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晶　安琳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东三省。在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纵容下，日寇的气焰越发嚣张，在此后的三、四年中，又把它的魔爪伸进山海关内，热河、察哈尔和华北五省的大好河山，均告危急！日本军阀的铁蹄所到之处，奸淫烧杀，无恶不作，同胞们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严峻的现实教育着广大青年学生：要摆脱亡国奴的厄运，只能依靠自己奋斗，得靠自己救自己。目睹越来越多的日本兵骑着摩托车或是高头大马，在马路上横冲直闯，天津学生在教室里再也坐不下去了，便慨然以国家兴亡为己任，不顾国民党当局的皮鞭木棍、大刀水龙，紧随北平学生之后，奋起斗争。于是天津学生救亡运动就此展开了壮丽的历史诗篇。

当时（一九三五年）天津的女学生较男生少的很多，而且中学多半是男女分校。天津的中等女校不过三五所，高等学校除一个女师学院外，只在法商学院和南开大学有几个女生。社会上女子就业机会极少，只有少量的女工、女教师、女职员。各个阶层的广大妇女群众仍然只能作为男人的附属品，过着痛苦的生活，在贫困的劳苦大众当中妇女的生活尤其悲惨！当时少数女学生觉悟到必须挣脱家庭和社会的覊绊，和男同学并肩战斗，不怕流血牺牲，以求得民族的解放，摆脱自己悲惨的命运，才能争得将来在新社会中的地位。她们听到悄悄流传在人们中间关于革命先驱周恩来、邓颖超的故事……。这些光辉的榜样，鼓舞着她们奔向救亡、革命的道路！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平学生在党的领导下，举行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妥协投降、反对华北傀儡政权和要求停止一切内战的游行示威，天津学生立即响应，于十八日也举行游行示威，并宣布了罢课，声援北平学生运动。学校当局的对策便是提前放寒假，起初同学们还坚持做贴标语，撒传单的抗日宣传工作，渐渐地留在学校里的同学越来越少了，学校里冷冷清清。少数坚持在学校的同学，只能看看书，议论议论国家和华北的形势。华北危急！平津危急！怎么办呢？难道我们只能这样议论议论？难道我们无力救国也无力自救？她们苦闷极了。……一九三六年开春后不久，学校又开学了。学校里的一切都是老样子。可是，同学们书怎么读得下去呢？她们苦苦地思索和探寻着。有一个同学剃了光头，女扮男装到山东去当兵，被发现后又给送回学校。另一个同学气急了，去闯日本兵营海光寺。……

中国共产党天津地下市委负责妇女工作的张秀岩同志，当时她的公开职业是天津北宁铁路局的职员。为了建立妇女自己的救亡组织，她先在女教师中进行酝酿，然后滚雪球似的逐渐扩展。终于在一九三六年“三八”妇女节正式成立了天津妇女救国会。由于当时环境的限制，成立大会在三八女中礼堂举行，由该校学生会主席徐克立同志主持，参加会的有扶轮小学的女教师张洁清和三八女中的女教师董劲秋、董明秋、张印方、吴虹弗等同志。成立会开过以后，便迅速地发展会员，女师和三八女中、中西女中都有一些女同学是妇女救国会第一批或是较早参加的会员。根据活动的方便，会员们划分成三至五人的小组，推选了组长，定期地举行小组会，讨论工作如何开展和读书学习的问题。这时妇救会的会员主要是女学生。

妇女救国会成立不久，就注意在劳动妇女中开展工作。当时天津女工聚集的地方主要是棉毛纺织厂、卷烟厂和编草、缝纫等手工加工厂。她们都是一天劳动十二小时，两班倒，中午不关车，边看车边吃饭。这些大工厂内部控制很严，除了有监工、工头看管以外，厂方还收买工人，在暗中监视和盯梢。特别是日商经营的工厂，控制得更严，而且用极其凶狠残暴的手段对待工人。生活越困苦，向往自由解放的愿望越强烈。她们下工以后，就到妇救会办的识字班来学习，我们教她们识字、唱救亡歌曲；还给她们讲时事，主要讲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们的东北四省，东北人民不愿当亡国奴，参加东北义勇军抗日救国等等。这些女工，多是纺织厂的，她们满头白花，身穿着破旧的衣服，有时还拿着用破布包着的吃剩的窝头；她们是那样疲困和憔悴。可是当她们听到了我们抗日救亡的宣传时，眼睛里闪闪发光，为斗争热情所激动，这对于年轻的老师（女学生）也是很大的教育和鼓舞。这些小老师，教课积极、热情、负责任。既当老师又当学生。

