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四川省经济结构不断调整和优化，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明显提升，但是，从发展的眼光看，从四川省参与市场经济的全局看，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效益的提高任重而道远，尤其是产业结构、区域发展和城乡发展问题突出。

（一）多元产业竞相发展，但结构调整和优化势在必行

从产业结构看，2016年，四川省第一产业增加值3924．1亿元，比2015年（下同）增长3．8%；第二产业增加值13924．7亿元，增长7．5%；第三产业增加值14831．7亿元，增长9．1%。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6．0%、42．5%和51．5%。三次产业结构由2015年的12．2∶44．1∶43．7调整为12．0∶42．6∶45．4，第一产业比重下降0．2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比重下降1．5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重提高1．7个百分点。产业结构出现重大的变化，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为“三二一”型，第三产业在地区生产总值中的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提高到45．4%，比第二产业高2．8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由过去的工业主导，进入了工业、服务业双主导的新阶段。

现阶段四川经济结构呈现如下特点：一是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强于消费，二是非农产业尤其是工业经济比重明显上升，三是三次产业内部的行业结构得到明显优化，四是民营经济比重占据全省经济的半壁江山，五是城乡结构出现加速变化和融合的新趋势，六是各区域开始具有互补发展、良性互动意识，七是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低于GDP和财政增长，八是高速增长的出口对全省经济的贡献依然很小。与此相应，四川当前经济结构存在的问题是“八偏低两慢于”。“八偏低”即工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偏低，第一产业中现代农业的比重偏低，工业中附加值和技术含量高的行业比重偏低，第三产业中现代服务业的比重偏低，民营经济占全部经济的比重偏低，城镇化率水平偏低，外贸出口占GDP的比重偏低，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的比重偏低。“两慢于”即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慢于城镇居民，落后地区经济发展慢于先进地区。面对经济结构方面存在的这些问题，党和政府需要在新一轮经济结构调整特别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去逐步解决。也有学者认为四川经济结构方面的问题集中体现在：所有制结构不佳，公有制经济占的比重过大；一二三次产业结构不合理，第一次产业偏高，第二次产业偏低；产业层次低而升级换代慢，严重影响竞争能力；地区之间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趋同现象严重，支柱产业尚未形成经济规模；经济效率和经济效益低下。当然，最新情况显示，这种情况已有比较大的改变。

虽然当前四川省已经进入由要素驱动为主向创新驱动为主转变的发展阶段，但创新驱动仍然面临不充分、不平衡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一是创新产品不足。由于创新投入不够，协同创新机制不健全，导致重大成果不多。全省获国家级科技成果奖系数、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万人科技论文数、万人输出技术成交额等4项指标，均在全国排第15位左右。二是成果转化不足。目前，由于四川省技术市场不健全，技术转让政策不够完善、技术经纪人队伍素质不高、技术交流渠道不畅、科技成果评估作价难等问题依然存在。不仅如此，四川省产业优势不突出，产业关键技术“卡脖子”问题仍然突出，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企业比重仅为31．3%，比广东低21．7个百分点。中国品牌500强中四川仅有12个，目前四川还没有1个万亿产业。产业布局同质化问题比较突出，21个市州有16个市州发展电子信息产业、新能源产业，13个市州发展传统燃油汽车产业。同时，金融支撑企业创新的能力弱，金融机构支持成果转化的风险分担机制不完善，有针对性的产业金融体系尚未建立，中小企业融资成本高达15%。三是企业主体不强。四川省创新发展长期以高校院所为主，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还没有形成，导致创新作用发挥不好，而且企业承接能力也较弱，大部分企业缺乏转化科技成果的积极性，创新企业数量不多，能力不强。四是人才活力不足。由于激励人才创新发展的机制不健全，部分人才政策还没有真正落地，科技人员的思想顾虑没有真正解除，政策红利没有充分显现，创新创业政策“空转”，科技人才的经济效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同时，由于人才评价体系的不健全不完善，科技人员的干部从严管理和人才放开搞活政策还需协同配套，领军人才比较缺乏。五是军民融合不够。目前还存在条块分割、“军转民”主动性差、“民参军”门槛高等困难和问题。

