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瑞英

一九三五年我在天津河北女师读书，当时日本侵略者继侵占东三省后，又向华北节节进犯。国难当头，我们这些热血青年非常悲愤而苦闷。长夜漫漫何时旦，中华还能得救吗？希望在哪里？

十二月九日，北平学生发动了游行示威，北平当局出动军警镇压，学生死伤无数。火山爆发了，中华民族没有死，学生们的血是不会白流的！接着，天津学生在十二月十八日也举行了游行示威。在游行中，口号声此伏彼起，“反对华北自治！”“反对内战，一致抗日！”“支持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吼声雄壮有力，喊出了压抑在我们胸中的悲愤。这次游行，吹响了战斗的号角，把我们这一代青年学生，引向了革命的道路。

为了扩大“一二·九”运动的影响，继续深入群众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天津学联曾组织同学们到农村去办“义教”和慰问二十九军。这些活动我都参加了，有些情景至今还印在脑海中，现回忆如下：

一、姜井“义教”的回忆

一九三五年，我的父亲死了。当时我家人口较多，哥哥患有肺结核，还有三个弟弟，一个妹妹。母亲拉扯着这么多的孩子，生活更加困难了。暑假快到了，我想在假期中找个家馆教书，挣点钱补助家用。而市学联却号召学生在假期中深入到工农中办“义教”，宣传抗日主张，组织救亡团体。是教家馆，还是参加“义教”呢？我反复琢磨起来。在此国家垂亡关头，做为一个爱国青年怎能不全力以赴参加救亡活动呢！国亡家亦不保。最后我决定放弃家庭利益去参加“义教”。可是又怎么对母亲讲呢？一个姑娘家，一夜不回家都成了大事，何况整个暑假都要在外边住呢！母亲肯定是不同意的。没有办法，只有对母亲说谎，说是住在学校里补习功课，母亲就同意了。

市学联通知我到位于津西二十多里的姜井办“义教”。我是在城市长大的，农村是什么样子，农民如何生活，如何种地，我一概不知，只知道农村很苦，但这我不怕。七月初我和同伴们先后都到达了目的地。在姜井办“义教”的一共五个人。三个男同学：汇文中学的马毓臻、张文展，觉民中学杨希林；两个女同学：中西女中杨若余和我。我们以前彼此都不认识，短短几天的共同生活，就把我们联在一个小集体中了。我们推选马做校长，杨希林负责采买和生活，杨若余担任会计（因为她父亲在同事中捐了二十五元钱，做为我们的生活费）。

进村以后，农民们都用好奇和友善的目光打量着我们。后来，有的孩子帮着我们收拾住处、教室，有的大娘大嫂借给我们生活用具。我们办学的校址就在村里的小学校，决定办两个班，白天为孩子们补习文化课，晚上为成年人讲课。我们一边进行紧张的开课准备工作，一边在村里张贴标语，挨家挨户做动员工作。经过三天的筹备，大致就绪，但我们又担心学生是否能来呢。开学的那天，吃过早饭，孩子们陆续地来了，共有二十多人。开始上课了，我们宣布课程主要是唱歌，讲故事，并结合识字。这个小学校还有一架风琴，我们也利用起来了。我们教了《五月的鲜花》等救亡歌曲，讲了《最后的一课》等故事。上过学的孩子觉得这个学校比以前上的学校吸引人，没有上过学的孩子也很感兴趣。虽然他们不能完全领会讲的全部内容，但他们懂得了要抗日，不当亡国奴。学生慢慢地多起来了，四十多个座位都坐满了，后面还有站着的。晚上给成年人讲课，我们抓住他们接触的事情，宣传抗日。例如，我们讲鬼子低价买我们的棉花，高价卖给我们布匹，还走私不交税，这就是喝我们的血，吃我们的肉，而宋哲元却把日本特务土肥原推荐的已入日本籍的陈觉生任命为北宁路的局长，以保护日货的走私。我们还讲了海河浮尸和天津“便衣队”暴乱事件等。老大爷们听了，都气愤地说：小日本太欺负我们了。(www.daowen.com)

二十多天过去了，我们的宣传工作顺利地开展起来了，抗日思想在群众中广泛生根开花。我们和农民们的关系也比较亲近了，特别是有几个较大的孩子和青年，已经成为抗日宣传工作的骨干力量。

我们生活在农民中间，思想也在变化着。我们两个女同学住在牲口棚旁边喂牲口人住的小土屋里，牲口的臊味薰得头疼，而且老鼠到处窜，蚊子嗡嗡飞，跳蚤满炕蹦，咬得我们身上大包套小包，甚至发炎溃烂。开始，我们一夜一夜地睡不着觉，后来因为白天晚上讲课太累了，虽然咬的厉害，但我们一躺下就睡着了。我们喝的水是从与做豆纸池子相连的水泡子里打来的，水色发绿而且有味，喝起来就要吐，不过慢慢地也习惯了。吃的是棒子面贴饽饽，不是煳就是生，菜也只有腌黄瓜。有一次杨若余病了，发烧到四十度，村子里没有卖药的，也没有诊所。我们劝她回天津，她坚决不肯。坚持了二、三天，病仍不好。村子里有一个同情抗日的绅士，把她接到青砖大瓦房的家中，睡在挂帐子的铜床上，请了中医看病吃药，病情才好转。生活虽然是这样艰苦，而我们却觉得非常有意义，感到十分愉快。