在这时期，党的路线已有转变，尤其在一九三六年春刘少奇同志到天津主持北方局工作以后，在彻底转变关门主义、冒险主义和改变作风，争取各阶层千百万群众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已经有了鲜明的表现。这时张秀岩和宋思纯两位大姐很注意上层妇女的工作。她们通过基督教女青年会总干事郑汝铨和会员部兼劳动部干事邵漪容的积极协助，在基督教女青年会的活动中逐步扩大了抗日救亡的内容。当时女青年会办有业余学校两所，一所在小刘庄，主要是纺纱厂的女工；一所在大王庄，主要是颐中烟草公司的女工。妇救会的会员便参加进去当老师，向女工进行宣传教育，如通过讲“三八”妇女节的由来宣传妇女解放，介绍苏联社会主义社会里的妇女的生活和地位，说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有妇女的真正解放。有的共产党员为了在女工中开展工作，还到工厂去做工。如田学昭同志曾去小刘庄公大二纱厂做工，任树荣同志在北洋纱厂和公大六厂都当过摇纱女工，朱峥同志为了和女工交朋友，拜干姐妹，曾和女工一起住在又脏又潮湿的工房里，真正和女工打成一片。

一九三六年“五·二八”示威游行以后，各校都涌现出一批积极分子。天津市学联组织暑期义教促进会，在郊区农村兴办农民识字班。她们（妇救会的会员和一部分思想进步的女同学）便参加进去当妇女识字班的教员。除了教农村儿童唱歌和教妇女识字外，还向妇女们讲了什么是帝国主义等简单的社会科学常识。她们中的许多人都是第一次到农村去和农民生活在一起。虽然只有一个暑假，时间很短，总算是知识分子和农民群众结合的开端。党注意在斗争考验中，接收那些条件比较成熟的女同学，加入党的组织。那些曾经因为遭受国民党反动派的摧残和迫害，党的支部已经中断了的学校，又重新建立了党的组织。没有党的关系的学校，也有了个别联系的党员。学校里的救亡工作更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

一九三六年下半年至一九三七年，日本帝国主义增兵华北，花花绿绿的日本走私货充斥天津市场。日本特务、宪兵、巡捕可以直接或假手冀察政委会当局，到学校逮捕学生，形势更加险恶了。学校中的妇女救国会就以较为隐蔽、又能为广大群众所接受的“女同学会”的名义活动了。妇救会员和女“民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都是当然的女同学会会员，统一了学校中的救亡群众团体。她们组织读书会，吸收进步的同学参加，在一起交换着读社会科学的通俗读物；还吸收爱好文艺的同学，排演小节目，参加义务演出，为绥远抗敌将士募捐。……谁是女同学会员虽然在学校里没有公开，但是有女同学会这个组织的存在和活动，学校里知道的人逐渐多了起来。

一九三六年两广事变时，在一个女同学的家里开过小型的时事报告会，请张洁清同志做了报告。她从西南李宗仁、白崇禧要求北上抗日，谈到全国的抗日救亡形势，以鼓舞面临国亡家破的天津市女青年起来斗争。

为了避免日寇、汉奸对天津学生救亡运动的镇压，这时同学们多以较小的、较灵活的方式进行活动。女同学会以三人为一小组，向市民或商店宣传抵制日本走私货（不买和不卖），并征求签名。她们先是口头宣传，后出示签名簿并散发宣传品，即或军警发觉追捕时，她们早已转移到别的地方。为慰问绥远抗日将士的募捐小队，也是这样活跃在天津市街头巷尾和来往旅客众多的火车站。

自从一九三六年三月成立妇女救国会以后，就不定期地出版过《妇女园地》油印刊物。后来又由董劲秋同志主编，并会同几位女教师组成编委会，出版铅印的《天津妇女》杂志。这个刊物到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时，断断续续地共出了四、五期。(www.daowen.com)

由于女青年会的地址在天津英租界，英租界的治安问题由英国工部局负责管理，日本特务和冀察政委会当局不易潜入，因此张秀岩大姐便经常到女青年会干事邵漪容的家里去作客。她每去一次，邵漪容干事的一周工作计划便制定出来。那些演讲会、读书会和歌咏队活动，以及为绥远抗敌将士做棉被、战地救护的训练等等，都是女同学会联系群众的很好的活动方式。她们巧妙地利用了天津市外国租界的特殊政治条件，在女青年会这块阵地上，使团结在党的周围的女学生和青年妇女在政治上得到了学习和提高。她们在这里出出进进，没人问她们是哪个学校的，更没人问她们的名字叫什么？

