北区新马路7、9号的王宅，清代晚期三合院式传统民居代表作；位于宁波江北区鄞慈镇路17号的徐宅，近代石库门式建筑；位于宁波江北区新马路21号的姚宅，三合院式近代民居；位于宁波江北区新马路23号的赵宅，民国时期砖木结构建筑；位于宁波江北区新马路100号的民宅，民国时期宁波市区民宅受欧陆风影响的重要实例。从清末到民国年间，这里陆续建造了许多风格各异的住宅建筑，有清末民初的传统民居，又有从外观上看建造时间较早的石库门里弄住宅，以及石库门装饰异常精美的后期石库门里弄住宅，它们采用同一形制的石库门门饰；甚至还有江北区新马路22号孙宅，是一座近代西式洋房，新马路36弄11号王宅，由前楼，洋房及偏房组成。这一类的花园里弄住宅，成为了罕见的“里弄住宅建筑群”。

租界产生于近代中国，是资本主义一帝国主义国家发动侵华战争的产物，原是资本主义一帝国主义国家夺取的拥有永租权的那部分土地，但随着侵略的不断深入，他们在权力与所辖范围方面都大大增强与扩张，在租界内任意设立市政管理、税收等部门，驻扎军队，自行设立法庭、警察、监狱，形成了“国中之国”。于是，这些租界成为资本主义一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推行殖民统治的基地，并以之作为干涉中国内政、掠夺我国人民财富进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侵略的重要据点。但也要看到租界带来的正面作用，租界的出现对于租界所在城市的成长与发展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是近代西方文明的扩散基地，是西学在中国传播的中转站，对于中国经济发展还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1.天津的九国租界共存模式

天津拥有“京师屏障”的地理位置，又是南北漕运的枢纽，一直是帝国主义者窥视的目标，天津“自清咸丰十年（I860）被迫开埠之后，到20世纪初，先后有英国、法国、美国、德国、日本、俄国、意大利、奥地利、比利时9个国家在这里强设租界，这些租界的总面积差不多相当于当时天津城区的8倍，这在全国设有租界的城市中是独一无二的历史现象，以至成为资本主义一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一个缩影”。天津租界的划定，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1860年天津开埠后的一个多月，英、法、美三国率先强行将天津城南紫竹林一带划为租界；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德、日两国分别在1895年和1898年在天津强划租界，英租界也趁机将租界强行扩张；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俄、意、奥、比四国先后划定了租界，其间，英、法、德、日四国租界部进行了扩张，从而形成了天津拥有九国租界的局面，租界分布于海河两侧，总面积达23350.5亩。各国租界俨然成了“国中之国”，视中国主权于不顾，建立起独立于中国统治权力之外的行政、司法与警察机构，由各侵略国自行处理租界内的一切事务。天津租界虽然成为了列强的侵略基地，但是租界经过多年的经营和建设，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租界模式，特别在市政建设与市政管理方面，完全仿照西方近代城市建造模式，大大改变了天津原有的城市结构与功能，把天津带入了城市近代化的行列，推动了近代天津城市的发展。天津租界数量众多，又各自为政，但是他们所推行的租界建设政策及管理办法却大致相同。

在租界管理机构方面，各国将西方的城市自治制度搬到了租界，建立起各自的行政机构，首先成立董事会，董事会下设执行机构工部局，工部局下又设分别掌管某一方面市政管理的若干执行机构；租界还相继设立了不受中国法律约束的司法机构，各国租界的警政系统都比较完备，消防工作也一般由警察部门监理；在财政管理方面则设专门的财政机构，各国租界还参照西方近代财政管理制度，“每年由财政管理部门提出当年的财政收支报告和下一年度的财政预算报告，并且须经租界董事会或纳税人大会审查通过，方可付诸实施”。《辛丑各国和约》签订后，各国租界的军队也开始进驻天津各租界以维护其国际利益。

在市政设施及公用建设方面，市政设施逐渐完善，在租界率先使用了近代筑路技术，道路由最初的土路变成了沥青混凝土路；排水工程由旧式砖沟排水发展成通过排水管道排水；铁桥和码头也在租界内大量建造起来；在公用设施建设方面，煤气、供电、供水等设施相继设立，各租界还建起了公园以供侨民休息游玩，英、法、日租界还辟有公墓。

