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素有“儒商摇篮”、“商贾之乡”之称，是一个历史悠久、人文荟萃、工商业较为发达的港口城市。地理位置优越，口岸优势明显，自古以来就是重要品港口城市，并素有经商、开展海外贸易的传统。研究宁波历史，挖掘儒商文化底蕴，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以拓展发展思路，加快现代化国际港口城市建设，是当前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一个重要工作步骤。

宁波区位地理条件优越，濒临西太平洋，位居我国内地东部沿海的最中间，有着自然条件优越的港口，且有着较为丰富的内河资源，甬江、姚江、奉化江三江汇集，地势平坦，气候宜人，水资源丰富，十分适宜于人类居住和开展对外交流与贸易。宁波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可以追溯到7000多年前的河姆渡文化。据考古研究，当时居住在姚江流域的河姆渡人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文明水平，已学会了种植水稻，步入原始农业社会，并出现了原始商品交易的萌芽。宁波自古人杰地灵，人才辈出，素有“文教之邦”的美称。宁波历来又是一个重要的港口贸易城市。宁波港自西汉作为军事港口启用以后，逐渐演变为贸易口岸。西汉时期宁波就开始了对外贸易和交往。唐朝时随着对外贸易的日渐繁荣，设立了市舶司（相当于现在的海关）。南宋时期，随着朝廷南迁杭州，宁波的对外贸易更是空前繁荣。鸦片战争之后，宁波成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1844年正式开埠。正是凭借优越的自然条件、深厚的文化底殖与悠久的商贸传统孕育了宁波源远流长的儒商文化。

宁波儒商文化最早的代表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范蠡。范蠡原本是越国的上将军，是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后弃官隐居于宁波东钱湖边的陶公山，自称陶朱公，致力于商贸经营，据传不久即成为富甲一方的大财主。范蠡的商贸思想表现在“计然之术”，即商贸活动必须要与自然界的发展变化相适应，要遵循客观自然规律。他把政治、军事知识灵活运用于经营之道，运用朴素的辩证思维创立了“赢缩转化”的经商理念，认为客观世界是循环变化的，信奉“贵上极则反贱，贱上极则反贵”，与一般商人反向运作，“水则资舟，旱则资车”，求什一之利，逐致大富。

对宁波儒商文化具有重大影响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就是北宋时期曾任鄞县县令的著名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王安石极力鼓励中小商人自主经营，他推出了“商税钱不满三十文者免征”的政策，对当时流行的朱熹理学所倡导的“商为末务”、“耻言财利”观念提出了大胆挑战，提出了“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义也”的务实新观念。这对以务实为本的儒商文化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南宋时期，杨适、楼郁等宁波籍学者继承和发扬了陆九渊的“陆派心学”，创建了“四明学派”，创立了“吾心即道”说、“公心为政”说、“良知良行”论等学说，提出了经商须先“立本”即须端正个人道德品质修养的观点；在社会生活中，“君民一体”，反对君尊民卑之分的观点等，对后世经商有较大影响。

明朝的王守仁（世称阳明先生）创建了“阳明学派”（即姚江学派），在思想道德方面提出了“致良行”学说，以“无善无恶是至善”的“良知”为判断善恶道德的标准。经其学生发扬光大，影响了宁波籍商人的商贸理念。其哲学思想传至日本，成为明治维新的重要思想基础之一。

清初以黄宗羲为代表的宁波籍学者创立了“浙东学派”，倡导“经世致用”，他们从人们“有生之初”就是自私自利的观点出发，提出个人“不享其利”是不合于天下人情的，公开指出工商皆本，更彻底地否定了以工商为末的传统观点。同时也提出“此古圣王崇本抑末之道，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浙东学派”的学术思想对后世商人的经商理念有着更为重大的影响。

在近现代，宁波籍商人恪守优秀的儒商文化传统，积极开拓创新，在事业发展上做出了巨大成就。如近代的上海滩大亨虞洽卿、朱葆山等，现代的香港巨商包玉刚、邵逸夫等。据统计，目前“宁波帮”广泛分布于世界64个国家和地区，总人数已超过30万，其中不乏工商巨头和世界级名流。在香港的十大富豪中，“宁波帮”占有三席；在为数不多的“世界船王"中，“宁波帮”占有三席。“宁波帮”商人务工经商，善于经营，勇于开拓，已成了世界经贸发展舞台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拥有着雄厚的资本实力。这充分说明宁波的儒商文化底蕴深厚，有着极强的现代实用意义。也正因为这一批拥有儒商文化底蕴的宁波帮商人，使宁波成为蜚声海内外的商贸城市。

1.“宁波帮”的领袖人物——严信厚

著名实业家、书画家严信厚（1838—1906），原名经邦，字筱舫，亦作小肪。其父严恒，字笠舫，号石泉居士，工诗词，善画芦雁，著有《听月楼诗钞》等。严信厚早年就读私塾，先在宁波鼓楼前恒兴钱铺当学徒，一度在上海小东门宝成银楼供职，后去杭州胡雪岩开设的信源银楼任文书。他亦工书善画，画以芦雁沼泽著名，临边寿民法，有生气。能书，其书法宗赵孟頫笔力沉凝，纂有《小长芦馆集帖》12卷。曾作《题画芦雁》诗云：“暂依秋水宿汀州，终共鲲鹏变化游。衔得一枝输作税，不教关吏苦羁留。”清同治初年，与“红顶商人”胡雪岩交往时，赠以自绘芦雁折扇，胡雪岩赞其“品格风雅，非市侩比也”，书荐于李鸿章。李鸿章曾保委其任候补道，加知府衔，后署天津盐务帮办。曾自设同德盐号，经营盐业，积聚大量家财。

严信厚致力于民族工商业、金融业的兴办，有过不少开创性的贡献。1887年投资5万两白银在宁波湾头创办中国第一家机器轧花厂——通久源机器轧花厂。1894年创办宁波通久源纺织局，在国内首家使用动力机器，生产的“龙门”牌棉纱十分畅销。曾在上海投资兴办麻袋厂、面粉厂、榨油厂及内河船运业，还在天津开设物华楼金店，经营金银珠宝首饰。在上海南京路开设老九章绸缎庄，并在天津设分店，营业十分发达，盛名久著。又在上海创办过南帮票汇业中最具声望的源丰润票号，资本银100万两，分号遍设天津、北京及江南各省重要城市共10余处，形成较为新型的钱庄网络。1897年任中国通商银行第一任总经理，并参与创办四明银行。在1898年的四明公所血案中，他为抵御外侮据理力争。1905年参与创办中国第一家保险公司一华兴保险公司。1902年，他任上海第一个商界团体一上海商业会议公所首届总理，该所为国内首创，故有“第一商会”之称。1904年改组为上海商务总会后继任总理。他在多年金融、工商活动中，把大批宁波籍人士吸引到自己周围，为“宁波帮”从一个旧式商帮转化成一个举足轻重的近代企业家群体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位宁波商帮先辈致富之后，曾对建造天津塘沽铁路、宁波铁路捐助巨款，对浙江、安徽、山东等地赈灾捐款。并捐资在家乡举办养正学堂、芝秀义塾、芝田义整等义学及芝生痘局等医疗机构等，发起创办储才学堂（今宁波中学前身），还捐置田九十七亩、庐舍十八楹、银五千元设立富春义塾。其在宁波江北岸外滩的寿芝山庄出租房（现称严氏山庄）位于扬善路1号，内有铸铁栏杆、水泥立柱和扶手，还采用了石膏装饰顶棚，而门窗上的如意纹等又是细腻的传统工艺，呈现出中西合璧的建筑特色，现已按原样修复并列入宁波市级文物保护点。

