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建筑技术发展非常不平衡。在广大中小城镇、农村和少数民族聚区的地区，建筑技术仍然停留在旧的生产力水平，延续着传统的，以土、木、砖、石等为基本材料，以木构架为主要结构方式的旧技术体系。近代新建筑技术主要集中在一些大城市，它突破了封建社会后期建筑技术迟缓发展的局面，在短短几十年间，陆续吸收和引进了国外先进的技术经验，运用了新材料、新结构、新设备，学会了新建筑的设计原理、新结构的计算方法和新材料的制作工艺，掌握了近代的施工机械和大跨、高层等复杂的施工技术和设备安装，形成了一套新技术体系和相应的施工队伍。

建筑材料是建筑发展的主要物质基础。钢铁、水泥在建筑中的运用，引起了建筑业的革命。型钢、钢筋、混凝土用作建筑物的承重材料，突破了土、木、砖、石等传统结构用材的局限，提供了大跨、高层、悬挑、轻型、耐火、耐震等新结构方式。钢筋与混凝土的结合，更是标志着复合材料的出现，建筑材料的性能获得了重大改善。机制砖瓦、玻璃陶瓷、建筑五金、木材加工等建材工业的发展，都是近代建筑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

我国近代早期新建筑材料，大都由外国输入，国产的新建筑材料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逐渐发展。

水泥工业开始得稍早些，1889年开平矿务局附设的唐山细棉土厂，是中国第一家生产水泥的工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国内民族资本的水泥工业一度比较繁荣，当时国内几家较大的水泥企业都设有较完整的轧石、磨碎、运输、装桶等机械设备。

在宁波，例如，水泥预制构件，在1920年，宁波江北岸永泰水泥瓦筒厂和江东大堰碳头王仁来瓦筒厂，产瓦筒、栏杆、电杆、水柜等水泥预制品。水泥产品质量很好，细度、固性、凝结时间、拉张强度多超过标准。

1930年，宁波鼓楼三楼的明间设置大时钟和铜钟，里面由4根水泥钢筋立柱支撑的钟楼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近代中国钢铁工业很不发达，能轧制建筑钢材的钢铁厂很少，大型的建筑型钢多由国外进口，国内仅有几家桥梁厂、钢铁厂能轧制少量大型钢材。轧制小型钢材的厂家多一些，主要生产各种小型钢、钢筋和钢门窗。而宁波本地基本没有大型的钢铁业。

机制砖瓦在20世纪初期兴起，发展较快速。到1910年前后，全国主要城市几乎都设有机器砖瓦工厂，以上海及其附近最为发达。到1935年前后，供上海各主要工程使用的国产砖瓦品种规格已相当齐全，国内绝大部分建筑所用砖瓦已全部是国产。

而在宁波，秦汉时，设窑制砖，有花纹砖、人面砖、兽纹砖等多种。唐代，鄞县鄞江桥一带烧砖已盛，俗称“小溪窑头”。明时，余姚砖瓦生产崛起，有“丈亭窑头”、“十里瓦窑湾”之称。1859年，象山有砖瓦陶器窑11处，昌国通益厂最大，从业百余人，草房百余间。1931年6月，宁波砖瓦石灰同业公会成立，地址江东新河头，有会员41家。次年有砖瓦厂80家，年产砖瓦5000万块（张），产值42万元。1934年从业人数1150人。抗战期间多歇业，至1949年，仅有大生、镇海张鑑碶等数家，产黏土砖169万块，制作方式仍沿袭人畜踩泥、手工扣坯、土窑烘烧，产品均青砖瓦，品种有龙骨砖、坟砖、花色砖、古刹异型砖等。

玻璃工业也有较普遍的发展。19世纪末期，山东博山即有不少手工业玻璃作坊。1904年成立博山玻璃公司，是我国近代玻璃工业的开端。1912年以后，玻璃工业有了较大发展。1920年以后，上海一地的玻璃厂已达100余家，除平板玻璃、花纹玻璃外，尚能生产铅丝玻璃、耐热耐蚀玻璃、屋顶玻璃砖、玻璃地板砖等。陶瓷工业也在1920年前后获得一些发展，到上世纪30年代，上海、天津、太原、武汉、济南以及四川、广东等省设立了规模较大的陶瓷工厂，生产瓷砖、面砖、卫生设备和路面地砖等。宁波的玻璃主要从上海引进。

