耆那教是印度诸多宗教派别中一种颇具传奇色彩的宗教信仰。首先，耆那教有着悠久的历史，公认的产生时间为公元前6世纪，比佛教的出现还要早些。而它的某些宗教思想很可能源自古印度文明，比如耆那教认为世间万物均有灵魂，任何一个生命无论多么渺小都应该被敬畏，这种思想显然属于万物有灵论的范畴。雅利安文明本身是一个外来文明，讲究阶层划分、贵贱有别，并没有类似的思想，而万物有灵论则可以追溯到雅利安人到来前的印度河文明时期（前2 400—前1 700）。所以印度也有很多学者认为耆那教的起源极早，至少该与婆罗门教相当。当然这只是一家之言，总之耆那教是一个相当古老的宗教。其次，耆那教虽然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却是一个规模非常小的宗教。据印度官方公布的2001年度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信仰耆那教的人口约有423万，只占印度总人口的0.4%，而同时期印度教信徒的人数则要占到总人口的82%，其宗教势力对比显而易见。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看起来薄弱到一触即溃的小派别宗教，却有着异乎寻常的生命力，在漫长的岁月　中不仅经受住了印度教的冲击，还承受了伊斯兰教的打压，一路坎坷却屹立不倒。对于耆那教这样一支势力不大的宗教能够在印度稳步发展并延续至今，其原因大致可以归为以下三点。

图1-12　耆那教派组织关系图

其一，运作良好的组织体系。

由于耆那教僧侣们常年在各地间行走布道，为了方便教团的管理就逐渐产生了一种紧密高效的组织体系。耆那教内部组织严密，有着多种等级划分。每个大的部派都有一个教派领袖，作为其派别的最高精神导师。领袖从他周围选取最具才智和潜能的人任命为宗教指导，通常被称做“阿卡亚”。领袖之下可以有多名阿卡亚，他们地位相当，直接受领袖领导。之后，再由阿卡亚们选取各自的助手，任命为导师，由导师们直接管理普通僧侣的宗教教育，传教活动和日常生活。处于这个组织体系最下层的僧侣即苦行僧们主要负责联系和发展居家信众。

僧侣们被称为“耶帝”，即努力者的意思^[22]。僧侣必须严格遵守教义和戒律，但居家信众并不被强行要求，只是在大体的形式方面不杀生，不偷盗，不淫邪，以自律来取代刻苦的修行，但同时也强调他们能通过在教义框架下的自律和对教派的施舍来取得功德。由此便组成了一个组织严密、行之有效的宗教团体。在每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僧侣们都由领袖带队游走各地，宣扬教义。但到了雨季，即印度的7—11月，他们为了避免踩踏雨季时大量出现的昆虫，往往停止外出布道，由教派领袖组织在各地寺庙进行宗教活动，这时也成为僧侣与居家信众们联系的最好时间。居家信众们与僧侣之间往往保持着良好的私人关系，并听从他们的建议，他们视僧侣们为人生导师，只要得知熟识的僧侣来到了自己的城镇都会前去拜访。僧侣们在教派领袖的授意下常常鼓励信众捐赠，而多为富商的耆那教信徒非常乐意如此，他们往往满怀热情地为寺庙增砖添瓦、捐款捐物。这些事无巨细地记录在一些寺庙考古发掘出的碑文中，小至商贩提供给教团的食品大至王公贵族捐赠的金银，均一视同仁、细致记载。

正是由于有了严密的组织体系，使教派紧密地团结在宗教领袖周围，耆那教才能在民间扎根并逐渐发展，这是与其几乎同时期发展的佛教所没能做到的。略显清高的佛教后期逐渐脱离普通大众，使其在印度逐渐消亡，而与信众联系紧密的耆那教却最终生存了下来。在教团内大家各司其职、联系紧密，遇到危急时刻才能坦然度过，与居家信众的良好关系使得教派能够经得起大风大浪的考验。(www.daowen.com)

