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即将获得胜利之时，摄政王多尔衮却寝食难安，心乱如麻。

多铎贝勒说道：“我们该怎么做呢？首先应该是安抚民心，我认为我们在政策上一定要彻底地变一变，强行实施的东西必遭反噬，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接着说道：“明朝的灭亡和农民军的崛起，我们如果不想重蹈覆辙，就应该以前车为鉴，改正不足之处。”

多铎说的话概括面很广，虽然没有说到多尔衮的心头上，却是句句在理，不容反驳。

济尔哈朗贝勒紧接着说道：“不错，得了城也未必是真的不得了，不得民心是个很危险的预兆。李自成逼死崇祯帝，又把崇祯帝的尸体草草安葬，从这点上来讲，他已经给自己埋下了祸种。北京城里有数不清的明朝旧臣，看到李自成这么对待自己的故主，怕是也没几个敢出来为他效力的。就算我大清不来，他的统治权迟早也会被人从手里夺下来，而我大清的插入正好给了自己一个堂堂正正的理由。我们是为明 ‘报仇’而来的，诛杀 ‘流寇’是势在必行的。前面的 ‘大事’我们都做到了，可是百姓大多从 ‘小事’中寻理，我认为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以隆重的形式重新给崇祯帝发丧，这样肯定会得到百姓、亡明的旧官等人的支持。如果做到这一点，我们接下来再做其他事情受到的阻挠就少得多了。仇，不能不报，所以就刚才所说的，我不同意。我认为应该屠城，杀掉这些叛民，把我们满人从沈阳等地迁过来一部分，这样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多尔衮深知，自己虽为摄政王，大权在握，但修改律法、做重大政体变革只有皇上才能定夺，即便是皇上也要和群臣商议才能行。

五月初四，也就是在清军入京后的第三天，多尔衮给故明的官吏、遗老及兵民颁布了一条令旨：(www.daowen.com)

“流寇”李自成，原本是明朝的百姓，却纠集败类，攻陷了京城，并且在万寿山逼死明帝；诸王、公侯、驸马等人被“流寇”以酷刑肆虐，官兵财货也尽数占为己有。这是一件人神共诛的事，其所行不能所容。我虽然是敌国，却没有任何敌意，把“流寇”诛走，也是我国的责任。目前，要为崇祯帝服丧三日，我命礼部在太常寺为先帝重新厚葬，已使先帝上天之灵能够安息。

此令一发布，京城内顿时引起了一阵轰动。官民从惶恐中扭转过来，见清人竟然如此对待先帝，对其的态度大都改善，清人博得一片赞扬之声。从六日开始，令原明百官、士民服丧三日。崇祯皇帝朱由检庙号“思宗”，谥号“端”皇帝，将他与周皇后同葬在规模宏大的田妃墓中，命名为“思陵”。

紧接着又采取了另一项举措，他没有把大军完全带进北京城内，而是驻扎在城外，命大将把守城门，防止士兵随意进出京城，并且还下了一道严令：凡有军士随意出入百姓家中的，必当以死罪论处；进出城的军兵除非持有通行令牌，否则不予通行。八旗军队在多尔衮的严厉督促下，一改往日的杀掠政策，很快便赢得了京城内外百姓的信任。

他又取消了先帝曾指定的一条法令——剃发令，允许汉人照旧束发。努尔哈赤、皇太极在位时，把汉人剃发换服看成是归顺大清的标志，而这条规定多尔衮早就在不止一次的实施过程中看清了，这样做不仅不会让汉人归顺大清，反而在更大程度上增加反抗情绪。多尔衮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如果这样延续下去，对清朝在北京的立足也十分不利。他提前做出了让步，于五月二十三日发布命令，允许天下臣民束发，衣冠服饰也可以依照明朝服饰穿戴，这一举措进一步赢得了民心。

在短短的两个月的时间里，北京城内三易其主，这让北京的百姓和明朝的旧臣无不感到惶恐。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稳定人心就成了当务之急，多尔衮在这时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是非常有必要的。稳定了人心才有可能稳定局面，这也为后来顺治帝迁都北京做了一个很好的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