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刚

出发之前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平学生举行抗日爱国大游行。消息传到南开中学，同学们纷纷议论，课堂内外立即沸腾起来。大家表示要走出课堂，为挽救民族的灾难采取行动。学生自治会十八日上午在瑞廷礼堂召开全校学生大会，由高三同学吴祖贻主持，讨论救国行动，由我和同学申宪文在会场临时商议后，经申宪文提议到南京请愿去，立刻有孙会芳（孙方）同学起立发言附议，到会同学一致鼓掌表示赞成，经全体举手表决通过，高中三个年级十六个班的同学一律去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大家决议请愿的内容为：①反对华北特殊化，要求取消冀东伪组织和冀察政务委员会；②要求中央政府出兵保卫华北，收复东北；③要求改革现行教育制度，实施非常时期救国教育。并决议立即由全体高中同学举行无记名投票，选举“南开中学非常时期委员会”领导请愿行动。结果选出：吴祖贻、郑怀之、申宪文、王树勋（王刚）、贾维茵、吴锡武（吴宪）、滕国定（滕晨）、吴铸、高云屏、张学诗、刘嘉谟、周艮良、李金榜、李如鹏、万树人、梁华錩（白文治）、何乃康、鄜炳耀、罗德洪、汪绍诚等二十一名委员，并互推吴祖贻、郑怀之、申宪文三人为正副主任委员。委员会下设：组织股，庶务股，交际股，交通股，宣传股。决定参加请愿的同学共三百七十人，按每班编三个小组，共编成四十八个小组。于当天晚九时分乘租来的八辆载重汽车，开进天津西火车站，决定当夜搭乘三〇五次平浦快车南下。

西站被阻

天津当局获悉南中同学进西站拟登车南下请愿的消息后，极力阻止这一爱国行动，由铁路局下令三〇五次平浦快车停在天津总站，不开进西站。并派来津浦铁路局驻津办事处处长王锡符、津浦警务总段长王维俊、天津市公安局秘书张书成到车站，劝阻同学们离站回校，声言绝对不许同学们上车。非常时期委员会三个正副主任委员和交际股负责人贾维茵同学，代表全体请愿同学在站长室和铁路、公安当局的代表等人进行了长达七小时的争辩和交涉。全体请愿同学都站在露天站台上，并组织了一批同学在站台下的铁轨上卧轨。口号是：“为了救国，不让我们上车，我们誓死不让火车通过。”大家冒着西北风，在零下十几度的寒夜，从晚十点一直坚持到后半夜五点。登车的交涉没有结果，所有火车都不开进车站。非常时期委员会见当局态度死硬，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经全体同学一致决议，放弃登车，改为徒步南下。大家依次整队，怀着满腔悲愤，在黑暗中脚踏积雪，面迎寒风，一字长蛇，沿着铁路线向南方进发。我们的队伍刚离西站不远，三〇五次平浦快车从我们后面开来，傍着我们的行列辘辘闯过。我们徒步到杨柳青镇时，东方的天色已快亮了。

从杨柳青折回

南开中学当局对我们去南京请愿的爱国行动，采取釜底抽薪和分化瓦解的手段，以同情和关心的面目实行阻挠。当我们开大会决定请愿后，学校主任喻传鉴决定给学生家长或保证人发通知，报告学生的请愿举动，要求出面劝阻。同学们在西车站交涉登车时，有许多学生家长来到车站，劝其子弟回家，不让去南京请愿。很多同学不顾家长的阻拦，坚持请愿，也有不少同学在家长的逼迫之下，洒泪离队，被家长领回。十九日清晨，我们到达杨柳青镇时，学校派来了张信鸿、孟志孙、郑新亭、叶石甫、韩叔信等五名平日受同学们尊敬的老教师说服我们。他们表示钦佩同学们的爱国行动，但从同学们的安全着眼，无准备的长途步行去南京不是好办法，力劝大家回校，从长计议。并有南开校友申郁文也赶来，极力说服大家，并表示大家回校后，愿出力协助我们达到请愿目的。这时有的学生家长也从天津赶来，接其子弟回家。我们从出发时到现在，先后离队的同学已有九十多人，所余同学经过一夜不眠，远道跋涉，困乏疲劳，既冷又饿，考虑到此后二百多人南行，生活没有安排，在老师们的劝导下，非常时期委员会下午二时决定暂先让年幼的、身体较弱的、不宜长途徒步的同学约二百人回校。学校从天津租来载重汽车将这批同学接回。这时仍坚持徒步南下的尚有七十多人，人少力孤，在老师的一再敦促之下，最后在晚七时半亦返回了学校。

