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上海外滩，几乎无人不晓，而宁波外滩却鲜为人知。其实，宁波外滩同上海外滩一样历史悠久，而且比上海外滩还要早20年，建筑相当精美，其近代优秀建筑主要分布在东门、三江口一带。近代宁波外滩是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产物，它的存在曾被认为是近代宁波半殖民地化的标志。同时不可否认，江北外滩的存在对近代宁波的历史进程也产生了诸多积极作用，影响范围甚至扩大到浙江乃至全国。

东门、三江口曾是进入宁波古城的门户，是体现宁波“城在水中”的“水都”城市风貌的标志性地段。据《鄞县通志》记载：三江口是中国最古老的港口之一，即宁波港的所在地。江北岸的开拓，使三区鼎立的城市格局得以确立。

“三江交汇，三区鼎立”是宁波城市格局的主要特色，自唐在“三江口”建明州城，清中叶以后江北岸迅速发展，到形成海曙、江东、江北三地鼎足而立的格局，经历了近1000年的时间。

唐开元二十六年（738），以越州的县置明州，宁波历史上第一个州级城市诞生，当时的州治设在小溪（今鄞州区的邺江镇），因小溪“地形卑隘”，长庆元年（821）明州州治从鄞江移迁至“三江口”，即今海曙区公园路一带，并建造了明州城。长庆三年（823）在城东的奉化江上架起了第一座大桥——灵桥，沟通了城区与江东的交通，加速了鄞东的发展，城市呈东扩趋势。唐末刺史黄晟建造了约18里的罗城，明确了古城区的范围。到南宋，古城区内人满为患，一些居民，包括世居城内的大族，选择城外交通方便、自然环境优越的地方营建居住点，促进了江东等地块的发展、繁荣。这些地方，虽属城外，但已日趋城市化，城乡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小，明州城实际已东扩。但江北一带因交通不便等条件制约，发展相对较慢。

江北岸一带历史上属鄞县辖地，北宋末年，从北方随宋廷南渡的大族，到明州后，因城内已无建宅的隙地，又恐本地人的排挤、骚扰，遂觅城外江北等地作为居住点，如翰林屠雷发，祖上世居大梁，北宋末随宋廷南渡至明州，觅今江北桃花渡一带定居。族内有明吏部尚书屠滽、月湖书院山长（院长）屠秉彝等，居于北城外中马路至人民路之间。江北岸居住人口的增多，促进了该地区的开发。南宋淳祐六年（1246），地方官颜颐仲从桃花渡至骆鸵桥到镇海修筑了颜公渠，使姚江之水从丈亭引入，与渠沟通，以灌溉鄞、慈镇各乡田亩，为利无穷，为江北岸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元代出现了保佑海运的显德庙和保佑民安的余使君庙，明、清代有江北卢氏、董氏，太常卿吴惠，桃花渡李氏等大族在这里居住。清中叶董孝子后代也迁到江北扬善路一带，有适道潜，也以孝出名。但相对来说江北岸的发展比海曙、江东二区要迟得多，究其原因，可能主要有二条，一是交通不便，与宁波市中心的沟通，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仅苑桃花渡等处几只渡船往返，直到清同治元年（1862），英国人在盐仓门外的关帝殿道头建横跨姚江的浮桥（次年，桥移至桃花渡口），交通才始得改善。

据《鄞县通志》记载：西方殖民者对中国古老商埠宁波的关注由来已久。早在明嘉靖五年（1526），葡萄牙商人就开始到宁波镇海口外的双屿港进行贸易走私活动，并行劫掠之事，“货尽将去之时，每每肆行劫掠”。葡萄牙殖民者还积极经营双屿港。据有关史料记载，当时他们在岛上修筑了两所教堂、两所医院，建馆舍上千座，盛时岛上住有葡人1200余人。期间双屿港商船云集，交易兴盛，商贩达万人，被称为“十六世纪之上海”。1547年，浙江巡抚朱纨派军队剿灭双屿港上的葡萄牙人，把殖民者赶出了双屿港。