木材加工，1931年恒丰锯木厂在宁波江东泥堰头开业，资本5800元，从业人员18人，手工锯木，年加工营业额2万元。1949年，城区有一大、光华、振威、建隆、兴昌、胜丰、永丰等木材加工厂7家，置42寸行车1台、带锯8台、圆锯20台、锂锯机1台，年加工能力达万余立方米，产板方料、门窗料等。

石料，新中国成立前建筑石料以邮县鄞江桥、梅园一带为著名，称“小溪石”、“梅园石”；余姚大隐所产石料称“大隐石”，质地较好，均经开凿加工制成条石、石板、石柱等石材。

总的看来，近代我国建筑材料工业的基础十分薄弱。外商每年从建筑材料的倾销中掠夺了我国大量的财富。钢材、水泥、五金以及洋松、麻栗、哑克、柳安、柚木等木料都大量从国外输入。仅洋松一项，上海一地在抗日战争前每年就输入约1950万元。外来建材的倾销，严重打击了国内建筑材料的生产。抗战胜利后，我国水泥工业仍萎靡不振，主要症结就在于国外廉价水泥源源不断地对华倾销，阻滞了国产水泥的销路。整个建材工业在近代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生产能力很低，产量很不稳定。一般设备都比较差，虽有一些机械，但主要还是手工劳动。

我国近代建筑的主体结构，大体上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砖（石）木混合结构；砖（石）钢筋（钢骨）混凝土混合结构；钢和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

砖（石）木混合结构出现得很早，19世纪中期以后，我国就有了较大的发展。最初传入我国的“外廊样式”和外国古典式建筑，多采用这种结构。主要特点是砖石承重墙、木架楼板、人字木屋架，并大量使用砖券。这种结构较之传统的木构架体系，具有很多优越性，采用的仍是传统的建筑材料，砌筑砖石墙体、拱券，制作木屋架，也都是传统技术很容易适应的，具有结构合理、取材方便、技术简单等特点，因而得到广泛的应用。20世纪初期各地建造的工厂、学校、商店、住宅、办公楼，大都采用了这种结构方式。在中国工人施工质量的保证下，一些大城市中的砖木混合结构已可以做到较高的层数，如浙海关、英国领事馆、宁波邮政局等。而其中的浙海关，部分采用了钢骨混凝土，主要结构仍是砖木结构。

砖石钢骨混凝土混合结构，大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在中国使用。这种结构的墙体用很厚的砖石承重墙，楼层用工字钢密肋，中加混凝土、砖小拱；或用工字钢外包混凝土作梁，梁间搭工字钢密肋。这种楼层结构的用钢量很大，主要用于外国人建造的重要工程，如1901年建的上海华俄道胜银行，1903年建的哈尔滨中东铁路管理局办公楼，1905年建的青岛提督公署等。(www.daowen.com)

这种结构在宁波基本没有现存的，砖石钢骨混凝土混合结构很快就为。砖石钢筋混凝土混合结构所取代。广州岭南大学马丁堂具体地反映了这个转变过程。马丁堂最初由美国纽约斯托顿事务所于1904年提出设计方案，用的还是砖石钢骨混凝土混合结构；1905年11月由美国建筑师柯林斯完成最后设计，采用了当时美国的一项专利技术，改为砖石钢筋混凝土混合结构。因此，马丁堂很可能是中国第一幢砖石钢筋混凝土混合结构建筑。它表明，砖石钢骨混凝土混合结构在中国开始应用比西方晚了近百年，这种结构在中国出现没多久就为砖石钢筋混凝土混合结构所取代。而砖石钢筋混凝土混合结构在中国的使用，则几乎与西欧是同时起步的。此后，以砖墙承重，楼层、楼梯、过梁、加固梁用钢筋混凝土的砖石钢筋混凝土混合结构在3～4层建筑中得到广泛的运用，成为中国近代多层建筑最常用的结构方式。

在宁波主要有位于外滩上的中国通商银行宁波分行大楼，总高5层，采用的就是钢筋混凝土结构，该建筑是当时宁波最新型的近代建筑。

近代工业厂房的结构，进入20世纪后，也有一部分从早期采用砖木混合结构，后来采用钢结构和钢筋混凝土结构。

结构科学的发展，是近代建筑技术发展的重大成就。几何力学、结构学由西方传入中国，对中国近代建筑技术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从此，中国的建筑行业摆脱了我国古代结构工程沿袭传统法式、则例，依赖规范化的经验的落后状态，真正建立了能够进行科学分析和定量计算的结构科学。但是由于旧中国社会生产力低下，近代建筑发展受到很大局限，结构科学也得不到进一步的发展。

