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帝即位以来，面临攘外与安内两难选择的局面。崇祯对此举棋不定，对“必安内方可攘外”的方针缺乏足够清醒的认识，没有下决心去实施，结果导致了明朝的灭亡。

崇祯八年（1635）十月，在凤阳陵寝遭农民军焚毁而颁发的罪己诏中，他沉痛地反思这种内外交困的处境，归结为“倚任非人”“遂致虏猖寇起”“虏乃三入，寇则七年”。

正当他下令洪承畴督剿西北、卢象升督剿东南之时，崇祯九年（1636）六月底，北方的满洲铁骑突破长城要塞喜峰口，七月初三日京师宣布戒严，兵部紧急征调各路勤王兵入援京师。正在郧西征战的卢象升接到调令，以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身份出任宣大总督，由安内转向攘外。

满洲武装突破长城关隘直逼京师，着实令崇祯帝吃惊不小，自从“己巳之变”以后，东北边防较为平静，不料竟以如此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出现在京城脚下。京师一戒严，各路勤王兵奉调赶来，关宁劲旅又重新回到边防重镇。一场虚惊过后，兵部尚书张凤翼畏罪自杀。崇祯帝环顾廷臣无一人通晓军事可堪中枢之任，便想起前任宣大总督现正丁忧在家的杨嗣昌。

杨嗣昌接到皇上夺情起复的圣旨抵京赴任，侃侃而谈，才辩阔达，大异乎前此大臣那种质木卑微者流，崇祯帝视为能臣，每次召对都大大超过规定时间，激动得拍案叫绝，叹道：“恨用卿晚！”

杨嗣昌出任兵部尚书后，接连不断地向皇上陈述他的治国方略，集中起来便是摆脱内外交困的三大方针：第一，必先安内然后才能攘外；第二，必先足食然后才能足兵；第三，必先保民然后才能荡寇。这三点可以说是他的一个施政纲领，以后陆续提出的一系列建议，都围绕着这个纲领而展开。(www.daowen.com)

关于“必安内方可攘外”，其实是最为关键的决策。虽然是一个传统话题，不过在当时却有着现实意义，崇祯二年（1629）与崇祯九年（1636）满洲武装两次南下所构成的外患，与正在蔓延的“流寇”驰骋中原的内忧，两者之间孰先孰后、孰轻孰重，是在战略决策时无法回避的大事。在当时不少有识之士看来，必须先解决内忧才能排除外患。早在一年之前，吏科都给事中颜继祖就向皇上提出六大当务之急，其中之一便是“灭奴先灭寇”——“为今之计，必专心剪寇，而后养全力以制奴”。与此相比，杨嗣昌的分析显得更为深思熟虑而且颇有深度，他从皇上破格起用他为兵部尚书的谕旨中提及的“安边荡寇”四字谈起，表示了不同见解：皇上似乎以安边第一，荡寇次之，微臣以为必安内方可攘外。窃以为天下大势譬如人身，京师是头脑，宣大蓟辽等边镇是肩臂，黄河以南长江以北中原大地是腹心。现在的形势是，边境烽火出现于肩臂之外，乘之甚急：流寇祸乱于腹心之内，中之甚深。急者固然不可缓图，而深者更不可忽视。现在腹心流毒，脏腑溃痈，精血日就枯干，肢骸徒有肤革，形势危急。所以臣说必安内方可攘外，并非缓言攘外，正因为攘外至急，才不得不先安内。

为此，杨嗣昌制定了“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方案，要确保这一方案，必须有足够的兵力与军饷，因而提议增兵12 万、增饷（银）280 万两。自从万历四十六年（1618）明朝与后金战事爆发开征“辽饷 ”200 万两以来，万历四十七年（1619）又加派辽 饷 400 万两，万历四十八年（1620）加派辽饷 500 万两，崇祯三年（1630）加派辽饷660万两，对于辽东战事仍有杯水车薪之感。随着内战的大规模展开，军饷成为一个棘手的难题，崇祯帝多次专门召集群臣寻求良策，没有一个大臣敢于提议在辽饷之外加派用于内战的军饷，只有杨嗣昌敢于从“安内第一”的高度提出加征军饷，因为它用于剿灭“流寇”，故而称为“剿饷”。

在崇祯帝的大力支持下，杨嗣昌的“必安内方可攘外”方针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由于熊文灿在湖广大力招抚，洪承畴、孙传庭在陕西围追堵截，张献忠等部陆续受抚，李自成等部遭受重创，“十年不结之局”似乎可以看到结局的尽头了。

崇祯十一年（1638）五月初三日，崇祯帝在中极殿召大臣，要他们就“剿兵难撤，敌国生心”这一两难问题出谋划策，焦点依然是如何兼顾安内与攘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