严信厚有两个女儿，即严淑英和严毓珊；一个儿子严子均。其族侄严修（I860—1929），字范孙，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历任贵州学政、直隶学校司总办、学部侍郎。曾与张伯岑一起创办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和南开小学。著有《严氏教女法》、《严修诗集》、《蟫香馆日记》、《自订年谱》和《严修东游日记》等，他曾资助青年周恩来旅欧，是一位杰出的改革封建教育的先驱者，对我国近代教育事业作出了许多重大贡献。

2.朱葆三（1848〜1926）

近代银行保险业资本家。名佩珍，以字行。1848年3月11日（清道光二十八年二月初七）生于浙江定海。14岁到沪在五金店当学徒，17岁任总账房和营业主任，3年后升经理。

1878年他自设慎裕五金店，同年，开设新裕商行，经营进出口贸易。后在上海日商平和洋行当买力、，并纳捐二品衔候补道。1895-1911年，创办华安水火保险公司，又投资于英商鸿源纱厂、大生轮船公司、浙江银行、立大面粉厂、广州自来水公司及上海《新闻报》等企业，历任中国通商银行总董、宁波旅沪同乡会会长、上海商务总会协理等职，成为上海工商界显赫一时的人物。

辛亥革命后，任沪军都督府财政部长。任职期间，为筹措军饷政费，出了不少力。此后，趁当时兴办民族工业的热潮，又先后投资于上海华安合群人寿保险公司、上海中华商业储蓄银行、龙华造纸厂、舟山电灯公司、河北柳江煤矿及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等数十家企业，成为全国闻名的大资本家。其间又历任上海总商会协理及总商会会长、全国商会联合会副会长、上海慈善救济协会会长等职。五四运动爆发后，他以上海总商会的名义发电支持段祺瑞政府，反对上海工商学界罢工、罢市、罢课的爱国行动，受到舆论的谴责，被迫辞职。晚年曾创办上海时疫医院，从事慈善事业。1926年9月2日病故于上海。

随着朱葆三在商界地位越来越高，他开始在政界崭露头角。当然，他参政还是以商界人士的面目出现。清末，清政府允许成立商会，上海首先出现了商业会议公所和商务总会。第一届总理是严信厚，徐润为协理。第二届协理就是朱葆三。这是他商会头面人物活动之始。

3.虞洽卿（1867-1945）

浙江镇海人，名和德，早年到上海当学徒，1894年后任德商鲁麟洋行买办、华俄道胜银行买办。1903年独资开设通惠银号，发起组织四明银行。1905年上海发生大闹公审公堂案，经四处奔走，与组织当局交涉获胜，遂名闻沪上。1908年创办宁绍轮船公司。1911年上海光复后任都督府顾问官、外交次长等职。1914年独创三北公司。五四运动期间上街劝说开市。1920年合伙创办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任理事长。1923年当选为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同帝国主义有依附有矛盾，辛亥革命时期积极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二次革命时反对袁世凯称帝。“五卅”反帝运动时始则支持罢工罢市，后降低谈判条件与帝国主义势力妥协。大革命前后支持北伐，反对孙传芳。四一二政后支持蒋介石清党反共。抗战时期，他坚持抗日爱国，不当汉奸，日军占领租界后离沪赴渝，到大后方经营滇缅公路运输，支持抗战。1945年4月在重庆病逝。

在慈溪东部的伏龙山下，有一处中西合璧的楼群坐西朝东，占地十余亩，蔚为壮观；亭台阁榭，花园天井，别具一格。这幢房子原名“天叙堂”，是虞洽卿故宅，称之为“龙山虞氏旧宅建筑群”。

1867年阴历六月十九日，虞洽卿出生在伏龙山下一户贫苦的裁缝之家。6岁那年父亲病故，他便与母亲和3岁的弟弟相依为命。家境贫寒使虞洽卿失去读书的机会，幸好村内有一同族塾师虞民世，见虞洽卿聪明伶俐，就免费收为学生。每逢天下雨不能出门干活之时，虞洽卿就去老先生的塾馆读书，这叫做读“雨书”，是三北贫苦人家执意求学的创举。就是这点儿资本，为虞洽卿后来在上海叱咤风云打下了基础。

1881年，15岁的虞洽卿已经是翩翩一少年了。经族叔虞庆尧的帮助，他只身到上海瑞康颜料行学生意。据说他初到上海就逢天下雨，于是把母亲精心缝制的一双布鞋揣在怀里，因而后来被上海人誉为“赤脚财神”。虞洽卿在瑞康12年，多次为老板出谋划策，使小小的瑞康颜料行在上海滩剧烈的商品竞争中化险为夷，站稳了脚跟，很为后来者效法和称道。

虞洽卿为求得进一步发展，又先后在德商鲁麟洋行、华俄道胜银行供明，最后选中了荷兰银行买力、一职。1905年腊月，有一广东妇女黎黄氏携带婢女10余名途经上海，被英国巡捕诬为人口贩子而横遭逮捕。在会审公廨开庭审理时，英国副领事德为门又颠倒黑白，胡判乱断，激起民愤。虞洽卿目睹此情，挺身而出，在公堂上据理力争，为维护中国人的尊严仗义执言，深为社会各界称道。他还发动工商界人士开展了反英斗争，弘扬了民族正气。1906年春，虞洽卿有机会与端方、载泽、戴鸿慈、李盛铎、尚其方等五大臣赴日本考察，使他对国外的工商业有了进一步了解。回来后，他一心为振兴中国的实业而努力，上硫慈禧太后，指出外国列强利用银行来盘剥中国、及制约中国实业发展的种种弊端，并提出创办中国自己银行的主张。这一主张因剀切中肯而很快被采纳，1908年，我国第一家私营银行四明银行在上海宣布成立，虞洽卿被推为理事。次年，他又根据家乡土特产的运销情况及沪甬两地的客运实际，发起创办了宁绍轮船公司，自任总经理。四明银行与宁绍轮船公司一成立，立即遭到外商的排挤。为不使这两个新生事物夭折，虞洽卿义组织了宁波同乡会航运维持会，用极其有限的经费来帮助这两家单位渡过难关。三年以后，他因购买“甬兴轮”与宁绍公司发生矛盾，便退出宁绍，独资创办了三北轮船公司，并在此基础上，又先后创办宁兴轮船公司和鸿安轮船公司，为发展我国的民族航运业作出了贡献。辛亥革命前夕，清王朝风雨飘摇，内政更加腐败，对外奉行投降主义，虞洽卿创办的“南洋劝业会”在险恶的环境中经过多方周旋，才如期开张。该会历时三个月，来自全国各地和南洋地区的观摩交流者达20余万人，对中外物资交流起了一定作用。

4.金廷荪

浙江宁波人，兄弟五人，排行第三，后混迹上海，被人“尊”称"金牙齿阿三”。1897年，从宁波来上海时，只有十四岁，最先在八仙桥一鞋作坊当学徒，第二年，不愿受老板的气，逃出作坊，浪荡街头。金廷荪为人伶俐，善于应付，很快结交了一批三教九流的朋友。后经人介绍，进入黄公馆，凭着他的精明强干，获得黄金荣的信任，与杜月笙同为黄老板身边的心腹大将。后杜月笙依仗小八股党，凭着文武兼治的本领，脱颖而出，成为上海三大亨之一，而金廷荪始终是个黄公馆的“文”角色。然而，“文”虽“文”，一把算盘却打得既精且狠，可说是黄公馆中唯一的，‘理财家”。他手中掌握着一批上海的工商企业。他特别垂青游艺事业，黄金荣六十大寿后隐居幕后，将黄金大戏院、大舞台、老共舞台、共舞台等戏院交与他经营。