建筑施工方面，中国传统的施工机构是各种专业性的“作”。泥木作坊多是独立手工业户，少数作坊主既是工匠，也是承建房屋的“作头”。作坊主有两种揽活形式：一种包工不包料，作坊主承包难以独立完成时，另请工匠承做，公吃公摊，完工后作坊主先提一成“草鞋钱”，然后按人头平均分配，有的则请雇工承做，讲定每日工价，作坊主供给伙食，盈亏由作坊主承担。另一种典工制，又称散工制，由作坊主招请工匠，讲定工价，按日计酬，工兴则聚，工完则散。帮工多是学徒，学徒期为三年，无酬金。1932年城区有建筑许可证的泥木作坊549户，次年727户，1934年为604户。营造厂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为适应租界建造西式建筑的需要，一批西方营造机构陆续进入上海，近代先进的施工技术和投标制、承包制等经营方式、管理制度随之传入中国。1863年，上海建筑工匠魏荣昌中标承建法租界公董局大楼，开创了中国建筑工匠由传统水木业走向近代承包营造业的先河。1880年，川沙籍工匠杨斯盛创办了上海第一家中国人开设的营造厂，取名“杨瑞泰营造厂”。辛亥革命后，营造厂逐步发展，1922年，上海一地登记的营造厂已有200家，到1933年，已接近2000家。

而在宁波，“五口通商”后，西方建筑施工技术传入，采用英制尺码，按蓝图施工，有些建筑工程泥木作坊已无力承担，以按图施工、包工包料为经营特征的营造业随之产生和发展。厂主多技工出身，略识图纸，有的既是厂主，又是技师。1900年，宁波首家邬全顺营造厂于江北岸首善路1号开业。1946年鄞县城区登记注册201家，资本总金额9805万元。其中甲等营造厂14家、乙等16家、丙等34家、丁等147家。14家甲等营造厂中，资本额1000万元的有江厦街大东营造厂，技师缪凯伯；白沙路合兴营造厂，技师孙敦本。资本额400万元的有县东街复兴建筑公司，技师施求臧。资本额200万元的有华严街陆森记营造厂。资本额115万元的有莫荣昌营造厂。资本额100万元的有五台巷胡荣记营造厂，技师胡荣生；首善路邬全顺营造厂，技师邬汉兴；崔衙街建华营造厂，技师徐长庚；江厦街中兴营造厂，技师邬显浙；警工路任陛记营造厂，技师伍连陆；三宝桥巷宁合兴营造厂，南永宁巷李兆记营造厂，县西街宋立记营造厂，郎官巷万顺记营造厂。1950年有营造厂138家，其中甲级14家、乙级24家、丙级13家、丁级87家。

行业公所和鲁班殿。老市区的鲁班殿，为木工、泥工、石作行业公所驻地，地址大沙泥街。大概是在1821年，于天封寺西侧建殿祭祀。1851年，新建大殿、门楼、台亭、厢楼等，由“五柱”主修，“柱”系行业头脑，由各业作坊主推选产生，每五年为一届。当时“五柱”是仁柱石作、义柱船作、礼柱隼锯作、智柱木作、信柱泥作。1893年，再次集资重修。每年正月初一至初五，入行业公会泥木石船锯作工匠至鲁班殿拜年，由主奉招待酒饭。农历五月初七，传为鲁班诞辰则演戏庆祝。鲁班殿内原存碑碣17块，保存1787年至1920年工匠行规、告示、工资等方面文字记录。

中国人办的营造厂与外商营造厂在建筑业市场竞争中表现出强大的活力，中国近代建筑工人和建筑技术人员很快掌握了新的一整套施工工艺、施工机械、预制机械、预制构件和设备安装的技术，形成了一支庞大的、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施工队伍。到20世纪20年代，除某些设备安装行业外，宁波的施工行业已完全由中国人一统天下。

近代新建筑工程施工中，砌砖工程、基础工程、民间建筑沿用块石、砖、三合土做基础，遇到过于松软的地基则采用松木桩加固。墙体工程，民国时，墙体建筑有瓦爿墙、毛石墙、砖砌空斗墙、板条墙、龙骨砖墙、实心砖墙等。全部是手工劳动，我国工人谙熟的砌筑技巧为他们嬴得砌砖质量高超的声誉。许多砌石工程和砖石拱券工程，也以砌筑工整、券形准确、灰缝均匀美观而著称。