19世纪初，英、美、法等西方国家先后完成工业革命，社会生产力有了巨大发展，迫切需要向外寻找新的原料产地与商品市场。当时人口众多、地大物博的中国成为西方殖民者的重要目标，而地处中国沿海中部又以商业发达著称的宁波更成为他们垂涎的对象。这一过程中，率先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人表现得最为积极。不少英国人不远万里，频频出没于宁波海域，力图早日打开中国这一庞大市场。

早在康熙年间，英国商船就已经出入宁波，乾隆时又“复来数舶”。清政府以“洋商错处，必致滋事”为理由，于1757年关闭了宁波等3个通商口岸，仅留广州一口。对此英国方面十分不满，他们采取外交交涉和武装探察相结合的手段，企图使清政府改变政策。175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派商人洪仁辉乘“成功号”至定海，企图驶入宁波，被宁波地方官驱逐。随后洪仁辉北上天津投递文件，“仍乞通市宁波”，遭到乾隆皇帝的拒绝，洪仁辉被从陆上“押往澳门圈禁，三年满日，释逐回国”。

1787年，英国政府派卡斯特卡来华，要求扩大与中国的贸易。英国政府在给他的指今中说：“如果中国皇帝允许划给英国一块地方，在确定地点时，应特别注意……靠近上等华茶的出产地——大约位于北纬27度至30度之间。”这一范围显然包括了宁波的大部分地区。此事后因卡斯特卡在途中病死而不了了之。

1792年，英国政府以给乾隆祝寿为名，再次派遣以马戛尔尼勋爵为特使的代表团来华，并于次年八月至北京并在热河宫规见乾隆皇帝，向清廷提出通商要求。其中第一条便是“增开舟山、宁波、天津为通商口岸”，第三条是“将舟山群岛的一个岛拨给英国，以便英国人居住和存放货物”。结果仍遭到乾隆的严词拒绝。

1831年6月初，德籍传教士郭实腊（又作郭士立）从暹罗出发，途经福建、浙江、山东、天津等地，进行军事侦察活动。次年2月26日，载有70余人的东印度公司“阿美士德”号鸦片船来华，6月中旬到达浙江洋面。

1839年，伦敦东印度与中国协会在给英外交大臣巴麦遵的建议中提出：“要求中国开放的口岸应包括与茶、丝、棉布产地相近，并能畅销英国呢绒、布匹、羽纱的北纬29度至32度之间的地区。”这就是包括宁波、上海在内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大鸦片商查顿则更具体地建议增辟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商埠。这些建议后来都被写进了《南京条约》中。

在此期间，英国鸦片走私船经常出入宁波洋面，进行鸦片走私活动。据统计，19世纪30年代，宁波一地走私鸦片数量达23000箱，约占全国总数的十分之一。

宁波与上海等地是近代中国首批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但其后发展道路却各有不同。宁波的“外国人居留地”与有“国中之国”之称的租界不同。外人居留地是指外人已拥有一定特权但尚未发展成租界的居留、贸易区域，其基本特征是没有租界限制，居留地的建设与管理有中国地方当局的参与。

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同英国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规定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口岸。宁波开市贸易原计划在道光二十三年（1843）八月初一日，宁波地方官也准备在这一日迎候开市。根据有关条约规定，“夷酋罗伯聃于道光二十三年十月二十八日乘坐大小火轮各一只，驶至宁波港……即于是日邀请在城文武，眼同开市……”，但被英国政府任命为驻宁波领事的罗伯聃二十八日（1843年12月19日）始抵宁波。中国方面早已派定宁绍台道陈之骥、宁波知府李汝霖以及已革职的宁绍台道鹿泽长，与罗伯聃会商开埠事宜。由于罗伯聃要求在道光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二日即西历1844年元旦开市，宁波即定此日正式开关，对英商贸易。

