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德八年（1643）八月，皇太极死，皇位继承出现了问题。当时八王阿济格、十王多铎及皇太极长子肃王豪格等人，都有夺位之心，各不相让，多尔衮由于在皇室中的固有地位，握有相当实力，也得到部分贵族的拥护。但两黄旗部下亲信索尼、图赖等人，坚持册立皇太极子即位。太宗崩后五日，睿亲王多尔衮旨三官庙，召索尼议册立。索尼曰：“先帝有皇子在，必立其一，他非所知也。”是夕，巴牙喇章京图赖旨索尼，告以定立皇子。黎明，两黄旗大臣盟于大清门，令两旗巴牙喇兵张弓挟矢，环立宫殿，率以旨崇政殿。诸王大臣列坐东西庑，索尼及巴图鲁鄂拜首言立皇子，睿亲王令暂退。英亲王阿济格、豫亲王多铎，劝睿亲王即帝位，睿亲王犹豫未允，豫亲王曰：“若不允，当立我，我名在太祖遗诏。”睿亲王曰：“肃亲王亦有名，不独王也。”豫亲王又曰：“不立我，论长当立礼亲王”。礼亲王曰：“睿亲王若允，我国之福，否则当立皇子。我老矣，能胜此耶？”乃定议奉世祖即位。索尼与谭泰、图赖、巩阿岱、锡翰、鄂拜盟于三官庙，誓辅幼主，六人如一体。

可见，册立幼子顺治即位，是在以豪格为一方、多尔衮为另一方，两派争执激烈的情况下之的折中方案。多尔衮为了顾全大局，“性成仁让，坚辞大宝”，还将拥护他即位的代善子孙阿达礼及硕托杀掉，使满洲贵族内部的矛盾得到一定的解决。这是多尔衮为使满洲贵族内部达到一定团结所采取的果断措施，他在清朝统治者中间的威信之所以日益提高，是和他在处理统治集团内部新旧矛盾中表现出的个人品德分不开的。(www.daowen.com)

在尽快使清朝统一中国的问题上，多尔衮也较之其他诸王具有远见。天聪七年（1633）六月，皇太极曾询问诸贝勒：“征明及朝鲜、察哈尔，三者何先？”多尔衮言：“宜整兵马，乘谷熟时，入边围燕京，截其援兵，毁其屯堡，为久驻计，可坐待其敝。”后来副将祖可法也向皇太极建议：“远者北京，乃是天下之首，得了此地，谁敢不服？”但皇太极总感力量不够，一味强调与明朝议和，在他在位期间，虽然也多次带兵破关而入，但大多从事骚扰劫掠，满足于饱掠而归，既缺乏远略，又不得人心。直到皇太极临终前，祖可法等人仍主张“讲和之策，利于彼而不利于我”，应以直攻北京，采取“断喉刺心，则其人立毙”的策略，“直取燕京”，而皇太极仍坚持“取燕京如伐大树，须先从两旁削，则大树自仆”的方针，强调“我先克关外四城，再克山海，则北京可得，今未也”。崇德八年（1643）三月，他虽知“明有必亡之兆”，但当时他已重病在身，力不从心了。至于满洲其他诸王，亦同样缺乏夺取北京，统一中国的胆识。八月二十六日，6 岁的福临在沈阳登基为大清国新帝，改次年为顺治元年。当顺治即位后，济尔哈朗与多尔衮共同摄政，且济尔哈朗名次在多尔衮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