（二）各区域发展迅速，但均衡发展、协调发展仍是难题

从区域结构看，多点多极支撑发展战略深入实施，各大经济区竞相跨越发展，区域发展协调性不断增强。五年来，四川始终坚持协调发展，大力推进多点多极支撑和“两化”互动城乡统筹，竞相发展态势总体形成。成都平原经济区经济总量达2．3万亿元，川南经济区经济总量超过6000亿元，川东北、攀西、川西北生态经济区加快发展。天府新区经济总量突破2200亿元。经济总量过千亿的市（州）增加7个，过百亿的县（市、区）增加32个。新增百万人口大城市4个，常住人口、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分别达到50．7%、34．2%，吸纳农业转移人口301万，建成幸福美丽新村2．1万个，惠及2200多万农村人口。

在区域发展问题上，四川最突出的问题是“三州”发展的严重滞后，尤其是藏区发展严重滞后。目前，甘孜、阿坝、凉山三州仍然面临基础差、底子薄的问题，是四川省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最集中最突出的地区，处在底部崛起、奋力追赶的爬坡阶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发展不充分、整体水平低的问题更明显。2017年，“三州”GDP为2167．7亿元，仅占全省5．9%，人均GDP相当于全省平均水平的64．8%。凉山州、阿坝州、甘孜州GDP在全省21个市（州）分别排第9、20、21位。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99．9亿元，支出1122．2亿元，财政自给率仅17．7%。经济增长长期依靠投资拉动，但近年来投资增速逐年回落，从2012年的16．5%下降到2017年的0．7%，经济增速随之从13．6%下降到5．7%。二是发展不平衡、区域内部协调问题更明显。从城乡看，2017年“三州”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居民是农村居民的2．54倍。从县城看，城镇居民收入最高的县是最低的县的1．51倍，农村居民收入最高的县是最低的县的2．13倍，人均GDP最高的西昌市是最低的石渠县的6．87倍。三是占比越来越小，差距越来越大的问题更加明显。民族地区GDP和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全省的比重下降。2017年，阿坝州、甘孜州、凉山州GDP总量分别相当于成都市的2．1%、1．9%、10．7%。四是公共服务薄弱，专业人才流失问题更加明显。2017年，小学、初中、高中入学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教师、医生和农林等专业技术人才空编率高，专业人才引不进、留不住的情况普遍。(www.daowen.com)

（三）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十分突出

四川省地处西部，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十分突出，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农村市场经济发展进程远落后于城市。在四川省，资金、人才、土地等要素长期单项流入城市的格局仍未改变，大量农村资源资产由于制度障碍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农业农村财政投入明显不足。2017年，全省劳均农林水务财政支出额不到5万元，远低于浙江15万元、江苏11．52万元的支持力度；财政涉农资金存量调整困难，补助环节较多，一些资金按主体类型补助，造成交叉重复、损失浪费；财政涉农资金投入分散、碎片化问题仍然存在；金融资金外流严重。农村缺少建设用地，农村资源利用不充分。

第二，城乡收入差距很大。近年来，四川省农民收入呈现“一放缓两拉大”趋势，即农民收入增速回落放缓，增幅从2012年的14．2%下降到2017年的9．1%；绝对值与全国比从2012年的959元拉大到2017年的1250元，与城镇比从2012年的13306元拉大到2017年的18500元，而且有继续拉大的趋势。

第三，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不均衡化问题凸显。问卷调查显示，不少干部群众认为，目前农村与城市最大的差距在教育、医疗方面，上学难、看病贵的现象依然存在。2017年，农村中小学专任教师本科及以上学历仅为51%，低于城市22．6个百分点。基层卫生人员中，高级职称仅占19．9%，绝大多数学历低、无职称、缺经验。城乡医保和养老方面，新农合政策范围内报销比例仅为60%，能报销的药仅三四百种，城镇职工却有2000多种；80%的农民养老金选择的是最低档100元／年，而城镇职工养老金是2200元／月。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高于农村居民10594元，人均住房建筑面积比进城农民多17．2平方米，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比农村低3个百分点，广大农民离共同富裕的目标差距还很大。

第四，乡村人才大量外流。2017年，农村劳动力转移输出规模占总量的59．7%，在家务农的教育程度在初中及以下的占95%，难怪农民群众问“锄把子该交给谁”？

第五，改革经验推广存在困难。这些年农村改革试点试验形成了不少好做法好经验，但由于促进改革的激励机制、容错机制尚未建立，不敢改担心担责、不想改怕惹麻烦等心态在不少地方依然存在，改革经验推广和改革方案落地还有待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