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忠贤把持朝政之后，“无上名号”愈来愈多，愈来愈高，也愈来愈离奇：厂臣、元臣、上公、尚公、殿爷、祖爷、老祖爷、千岁、九千岁，对于“九千岁”魏忠贤似乎还不满意，因而有些人干脆叫他“九千九百岁”。到后来，这场崇拜运动发展到了这样的地步：全国各地纷纷为魏忠贤造起了生祠。

首先发起这场运动的是浙江巡抚潘汝祯，他假借机户恳请给魏忠贤在西湖建生祠，建成后上疏，请熹宗赐匾额，熹宗名之曰“普德”。作为对此举的鼓励，潘汝祯升为南京刑部尚书。此例一开，兴建生祠成为风气，全国各地都争先恐后地为魏忠贤建生祠。

天启七年（1627）八月，熹宗病死，他的弟弟信王朱由检即位，就是明朝末代皇帝崇祯。无疑，魏忠贤也想要控制崇祯皇帝。崇祯帝刚刚登基时，朝政大权被魏忠贤所把持，与此同时，日渐强大的后金也严重威胁着明的安危。在这种内忧外患、积弊已久的形势下，怎样将执政后的第一步棋走出去，对崇祯帝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崇祯帝执政后的第一步棋下得非常稳准：清除魏忠贤及其阉党。

崇祯帝很有心计，对魏忠贤，他是一如既往，但对魏的党羽，则采取了逐步剪除的办法。对李朝钦、裴有声、王秉躬、吴光承、谈敬、裴芳等人的请辞要求一概应允，让他们罢职回乡。对太监李永贞也准其所请，让其回原籍治病。

天启七年（1627）十月，当宣州（河北宣化）对蒙古作战获胜的消息传来后，崇祯帝照常论功行赏，并对熹宗所荫封的魏忠贤的从子魏良卿为宁国公、从孙魏鹏翼为安平侯，对加赐的免死铁券等事均持认可的态度；并且铁券制成后，崇祯帝顺水推舟，下令也赏赐给他们。

崇祯帝的态度，魏忠贤百思而不得其解。从当时的形势看来，自己的封官未动，财产也未被剥夺，封赐给儿孙的铁券也已经到手了，这些都让他感到宽慰，因此才稍微放下心来。不料，这时“五虎”之首崔呈秀却连遭弹劾。崔呈秀是魏忠贤得力的帮凶和干将，明熹宗时曾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兼职少傅、太子太傅、左都御史。后来，工部主事陆源、御史贾继春等人接连上疏崇祯帝，弹劾崔呈秀身居要职，目无国法，贪赃受贿，卖官鬻爵，娶娼淫乱，父丧不归，人伦败坏，三纲废弛。接到奏章后，崇祯帝做出批示，命令崔呈秀立刻回家守丧，魏忠贤因此在朝中失去了一个得力助手。(www.daowen.com)

后来，在所有这些弹劾魏忠贤的奏本中，最为重要的一本当属嘉兴贡生钱嘉征在天启七年（1627）十月二十六日所上的一本，在奏章中，他历数了魏忠贤的十大罪状：其一，与帝并尊。朝廷大臣官吏上奏的奏折，必须先由其过目，并且常以功德自居，奉旨传谕时，言必称“朕与厂臣”之类的话。其二，蔑视皇后。张皇后之父张国纪并没有犯什么不可饶恕的罪过，其却罗织罪责欲将之置于死地。其三，操纵兵权。明朝素无宦官操兵的规定，而魏忠贤却内逼宫闱，外压臣民，在皇宫禁地耍刀练兵。其四，目无君上。按照明朝向来的规定，内官不得干预朝政，但魏忠贤却不仅参政，还只手遮天，权倾朝野。其五，克削封王。先帝所封三王，赐田甚明，而魏忠贤自己却攫取肥沃膏腴之田达几万顷。其六，不尊圣贤。孔子为万世之先师，而魏忠贤竟然敢在太学的旁边修建自己的生祠。其七，滥赐爵位。以前，明朝规定，不是军功不可封侯，而魏忠贤身在宫内，竟公然袭上公之封爵。其八，滥冒边功。辽东全境都落入后金手中，寸土均未收复，而其子孙却封侯封伯，冒领赏赐。其九，劳民伤财。魏忠贤在天下到处修建生祠，以致所建之处，民穷财竭，靡费的钱物不可估算。其十，营私舞弊。科举取士是国家的大事，而魏忠贤却为崔呈秀打通关节，对崔呈秀的文章大加赞赏，说是好文章。凡此种种，罄竹难书。

魏忠贤知道大势已去，无法挽回。在穷途末路之下，他向崇祯帝提出辞官。对魏忠贤的这一请求，崇祯表示同意，并将其司礼监及东厂印信收回，命他到白虎殿去为明熹宗守灵。接着，魏忠贤又将其子孙的封爵辞退，并将所赐的田宅、铁券也都一并交回。

不久，崇祯帝颁布诏书，分别对阉党处以凌迟、斩立决、秋后问斩、充军、革职等惩罚，对内宫被害之妃嫔等人一一复封，对外廷含冤而死者一一恢复名誉，对关押在狱者释放复其官。“定逆案”是明末也是整个明代最大的一起党案。

在揭发魏忠贤罪行的奏章中，有很多地方都涉及客氏。崇祯帝于是便令太监王文政对客氏严加审问，并抄了客氏的家，查实后下令将客氏交给浣衣局，由浣衣局的宫人将之掠杀。浣衣局的老宫人平日备受客氏虐待凌辱，至此便操杖用力狠打，直将客氏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染衣，顷刻就死于杖下。

魏忠贤和客氏二人先后伏法后，他们的家产也被查抄没收，各地所建的魏忠贤的生祠均被拆毁。崇祯帝对魏忠贤恨之入骨，甚至在魏忠贤死后，还下诏磔其尸体，将其首级悬于河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