自此，宁波港作为第一批条约口岸，被迫向西方列强开放。于是，1844年1月1日，宁波港正式开埠。随后，英法美等12国在江北岸外滩一带设了领事。

开埠之初，前来宁波贸易的国家有英、法、美、德、俄、西班牙、葡萄牙、瑞典、挪威、荷兰等国。按照当时的规定，“五港开辟之后，其英商（包括其他外商）贸易之所，只准在五港口，不准赴他处港口，也不准华民在他处港口串通私相贸易”。因此，英国和西方各国在宁波建立据点，以便控制宁波港的对外贸易和经济命脉。1850年，他们在宁波江北岸一带强行圈划一大片土地，作为“外国人居留地和商埠区”，以后这里逐步变成西方列强控制宁波港的桥头堡。据英国领事馆存档的记载，按照侵略者最初的打算，他们想把镇海和鄞县东南乡一带纳入“租界”，范围“东至沿江两岸之地，南至城厢以外直至东钱湖，西至半浦、梁山伯庙，北至镇海口”。后来，由于宁波人民的坚决反对，这一阴谋没有得逞。但是，在江北岸外滩一带，他们获得了治外法权，建立了自己的政府、军警、法律，使那里成为超越中国主权的“国中之国”和控制宁波港、进行经济侵略的基地。

宁波港处于南北洋中间，是京杭大运河南部的终端，又是对朝鲜、日本的海上通道的起点。开埠之初，由于当时上海港尚未兴起，其作为贸易港口的特殊潜力，也尚未被大多数企图摆脱广州贸易制度的西方各国商人所注意，而杭州湾和长江口海滩较浅，于是具有悠久对外交往贸易史的宁波港便成为南北航运停泊和商品集散最具战略意义的地区之一。当时，宁波的商品经济远比上海发达，准资本主义的信用机构——钱庄信贷系统的发展已相当成熟。孙中山先生曾指出：“宁波人素以经商闻名，且具坚强之魄力。”“凡吾国各埠，莫不有甬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商足迹。”他又说：“宁波开埠在广东之后，而风气之开通不在粤省之下。”宁波人不仅以经商闻名，而且宁波城市在西方各国商人的心目中，也始终是一个令人神往的获利源泉。有一个东印度公司的使者曾在日记中写道：“宁波的幅员，不亚于福州；人口也不少于欧洲许多贸易大城市，其房屋建筑的整齐华丽，以及商业声誉的无与伦比，在中国可称首屈一指。”据《宁波近代史纲》载，宁波港开埠第一年，贸易额就达到了50万元。西方各国商人用尽心力想打入宁波市场，于是，他们和华商“在界内照章租地，建造屋宇栈房”。至20世纪初，江北岸外滩一带变成了五方杂处的洋场，不仅有大英领事馆、天主教堂、巡捕房等，而且洋行林立，开设有夜总会、妓院、饭庄、戏院和弹子房等等，形成了别具特色的宁波外滩，地址在现外马路、中马路直至白沙路一带。

20世纪初，宁波工商业者经商致富后，在江北人民路与大庆路之间及外滩上纷纷建造住宅，其中就有一些宁波帮人土，如严信厚、严子均、朱葆三、谢恒昌、俞佐宸等。

1910年开始筑沪杭甬铁路，宁波境内段西起马渚站，东至老宁波站（现大庆路即为原火车铁路线），1914年通车营业。抗日战争开始后，为阻止日军进攻，奉命拆毁。因此，宁波在近代史上一度成为浙东地区的交通枢纽，逐渐由一个封建城市转变为近代城市，成为浙东地区主要商业中心之一，宁波也逐渐形成了古城与商埠区南北布局的格局。外滩一带建筑风格呈现中西合璧的特征，生活方式混杂着东方的韵致和西方的浪漫，这里逐步成为一种新兴生活方式的集散地，形成了有别于传统中国社会的文化现象。(www.daowen.com)

鸦片战争给宁波带来的最初影响主要表现在对外贸易以及天主教、新教在宁波的传播这两个方面。宁波自古以来就是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早在隋唐时期，宁波与日本、高丽及东南亚等地，就已有了相当规模的海外贸易；元宋时期还设有管理对外贸易的机构市舶司；明清时期由于倭寇的骚扰以及政府闭关锁国的政策，对外贸易日渐衰落。鸦片战争以后，宁波又经历了太平军的进犯，而此时宁波的对外贸易对象已不再局限于亚洲国家了，主要在上海活动的外商也开始参与到与宁波的贸易中，此后，这类的外贸活动在宁波日益增多。

宁波是中国基督教传播较早的地区之一，宁波城市的近代生活开始得比其他大多数城市都要早一些。西方的传教士带来了宁波城市近代化的萌芽。西方宗教对宁波的影响，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来观察。