此夕卜，各国还在租界内建立银行、设立保险业务；进行土地开发，房地产经营以及房屋的建造；开办工厂，开设洋行，操控了天津的经济命脉，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快了天津自然经济的解体，为天津近代工商业、交通邮电等方面的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

2.汉口的五国租界模式

汉口最早由一个古老的集镇发展起来，至明代成化年间才形成汉口镇，由于其地理位置优越，位于长江与汉水的交汇处，以后又是平汉、粤汉两铁路的枢纽，水陆交通都十分便利，经商船只的货物常集散于此，因此商业十分发达。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1861年，汉口被迫通商开埠，英、法、俄、日、德各国列强先后在汉口沿江一带开设租界，英、法、日三国又先后拓展租界范围，逐渐形成面积约为3300亩，合2.2平方公里的五国租界，面积与汉口旧城区大致相等。汉口租界的数虽仅次于天津，位居全国第二，而租界面积仅次于上海、天津，居全国第三，但从其在全国内地商埠的影响力看，却是居于首位的。

汉口五国租界区沿长江西北岸一字排开，连成一片。在租界虽然实行一套独立于中国政府行政管理与法律制度之外的制度，成为国中之国，但也在客观上推动了汉口近代化的进程，在城市规划、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与管理方面都有不少值得借鉴之处。各国租界各自设立租界所在国领事、纳税人会议，工部局（居留民团）、巡捕房、领事法庭，分别掌管租界内的立法、行政、警察、司法等权力。在市政建设方面，基本按照西方城市建设的模式，开办电灯、电话公司，建造水电厂，修建人行道和地下排水设施等。租界的建造模式也影响到了汉口的华界区，例如1917年华商资本家开辟的“模范区”，就是参照租界的道路设施及建筑风格建造的。

3.杭州日租界无完整的租界模式(www.daowen.com)

日租界是近代杭州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外国租界。近代天津与汉口虽然租界数量众多，各租界之间的发展也很不平衡，但是在整体租界与个体租界这两方面都保持着相对完整的租界模式。无论是在行政管理还是在市政建设方面，都对近代天津及汉口城市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而1895年杭州开埠后正式在城北拱宸桥一带开辟的日租界，地处偏僻，面积大约为900亩，而日本驻杭领事馆则紧邻市区，设立在保椒山石塔儿头附近。日方对租界无论是在市政管理上还是在市镇建设方面都投入不多，由于疏于建设，日租界的大部分地区仍为农田及坟墓，只建造了三条马路即大马路、二马路和里马路，市政设施也仅限于为数不多的几个，如中日气轮会社、邮便所以及西药房等，也就谈不上能够带动老城区的市政管理及市政建设的发展了。

4.宁波通商口岸中的“宁波模式"

宁波与上海等城市是中国五个最早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但后来发展道路却各有不同，宁波成为有别于租界的“外国人居留地”。与有“国中之国”之称的租界不同，外人居留地是指外人已拥有一定特权但尚未发展成租界的外国人居留、贸易区域。其基本特征是没有租界限制，居留地的建设与管理有中国地方当局参与。这一模式的形成是诸多因素促成的。1841年后，随着以江北岸为新港区的近代宁波港的开埠，英国、美国、法、德、俄、西班牙、挪威、荷兰等国，在宁波江北岸一带设立了领事馆。早期的领事馆有的是租用当地的民房，以后各国的领事馆先后建造起来。海关、教堂，教会学校等一批具有外来建筑文化特色的近代建筑在江北一带相继出现，如建于1880年具有殖民地建筑风格的英国领事馆、具有哥特式建筑风格的天主教堂、罗马式建筑风格的槐树路教会用房、浙海关等。这些近代建筑在我省内具有代表性，是反映近代港口城市特色的标志性建筑。

城市规划理论与方法是随着西方列强在近代中国开辟租界而传入中国这片古老大地的，在此之前，中国的大部分城市仍然采用“城墙式”的古典规划模式，当身为“国中之国”的租界作为试验田开始采用西式的城市规划后，租界所在城市无论是在面貌上还是在内涵上均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并带动租界以外的城区一起发展。从这一层面上说，租界中所采取的城市规划模式推动着中国近代城市的发展，为中国城市的近代化作出了不小的贡献。