金廷荪的算盘打得精，靠烟赌发家后，就把另一手伸向上海及浙江的实业界，投资工商企业，把盘子搞得更大。老奸巨猾的他，深知杜月笙的为人，也知道自己的势力远不如杜。所以，事事处处拉虎皮作大旗，打杜月笙的旗号，给杜月笙好处，取悦杜，自己从中获得更多的利益。他先后和杜月笙合股在十六铺开设规模巨大的源茂笙记鱼行，在法大马路（今金陵东路）开设宝成银行，还在小东门创办洽茂冷藏厂股份有限公司，并独资开设逍遥池浴室。他还握有上海华丰面粉厂、杭州华丰造纸厂、嘉兴民丰造纸厂等实业的股权。他在南阳桥建有巨宅一幢（在今西藏南路寿宁路附近），当时沪上称之为“金老公馆”，后又在新乐路建有更大的一幢带有花园的巨宅（今交运局机关所在地），并建筑数条里弄房屋供出租。他还和杜月笙合股开设中汇银行。就这样，他从一个穷光蛋一跃而为百万富翁，成为融流氓头子、企业家、房产商、金融家于一身的“海上闻人”。

5.傅筱庵（1872—1940）

名宗耀，字筱庵，以字行，镇海县城人。清光绪十八年（1892）进上海浦东英商耶松（一说祥生）船厂做工，在夜校学英语，得以初通英语。因善于逢迎，提升为领班，经管工人工资等。依靠克扣工人工资、虚报冒领等手段敛财，在浦东购置房产，出租获利。后结识上海商务总会总董严信厚子严子均，兼管严家房产经租，认严信厚妾杨氏为“干娘”，辗转夤缘，投入清签订商约大臣、邮传尚书盛宣怀门下，拜盛为“干爹”，任招商局科长、董事及所属华兴保险公司副经理、经理。民国建立，盛被通缉，由他代管在沪资产。上海光复，又以认缴饷款，任上海都督府财政部总参谋及江海关清理处主任。1916年，与严子均、虞洽卿等创办祥大源五金号，任总经理。继充美商美兴洋行、英商长利洋行买力、，控制上海五金市场。后依附袁世凯及北洋军阀。历任北京政府国务院高等顾问、财政部驻沪特派员、中国银行监理官、上海造币厂和中国烟酒公卖局监督、上海总商会会长等。1927年，调用招商局9艘商轮，为孙传芳运送部队及军用品，尚输饷200万元，以阻北伐军。当北伐军将进上海时，遣人表示欢迎，又在孙传芳逃离时亲往送别。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以上海总商会名义通电“竭诚拥护”。是年，以支持孙传芳罪遭南京国民政府通缉，后逃至大连托庇日本人，潜居3年。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通缉令撤销，重返上海，复任中国通商银行总经理、董事长，充任美国钞票公司买办、英商耶松船坞及机器制造厂董事等职。上海沦陷后，于1938年1月附逆投敌，出任伪上海特别市市长。10月，镇海万余人集会声讨，次年七七抗战纪念日复集会声讨，捣毁里居大门。1940年10月11日凌晨，国民党军统局策动跟随他数十年的亲仆朱升源，趁其宴游回来倦睡之际，用菜刀砍毙。

6.吴锦堂（1855—1926）

名作馍，慈溪东山头人。幼时家贫辍学，后去上海谋生，1885年东渡日本经商。三年后在神户开设怡生号，从事中日贸易，获利颇巨。1901年购入钟渊纺织株式会社大部分股份，人社任常务董事。又在尾崎市合伙创办东亚水泥株式会社，兼任多家公司大股东，并在上海开设义生洋行，成为日本关西十大财阀之一。积极支持孙中山在日本的革命活动，参加同盟会，任该会神户支部长，并腾出宅邸，带头献金，供同盟会使用。两次捐巨款救济日本灾民，获日本天皇赠赐银杯。1912年起曾任神户中华商业会议所会长、华侨商务总会协理、中华会馆经理人，并在神户捐资创办国文、中华两学校以及华侨病院。多次捐巨款在家乡慈溪兴修水利，救济灾荒，重印、续刻《杜白二湖水利全书》，创办锦堂学校（后改锦堂师范学校），该校规模设备为当时省内私立学校之冠，与陈嘉庚等被誉为中国“办学三贤”之一。病逝后归葬家乡白洋湖畔，墓联为生前所撰：“为爱湖山堪埋骨，不论风水只凭心。”表现了爱乡之情。

7.翁文灏（1889—1971）

又名存璋，字咏霓，号君达，鄞县（今鄞州区）岐阳乡石堰村人。1908年赴比利时留学，1912年获物理及地质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农商部地质研究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等职。1931年一度代理清华大学校长。1934年起任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秘书长、主任委员。后发起成立中国石油公司，任董事长兼总经理。1934年与竺可桢等发起成立中国地理学会，被选为第一任会长。次年10月任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1937年任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并任中国矿冶工程学业会、中国工程师学会会长。1948年6月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1949年2月任“总统府”秘书长。5月辞职去香港，次年赴法讲学。1951年初回国，毛泽东称他为“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后历任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委员、常委，台湾和平解放委员会委员、副主席等职。为中国近代地理学创始人之一，最先探讨中国地貌发育史，并绘制出第一幅中国地震分布图。著作有《中国矿产志略》、《中国地史浅说》、《中国地质构造对地震区分布之影响》、《中国的人口分布与土地利用》、《中国山脉考》等。

8.王文翰（1889—1941）

民国时期宁波要人王文翰旧居一向被认为只有原市委大院的四幢房子“王宅”（已被认定为宁波市近现代优秀建筑），海曙文物普查队不久前对相邻的惠政巷22号两所民居调查，据初步考证，其同属王文翰旧居建筑群。

这两座民居建筑群位于惠政巷22号，从整体建筑布局来看，该建筑群紧挨王文翰旧居东侧，原徐宅大门位于整个建筑群落居中地位。从建造年代来看，院墙均为青砖清水墙，与徐宅风格相一致，但结构略有不同。据初步考证：原民居之间有通道相连，现已拆除，但部分遗迹残存。两座民居均为三合院式建筑，主楼坐北朝南，三开间两弄穿斗式，一弄一通二家，形制完整。大门为石库门，有凤凰石雕，图案精致。山墙有肩式观音兜，中堂内顶上天花板上为西洋风格的石膏圆形文饰，保存较为完整。主楼二楼的有罗马柱风格的车木栏杆，两侧为厢房。庭院一株直径6厘米左右的枇杷树，枝叶繁茂。两栋民居中住了有二十多户人家，产权属于海曙房管处。

王文翰为民国时期知名人士，曾任宁波商会会长，在国民政府中担任军政要职。据居住在惠政巷23号的87岁的余祥根老人说：“对面这座宅子修建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为王文翰侧室所居。日伪时期被日本宪兵司令部征用，为勤杂工作人员所居住的寓所。”余祥根19岁那年，曾误闯此宅，被日寇怀疑为抗日游击队员，关押一天一夜，后经多方营救方脱离虎口。

9.俞佐宸（1892—1985）

原名崇绩，又名煌，后改名佐宸，字鞠堂，镇海俞范人。幼人私塾。15岁人宁波咸恒钱庄学业。1915年起任宁波元德、元益、天益钱庄经理、总经理、董事长。五四运动中参与抵制日货运动。1931年起兼任垦业银行、四明银行宁波分行经理，及天一、四明、国际三家保险公司经理，浙东商业银行常务董事，又投资宁波太丰面粉厂、永耀电力公司、四明电话公司和彝生、祥生等钱庄。曾任宁波和丰纱厂经理、总经理，宁波钱庄同业公会、银行同业公会、纱厂同业公会理事长、常董兼总经理。三四十年代曾任宁波商会会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宁波市副市长，市人大常委员副主任，市政协第一至六届副主席，市侨联主席，市工商联主任委员，浙江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经理，民建浙江省委副主委，全国人大代表。1980年与王宽诚共同发起成立甬港联谊会，并任宁波甬港联谊会会长。

