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　光

一九三五年北平学生发动“一二·九”运动时，我是天津法商学院的学生。当时，这个学校的政治势力比较复杂，有国民党、国家主义派（青年党）、第三党（农工民主党）各派势力，以及在共产党影响下的抗日救亡派。在《何梅协定》签字以后，反动党派日趋消沉，学生群众的抗日情绪日趋高涨，共产党的影响也就日益扩大。学校中的抗日救亡派是以教授杨秀峰、温健公、闻永之等和学生共产党员郝金贵、朱纪章（朱光）等为核心，以左倾学生为主体而形成的，在学校建立了经济学会、政治学会、时事座谈会等组织，经常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并且实际上已经能够控制学生自治会。

北平“一二·九”运动爆发后，天津各校学生经过串联，也于十二月十八日走上街头。当时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影响，大城市的党组织遭受很大损失，直到这时候，我还没有和市委取得联系。所有这次游行的部署和口号的拟定，我们都是和杨秀峰、温健公二教授商量决定的，但我们之间并没有党的关系。在这次游行示威的活动之后，我才和市委张先生（李铁夫同志）接上关系，并指示我今后直接受市委领导，不参加学校党组，专门负责天津学联的工作。

“一二·一八”大游行遇到的阻力不太大，军警没有使用大刀、水龙来对付学生，不象北平那样发生激烈冲突，因而没有损伤一兵一卒，这就为后来学生运动的发展，创造了较为有利的条件。大游行以后不久，在十二月二十八日，成立了天津学生联合会。当时参与学联活动的积极分子，现在能回忆起来的有：南开大学的程人士（程宏毅）、王绶昌、李涛、沙兆豫，北洋工学院的有徐瑞恩（徐达本）、孙景芳、刘讷，法商学院的庄金林、阮务德、刘立栻、傅朋竹、王民生、郝金贵，扶轮中学的袁家珂，汇文中学的姚大衡，觉民中学的朱缙章，女师附中的王玉玲（安琳）、朱淑宜（朱峥），商职学校的刘增奎、刘岫珊（田冀）、刘济光（刘瑞方）等。

接着，又成立了平津学生联合会。北平学联与我接头的人有：北京大学的于毅夫、燕京大学的王汝梅、清华大学的黄诚、中国大学的董某等。其后不久，天津各界救国会也成立了，我代表学联参加，工人救国会和农民救国会暂时尚未公开，一切事情都由我代转。后来，又在北平成立了华北各界救国会，天津有我和刘清扬参加。大约在一九三六年四月前后，全国学生联合会在无锡成立，天津的代表是庄金林等。接着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也宣告成立。

一九三六年一月，平津学生联合会发起组织南下宣传团，以北平学生为主体，天津参加的只有二、三十人，主要是北洋工学院的同学，法商学院只有庄金林和我两个人参加。

根据事先的约定，我们从天津出发，到达高碑店后与北平同学汇合，然后分作两路南下。其中一路不数日在大兴镇就被军警包围，强令返回北平。我们这一路，在永清、固安、安次、新城、雄县一带的村庄里巡回宣传；为了躲避军警的追捕，很少进入城镇，有时我们还和军警捉迷藏，比如白天向前行进了三十里，夜间又后退或转进六十里。这样在农村里回旋了二十多天，到达了保定城东南距城十余里的板桥镇。我们不想再前进了，就突然闯进了河北省府所在地保定市，在市内举行了游行示威及街头宣传活动。

河北省教育厅知道我们进入保定后，有点张皇失措，出面把我们安置在一所中学校里休息，并给我们准备了馒头和燉肉。我们闹不清河北省当局的意图，因为怕军警前来捕人，所以那一夜大家都没有敢睡觉。我们背靠背地坐着，就彼此议论开了：我们这次走出城市到农村宣传，虽然起到了“唤起民众”的作用，但我们最后还是要回城里去读书，农民也仍是种地、交租、受压迫，知识分子如何能与农民结合起来呢？同学们意识到：必须采取其他结合的办法才行！这就产生了在农村举办夜校、识字班的想法，决定建立个“义教”促进会的组织。另外，大家也希望把这次南下宣传团从组织上巩固下来，决定改个名称，叫作“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民先”是在党的领导下建立起来的，这个组织后来逐渐发展扩大，遍及全国。(www.daowen.com)

一九三六年的五月，天津学生又举行一次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当时的形势是，日本不断增兵华北，战争一触即发；在海河出现大批浮尸，传闻是日本人修筑秘密军事设施后杀害的中国工人；在北平因被捕学生郭清死在狱中，爆发了一次象征性的“抬棺”游行；学校当局以会考对学生施加压力。……基于以上这些情况，天津学联决定在“五·卅”惨案纪念日时，举行一次反日大示威。不料在准备过程中，被当局知道了，听说正在布置警车、水龙等来对付游行。学联得此信后，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提前在五月二十八日举行游行。

学联对这次游行作了周密的准备工作。预定分南北两路集合，南边的各校在南开中学集合，走西马路、北马路、大胡同到金钢桥；北边的各校在河北体育场集合，经大经路到金钢桥，然后两路大军汇合，走东马路、南马路，最后在南开中学解散。这次游行准备了大批传单，有给工人的，有给市民的，有给军警的，还有告全国同胞书和通电等。游行时拟定的口号有：“反对日本增兵华北”，“抵制日货，制止走私”，“武装保卫华北”，“拥护二十九军继续抗日”，“停止一切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为了防备军警的袭击或捣乱，准备了两个总指挥，一个是公开的，一个是秘密的；秘密的总指挥由我担任。此外还组织了纠察队、交通队等，负责保卫、联络等工作。

游行的提前行动是成功的。因事出突然，当局准备不及，只在法商学院的门前一带布置了军警，阻止同学上街。于是我们便使用了一个声东击西的策略，一面组织一部分同学与军警纠缠，假装冲向门外；一面在学校南墙推开一个豁口，大部分同学进入仅有一墙之隔的天津师范学校，并与该校同学一起来到邻近的商职学校。三校同学汇合后，便拉出了队伍，当军警们发觉时，大队人马已经过了新开河桥。沿途又陆续集合各校同学，汇成浩大队伍，直奔金钢桥。这时，金钢桥上已有重兵把守，阻止队伍过桥。我们便把专为军警印制的传单散发给他们，并呼喊口号：“发扬二十九军抗日传统！”“拥护天津军警继续抗日！”

对下层军官及士兵进行分化瓦解工作，有些士兵听了表情很激动。这时南路的学生也赶来了，我们便四个人一排，挽起手臂冲过了金钢桥，与南路同学汇合一起，浩浩荡荡地奔向东马路。军警这时忙把刺刀收起，沿着东马路跑步去东南角一带警戒，以防止学生们冲入日租界，闹出乱子来。

我们在冲过了金钢桥后，就在官银号举行了一个群众大会。这时，农民救国会和工人救国会都派代表来参加大会，这两个组织当时还处于半公开的状况下，所以没有打出旗帜来。会场上，宣讲人员分头演说，散发传单，书写标语，气氛极其热烈。参加这次大会的人数估计总有四、五万人之多。

这一年暑假以后，我就离开了法商学院到北平教书去了。这时，日本人强迫天津当局逼走了法商学院的院长杨亦周，再后就强行解散了这个在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中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