第一时期主要是天主教的传人，传教士专注于信仰的传播，并没有对宁波城市的文化和生活产生深刻的影响。1628年也就是明崇祯元年，葡萄牙天主教士费乐德来到宁波，发展了80名教徒。意大利传教士李类思、孟士表也在明末随之到达，并在宁波建立教区，孟士表还成为首任天主教神父。清以后，来宁波的外国传教士就更多了，主要是法国人。1701年，法国的耶稣会士利圣学来到宁波，在药行街建立了第一座教堂。这座从老城中心矗立起来的哥特式建筑，成为一个西方宗教的特殊广告，也在建筑形态上改变了宁波老城千年不变的格局。1850年，宁波的传教士顾芳济成为浙江省代牧主教，这座教堂也成为浙江的主教堂。男教士登陆后又过了124年，女性传教士也随之登陆。1852年，法国仁爱会派出第一批修女前往宁波，在南门办仁慈堂。1872年江北建圣母七苦堂，后成为主教常驻堂。1879年，法国传教士赵保禄到宁波，出任浙江代牧主教，形成天主教在宁波的最显赫时期，民谚有“道台一颗印，不如赵主教一封信”。天主教在此后开始有较大的发展。赵保禄本人倒是一位倾心于宁波教会事业的人，他死于故乡巴黎，但灵柩仍不远万里运抵宁波。到新中国成立初，宁波的天主教有教徒17300人。这一数字并不大，也就是说，天主教的努力，只是改变了很少一部分宁波人的信仰，而并没有改变宁波人的生活方式。

第二时期主要是基督教开创的，这一时期由于外国传教士的影响，宁波老城的近代生活开始萌芽，大约比天主教的登陆稍晚了一百余年。1843年，随着宁波在“五口通商”中正式开埠，美国浸礼会医生玛高温来到宁波，这是一位温和而坚韧的美国人，他在北门找到了一座古老的道观——佑圣观，在道观的厢房里开设了他的西医院，开始施医传教。洋教士在道观里开始他的传教事业是一件很值得玩味的事情。或许当时的道教已经很不景气，或者洋教想利用中国的道观更显得具有宗教感，这些已经不得而知。反正佑圣观里的那个小小的诊所，不但标志着基督教在宁波的正式传入，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一种宁波人从没有接触过的医学——西医，就这样正式登陆了，佑圣观的那个蓬荜生辉的诊所就是日后华美医院的前身。第二年，美国长老会医生麦嘉谛得到英国驻宁波领事馆的帮助，在领事馆的附近开设了一家西医院，同时传教，他的第一位信徒就是他的广东厨子。西医在解除人们的疾病痛苦上很快地取得了人们的信任，再没有比这种立竿见影的成功更令人信服他们的能耐了。然而西医带来的不仅仅是治病防疫的技术，他们对于人体科学的认识和理解，对于世界的新的解释，无不在这座经历了1000余年历史的老城，产生了一种全新的印象。传教士相继又创办了一些西医院，比较著名的有1843年由美国浸礼会传教士创办于永丰路的华美医院，1846年由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创办于槐树路的惠爱医院，1870年由英国圣公会传教士创办于孝闻街的仁泽医院，以及同时代由英国循道公会传教士创办于白沙路的体生医院。宁波西医是随着基督教的传入而传入的，他们在西医学的范围里同时发展自己的信仰，这使得以前宁波的华人西医师也大多为基督徒，他们以一种科学精神在民间树立了自己的形象，并对卫生常识的普及起到了作用。