10.周宗良（1875 —1957）

宁波人，少时在斐迪中学就读。后进海关工作，曾与人合资开设通和布厂，独资设立谦益顺号，经营染料销售和土布。1905年任职于德商上海谦信洋行，升为买力、。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掌握谦信全部栈存染料，成为上海染料业的巨擘。1920年，集资140万元，组建谦和靛油号，任副经理，实际负责业务。又先后在全国设立17个销售处、几十个分号。1924年前后，德商在上海成立德孚洋行，任总买办。随着染料销售扩大，分支号猛增到二百余个，资金为400万。1930年独资设立周宗记颜料号。成为颜料业中显赫人物。此外还投资兴办金融业、工矿企业和房地产业，先后任浙江实业银行、中国垦业银行、中国银行董事和中央银行理事。投资汉口既济水电公司、杭州电气公司、中兴轮船公司、宗泰进出口行、镇东机器厂等。1948年6月，从广州转道香港，大部分资产转到海夕卜，分布在南美、瑞士、德国等地。

11.戴传曾（1921 —1990）

鄞县（今鄞州区）莫枝大堰人，生于宁波。1942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先后在西南联大和中大、清华等大学任教。1947年赴英国留学，1951年获利物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二机部原子能研究所所长、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院长、国家核安全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核环境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核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核动力学会常务副理事长、《核科学与工程》及《核动工程》副主编，并为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主要从事实验核物理、反应堆物理、反应堆工程和核电安全方面的研究并获重大成就。是国际上首批从（d,n）反应中测得自旋宇称的学者之一。先后研制出我国第一台中子衍射谱仪等多种仪器并用其开展有关研究。领导研制成微型反应堆并开发单晶硅中子嫂变掺杂技术，为建立中国核电安全研究体系作出突出贡献。曾获1981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12.严康懋（1878—1929）和秦君安（？—1935）

宁波城西秦氏支祠和中营巷赵宅，是海曙区两处有价值的文保建筑，是钱庄业巨商严康懋和秦君安两个家族的置业，加上战船街的钱业会馆，可称得上体现宁波市旧社会金融业的一个缩影！

宁波自1842年成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后，因水陆交通方便，商贾云集，又邻舟山渔场，宁波成为鱼货转运要地，因而钱业应运而生。据资料介绍，钱庄是江南最早的金融业，始于清朝初期。太平天国管辖宁波时就有钱庄好多家。太平军退出后，因战乱，市面萧条，钱庄业一度不振。1876年宁波士绅陈鱼门筹措债务筹码，重整旗鼓发展贸易，钱庄业趁此机遇，提高存储利率，因此存款骤增。各行各业扩大经营，钱庄贷款是有力的后盾。

钱庄业务，除存贷工商贸易金融外，个人汇兑往来也是重要流通渠道。据说1934年前，蒋介石每年要通过钱庄给母亲汇出500元生活费。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杭甬铁路破坏后，沪甬交通全赖海上航路，当时长沙、重庆等内地客商、军需物资都集中到宁波采购、转运。由于抗战形势所迫，国家银行内迁，宁波钱庄开始经营内地汇款业务，近至宁海、温州，远至衡阳、桂林、重庆。

钱庄资金的主要来源是股东存款占四分之一到一半，另外吸收企业往来存款和宁波人在外埠经商汇款及封建祀产存款。所以钱庄的大后台是封建家族和新兴民族资本集团。严康懋、秦君安在20世纪20-30年代都是沪、甬新兴民族资本集团的重要代表，他俩都是宁波帮在家乡发展金融业的有名人士。

秦君安24岁到上海洋商颜料行工作，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趁德商回国急于出售库存之际，他收购了德商颜料，开始独立经营“恒丰昌”颜料号。吸收西方经营思想，在竞争中人弃我取，诚信为本，得利丰厚，成为上海著名宁波籍颜料商。1918年他把一部分颜料资金转移到钱庄业，首先和严康懋合资，在上海开力'“恒隆钱庄”，严康懋投入二万五千两白银。1922年又合资开办“永聚钱庄”，严康懋再次投入二万五千两白银，秦、严两家默契合作，成为上海钱庄业中宁波帮的重要力量。秦君安前后与严康懋、柳笙源、徐庆云合资，在上海共办有八家钱庄。当时，上海钱庄业有八大帮：第一个是绍兴帮，第二个是宁波帮，第三是苏州帮……而宁波帮在钱庄业执掌牛耳！

严康懋15岁到上海经商，1918年起在上海和秦君安合资开办了四大钱庄，除上述提到“恒隆”、“永聚”两家钱庄外，1926年又与秦君安儿子涵琛合资，投入白银四万两开力、“恒赍钱庄”，还和秦君安在上海闸北区开发房地产事业，在北站（老火车站）对面，建造了一批中西合璧的石库门民房，形成闸北“福兴里”地段。

严康懋在上海发展钱庄、房地产业夕卜，重点在家乡宁波开了四家钱庄，其中“泰源”、“鼎恒”两家钱庄也有秦君安的投资。因此，严家、秦家在宁波商界中有较大影响。

严康懋和秦君安虽为巨商，但都节俭好义，乐善好施，扶贫赈灾，惠及乡里。社会和历史没有忘记他们对家乡的贡献，在民国时期（30年代）出版的鄞县通志中，近代人物志里仅仅记载了严英（康懋）和秦君安两人。

13.徐荣贵（？—?）

顺记机器厂是宁波早期的18家近代工厂之一，建厂于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₀谈顺记厂的历史，有必要追忆一下广德兴铜匠店。

1890年后，一个曾经做过远洋轮海员的镇海人王宝全，在宁波江北岸周家门开设了一家广德兴铜匠店，先后收了三个学徒。店中生产设备只有手摇钻床一台、台虎钳二只和打铁工具一套。其业务是修理洋锁、洋箱、洋龙（手揿救火机）以及阀门、水角等蒸气动力机零件和锻打小件机器零件。因当时机器行业的习语叫“动力机”为“引擎”，“活塞”为“配司登”,“阀门”为“凡耳”,“水角”为“考克”等，多数用英语译音词，所以民间叫这个行业的工人为“红毛铜匠”或“外国铜匠”，又因从事这个行业的工人终日与机件打交道，平时满身油污，一不小心要出工伤事故，后来干脆叫机器工人为“铜匠鬼”。一般家长都不肯让自己的子弟去学这一行当。但究竟是新兴的行业，学徒学业期满，都很吃香。王宝全的大徒弟董毛毛，小徒弟徐荣贵，在学徒期满后就到上海给洋商去做临时工，二徒弟屠金水在当地江北岸同兴街开设同兴昌铜匠店。

王宝全的小徒弟徐荣贵原籍鄞县。1900年春，王宝全病故以后，临终嘱指徐荣贵，要求以徒代子，办理丧葬事宜，其遗产广德兴铜匠店给予徐荣贵继承徐荣贵听从遗言，辞去海龙轮老轨职务，着手筹划扩大经营，改名为顺记机器厂。

徐荣贵在上海做临时工期内，看到恒昌祥机器厂（张贤忠开力'）发展很快，前途美好，他就刻苦钻研，学会了车工操作技术。1905年，有徐炳贵者开办汇昌机器厂，专门修理轮机；1906年，马鸿翔开办华兴机器厂，专门修理碾米厂动力机和砂笼、米车。这两家都是上海人投资，资力较厚，在业务上开始有了竞争。顺记厂虽处劣势，因开支不大，尚能维持。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各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我国的民族工业和交通事业开始抬头，机器修理工业相应发展。徐荣贵向其友陈岭香、林昌乾、刘四海、余松房、张孝房等共集资银元5000元，于1915年秋改为合伙经营，公推徐荣贵为经理。顺记机器厂对外牌号不改，对内加“新号”二字以示区别。先后向上海购置16尺、12尺、6尺、4尺旧车床各一台，自制8马力柴油机一台，并增设锻工、木模两个部分，职工增至30余人，迁厂外滩北京码头。是时设备完善，技术力量增强，博得当地各大工厂信任，有些大的修理业务也不再到上海，而由顺记厂承接。(www.daowen.com)