1.天津——以租界区为主的初期城市规划

近代天津以拥有九国租界著称，当时租界的面积总和相当于旧城区的八倍，各国租界在划定租界区后为了保持各自的立足点，纷纷进行市政建设，从而造就了一块块与天津传统城市不同的全新城市模式，租界的发展也大大超过了天津旧城区，从这个意义上讲，各国租界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近代天津城市的发展。因此在这里主要探讨天津租界区的城市规划思想及措施。天津租界数量众多，又各自为政，各自独立，因此在租界区的整体规划上没有统一性，甚至在租界交界处出现断头路现象，但是就各个租界内部而言，则是传承了各自国家城市规划、布局、建设与管理的特点，形成了一个个统一协调的租界区。天津租界中最先进行规划的是英租界，自开设租界后就着手警划修筑街道，最早由英国皇家工兵队测量规划，开拓了主要干线维多利亚道，在这条街上陆续建造起了最早来津的洋行及银行大楼，到了1870年初具规模。与此同时，在海河西岸的河坝道，各洋行争先建造仓库，后来随着租界的屡次扩占，以海大道、墙子河两侧及马场道为干线，逐渐形成了英租界的街道网。英租界的街道比较自由，略带弯曲，建筑为绿树所包围，这可能与当时英国人的乡村城市思潮有关；法租界的布局则反映了欧洲传统古典主义手法，以中心公园为核心里放射状布局，笔直街道的尽头都有高大建筑作背景；意大利租界把广场带到了中国，以意式的街心广场为中心作棋盘式布局，街道规整；德租界则是以解放南园小广场为中心向纵深发展。为了进出方便快捷，各租界均设有主干道与海河相垂直。

特殊的多国租界共存的局面造就了近代天津城市规划缺乏统一性的特点，但又好似一个个小天地，各自有各自的风采。直到1928年6月国民政府定天津为特别市后，当时的市政当局在南京市制订《首都计划》的影响下，欲对天津全市进行城市规划。1930年，天津市政府登报征选《天津特别市物质建设方案》（即城市建设规划），最后梁思成、张锐所拟的方案应征获得首选。该方案也是天津近代第一个统一的、较为完整、全面的城市建设规划方案，虽然由于受时代社会状况的限制，该《方案》未能付诸实施，但它对天津后来城市规划建设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影响，同时，此方案也开了近代史上由中国人自己规划设计自己国家的一个城市之先河。

2.汉口——租界区带动旧城区共同发展的初期城市规划

武汉位于长江汉水交汇处，有九省通衢之称，经历了“双城武汉”（武昌、汉阳两个市政并立）到“三城武汉”（汉口、汉阳、武昌三镇鼎立）的过程，而在武汉近代城市规划中，近代城市的租界规划始于汉口，初期的规划也多集中在汉口，因此在此主要就汉口地区的规划做一个探讨。

汉口的规划始于1861年开埠后英国租界区内的市政规划与建设，英国人专门为租界做了规划图，与其他城市不同的是，汉口租界区并没有避开老城区另辟新区，而是毗邻老城区，且规划考虑到老城区的格局，规划的纵向道路基本上与老城的道路平行。1895年至1898年间，德、俄、法、日四国也相继在汉口设立租界，与开辟较早的英租界连成一片，在道路建设上沿袭英租界道路网的基本构架。虽然各国租界在规划上缺乏联系，导致租界区在整体规划上存在不合理之处，但是由于在租界用地功能、交通、供电、供水上的连续性，使得各国租界的规划又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统一。各租界地段总体上基本统一了功能和布局，即沿江开设码头、仓库和货场，便于水上运输和集散，开辟沿江主干道，并建大型建筑，以改善沿江景观，内部则布置生活区、办公楼等，避开喧哗的商业街与江边货流，保证租界内部环境的相对稳定。这样的布局虽无统一规划，但基本沿袭了欧洲传统的古典主义手法，道路多采用方格网状、尽端式布局，主要街道尽头都有高大的建筑物作对景，注重展示建筑外部装修的豪华和高大气派。

汉口租界区的城市结构模式也影响到了旧城区，考虑到旧城区的格局，在旧城道路的基础上每隔几个街区适当放宽道路，将旧城划分为若干个较大的街区。又在1904年修筑汉口后湖长堤，以治理后湖地区的水患；1906年拆除了汉口旧城的城墙，在城墙原址上修建后城马路，到了1912年还“仿巴黎、伦敦规划绘制了汉口全镇街道图（不含租界区），仅规划城市街道多达306条，道路系统规划追求理想的构图形式——'斜线十网格式，构图”。汉口租界区以及旧城区的初期城市规划为三镇合并后的武汉城市近代化的规划及建设奠定了基础。

