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印度与佛教大起大落的发展相比，耆那教的发展显得更为平稳，尽管教派数次分裂，并曾受到异教徒的迫害，但耆那教从未在印度消亡。耆那教能够历经千辛万难生存下来并逐渐发展，是因为它有着非常强的环境适应性。

首先，耆那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和其他宗教信仰互相交流，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表现出一种宗教上的多元性。这种“相对多元性”的原则是由耆那教的非一端论哲学思想所决定的。耆那教认为客观现实只有在主体全知全能的状态下才可以被完全正确地解读，但普通大众只拥有局限的知识和认识，所以任何一种认识都只是对客观现实的狭隘表述。从不同的角度看待同一个事物必然会得到不同的结论，因此智者必须首先理解各种不同的观点，在此之后才能得到相对正确的认识。大雄曾经讲过一个著名的故事：当一个人站在一栋楼的中间那层楼时，对在楼上的人而言，这个人是在楼下，而对在楼下的人而言，这个人却是在楼上。所以，楼上的人说这个人在楼下，楼下的人说这个人在楼上都是对的，因为他们的角度不一样^[16]。而最早出自佛经，著名的盲人摸象的故事说的也是这个道理，每个人都只是触摸到大象的一部分，就确认自己感受到的就是完整的大象，由于这种偏执的认知便产生了无谓的争执。由此可见，事实往往由于各人不同的角度而被给予不同的解释。相对多元性要求把各种不同的认识甚至相互矛盾的观点统筹成一个整体来看待，而且要能够看到任何人的长处和优点，尊重他人，和谐共生。

因此耆那教在宣扬自身信仰的同时很尊重其他的宗教信仰，并相互交融。耆那教对待其他宗教的态度并不是激进的，而是先客观全面地了解它们，与其他宗教互融性强。比如耆那教与印度教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虽然名义上耆那教也反对印度教的种种宗教思想，但实际上它并不激进地排斥印度教。在伊斯兰教势力的压迫下耆那教甚至刻意模糊与印度教的区别，依附于比自己强大得多的印度教以求荫蔽。许多印度教节日也同样是耆那教节日，两派教徒在各自庙宇中的宗教活动可能有所不同，但是大众化的庆典仪式却常常是相同的。与此同时，印度教也受到了耆那教一定的影响。婆罗门教推崇祭祀，本就是一种杀生的宗教，而后来在作为其继承者和改良派的印度教中却盛行素食文化。这种现象很可能就是受到耆那教和佛教“不杀生”思想的影响^[17]。再如佛教中僧人的坐禅姿势很可能也受到了耆那教的影响。耆那教僧人因为裸体修行，往往使用双腿盘坐、双手叠于小腹处的修行姿势，以此遮羞，专注修行。而佛教僧人并没有裸体的要求，大可不必发展出这种出于遮盖私处的打坐姿势。佛教的出家修行也确实受到过耆那教的影响，只是不如其戒律森严和虐待自身罢了。这些事实不仅反映了耆那教信仰的包容与坦然，更表现了耆那教与其他宗教流派之间的交融和共生。(www.daowen.com)

另外，耆那教僧人令人震惊的苦修和忍耐力往往让他们能够克服各种艰难困苦。极致的苦修训练出了非同寻常的坚定意志，使信徒们不但能够摆脱各种世俗生活的享乐，而且能够淡然地面对任何痛苦和挫折。再有，耆那教相比其他宗教非常低调，很少有万人空巷的传教活动，更没有人流涌动的集会。这种耐得住寂寞的坚守让耆那教始终拥有一种不争的气度，这也是耆那教的一种特殊气质。在宗教林立的古代印度，耆那教能够得以生存并持续发展，本身就已经完美地诠释了“耆那”征服和胜利的含义。而无与伦比的适应性更是耆那教最为独特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