1916年，刘四海开办宁海轮船局，拥有正清、襄阳、岳阳、宁海四被轮船。1917年林希恒创办永川轮船公司，拥有“永川”、“定海”、“湖广”、“宁海”四艘轮船；同时，外海水警局先后备用“超武”、“新宝顺”、“太安”、“海平”、“海静”、“海鸥"、“海鹄”、“海光”、“海声”、"克强”十艘小型舰只；1920年三北轮埠公司在宁波设立分公司，拥有“慈北”、“姚北”、“镇北”三轮；1923年后，海门陶某创办永宁轮船局，拥有“永安”、“永宁”二轮；上海宝华轮船公司，有，，宝华”、“平阳，，、“新宝华，，三轮。这些轮船都成了顺记机器厂的业务对象。

1924年，顺记机器厂加入“大中华民国机器公会"，为天字号会员，领得银质会员章一枚，故在全国会员中有“上海恒昌祥，宁波顺记厂”之誉。

1930年，宁海轮船局、顺记机器厂、远昌冷作厂、胡发记造船厂和上海人项意心集资6万元，合伙在江东冰厂跟创办宁波轮坞公司，仿上海老公茂船坞规模。坞长200英尺，宽为60英尺，深为12英尺。由刘四海任经理，徐荣贵为副经理。

由于宁波有了船坞，在1932年，外海水警局所属“海静”、“海平”、“泰安”、“新宝顺”四轮，均由宁波轮坞公司大修理，其中机舱部分由顺记厂承包，营业额达5万余元。是年，年营业总额为7万余元，盈利有万余元。徐荣贵针对修理业务的特点，掌握了“争取时间，重视质量”的要诀，积极集资完善设备，增强技术力量，在未承接各关系业务之前，早已准备好其主机零部件的半制成品，缩短了修理期，因而在承接业务时，即使开价较其他机器厂高出10%～15%，客户还是乐于委托顺记厂承修，从而赢得了“顺记厂牌子老，信誉好”的称赞，因此也就形成了市内机器修理业务的垄断局面。

1935年秋，顺记厂会计张增祥（张孝房股东代表），因逐年挪用厂款7000余元，乘“新江天轮”跳海自杀，当时沪甬各报刊作为社会新闻刊登。时值金融风潮，市场动乱，银业钱行庄迫催归款，因同业华兴机器厂宣告闭歇，外界不明真相，未知顺记厂虚实，谣言广布，认为顺记厂亦将倒闭。

徐荣贵立即召开股东会，查清财务实况，足以应付外债，但一时缺少流动资金。当时由余松房介绍洪锡成为会计垫款3000元使之照常经营，风波才得平息。

1936年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迫抗日，南京政府派员来宁波参与加强国防工事：

镇海原有绥远、镇远、宏远，威远等炮台，均系清道光年间所置，尤其是橘黄色炮房，很容易暴露目标。为此，根据国防部计划方案，另建新炮台七座，由宁波防守司令部负责建造，顺记厂承包炮座和伪装网工程，把炮座设在地面以下，地面上的炮座周围，用铁轨做成圆形轨道，上面角钢、扁钢做成伞骨形炮盖，用电动装置，便于伞骨形炮座盖转动、升降自如，并在上面铺上保护色网。

对杭甬铁路线上的全部桥梁予以加固，以保障军车安全通行。

1941年4月19日，宁波陷落。顺记厂是当地机器工业之首，在日寇的铁蹄下被收购旧铁旧铜是无可推托的。伪军设修械所，又强拆机器。他们借口顺记厂曾卖机器给国民党政府办军工厂，如果拒绝其要求，就威胁要向日寇宪兵队告密。当时顺记厂被王坤部队拆去6尺车床和中钻床各1台，为伪第十师和保安第七大队造6尺车床4台。

1942年春，徐荣贵被伪政工调查组抓去，说他多次支援游击队，又说他的儿子徐在铭与游击队有关系，结果花钱了事。

1951年7月，经过协商，私营顺记机器厂由国家收购，并经市工商局批准闭歇，改为“公营顺记机器厂”。在宁波机器工业中首先纳入了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

如今的宁波动力机厂，其前身就是由顺记、泰康、中兴等机器厂由国家收购合并后而发展起来的。

宁波自古为物货丰衍，人才萃集之地，钟灵毓秀的明山甬水孕育了代代杰人，不仅有无数巨儒鸿博照耀史乘，“无宁不成市”更使宁波人以经商才能闻名遐迩，蜚声海内外。他们开拓创新，他们团结互助，乐善好施，务实诚信，爱国爱乡，这是地域文化铸就的文化性格使然。地域文化精神就像生命基因，塑造着一方水土，一方人生。

一方水土育一方人，宁波地处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东南沿海，宁波人世世代代面对大海的挑战，艰险的环境拓宽他们的视野，他们善于不断吸纳、应用外来先进科学文化技术来发展壮大自己。在“宁波帮”的创业经历中，始终都贯穿着宁波商人强烈的开放意识和开拓精神。他们的根在宁波，创业在上海、天津、武汉以及香港、台湾等地。

浙江先民极富创造和敢为天下先的开拓精神，早在史前就创造了独立的充满特色的地域文化，以后又参与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创造。在浙江的学术文化史上，涌现过不少极富创造性的学者和思想家，如黄宗羲、鲁迅等。在宁波商帮中这种精神重点体现在宁波人在社会生活尤其是在经济领域中的创造性追求和大无畏的精神。这种弄潮儿式的大胆，一方面是由于宁波的地域文化的历史积淀而形成的，另一方面也源自宁波人审时度势，敢于抓住机遇的清醒与自觉。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转型时期，历经悠远的经商传统的延续和濡染的宁波人，又顺应“商情”敢为天下先，大胆经营新兴产业，是宁波帮超越抱残守缺、墨守成规的晋、徽两商，成为后起之秀的要诀之一。

众所周知，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和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上海对外贸易迅猛发展，从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至道光二十九年（1849）的短短6年间，外贸总值就增加了两倍多。宁波帮正是从这个重要的信息中敏锐地觉察到商机，他们抓住时机，果断决策，及时变易创业和投资的重点，从其专擅的行业如沙船业、钱庄业因时势移势易，逐渐向航运业、银行业转变，并纷纷涉足进出口贸易，经销五金、颜料、洋油、洋布、钟表、眼镜、西药等畅销洋货，还有不少人经营房地产业、保险业、证券业、公用事业和其他新式服务业。这些行业都是当时中国商人的“新鲜事”，因而效益极佳。宁波人还创造了中国经济生活中的一系列“第一”。如严信厚、朱葆三、叶澄衷等人参与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华人自办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方液仙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日用化学品制造厂——中国化学工业社，王启宇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民族机器染整企业——达丰染织厂，胡西园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制造灯泡的专业工厂——中国亚浦耳电灯泡厂，丁佐成创办了上海最早的仪表制造企业——大华科学仪器公司，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不但是在行业，宁波商人的商业资本的出路上也充分体现其开拓冒险精神。他们有了一定资本后，不是买田置地或放高利贷以求保险，而是把商业资本利润投向产业，把商业资本与产业资本结合起来。从理论上讲，风险与收益共存，风险越大，成功后的收益越丰厚。不少中国人在有了资本后，唯恐再失去财富，因而在做投资选择时，往往选择那些风险小而收益稳的行业或干脆固守原有的行业，结果是小步前进，难成大气候。宁波人敢冒风险，锐意进取，也就能够把握高风险与高收益的机会。他们之中也有败走麦城的，但成功者却是多数。宁波人是敢于“第一个吃蟒蟹”的。