在美国长老会医生麦嘉谛来到宁波的同一年，也就是1844年，苏格兰长老会东方女子教育促进会派奥德妥女士到宁波，教会给她的任务首先是在宁波的老城里开办女子教育的机构——女塾，这消息在当时的老城里简直石破天惊。传统的中国从来没有女子专门教育一说，传教士却告诉人们：女人同样可以享受教育。这所女塾也是外国人在中国开办的第一所女子学校，后来，该女塾又在美国浸礼会、美国长老会、英国循道公会的支持下发展为甬江女子中学。与此同时，传教士还办起了一批小学，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上述的中学有半数办在老城之外的江北、江东地区，而小学，绝大多数办在老城之内。也许是一种巧合，也许其中有更深邃的原因。传教士传入的是一种“新学”，它在教学目的、学制、教学内容、教学方式、课程设置等方面都与当时国人办的学塾迥然不同，主要是教育的精神一改以往读书做官的狭隘目标，而让人看到了经世致用的全新前景，即倡导科学文化，培养经世技能。课程开设上有国人学塾所没有的数、理、化和英语，即使国文也不再以传统的小学功课、诗词技法、四书注释为要务，而是以识字作文为目的，因此后来到国外或高等学校深造的学生，教会学校的毕业生占了很大的比例。宁波日后出现的一大批科学家、艺术家，有许多启蒙于新法施教的教会学校，其中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新学设立的音乐、美术、体育课程更是一种前所未闻的“杂艺”，此外如硬笔书法，也是最早进入学校的课程。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让女孩子读书，教会学校尤其不排斥穷人的孩子，因而贫穷的女孩子的入学问题开始得以解决，虽然从数量上说尚属凤毛麟角，但毕竟是社会的一大进步。如梅墟金家漕（一说韩岭）贫困教徒的女儿金雅妹，得到美国长老会医生麦嘉谛的收养和培养，成为中国最早的女留学生，学成回国后，创办了中国第一所护士学校，并被高薪聘为袁世凯的私人医生。教会学校为后来宁波新学所做的基础工作，以及直接培养的人才，对宁波的近代文明都是一个推动。所谓风气先开，有许多也是从教会学校开始的。

从现在我们获得的资料来看，当时来到宁波的这些基督教医生和教师，他们在宁波的主要的热情并不是传教，而是行医和教学，基督教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只是老城里居住着的那些外国人自己坚持着的信仰。1847年，也就在玛高温到宁波的第五个年头，这位西医医师才发展了他的中文教师周祖廉人教，周祖廉成为第一个宁波籍基督教徒。在此后的年代里，有众多的外国基督教派来到宁波，他们基本上采取了明末的“利玛窦模式”，以科学普及、医学、教学等方式，接触和培养中国的知识阶层，不动声色地进行传教活动，然而经他们介绍进来的西方文化精神和文化样式，却开启了宁波老城中人们崭新的近代文化的心扉。

1845年，美国长老会在城里开设华美书馆，成为近代宁波出版业的起始点。书籍作为新知识传播的载体，影响着开埠后的宁波人。1854年，浸礼会创办了中文版的《中外新报》，宣传教义，介绍科学知识，这不但是宁波老城最早的报纸，而且也成为浙江最早的报刊。从此，宁波城里就有了各种报刊，而且通讯业一直是宁波比较有特色的产业。

1912年，美国神召会女教师倪歌胜在宁波开办孤儿院和收养弃妇的妇女爱养所，她拉开的正是宁波近代慈善事业的序幕。基督教在城区及近郊先后共办起恤孤院、孤儿院、难童福利所等共10所，如高桥恤孤院、伯特利孤儿院、基督徒安乐院等，此外难童福利所前后共有6处。这些教会办的慈善机构，基本上创办于20世纪初，到1951年前后被人民政府接收，后停办，但是他们的努力使宁波的民众获得了一种普遍的仁慈观念。

西方的科学技术逐渐改变着老城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轮船是最早被宁波人接受的机械交通工具。1854年即清咸丰四年，为了能为南下北上的宁波当地帆船护航，防止沿海猖獗的海盗寻衅滋事，宁波航海业的商民向广东外商购得大轮船一艘，定名为“宝顺轮”，担任巡洋、护航的任务。这是宁波最早的轮船，也是中国最早的民营轮船。到1873年，出入宁波港的轮船已达到570艘。

接下来被接受的是新式的邮政。1878年也就是清光绪四年，宁波海关书信馆开始收投公众信件，并在同城内投递。这使人们享受到了咫尺天涯传讯服务的便捷。同年辟上海轮船邮路，经上海转送，可达沿海沿江各通商码头，信息的传递改变了人们对空间距离的认识。这种通讯服务很快又被一种新的更快的形式所补充，电报于1883年也就是清光绪九年进人宁波，这年的六月里，老城里建立了官督商办宁波电报分局，配备了莫尔斯收发报机，宁波人可以用中文、英文两种明语电报的方式，沟通上海、杭州等23个城市。1885年，在中法战争爆发前夕，为了谨慎保密，架设了从新江桥堍到镇海西门杜冠英营务处的等39公里的专用电报线路，次年二月有线电报开始在宁波应用。在中法战争镇海战役中，电报通讯起到了迅速准确传达军讯的作用。1906年有线电报又增加了汉、英文密码，更加增强了通讯的保密性。宁波的有线电报作为苏浙闽粤四省长途有线电报的一部分，很快应用于商民生产生活。