3.杭州——相对滞后的城市规划

杭州并非中国近代主流城市，而属于边缘城市之一。天津、汉口等中国近代主流城市在各国租界带来的西式城市规划理论及方法的影响下，获得了快速发展，相比之下杭州的日租界并没有给杭州带来全新的城市规划措施，原有城区仍然按照旧式的城区模式继续发展，也就是说，租界的设立并没有给近代杭州城市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直到1927年杭州建市，成为了浙江省的省会城市，为了统一规划与实施城市建设，成立了专管城市建设的工务局，杭州市系统的市政规划和建设由此开始。城市建设的主要措施包括道路的建设、加强对市内公园的整理、对西湖水质的改善与西湖自然环境的改造、对杭州名胜古迹的修理与改建以及设立自来水厂等五个方面。比起近代天津、汉口1860年左右开始的初期城市规划，杭州的城市规划相对滞后，因此，城市近代化进程也就缓慢得多。

4.宁波市政规划建设的起步：长期滞后于上海、广州、厦门等其他通商口岸城市

唐乾宁五年（898），筑明州城，历经千余年至民国，1925年开始拆城，1933年城墙尽废。城市规划始自1925年的《市政工程计划书》，而城市规划机构，肇始1920年鄞县的宁波市政筹备处。1927年7月，析鄞县城厢设宁波市时，市政府工务局有计划委员会，另设土地登记处。1931年1月，撤市，复人鄞县，由县政府建设科负责城市建设规划和管理。

所谓市政，就是城市建设及公共设施的管理事业，它是衡量一个城市近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历史上，宁波商业发达，为全国富庶地区之一，近代伊始又被辟为通商口岸，从面得风气之先，但在市政建设方面却长期滞后于上海、广州、厦门等其他通商口岸城市，这不能不影响宁波城市近代化的进程，影响到港口功能的发挥。

19世纪80年代，近代宁波市政建设首先起步于江北岸。尽管期间江北外滩一带人口有所积聚，市面趋于繁华，但市政建设乏善可陈，特别是岸线附近的江堤和道路建设，一直没有启动。据浙海关报告，当时江边道路仍然由一些在不同商行前的断断续续的路组成。“从一条路进入另一条，只有通过向北的小巷到后街，再来到江边，绕道而行，十分不便。”鉴于此，1884年，浙海关税务司葛显礼制订了一个计划，即“通过整个港湾，从浮桥到外国公墓沿河岸建造一条江边道路”。这一计划得到宁绍道台与中外商人的支持。但由于此项“计划没有得到外国更高一级官方的认可“而夭折。

1887年，新的筑路计划终于在新任税务司康发达的倡导下付诸实施，即“通过补筑江边道路来使原来分开的许多私人的道路连成一片。各产业的业主因此有条件地放弃了一部分地产。工程在道路委员会的监督下进行，其费用也由道台和中外商人捐助的基金会支出“。1888年4月，一条连贯的江边道路建成了。浙海关报告称，“这条道路看起来很简朴，路面各异，从海关延伸到英国教堂，全长约半英里，但它的价值显而易见，一直受到中外居民的高度称许”。此后有关市政工程建设继续在江北岸进行。”每年由于基金的增长，道路也得到改进，另外路灯也建起来了，挖了许多排水沟，修筑了道路堤岸等。每年初开一次捐助会，会上秘书出示收支平衡表、工作汇报以及来年计划。”

19世纪80年代时，外滩一带已开始在道路上设置路灯。如上所述，当时设置了公共市政委员会（道路委员会），“基金由外国和本国的居民自发捐助，足以用来街道照明、铺路及保持整洁、购买消毒剂”。雇佣的工人中有2名街灯管理员。”平均每月有21个夜晚亮着路灯，白天灯熄灭后送至巡捕房清理。”1917年时，外人居留地安装了使用电力的路灯。

1898年，在市政委员会基础上成立的江北工程局对江北外滩一地的市政建设是一个有力的推动。“它的作用在不断增加，马路加宽加长了，同时也进行了清洁工作。”工程局成立后即着手在江北岸修筑长达数百米的码头并对沿江提岸进行整修。为此，当年12月5日，工程局在《德甬商报》上刊登工程招标文告：“为出示招人包造码头事，照得本局拟造码头一段，计自新江桥至济安轮船局上，招商局至太古止中间一段码头，必须工坚料固，按期竣工。如有人包造此段工程者，自出之示，限本月二十九日为止，务于限期之内，遵照后开格式，估价清账并须注明姓名、住址，坚固封好呈候本局核办。如有逾限违式等情，概从摒弃，尔等勿自误。此示。”