向西方学习，讲究融中西文化为一体的企业管理，也是宁波帮成功的经验之一。由于宁波是近代中国第一批对外开放的通商城市，能够得风气之先，较早接触到西方文化及其管理。而这一接触的前沿便是“洋行买办”。据宁波府属的《定海县志》载，“当时充任各洋行之买办所谓康白度（英语：买办comprador之音译）者当以邑人为首屈一指，其余各洋行及西人机关中之充任大写、小写、翻译、跑街，亦实繁有徒”。买办的经历不仅因为享受高薪待遇积累了可观的货币资本，而且也使他们有可能在自己创办的企业里效仿西方企业的管理思想和方式，建立了一套机构健全、效率较高的管理制度，有力地推动着宁波帮的崛起和壮大。

宁波人坚毅的冒险精神和开拓精神，还在于相率奔向海外，走向世界。19世纪末和20世纪40年代，宁波人曾两次大规模地漂洋过海，前往日本和欧美等地以及港澳地区创业，其中不少人成为当地工商界或金融界的巨子。如“世界船王"董浩云和包玉刚，以及王宽诚、邵逸夫、厉树雄等人都有此经历。如今分布于海外各地的宁波人，始终保持经商传统。老一辈的宁波商人的后代又成为新一代的商人，在海外商界形成“宁波风”。

尽管近代中国的对外开放是在被迫条件下进行的，但开放毕竟是一种推动历史进步的要素，它打破了已经僵死的传统社会经济格局，为宁波商帮的近代化提供了可能。当宁波外滩作为条约口岸正式开埠后，宁波人就看到了这一变故所带来的发展机遇，他们利用身处当时中国对外开放前沿地带的地理条件和对外贸易的先天优势，抓住对外开放的历史机遇，纷纷创办轮船公司，在江北岸三江口到下白沙一带修建码头，从事宁波至上海等地的运输，特别是从事当时颇有风险而无人问津的对外经济活动，从而促进了宁波帮的近代化进程。

宁波港大约距今200年前由三江口的江双迁移到了江北外滩一带，随着国际贸易的开展，欧风东渐，外滩这一带受其影响，在建筑风格上体现出浓郁的欧陆风情。

随着江北岸被指定为商埠后，许多商人出于经商需要，就在外滩附近一带建造民居，现在留存下来的民居中有宁波的旅沪商人，甬上的近代商人、药行老板、工厂老板、洋行买办、银行行长等，从最近一次江北岸文物普查情况来看，54处文物建筑中至少有31处与宁波商帮有关，这从一个侧面也反应出江北岸外滩一带是近代宁波商帮重要的活动场所。所以，外滩不仅是宁波帮商人活动的舞台，也是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一个起航地。

现存的位于江北区德记巷内的严宅，便是“宁波帮”鼻祖严信厚的儿子严子均的住所；位于中马路180号的朱宅，是五金大王、宁波旅沪同乡会会长朱葆三的宅第。老商铺“宏昌源号”（20世纪30年代）等共15处。这些建筑均具有中西合璧的风格，与中国传统民居形成鲜明对比，反映出了外来文化在建筑语言上的一些变化，极具观赏价值。

“宁波帮”的内涵，目前已从商帮扩大到科技、教育等领域。当我们今天提到“宁波帮”时，指的是一代又一代在海内外市场大潮中搏击冲浪的宁波籍工商界巨子，是在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宁波籍社会名流，是在各个领域有不同凡响表现的宁波籍优秀人才。

宁波商帮精神，内涵丰富，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归纳，但基本意思相同。归纳为以下几点：

1.独立创业，勤劳致富。人活在世上，有一个为己打工与为人打工的问题。前者体现出自主创业的独立精神，而后者则有严重的依赖思想。宁波人观念，学生意有出头之日，而打工则永无翻身之日，“伙计做到老，不如一根草”。在这种观念作用下，把儿子们一个一个送出去学生意，几乎成为宁波人的一种潮流。多子的宁波家庭，一点不用担心养不活儿子。稍大一点，就会托亲戚或乡亲将自己的儿子送到上海“学生意”。而对于那些已经做爸爸的外出学生意者，则有“阿爹出门赚元宝”一说，这反映了当时宁波人求富的普遍心态。请注意，宁波人到上海叫“学生意”，而不是打工。学生意与打工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移民方式。学生意是进入工商行业之前的必需的职业训练，是为做老板打基础的；而打工则完全是出卖劳力，基本没有做老板的可能。在经商发财观念支配下，宁波人形成了一个雄厚的工商及候补工商群体。而且，宁波人相信“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涌入上海滩的宁波人大多白手起家，从最卑微的苦力活做起，如学徒、伙计、木工、裁缝、车夫、挑夫。宁波人外出经商自古有之，一般男孩到十四五岁，家中就挽亲托眷找人介绍职业，到外地商店、工厂当学徒，否则就会被人视为没有出息而遭受非议。男子背井离乡出门到外地，父母也不因恋子之情而加以阻拦。学徒三年备尝艰苦，故在外经商、务工多有所成就。许多“宁波帮”的著名人物，如虞洽卿、叶澄衷、秦涧卿、盛丕华、金润庠等，都由亲戚、同乡介绍当学徒而发迹致富。他们艰苦创业，顽强拼搏，从而迅速在上海滩站住了脚跟。宁波人大多具有较强的自立自强意识，稍有基础便自立门户，成就自己的事业。他们或充当买办代理洋商经营而起家，或经销洋货、附股洋商企业而获利，或从事对外贸易而发迹。这使大批宁波商人掘得第一桶金，迅速完成原始积累，演绎了一部部白手创大业的致富神话。这种自主创业精神，在今天的浙商身上，也是最为显著的，这是现代工商社会最值得提倡的。

2.以德兴业，诚信做大。在中国传统“抑商”观念支配下，无商不奸，成为一般人的定势思维。这种现象不是没有，尤其在处于原始积累期的小商小贩身上体现较多。但对于一个想做大的商人来说，显然必须以德兴业，诚信做大。与人做生意，向人贷款，经营，如果不讲诚信，肯定是不行的，宁波商人重视的正是后者。大家共同的看法是，宁波人擅长“信用经商”。在成功宁波商业人士中，诚信第一的例子，比比皆是。诚信为人，启动事业，如叶澄衷。诚信进货，树立信誉，如宁波同仁泰百货店。计量上讲诚信，有新宝华绸布店。明乌标价，不讨虚价，顾客无须讨价还价，以“一言”定买卖著称，如一言堂。薄利经销，取得诚信，如方聚元。诚信从业，降低风险，如金融业巨子秦润卿。借款守信，扩大经营，如同福昌帽扇店老板周芳兴。良好信用，嬴得商机，如包玉刚（1918-1991）。包玉刚把讲信用看做企业经营的根本。他讲，纸上的合同可以撕毁，但签订在心上的合同是撕不毁的，人与人之间的友谊应该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他的"言必信，信必果”的作风，树立了良好信誉，得到银行家们的信赖，为其企业的兴盛发达注入活力。办实业，更强调以诚信立身，如王宽诚（1907～1986）；质量精良，诚信海外，如俞佐宸、陈万运（1885-1950）。宁波商帮在沪、港等地都有很大的影响，其诚实守信的经营方针推动了自身的发展，成为宁波帮商业文化的独有特色。