秘密筹划到达南京

请愿同学返校后，非常时期委员会在瑞廷礼堂后台化装室继续筹备去南京请愿的行动。决心坚持去南京的同学都分头自筹旅费。为了防止校方和天津市当局的阻挠，决定分成小批秘密出发。一部分同学去塘沽分批乘轮船从海路经上海转南京，另一部分同学由陆路乘火车去南京。我是交通股负责人，先由我去塘沽探路，并带领第一小批同学出发。我们到塘沽后，遇大沽口外水浅冰封，海船不能靠近，没有船只。当夜借宿在英商太古轮船公司码头的工人值勤室，次日找到一只向海轮运食物的出海驳船，将我们带到大沽口外十几里的渤海面，登上了排水量三千吨的“顺天”号海轮。船费每人五元，供伙食，睡在船底货仓的铁板上。经过四天抵达上海外滩码头，在上海住旅馆，等待后面乘“新铭”轮和“通州”轮的大批同学汇齐，共同乘沪宁火车去南京。(www.daowen.com)

请愿经过

从海路和陆路到南京的同学共有一百零九人，于十二月三十一日在南京东方旅馆汇齐，大家拥挤着睡在地板上。旅馆里由于我们的到来突然增添了宪兵站岗巡逻，还有便衣密探化装监视我们。当夜我们全体开会商议请愿行动。适逢次日是一九三六年元旦，这一天国民党南京政府的重要人物照例去东城外紫金山中山陵参谒，因此大家一致决定，明天清晨齐赴中山陵哭陵。会议开到后半夜，大家入睡很晚，加以旅途的劳顿，次晨醒来已八点钟，乃急忙集合奔赴中山陵。半路上迎面遇见许多汽车，乘载“党国大员”风驰电掣地从中山陵驶进城内，这是他们已谒陵完毕，我们赶到中山陵，扑了一个空，大家只好瞻仰孙中山先生塑像和陵寝，败兴而归。

我们在南京先后进行了两次请愿。第一次是到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要见院长蒋介石，由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代表接见了请愿代表吴祖贻、郑怀之、申宪文和贾维茵等同学。第二次是到教育部，由部长王世杰接见了全体请愿同学。同学们交了请愿书，当场提出请政府出兵收复失地、保卫华北和我们反对华北特殊化以及要求实行非常时期救国教育的意见。翁文灏和王世杰对请愿同学都是摆出一副官僚架子，装腔作势地用谎话诓骗请愿同学。他们的答复都是说政府对日本的侵略有既定的对策，绝不放弃华北，而且还要收复东北，要同学们回去安心读书，准备报效国家。我们来自华北的学生亲眼见到日寇步步进逼，政府则一再退让，在失地辱国的事实面前听了毫无诚意的回答都很气愤。但没有一个同学当场指出政府的骗术，提出质问，而是默默地退出会场，表现得软弱无力。

被迫北返

南开中学当局派教师韩叔信、唐炳亮，从天津跟踪赶来，劝阻我们的请愿活动，他们还串通在南京的南开校友，如南京金城银行经理王恩东等人出面在同学中活动，说什么同学们请愿，已受到政府两次接见，请愿的目的已达到，要适可而止，离宁北归，如果再坚持下去，出了事不好收拾。同学们开会展开争论，只有滕国定、王树勋等少数同学发言主张采取进一步行动，到国民政府去，不达目的不止；多数同学在教师和校友的劝说下表示可以不再请愿，经过表决通过回津。次日到浦口登上铁路局专备的挂有两节三等车厢的火车，将我们直送到天津。我们临离浦口时有罗德洪、王鹏远、吴纳孙、梁华錩、鄜炳耀等同学没有上火车，他们徒步去芜湖一带农村旅行宣传，半月后才回到天津。

南开中学高中同学的这次请愿行动虽然表达了同学们高度的爱国精神，但由于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请愿的指导思想不统一，政治上表现软弱，组织上较松散，很容易地被当局所分化，没有收到应有的效果，就被迫北返了。经过请愿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这就教育了大家，对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卖国降日政策开始有了认识，打破了过去对它的幻想，并促使大家深思，寻求有效的救亡之路。这次请愿使同学们受到了一次锻炼，为天津市下一步的学生救亡活动，以及后来八年浴血抗战准备了干部。

〔附说明〕南开中学到达南京请愿的一百零九名同学中，当时有高云屏（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吴锡武（后名吴宪，现任浙江省政协副主席）等同学是共产党员。由于当时党的方针是在当地开展救亡工作，对南京政府不寄希望，主张不发动去南京请愿。他们当时虽然被选为非常时期委员会的委员，但对待学生群众这一自发请愿，只是随队参加，而没有积极领导。当时党中央瓦窑堡会议的精神，尚未传达到天津的党组织，王明“左”倾关门主义的倾向还没有得到纠正。

（一九八〇年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