据浙海关报告，到1901年，“已经有13400元用于修建堤岸、码头、加宽路面等方面”，并建立起江北岸与城区之间的石桥与木桥。到1911年，“居留地前面的河岸已全部改筑了道路，并于1902年及1909年两次将相毗邻的沟渠垫高并排干了水。1902年从海关后面与旧跑马场之间建了一条宽40英尺，长2/3英里的滨江大道。铁路公司在火车站址到码头间建了一条道路，这样使得它能直接与甬江相连”。浙海关税务司柯必达称：“除了最后提到的一条路外，所有道路都是由市政委员会建造的，资金来自码头捐。城市和郊区的地方官员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建造过一尺道路。”1919年外国人居留地的马路都重新加以修整，“花费超过6000海关两”。值得一提的是，进入南京国民政府时代，特别是陈宝麟主政下的鄞县建设五年计划中，市政建设也是以江北外马路的扩建为起始而推及全城。至1934年，长1.2公里，宽19.2米的外马路扩建工程完工，成为当时宁波一个标志性的市政建设工程。除道路建设外，当时外滩一带还在宁波率先进行近代消防、邮政等设施的建设。早在19世纪60年代时，在宁波道台的支持下，由巡捕房督捕库克将军、华生少校先后在江北岸、江东组建起4支消防队。1891年浙海关报告说：“在江北岸外国人居留地有一台救火车，有警力执行消防工作，共约40人，由海关银号付给工资。”宁波开埠后，英国最早在江北岸建立通讯机构。1878年12月，宁波浙海关书信馆开始收寄中外公众信函、新闻纸，出售“大龙邮票”。随后各国起而仿效，直至1922年底撤销。

总之，首先在江北岸，尤其是外人居留地引人包括公共卫生体系与市政设施在内的公共事业，由此推开，使古老的宁波开始具备作为一个近代城市的地位和基本功能，整洁的街道、宽敞的马路以及其他种种市政设施和公共卫生管理制度初步昭示了公共事业的优越性，由此推动宁波老城区乃至整个宁波城市建设的发展与进步。

西式建筑大量传入中国起源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而租界则成为了西式建筑生长最肥沃的土壤，西方各国在租界内大量兴建具有各个国家不同风格的建筑，形成了一派五彩斑斓的建筑风貌，租界内的西式建筑进而又影响到城市租界以外的区域，使得那些区域中纷纷出现了模仿西式建筑的倾向。

1.“天津小洋楼”——万国建筑博览馆

“天津小洋楼”泛指自1860年天津开埠以来在天津兴建的外国建筑，多存在于租界中，“这批建筑，无论在建筑功能和建筑艺术形式上，还是在建筑结构、技术、材料和建筑施工工艺上，都对天津城市建筑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西方当时建筑设计中流行的各种建筑思潮、建筑形式，理所当然地要反映到租界的建筑中来。由于来自不同国家的设计、建造者和使用者的民族传统、风俗习惯、个人喜好等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使天津租界的房屋建筑以一种特有的方式发展起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建筑风貌。”“天津小洋楼”几乎包含了古希腊、古罗马、拜占庭、哥特、巴洛克、文艺复兴以及洛可可各个时期的建筑风格，使天津租界的建筑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多样性、复杂性及丰富性，因而又被称为“万国建筑博览馆”。

根据荆其敏老师在《租界城市天津的过去、现在及未来》中所述，天津租界建筑按时间发展及风格样式分类，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860年至1919年的中古复兴式时期，这一时期的建筑类型主要为教堂、领事馆、住宅等，一般均反映了租界占领国的古老建筑风格，代表建筑有1916年法租界的老西开教堂；第二阶段为1919年至1930年的古典主义、折中主义时期，大型银行、洋行、商场、旅馆及娱乐建筑、高级花园住宅相继出现，大部分银行集中在英、法租界的中街上，采用西洋古典柱式形式，而商业旅馆建筑则集中在法租界劝业场一带，多采用折中主义手法，代表建筑有建于1924年的英国麦加利银行以及法租界的劝业场：第三阶段为1930年至1945年的现代建筑时期，建筑多采用简洁、自由、富有体积感和雕塑感的现代设计手法，代表建筑有利华大楼、中国大戏院等。

