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开国后，规定民间任何人均不得私自采矿，要采矿必须在朝廷的监督与管理之下进行，违犯者处以极刑。明初期的主要矿产区分布在浙江、福建、云南、四川等地，所课矿税有银课、铁课、铜课、水银课、矾课等，这当中又尤其以银课为大头。课税一般为承包制，即规定每年应纳税额，而对矿场产矿量多少并不过问。明太祖对政府开矿的行为所持的态度十分审慎，而且采取轻赋政策，立额甚为宽大。永乐时期明对外贸易日趋活跃，货币需求量不断增加，矿课和矿冶也随之兴起。除增加矿坑数目外，明廷还派遣监生和御史等榷办浙江、福建银课。成祖之后明廷再次采取收缩政策，封闭矿坑，禁止民间私自开采，这一政策导致明英宗正统九年（1444）处州发生叶宗留反封矿暴动。此后明朝廷在采矿业方面的政策不时反复，矿坑时开时闭。隆庆年间，由于看到嘉靖时期广泛开矿，以致政府与民众均追求采矿业的利润，明朝野由此生出许多事端，因此便又采取罢采的政策，将蓟镇、南中等地矿场关闭，并树碑以禁。这一政策一直延续到明神宗万历中期，此后明廷在这一方面的政策又生变端，为牟取暴利，明神宗开始指派宦官分赴各地，大规模地采矿征税，这一政策在后来便渐渐演变成为危害民间的一大弊政。

在历史上，明神宗朱翊钧更以贪婪奢侈而出名。他登基之后，随着明朝商品经济的空前发展，物资供应日益丰富，整个皇室奢侈成风，神宗本人更是挥金如土。神宗不仅锦衣玉食，奢华无比，对金珠宝石的需求量也日渐增加，并且还不时求新求异，挥霍浪费得非常厉害。宫廷中凡举行婚、丧、册封等各项典礼，都会耗费大量的钱财。神宗前后共在位48年，这期间营建工程始终不断，仅修建定陵一项，就耗银800 万两之多。挥霍浪费到这样的程度，必然就会导致内库亏空，难以为继。为解决财政困难，满足自己的贪欲奢求，明神宗一方面设法勒索国库，窃国家财富为己有；另一方面又直接派遣矿监督领开矿、派宦官税使（征收商税的宦官）为自己敛财。

随着矿监分赴各地，税使也相继被派往当时各商品经济繁荣的地方。当时广州有珠榷，天津有店租，两淮有余盐，湖口有船税，京口有供用，浙江有市舶，成都有盐茶，重庆有名木，荆州有店税和门摊商税等定期征榷的税收。万历二十四年（1596）十月，太监张哗和王朝作为首批税使，分别被选往通州湾和天津。这之后的两三年里，税使更是被大批派往全国各地。万历二十七年（1599），命高案榷税京口，暨禄榷税仪真（今江苏仪征），刘成榷税浙江，李凤采珠广州，同时还兼往征市舶司税课，陈增征山东店税，陈奉征荆州店税，潘槠理江西瓷厂，王忠征税密云，马堂征税临清，并增税东昌等地。另外矿监孙隆、鲁坤、孙朝、丘乘云、梁永等又被授权代征苏杭、河南、山西、四川、陕西等地税务，作为“兼摄”。万历二十八年（1600），明神宗又派内监鲁坤增开彰德、卫辉、怀庆、开封等铜矿。当时的情形可以说是只要有人说某处可以课税，在该处可以求利，矿监税使马上就会被派往该地。“征榷之使，急如星火；搜刮之令，密如牛毛”。当时的明朝朝野可以说形成了一种“寸寸张罗，层隅陷阱”式的肆意掠夺网。(www.daowen.com)

在全国各地的矿监税使，仗着自己是奉旨行事，于是搜刮起钱财时便肆无忌惮，不择手段。为了攫取巨额利润，税使还常常会任意设置关卡，同一商品往往会被征税几次，“水行数十里，即树旗建厂”。如乘船在长江上顺流而下，一日的行程大约为三四百里的样子，而这一航程之中，拦江堵截的税卡往往就会有五六处之多。税使还肆意将征收的名目和对象的范围扩大，凡庐舍、舟车、鸡犬牛羊、米稻菽麦全都被他们列入征税的名单之内，都要交税。

矿监税使唯利是图，为了达到搜求金银财富的目的，甚至不惜挖掘古墓。先是万历二十七年（1599），兴国州人漆有光奏称居民徐鼎等人发掘唐代宰相李林甫之妻杨氏墓，从而得巨万黄金，明神宗命税使陈奉将黄金收入皇宫。其实墓主为元卫国公夫人，徐鼎等人挖墓所得的钱财实际上和漆有光所奏的数目相差很远，“百不及一”。但陈奉旨搜刮钱财，便对掘墓者百般拷打到令人发指的程度。随后陈奉将湖广地境内的所有古墓都发掘了一遍，地方官吏请求神宗下令禁止，神宗却不予理睬。同样，梁永也在陕西对历代帝王的陵墓进行挖掘，甚至发展到“沿途掘坟，得财方止”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