3.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近代宁波商人，善于不断接受新事物，更新观念，推进民族科技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生产力的全面提高。宁波商人源于滨海，面临大洋的挑战，艰险的环境造就了他们开阔的视野、坚强的意志和不断创新的精神。从踏上上海滩那天起，就善于不断接纳，应用外来先进科学文化技术发展壮大自己。他们审时度势，奋力开拓，领先一步，纷纷涉足新兴行业，特别是从事当时颇有风险又无人问津的对外经济活动，从而迅速壮大了自己。宁波商人成为近代中国最早接触与熟悉西方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人士，由此获得了许多管理近代企业、开发市场的经验和知识。以此为基础，19世纪末以后，大批宁波商人纷纷投资兴办民族工商业，从中产生了一大批在近代中国工商界举足轻重的商界巨子与实业精英，如清末的严信厚、叶澄衷、朱葆三，民国时代的虞洽卿、刘鸿生（1888～1956）、秦润卿、方椒伯、俞佐庭、资延芳（1883～1957）、周宗良（1875～1957）等。这种敢为天下先的勇气，使他们在上海创出许多“第一”来。根据李城博士的统计，上海第一家中国自办的银行、第一家华商交易所、第一家民营轮船公司、第一家新式毛织厂、第一家日用化学品厂、第一家水泥厂、第一家味精厂、第一条公共汽车路线；中国第一部无声短故事片、中国第一部有声国产故事片、中国第一部部分彩色故事片，中国第一个红十字会组织；上海最早的行会组织、第一个商业团体、第一个金融资本家组织、第一家饭店等等，有38个上海乃至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第一”是宁波人创造的。

4.理性经商，视野宽广。在一般人观念中，宁波人是比较精明的。我们的看法是，“精明”不是缺点，而是现代工商社会必须具备的素质。赚钱是相当难的，在商业竞争中，让自己处于有利地位，商人当然得维护自己的利益，这完全是符合常理的。不精明，财富如何积累起来？在人类生存与发展利益上，有一个利己与利人问题。人们不喜欢精明，无非是受传统“商人自私”观念的影响。在工商社会，回报社会，是要有一定经济能力的。商人必须先利己，然后才有能力考虑利人。我们强调力所能及原则，只在自己可以博爱的时候博爱，可以无私的时候无私。反之，在做不到的时候，就不必勉强。重要的是，扩大视野，扩大心胸，从而从更大的范围内，更长时间内来判断，什么是利己。在利益边际原则下，利人也是利己，即让出一部分目前的、局面的利益，取得更大的、长远的利益，是在更大视野、胸怀下的利己。

5.甘居民间，独立经商。中国是一个官本位社会，人的存在价值，往往以做不做官及官的级别来确定。在这种强大的社会价值观支配下，中国的传统商人，往往不能自立，他们必须依附政府权力，将精力转移到读书做官。而浙商基本上是“民商”，他们虽偶尔也会与官府打交道，但大都坚持独立的工商职业化精神，很少想到走做官之路，商业资本也多向产业资本转化。在宁波帮身上，体现出近代职业商人的精神。今天的浙商，能成为中国第一大商人群体，走的正是民间商人之路。这正是我们今天值得进一步发扬的精神。

6.报效祖国，造福桑梓。可贵的是，当商人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以后，他会想到回报社会，反哺社会，承担力所能及的社会责任。邵逸夫说：“我的财富取之于民众，就应用之于民众。”宁波商人正是这样一群现代商人。中国近代的慈善业的开拓，是从上海开始的。在慈善群体中，宁波商人无疑是佼佼者，他们关注家乡，心系全国，甚至关注海外华侨。急公好义、轻财乐施的品性是宁波乡土精神在新的历史时期和新的社会舞台的进一步发扬光大。宁波商人特别注重对教育的捐助和支持。早在1873年叶澄衷就以经商所得在家乡创办叶氏义塾，以培育家乡学子；1899年他又集银子10万两，在上海虹口创建澄衷蒙学堂，成为上海第一所国人自办的洋学堂。接着柏墅方氏家族也于1907年在家乡办培玉学校，招收乡间子弟。1915年秦润卿在慈溪创办普迪学校，以后又在上海创办修能学社。到1928年，旅沪同乡会在上海创办学校达10所，学生数千人。宁波商人还把目光瞄准大学。1931年虞洽卿等发起创立四明大学，后因故未成，但四明大学奖学金已先颁行。以包玉刚为首的宁波帮，率先捐资宁波教育，成立宁波大学。而邵逸夫则视野更为宽广，通过教育部，捐赠全国高等教育不少资金。这体现出宁波商帮的儒商文化。

“宁波帮”身上体现出来的精神，绝不是什么秘密武器，而是一个现代成功商人所必须具备的高素质。

他们展示的是大商人形象，决不狭隘，决不小气，决不保守，决不排外，而富有极大的包容性，反映在宁波近代城市与建筑的风格上，主要表现为成功大气，不保守，具有新潮意识、多样意识、善变意识，而且注重功利，追求时尚，中西合璧，兼容并蓄，折中调和，局部变异。

1.新潮意识

宁波从中国封建社会一个古代港口城市，鸦片战争后，被迫开埠，宁波江北岸一带被强行圈划一大片土地，作为“外国人居留地和商埠区”。于是，各国商人和华商“在界内照章租地，建造屋宇栈房”。几十年时间产生了那么多令人耳目一新的建筑类型、建筑风格和建筑文化，与我国传统的城市相比，明显处在城市发展的较高层次上。尽管它的政治、经济背景是复杂的，被动开放的，但从建筑文化上考察，宁波的城市规划与建筑创作都蕴含着强烈的新潮意识。

首先在宁波城市布局规划上，清宣统二年（1910）开始筑沪杭甬铁路，境内段西起马渚站，东至老宁波站（现大庆路即为原火车铁路线），1914年通车营业。因此，宁波在近代史上一度成为浙东地区的交通枢纽，逐渐由一个封建城市转变为近代城市，成为浙东地区主要商业中心之一，宁波也逐渐形成了古城与商埠区南北布局的格局。这种新潮的思想注重的是，从城市的功能出发，依照原有的地理条件，根据铁路在城市中的走向，划分出以江北岸外滩为近代商业中心的新城区。从而带动老城区的城市和建筑的发展。这种自由灵活的布局形式为中国的传统城市营造思想注入了新鲜血液，并提供了很好的范例。

其次，在建筑创作上，建筑师引进当时西方盛行的多种建筑样式，使宁波的建筑风格不断更新。在开埠之初的外滩兴建了许多西式建筑，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新思潮的引人，新材料的发展，宁波的建筑师们已很好地将西方住宅文化与本地居住理念融合在建筑设计中。由建筑师传入的这种新潮的设计风格在宁波同步流行并集中发展了近20年。其数量之多、质量之高、特色之强是浙东地区其他城市所没有的，例如具有哥特式建筑风貌的国保单位天主教堂、英国殖民式建筑英国领事馆、浙海关、古罗马柱式挂面中式结构的巡捕房、饰有西式罗马柱的英商洋行、严信厚的儿子严子均的花园洋房、饰有纯真的科林斯石雕罗马柱的甬商周晋镶花园洋房等。又如，石库门的房型迎合了宁波人居住的习惯，使用适宜，注重生活空间的营造；在后期新式里弄的造型风格设计上，并不一味沿用传统和西方的风格，而是结合现代建筑的理念，创造出新的样式，在浙东地区是独一无二的。

2.多样意识

近代宁波城市建筑一向以多元并存、兼收并蓄为特色，宽容地对待各种贝格流派，善于追求建筑文化上的多样性，其表现形式有以下几种：

其一是在时空坐标系统中的表现。近代宁波的建筑从时空坐标系统来考察，表现出多种风格、多样文化相并存的特点。在时间轴上，宁波近代10。年，逐渐形成了西方殖民式、折中主义、新艺术运动、装饰艺术运动、现代主义运动等多种建筑样式，既有古典的，又有新潮的。在空间轴上，哈尔滨近代城市空间中，融合了英国、法国、和中国等各民族建筑文化，从总体上成为建筑文化的多元复合体。

其二是在风格个性上的表现。近代宁波建筑形式丰富多彩，但每一种形式又反映出极强的个性。一方面，同种风格表现在不同类型的建筑上个性鲜明、毫不雷同，如在殖民式风格建筑中，从最大的英国领事馆办公楼到最小的外滩巡捕房，都表现出各自不同的特色。另一方面，同一类型的建筑又多采用不同的风格，如同为花园洋房，甬商周晋镶花园洋房规模大，采用石雕罗马柱，结构与装修均为西式，而鼻祖严信厚的儿子严子均的花园洋房则以中式结构为主，西式装修为铺。