当然，近代天津也建造了一些中西建筑风格结合的建筑，例如里弄住宅建筑，在传统民居的基础上加上了西方联排式住宅的建筑群体组合形式，又如在西式建筑中加入中式本质的局部和细部处理。但是这些建筑数量不多，始终被掩盖在“天津小洋楼”万丈光芒之下。

2.汉口的西式建筑

相对于上海、天津的租界区对它们所在城市的深刻影响而言，汉口的租界区对汉口的影响力没有那么强势，发展也相对滞后，但是五国租界的存在以及洋务运动的直接影响，也使得汉口出现了不少风格各异的西式建筑。

汉口自开埠以来，建筑的风格及结构形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租界区内按各国的风格建造了一批银行、洋行、教堂、医院、学校、领事馆等西式建筑；其后在洋务运动的影响下，公共建筑以及市政设施均模仿西式风格，采用砖石、钢筋混凝土等新式建筑材料建造，例如既济水电公司及其下属的厂房和水塔，均采用英国建筑模式，而汉阳铁厂则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建造；1911年辛亥革命后，又在汉口中山大道沿街兴建了许多西式风格的建筑物。西方复古主义及折中主义建筑也在汉口得到了克隆与传播，其代表作分别为位于英租界青岛路2号（1913～1。17年）以及位于沿江大道103号（1914～ 1920年）的英商汇丰银行，以及位于音生路一带的璇宫饭店与国货商场（1928-1931年）和江汉关大楼（1912～1924年）。

3.杭州——全盘西化的建筑并非近代杭州的主流建筑模式

近代天津的九国租界与汉口的五国租界，为这两个城市带来的不仅仅是西方的城市规划理论及方法，也给它们带来了具有异域风情的西式建筑，西式建筑成了当时的主流建筑模式。而杭州日租界的落寞却并未给近代杭州带来西式建筑的巨大冲击，而其为杭州留下的具有日式风格的建筑除了位于西湖边石塔儿头的日本驻杭领事馆，别无其他。西式建筑多应用于银行与市政公用建筑上，此外，花园别墅以及名人居所也有部分是采用西式的建筑模式建造的。但是近代杭州的更多的建筑类型则是传统中式建筑与西式建筑相结合的折中主义类型的建筑。

4.宁波近代建筑活动在中外文化影响下仍以中国传统文化占优势

在江北岸现存的近代建筑中，可以看到传统建筑文化对外来建筑文化的交融、包容和吸纳，如建于1872年的江北天主教堂，从主教公署等附属建筑的早期照片中，可以看到其瓦屋顶的做法几乎完全是传统形式，屋脊为典型的青砖泥鳅脊，屋面上覆的是小青瓦，山墙为观音兜式，1899年增建的哥特式钟塔楼也可看到传统建筑风格的痕迹，而后期的日军水上司令部、大批的中西合璧的近代民居、商店等建筑更可以看到传统建筑风格与外来建筑风格的完美结合。

江北岸的近代建筑类型有领事馆、教堂、海关、学校、银行、洋行、邮电、铁路车站商店、娱乐场所等等，更多的是近代住宅，形式上有罗马哥特式、巴洛格风格、殖民地式、古典主义、复古主义等等，住宅的格局有传统的三合院、四合院形式，也有联排式、十字形、石库门等等砖木结构。

就分布情况而言，沿甬江、姚江的外学路、桃渡路、槐树路一带以海运码头、海关、领事馆、教堂、洋行、银行等为主，中马路、后马路以及与之相交的二横街、扬善路、同兴路等为主要商业街，住宅区分布在中马路至玛瑙路一带。

以江北岸为主的近代建筑，打破了原宁波千篇一律的木结构、小青瓦、马头墙的传统建筑风格，使城市的传统风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标志着古老的宁波城市，随着历史前进的步伐进入新的发展轨道。

江北岸的近代建筑接近现代人的生活，比传统木结构建筑在开发利用方面更具有优势。

“中国固有式”建筑在宁波地区所占比重较大，现存的民国时期住宅大都是中国固有式建筑。说明了宁波近代建筑活动在中外文化影响下仍以中国传统文化占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