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号太岳，祖籍湖广江陵。少年时代即聪明过人，被誉为“神童”。

成年入仕之后，仕途通达，然而在嘉靖三十三年（1554）上书辞官。后张居正说，他先后在山中居住了6年，有就这样一直生活下去的想法，由于父亲的反对，不得不复出。嘉靖三十九年（1560），张居正复出。当时，首辅严嵩和次辅徐阶的矛盾加剧。因畏严嵩的权势，以前徐阶的同党都纷纷躲避他，而张居正却能在两位权贵之间处之自如。不久，张居正升右春坊右中允，掌管国子司业事，后又经推荐以副总裁身份主持修 《承天大志》，他仅用了8 个月的时间即脱稿，这给世宗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于是命他以右谕德裕王朱载垕讲读。不久，又迁侍讲学士，掌翰林院事。张居正同裕王和裕王府中的人关系非常融洽，这就为他进入权力中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穆宗即位以后，张居正在一年内连升四级，先是升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接着升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参赞机务，擢入内阁，隆庆元年（1567）四月，再升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隆庆二年（1568）正月，加任兼太子太保。从官位等级上讲，侍讲学士是从五品，少保是从一品，因此，这样的升迁速度是惊人的。

隆庆元年（1567）二月以前，内阁有四名成员：徐阶、李春芳、郭朴、高拱。到二月，又加入陈昏、张居正。张居正虽名列第六，但他的威望却比其他前五位要高许多。这不仅因为他“独引相体，倨见九卿，无所延纳”，更在于他每次提议都得到肯定和批准。

隆庆二年（1568）八月，张居正上疏《陈六事疏》，集中反映了他的治国思想。疏中陈述的第一件事是“省议论”。他提出考察事物、人才要：“事无全利，亦无全害。人有所长，亦有所短。重要的是要权衡利害多寡，长短所宜。”“欲为一事，须审之于初，务求停当。及计虑已审，即断而行之。”他执政以后之所以能取得显著的成绩，得益于不求全人、不求全功的思想。第二件事是“振纪纲”。张居正认为，人主太阿之柄不可一日倒挂，顺情与徇情、振作与操切不同。顺情的人以人们共同的意见为标准，徇情的人不论是非曲直，而唯人情为重。振作者，“整齐严肃，悬法以示民，而使之不敢犯”。操切者，“严刑峻法，强迫百姓同意其意见”。因此，“情可顺而不可徇，法宜严而不宜猛”。第三件事是“重诏令”。他主张下属各部院大小事务，数日之内必须给予答复；需要由抚按议处者，根据事情缓急，路途远近，严令限期奏报，吏部根据这一点考察官吏办事的态度。第四件事是“核名实”。他认为世上利才之人众多，就看你是否能用在正道上。所谓正道，就是要“严考课之法，审名实之归”。具体来说，不要听其虚名、拘于资格，也不要毁其声誉，评定一个人不要掺杂主观因素，不要以偏赅全，随便给人定义。严考课，审名实，和严令期限，以考勤惰，就是张居正后来推行考成法的基本内容。第五件事是“固邦本”。关于理财，他指出两点：一是财用日匿的根源，包括风俗奢靡，官民服舍俱无限制；豪强兼并，赋役不均，偏累小民；官府造作侵欺冒破，等等。另一是要“慎选良吏，牧养小民”。他把守令分为三等：守己端洁，实心爱民，为最高一等；善事上官，干理簿书，而无实政，最多算作中等，这是核名实思想的具体体现；最下等是贪污显著者，应严限追赃，押发各边，自行输纳。第六件事是“饬武备”。他认为兵少、粮缺、将帅不才，都不是重要的，重要的在于无奋发向上之志，因循怠玩，苟且偷安，只要“修举实证，不求近功，不忘有事”，那么不到五年，即可干出一番事业来。(www.daowen.com)

为了对付高拱，张居正与太监冯保结成了联盟。隆庆六年（1572）五月，明穆宗朱载垕驾崩于乾清宫，他在临终之际，向大学士张居正、高拱等嘱托后事，谕令顾命，辅弼皇太子。司礼监太监冯保利用职务之便办了两件事情：一是密嘱张居正起草遗诏，在遗诏中私自加进“司礼监与阁臣同受顾命”的内容。二是串通穆宗后妃，将司礼掌印太监孟冲罢黜，取代其位，这样，局面完全变了。隆庆六年（1572）六月，高拱被罢官。不久，另一个阁臣高仪病卒，张居正成了内阁中唯一的顾命大臣。六月初十日，年仅9 岁的太子朱翊钧继承大统，颁诏天下，以第二年为万历元年（1573），此人即是明朝在位时间最久的明神宗。从此，到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去世，他一直稳坐首辅宝座，内阁之中无人与之匹敌。其间，虽有几个大臣入阁，但他们同张居正的关系，就像上级和下属一般。如张四维入阁，皇帝手批：“随元辅入阁办事。”

神宗朱翊钧即位时只有9 岁，他的生母李氏对他影响很大。李氏由宫女出身，封至贵妃。按照旧制，立新天子，尊前朝皇后为皇太后，生母称太后要加徽号。张居正和冯保商议，尊穆宗皇后陈氏为仁圣皇太后，尊李氏为慈圣皇太后，地位几乎平等，取消了称号的差别。这很讨李氏欢心，于是她把辅佐、教导神宗的重任都交与张居正。

冯保兼任司礼掌印、提督东厂，由于得到李太后的信任，对神宗具有威慑力量，权势在前朝王振、刘瑾辈之上，但是并没有形成宦官专权的局面。张居正说他“宫中府中，事无大小，都由他一人掌管，没有一件事能逃过他的眼睛”。又说“宫府之事，无大无小，都由他做主，由仆人去办，没有人敢去干预”。应当说，在张居正执政期间，中官的确不干预外政，权贵太监如此受内阁牵制，在明中叶以后实为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