近代建筑的许多装饰工程也拥有很高的施工质量。砖雕、石刻、木装修、石膏花饰、油漆饰面、水刷石、斩假石、水磨石、马赛克、拼木地板、玻璃饰件、青铜饰件、铝合金饰件等等，通过装饰工人辛勤的劳动，都创造出很优秀的作品。宁波的钱业会馆、江北天主教堂、虞氏旧宅天叙堂、蒋氏故居小洋房、天一阁秦氏支祠，谢氏旧址，锦堂学校旧址，以及若干散布在城市中的高级住宅等等，都彰显着宁波市近代工人在装饰工程上出色的工艺成就。

总的看来，近代建筑技术在材料品种、结构计算、施工技术、设备水平等方面，相对于封建社会的技术水平，有重大的突破和发展，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并没有得到正常的发展。近代建筑材料工业基础十分薄弱；一些复杂的工业建筑和结构设计，还没有被中国建筑师和结构工程师所普遍掌握；具备近代施工机构和技术水平的施工力量，全部集中在有限的几个大城市内；面向城乡劳动人民的建筑几乎得不到新技术的改进；新技术一直没有扩展到全国城乡，活动范围十分狭窄，这些都反映出我国近代建筑新技术发展的历史局限性。

江北岸的近代民居有一个有趣的特点，那就是在传统民居的大格局下面，使用西方风格的装饰。这是当时社会风气对人们建筑意趣的影响。而这样的中西合璧意趣的实施则与当时的市政及建筑业的状况有关。

根据有关资料记载，宁波开埠后，虽然未被辟为租界，但界内的市政建设已被外人所控制，1898年，经浙海关税务司提议，决定在江北岸成立负责道路、卫生、电气、水道等市政建设事宜的工程局，进行筑路、盖房。工程局设董事会，浙海关外籍税务司穆麟德（Mollendortt）任董事长，另有局董8人，中外各4人。由于外人把持局务，故外滩的市政建设工程的规划、施工及管理均由外人控制，工程局的设立，促进了江北岸一带的开发和繁华。工程局成立后即以码头捐收入在江北岸修筑一条长达数百米的码头，并对沿江堤岸与市面马路进行整修，加快了江北岸的开发与发展步伐，使江北外滩成为近代宁波的商业中心。整个外滩区块可以分为三层，第一层是外马路，也就是外滩，那里集中了报关行、洋行、银行及服务于港口的各种机构等商贸楼建筑。第二层是消费区，主要服务于来往的船商和从事海运的流动人员的生活消闲，在中马路，有饭店、酒楼、诊所、牙科、娱乐场所、照相店、理发店、百货店等生活配套设施。第三层是后马路，也就是今天的人民路，这是生活居住区，集中了小菜场、南北货店等，当时的菜场有380多个摊位，海员、码头工人、商贩等大多居住在这里。这里的居住区把许多差不多的单体民宅连成一片，纵横排列，然后又按总弄和支弄作行列式的布局，从而形成一个个社区，一个个近代石库门建筑群。新中国成立前宁波营造业有两类企业，一类是传统的泥木作坊，另一类叫做“营造厂”。泥木作坊与北方的大木厂一样是专门设计建筑传统建筑的。

营造厂是五口通商后，随着西方建筑施工技术的传入，采用英制尺码按图施工的企业，有些建筑工程泥木作坊已无力承担，以按图施工、包工包料为经营特征的营造业随之产生和发展。1900年首家乌全顺营造厂于江北岸首善路I号开业。1946年鄞县城区登记注册201家，资本总额9805万元。

宁波近代建筑中小型的住宅建筑物大部分是委托泥木作坊来完成的，这些房屋采用的结构、材料都还是以传统为主的。营造厂服务的对象主要是五口通商以后进入中国的教会、学校、医院、洋行等外国来华组织和人员的建筑。西方的建筑施工技术的做法、式样和相关建筑材料必然会影响到当时的泥木作坊。因为营造厂中除技工外，大多数匠人原本是当时泥木作坊的工匠，因此我们在江北岸民居中可以看到许多西洋化的装饰线条和清水砌筑砖墙的新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