其二，富足信众对教派的大力支持。

耆那教出于极端非暴力的宗教思想，教徒不能从事战士、屠夫、皮匠等以暴力伤害生命的职业。包括居家信众在内的耆那教徒大多数从事商业和手工业生产，他们拥有诚实和吃苦耐劳的品质，因此很多人都非常富有。另外，耆那教徒是印度各个宗教中文化水平最高的，据印度官方2001年度的统计数据显示，耆那教中可以熟练读写的信徒占信徒总人数的比例高居榜首，为94.1%，同期印度教徒为65.1%，佛教为72.7%，伊斯兰教只为59.1%　。经济富足和文化水平较高决定了耆那教徒在印度社会中往往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这间接地提高了耆那教的社会威望，支持了教派的发展。富有而虔诚的信众在日常生活中非常尊重自己的教派，平日里的布施捐献自然不必多说，在教派遇到新建寺庙、修缮屋舍或重大事件时更会慷慨解囊、鼎力相助。绝大多数的耆那教寺庙是由富有的居家信众们筹款新建的，甚至有以家族和个人名义捐建的整座寺庙。印度著名的商业豪门桑迪达斯家族和沃及家族都是虔诚的耆那教徒。莫卧儿王朝时期的巴克什大帝曾向桑迪达斯家族筹款来镇压叛乱，以残暴著称的奥朗则布皇帝也对他们恭敬有加；而沃及家族则位列当时世界最富有者的行列，他们支持了英国在印度西部地区的贸易。

此外，耆那教规定居家信众必须贡献出其收入的6%～33%，这些财产由教团统一管理并用于教派发展和慈善事业，教徒们往往非常乐意如此并把捐献视为无上荣耀^[23]。正是因为有了稳定的经济来源，新建和修缮寺庙才会相对容易，有时教团甚至还会帮助修缮一些被毁坏的印度教神庙。耆那教的社会慈善事业是印度所有宗教中做得最好的。在遇到饥荒和灾害时，教派都会在寺庙等相关设施中对灾民布施，平时也建有医疗设施为社区居民提供免费的医疗服务。1988年古吉拉特邦发生了非常严重的干旱，当地的耆那教团创办了超过60%的慈善救助机构，而当地的耆那教徒人数才占到总人口的2%左右^[24]。

耆那教有着坚实的经济基础，并有积极从事慈善事业的传统，这让教团在千百年间的风风雨雨中安然度过了很多危机。由于其雄厚的财力，许多穆斯林统治者也都对耆那教十分敬重，乐善好施的慈善行为更让教派在民间得到了广泛的尊重。这些都帮助耆那教巩固了自身地位，扩大了教派影响，并赋予其极大的宗教魅力，使其稳步发展。

其三，严格的教义和不争的态度。

耆那教苛刻而严格的教义使其在印度诸多宗教中独树一帜，而这套精细完整的教义从大雄时代开始就被教徒们一直坚守、延续至今。自古以来，耆那教修行者们的最高理想就是摆脱命运轮回，获得无拘无束、全知全能的最佳状态。为此，教义对僧侣的日常生活做了极为细致的规定。比如规定僧侣在行走布道时不可以使用任何代步工具，从一个城镇到达下一个城镇只能通过步行；平日的饮食不沾荤腥，只摄取维持体能的少量素食；平时生活中不可以唱歌、跳舞、大声喧哗，应该时刻保持安静，除了休息和布道，其余时间都用来冥想和参悟教义。诸如此类都有许多精细的规定，并且渗透到僧侣生活的方方面面。此外，在修行时必须摒弃杂念，克制各种本能和欲望，以达到一种纯洁无我的精神状态^[25]。对待并没有出家的居家信众，也有相应的种种规定，但没有僧侣严格。居家信众也被要求遵守包括“五戒”在内的基本教义，日常生活中要尊重僧侣，背诵经文，一心向善，乐于助人。克己苦行、无私仁爱的耆那教教义自始至终一脉相承，不管外界沧海桑田，耆那教教义仍然保持着自己的原始本质和核心信仰，这使其发展异常稳固。

严苛的教义和近乎残酷的苦行使僧侣们无论在身体上还是精神上都有着超乎常人的耐受力，面对种种艰难困苦也能够坦然面对，逐渐形成了一种无欲无求的优良品质。耆那教本身表现出一种与世无争的超然态度，这使得教派的发展有着极佳的柔韧性。耆那教的宗教活动十分低调，不像印度教和佛教那样轰轰烈烈、引人注目，僧侣和居家信众的联系更像友人间的私交。此外，耆那教使用各地方言来书写经文和传教，并不坚持一定要使用梵文，这就争取了更广泛的传播范围和深厚的民间基础。同时，在与印度教的碰撞中耆那教表现得十分柔和，不似佛教那样极力抵制，这在其后对待伊斯兰教的态度上也是一致的，都采取一种相互融合、和谐共生的处世态度。不争，故不能与之争。也正是由于这种低调的坚守才使得耆那教历经风雨一直能够处于一种不败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