其三是在主从秩序上的表现。多样性是丰富的、变化的，但是还应该是统一的，有主有从的。在宁波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时期，这种多元复合的建筑文化就表现出强烈的主从秩序。如江北岸外滩一带，由于天主教堂、英国领事馆的存在，使西式建筑风格占主导地位。在宁波老城区，由于众多的传统风格中国木构建筑和一些以中式为主西式装修为辅的民居，使中国固有式建筑占主导地位。在江东等其他区域近代建筑的数量则很少。因此，近代宁波的建筑所展现的是一幅生机勃勃、百花争艳的图景，而具有很强的多样性特色。

3.善变意识

大多数近代建筑分布在江北外滩和老城区内，经过长期的建设，这些地区居住环境幽静、生活设施配套齐全。建造一幢房屋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而打造一个环境设施优越的生活社区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长期不断的资金投入和建设，甚至几代人的不断努力。所以这里建筑地皮昂贵，建造时不墨守成规，而是善于根据不同情况，采用灵活多变的手法处理城市布局与建筑设计中的各种复杂问题，从而表现出很强的随机性，这是近代宁波城市建筑文化的又一个特点。例如，在江边外滩有一些近代建筑是沿马路而建，为了适应原本就在的马路，许多临街的建筑物随马路弯曲的走向而弯曲，以适应不同区域的环境特点，从而保持整条大街的协调性。例如严氏山庄、朱宅等，从而使单体建筑统一在江北岸外滩的整体环境之中。在近代宁波建筑中，类似的实例很多，主要强调的是以多变来满足各种不同情况的特殊要求，以收到最佳效果。

4.注重功利，追求时尚

注重功利是商品经济社会中人们社会价值观的一个重要表现。它表现在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自然也会通过建筑表现出来。早在宁波开埠以前，相对于浙东地区其他城市而言，宁波的商品经济就已相当发达，并对传统的宁波地方文化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宁波开埠后，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进入宁波，使宁波迅速成为中国近代商品经济发达的城市。这使得近代宁波社会的各个方面都表现出一种以“利益第一”的社会价值观代替中国传统“重义轻利”社会价值观的倾向。“利，时之大义矣！”成为一种社会共识。正是在这样一种社会心态下，以赢利为目的的宁波近代建筑业产生了。建筑作为一种普通的商品被大量地建造起来。为了“利”，可以不顾中国官府和外国领事两方都坚持的“华洋分居”原则而建造大量商品住宅吸引华人进入江北岸外滩外国人居留地；为了“利”，可以将居留地的煤气管、自来水管、电线电缆接到华界，让“低等”的华人与“高等”的洋人同时享受现代文明；为了“利”，宁波才会出现许多石库门建筑群，建筑密布的拥挤的城市风貌。反映在建筑设计上，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精打细算，讲求实惠。

追求时尚也是近代宁波发达的商品经济社会中又一种突出的社会心态。“以新为美”表现在近代社会的各个方面。戏剧、文学、服装、建筑无不如此。1936年5月25日，宁波灵桥完工，一座银灰色配以朱栏的长虹般钢结构桥梁矗立在奉化江上，宁波人多年以来的夙愿终于实现了。老百姓竞相观望，以求一睹为快。对于新事物，宁波人有一种特别的接受能力，反映在建筑上，就是对“新”的追求始终不断。新材料、新结构、新设备往往会被当作一种骄傲而大肆宣传，新式样更是不断出现，不断翻新。在一个竞争激烈的商品社会里，不能不断地推陈出新就会有随时被社会淘汰的危险。因此不论是业主还是设计者，都把追求时尚看成是其事业继续发展的保证。而每一次新式样的出现，每一种新设各新技术的运用，也都会引起社会的轰动，都会引起社会的竞相效仿。如中国通商银行宁波分行旧址建于1930年，分东西两部分，主楼为五层楼。西部全是三层单檐楼房，中间有走廊。其正门黑色大理石贴饰的挂面呈宝塔形，为当时用西式钢筋混凝土技术建造的最高的办公大楼，竣工典礼之际，两旁观者云集，不可计数，尽面带喜色，旁观者亦皆喝彩。宁波近代的建筑也正因为如此才会呈现出丰富多彩、始终新意不断地发展局面。

5.中西合壁，兼容并蓄

由于宁波近代建筑是产生在东西方两种异质文化相撞的过程中，因而就不可避免地会反映出一种中西合璧的现象，宁波人特有的吸百家之长兼容并蓄的能力使得这种中西合璧现象表现得尤为突出。

事实上，宁波近代建筑中中西合璧从西方建筑进入宁波的第一天就已开始。虽然它在中国人的眼里是“洋房”，但却是中国的工匠用中国的建筑材料，用中国的传统的建造方式建造起来的。当然，这种早期的不同建筑文化的融合是非主动的、无意识的。

以后，随着西方文化的不断涌入，两种不同文化的融合成为一种必然，建筑中开始从设计上主动地表现出这种不同文化的融合。里弄住宅是最典型的、数量也是最多的例子。宁波近代居住建筑，自从产生的第一天起，就打上了中西合璧的烙印。从早期里弄住宅看，它们的形式似乎并未摆脱传统的中国民居，然而它们的总体布局却来源于欧洲。早期里弄最有特色的地方——石库门，我们很容易发现中西文化共存这一特点：石库门住宅的结构布局源自中国传统住宅院落的模式，但总体布局却采用了西方联排式的方式，这是出于对土地利用率的考虑，以符合当时的社会形势，其门框、黑门板、桐门环都无不呈现出中国传统建筑特征，而门上的三角形或圆弧形的门门楣装修则多为十足的西式图案，更重要的是，这种建筑类型既非任何一种中国传统的居住建筑，也不是对任何一种西方建筑的模仿，它们是一种融合7中西建筑特征而产生的一种宁波特有的中西合璧的近代民居。这类建筑中的不中不西、半中半西、又中又西的不纯性存在于近代宁波社会和文化中的各个方面，正是这样一种特有的中西合璧形成了宁波近代建筑的最大特色。

6.折中调和，局部变异

在近代宁波、有各种类型的西方建筑、但是原汁原味、没有任何变样的西方建筑却凤毛麟角。原因是什么？近代宁波的建筑师们在学习、模仿西方建筑中，由于缺乏对西方历史背景、西方建筑文化演变过程的认识，往往受到个人欣赏、鉴别水平的限制，最终使移植过来的西方建筑产生不少变异，造成建筑本身带有明显的折中主义色彩。虽然其中也会有某些精品，但不少是拼贴和抄袭。如王文翰宅位于宁波海曙区中山西路257号，建于1935年，占地面积约为1250平方米，系碎、砖、木混合结构，由五幢2～3层仿西式建筑风格的主楼、偏房组成，每幢建筑前为天井，后有花园，院落环境幽雅。外墙面均用较规则的几何图案装饰，内部装饰石膏顶。建筑总体保存较完整，为我市现存规模较大的近代优秀建筑群。如果从平缓的屋顶、红色的瓦筒、装饰的檐口、古罗马式样的水泥柱等处看，似乎应属于古罗马建筑风格，但是它有多变的窗框形式：有平拱、弧拱、圆弧。从采用巴洛克弧线、正立面门窗轴对称、底层排列三扇尖拱券门以及从壁炉顶上的烟囱结构看，又像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形式。它的外墙面简洁、明快，又似美国近代建筑风格。它的住宅前庭院中部是大草坪，周边是树木、花草、结合地形起伏，利用绿化分隔空间，在弯曲水道旁用鹅卵石铺筑小道……这些又都是中国传统庭院建筑的布局。对这幢住宅，一般只说它是折中主义时期的混合式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