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万历、天启年间（1573—1627）广大城镇市民、生员、乡绅反对矿监税使与封建权贵的斗争，参加者主要是城镇商人、业主、工匠、生员和御史言官、州县长吏及乡绅等，民变多起因于矿监税使的疯狂掠夺。最有代表性的是发生在苏州、临清、武昌等东南沿海和运河沿岸地区以及北京的民变。

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去世。明神宗时年已20 岁，于是亲掌国政，但他宠信宦官和贵妃，深居后宫，不理朝政。他生活上日益腐败，且好色贪财，从万历二十四年（1596）起，他开始派出大批的亲信宦官，分赴全国各地充当矿盐税使，肆意搜刮老百姓的财富。当时著名的手工业和商业发达的苏州城，自然也是在劫难逃。

当时的苏州，西城是商业区，店铺林立，十分繁华；东城是丝织业集中的地区，设有很多的工场，每日均有数以千计的手工业者聚集于这里，他们有的有固定工作，有的则每天早晨聚集在桥头，等待雇主的临时雇佣。城市的繁华更加引发了税使的贪婪。万历二十九年（1601），秉承神宗的旨意，苏杭织造太监孙隆来到苏州征收赋税，从此开始了对苏州人民的搜刮、勒索。(www.daowen.com)

原来，当时的税制规定，征税的对象只限于从事贩运的商人，但税署的吏卒和当地的棍痞要求机户每张织机交3 钱税银，新织的缯帛，要在每匹纳银3 分之后，才允许出售。又分别在水陆枢纽设置关卡，向过往的商旅滥征赋税。甚至于“只鸡束菜”皆不能免。致使商贩数目日渐减少，机户则被迫歇业关门，许多机工因而失业，贫民无以为生，后多有饿殍者。又加上这年苏州发生水灾，农业歉收，百姓失业，往日繁华的苏州城竟是一片凄凉。一首当时流传的民谣是这样唱的：“四月水杀麦，五月水杀禾，茫茫阡陌殚为河。杀禾杀麦犹自可，更有税官来杀我。”可见，与天灾比起来，税吏更为可怕。

六月三日，靠以织缯为生的葛成不甘饿死，被无以为生的织工推为领袖，发动民变。葛成首先聚众在织工和机户经常集会的玄妙观内“誓神”，要求大家听其指挥，视其手中“芭蕉扇所指”。参加者分为六队，每队由一小队长手摇芭蕉扇为号，走在前面担任指挥，后面的人手持棍棒随之而行。斗争矛头直指孙隆及其爪牙。见民变队伍逼近衙署，孙隆赶紧连夜逃往杭州躲藏起来。但民变队伍纪律严明，既不动刀枪，也不抢掠财物，甚至也不反对官府，只是对地痞税使加以打击，迫使官府拘捕地痞汤莘以平民愤。这次民变共持续了三天。第四天由于地痞税官或死或逃，或被拘捕，民变者于是便贴出榜文，声称“危害百姓之税使既已清除，事情已定，百姓渊各安生理，不得借口为乱。”第五天，道府下令感念葛成舍己为人的精神，苏州人将他的名字改为葛贤，在他死后，又将他葬在风景优美的虎丘山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