对于老城生活方式的革命性变化出现在1897年，那一年是清光绪二十三年，老城创办了宁波电灯厂。电作为一种崭新的能源，开始对老城的生活产生越来越深刻的影响。木制的电线杆和金属裸线开始沿着大街小巷铺开，数千年来熬油点灯的日子终于结束。不知为什么，宁波人把家门口墙旮旯上树立的电线杆称为“电线码头”，大概人们认定这是一种舶来品，同时也把在电线杆上灵活作业的架线电工称为“电灯猫”，这个“猫”字在宁波的方言中读作“曼”，或许正是“man”的直接音译。

电话于1913年进入宁波。这年3月里创办了宁波电话股份有限公司，电话公司在江心寺跟设立了机房，安装了磁石式交换机200门，5月5日正式通话。开始时仅仅为军政机关所使用，但它的神奇而便利的通话方式使它很快被人们所接受，到1915年200门机子被全部占用，次年用户又扩容到400门，并铺设了至江东和江北的水底电缆50对。

火车与电话几乎同时登陆宁波。1910年也即是清宣统二年，萧甬铁路宁波段开始修筑，到1914年火车就驶进了宁波，这种大运载量的陆上交通工具使老城的人们大开眼界。

汽车的出现却比较滞后，但它也在1927年进入宁波，这一年先建成了鄞奉公路，开通了宁波至奉化大桥、江口、溪口的班车；1933年又开通宁波至观城的客货运线，次年则开通宁波至穿山的运线，观城线也延伸至百官，城里有6家长途汽车公司互相竞争，其中螂奉汽车公司车辆最多，平均14分钟就可以发出一班汽车。

飞机在更后的日子里出现。1932年在段塘建造了水上飞机场，这一机场好像在之后并没有发挥过什么作用。到了1936年，建造了栋社飞机场，这座机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只作为蒋介石回家之用的御用机场，但是它的问接影响却使宁波市民知道了飞机的时代已经离我们不远了。

一种公众的观念在宁波的老城中悄然滋长。这种意识既有西方民主思想的启蒙，也有市民和开明官员的带动。一个人对于宁波城的公共意识作出了启蒙性的示范。宁绍台兵备道薛福成，这位无锡人是一个思想开阔的读书人，他后来还成为中国著名的外交家。在1884年也就是清光绪十年，薛福成就将他的道署西廨的“后乐园”改作府学生们的读书研习之所，他在那里建立了一座“揽秀堂”，用鸦片税款专门购置了古籍经典放置在那里，供士子们阅览研习。这是宁波城里最早的公共图书馆，人们称之为“薛楼”。

三年以后的1887年，老城北面隔江相望的江北天主教堂建立了一座钟楼，那座四面能见的报时钟，不但结束了宁波老城滴漏报时的历史，而且它的出现显然不是为了满足教士们自己掌握时间的需要，它给宁波人提出了一个“公众需要”的概念，它为最广义的市民公众所建立。1890年城里出现了第一家具有完全公众娱乐意义的戏园一兰救戏园，它结束了老城戏曲堂会的历史。作为一种“标准时”即天文时的概念，1902年由宁波海关发布；电影在1910年进入，照相在1920年出现，无线电波也在1932年的老城上空回荡。这一切，都在默默地改变着老城人们的生活观念，他们渐渐地接受了届于另一个时代的东西，使这个时代的东西渐渐变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虽然这个时代的历史已经开始，但是人们的意识总会滞后，这是一般的规律。

这种滞后可以用一个显著的地物标志来加以说明。1930年，鼓楼的了望台上终于建立了一座为公众报时的大钟，它直接响应了江北的那座钟楼，明确地表现了市政上的某种为公众服务的意识，然而鼓楼和江北那两座大钟的建立，其间竟隔了半个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