为了不引起学校当局的注意和日寇汉奸势力的迫害，后来女同学会经常远离市区到郊外农村去活动。一九三六年秋天和初冬的两次星期日，女同学会曾和民先队一起去南郊王兰庄和西郊姜井。这两个村庄都是在暑假中办过义务教育的地方，村民和她们很熟悉。她们举行歌咏、时事报告和游击战演习等节目。去姜井活动的那天，她们正在小学校里开会，担任警戒的同学回来报告说，外面来了保安队。经过谈判与交涉，达成了协议，即保安队不捕人，同学们也不继续开会，立即回到市内去。这场风波使她们义愤填膺，只因为要开个会，跑到郊区来，都开不成，竟是这样“爱国有罪，卖国有赏”！这还是中国的国土吗？！

这一天回去的时候，报童在街上叫卖号外，原来“双十二”事变爆发了。

对于西安事变的认识，在同学中出现了两种主张，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一般思想进步的同学，对于张学良、杨虎城将军捉住了蒋介石，无不兴高彩烈，都主张杀蒋；另外一些人却忧心忡忡，认为只有蒋介石才是正统的领导，竟然有人哭了起来。张秀岩同志及时地向学校中的党员传达了党的主张，认为事变应该和平解决，立即停止内战，以促进一致抗日；如果杀蒋就会引起内战，正中了日寇、汉奸、亲日派的阴谋诡计。她耐心地说服了党员，再通过党员把党的主张传达给女同学会员和进步同学。经过这些说服教育之后，她们就在放蒋回南京时，学校各自召开的庆祝会上，争取主动积极发言，庆祝停止了内战，庆祝和平的胜利，赢得了大部分同学的赞同。由于党的正确领导，学联和各群众救亡团体才避免了分裂，避免了挫折和损失。

经过这一斗争，党员、会员和积极的同学，无论在觉悟程度或在团结群众、领导群众的能力上，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转年就是一九三七年的春天，利用学校放春假的机会，女同学会和民先队便决定组织一次春游，到津郊西沽（北洋工学院校址）看桃花，通过这一活动团结更多的同学投入救亡活动。那天女青年会的邵干事带了在业余学校学习的女工，也和我们一起活动。大家一面观赏桃花，一面学唱《五月的鲜花》等救亡歌曲。在北洋工学院休息时，还有北洋的同学做时事报告。这次活动参加的人很多，组织得生动活泼。

自一九三六年暑假，同学们在农村搞“义教”时，便组织过唱救亡歌曲，演救亡话剧的活动。以后依靠这些同学成立了通俗剧团。剧本从《中流》、《国防戏剧》等杂志上去找，排演好了就到郊区农村演出。一九三七年上半年女同学会和民先队还到北仓、杨村等地几次慰问驻军，唱救亡歌曲和演《放下你的鞭子》，效果非常好。北仓驻军的领导，把队伍集合起来，听我们同学讲话，然后还让我们教他们唱歌。那天教他们唱的是《上起刺刀来》。这首歌非常适合他们唱，歌词全文如下：

上起刺刀来，弟兄们散开！这是我们的国土，我们不挂免战牌！

这地方是我们的。我们在这儿，住了几百代。这地方是我们的。不能，我们不能让出来！

君命有所不受将在外，守土抗战，谁说我们不应该？！碰上我们，我们就只有跟你干。告诉你，我们不挂免战牌！

“七七”芦沟桥事变，二十九军的吉星文团长向日军开炮还击，成了后来八年抗日战争的第一声炮响。芦沟桥事变以来，抗战从局部战争逐渐发展扩大，成为全面的抗战，是与“一二·九”学生运动开始的、全国各界群众参加的救亡运动的推动作用分不开的。“七七”事变以后，天津进步同学除一小部分留下坚持斗争外，大部分随二十九军撤离，或在天津沦陷后不久，也就离开了天津。她们在全国各地，分布在各种不同的战斗岗位上，在党的领导下，和群众在一起英勇奋斗。有的已经履行了她们的“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终身”的誓言，现已长眠地下；有的仍然在努力奋斗，为祖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宏图继续贡献自己的力量。

（一九八〇年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