过去我只有民族意识，要抗日救国，反对蒋介石打内战，而对劳苦大众的苦难生活，则没有亲身的体验。这次到了农村，亲眼看到了农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深深感到只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还不够，一定要推翻这个黑暗的社会制度，在思想觉悟上有了新的飞跃。在晚上乘凉时，杨希林经常和我讲起红军打土豪分田地，农民翻身得解放以及红军长征到陕北的事，启发我的觉悟。有一天他问我愿意参加共产党吗？当时我很不安而紧张，一时没有表示肯定态度，主要是我过多地考虑家庭生活困苦的问题，共产党我是拥护的，但我在师范学校再有一年就毕业了，可以挣钱养家了。一天晚上，杨又和我谈起来。他说，我们都顾小家，那我们国家还能得救吗？中国人民还能得解放吗？是啊，我不能被家庭拖住，于是我就同意入党了。从此，我觉得自己长大了，肩上的担子重了，目光也远大了，我想到了中国的未来……。在这次“义教”工作中，我们在农村传播了抗日救亡的种子，也在斗争中改造了自己。我来时还是一个幼稚的青年，回去时已经成长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

二、慰问二十九军记

一九三六年冬，天津学联组织各校学生去慰问二十九军。我们这个小分队一共二十多人去杨村二十九军驻地。到达目的地以后向驻军说明我们的来意，然后就有人把我们分头领到营房，一片真挚而热情的掌声，把我们和士兵的心连在一起了。营房是一间三十平方米左右的屋子，两边靠墙搭的板铺住一个排，约有三十多人，被子叠得还比较整齐。一个同学宣读了慰问信，主要内容是：二十九军英勇抗战，在古北口、喜峰口大显威风，又收复了百灵庙，挥动大刀，杀得敌人胆战心惊。你们又在丰台事件中教训了敌人，叫敌人知道中国人不是好欺负的。你们的热血生命创造的伟大业绩向全世界宣布：中华民族是有骨气的，中华民族一定能胜利！希望士兵兄弟们发挥过去英勇杀敌精神，坚持抗战到底。我们学生誓做你们的后盾，让我们携起手来，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斗争！

宣读慰问信后组织座谈。开始时沉闷了几分钟，我们担心是否他们不愿说呢？忽然一声“报告”，一个三十多岁的淳厚憨直的士兵开腔了。他的发言实际上是愤怒地控诉：“我活了这么大，已经打了七、八年的仗了，今天打这个，明天打那个，打来打去到头来也不知是为了什么。我们当兵的不管打胜了还是打败了都是苦恼，因为打死的都是自己的同胞。后来冯先生（冯玉祥）把我们调到察北抗日，不几天就收复了大片土地，真痛快呀！弟兄们都拼死地往前冲。正在我们乘胜前进时，中央下命令不叫我们打了，真把人的肺都气炸了。东北沦亡，华北又垂危，我们当兵的不能保家卫国，百姓养活我们这些人干什么！”又一个象有点文化的青年士兵说：“把我们调到北平，大家都以为打日本呢，个个精神抖擞，摩拳擦掌，只等一声令下大干一场。可是我们高级长官训话老是那一套‘你们要镇静呀’，‘我们决不做无谓的牺牲呀’，‘打日本自有上边的决策呀’等等，弟兄们的心被他们训得凉了大半截，但总还是盼着接到出发的命令。谁知一天下午，叫特务队和手枪连都换上便衣进北京城去了，想也想不到叫我们专打学生，我们怎能忍心，怎能下毒手打学生呢！”又有一个老兵站起来说：“我是东北人，我一家老小都在关外，不知他们现在还活着吗？什么时候能打败日本和他们团聚啊！”说着就大哭起来，营房里一片悲愤的气氛。有的擦泪，有的抽泣，有的皱着眉头长叹气，有的瞪着眼睛紧握拳。这时，有一个同学领着大家唱起《打回老家去》。座谈会结束，我们和大家告别了。排长跟着我们，小声说：“他们要下命令把我们往南撤，他妈的到那时我就不干了，回家拉一支抗日队伍和鬼子拼！”我们紧紧地握住他的手，虽然没有言语表达，但从相互的目光中反映出来我们是心心相印的。离开村子时，我们听到营房中传来的歌声，如惊雷振荡着黑暗的中国，如洪水冲决着千年的溃堤。我们每个人都看到，中华民族的希望就在工人、农民、士兵的身上。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