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启华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末，我自晋抵津，留津工作。我曾在彭真同志领导下工作约五个月；以后又在易吉光同志领导下工作近一年；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姚依林同志担任天津市委宣传部部长，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初期他担任河北省委宣传部长兼任天津市委书记，我又在姚依林同志领导下进行工作。我在易吉光同志领导下时，担任天津市委组织部长；在一九三六年十月以前，我分管学运支部工作；建立市委学生区委员会后，学运工作即由姚依林同志亲自主管，我分工搞工人运动工作。一九三八年四月，我被派往冀鲁边区担任特委书记。

事隔四十多年，手边又没有什么资料，仅以所能记忆的，谈谈“一二·九”运动前后天津学生救国运动的概况，恐遗误较多，请同志们指正。

日本帝国主义在国民党蒋介石不抵抗政策下，侵占了东北和热河。一九三五年六月国民党政府代表何应钦又与日本驻屯军代表梅津美治郎签定投降卖国的《何梅协定》。不久，为适应日本对华北特殊化的要求，成立了以宋哲元为首的半傀儡式的冀察政务委员会，进而策动汉奸进行所谓“华北五省自治”的活动，汉奸殷汝耕窃据冀东二十二县成立了“防共自治政府”。

华北危急！平津危急！中华民族亡国危机迫在眉睫！我党中央在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发表《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全国人民总动员，起来抗日救国。这个宣言，推动全国抗日形势的发展。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平学生六千余人走向街头，在长安街一带游行示威，喊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特殊化”的口号。当即遭到国民党军警棍棒、水龙头的冲击，打伤和被捕者多人，次日各校学生宣布总罢课，继续在街头进行抗日救国、救亡图存的宣传。这一运动扩展到天津、上海、武汉、广州、南京、杭州、长沙等城市，各地爱国人士纷纷成立各界救国会，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形成全国人民爱国运动的高潮，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天津的学生运动，在我党领导下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件以来，多次进行抗日示威游行，由于国民党政府的镇压和王明左倾路线错误的危害，使党组织遭受数次破坏，学生运动转入低潮。广大人民在国民党蒋介石“侈言抗日者杀无赦”的屠刀下，忍受日本的侵略和侮辱，群众抗日救亡情绪长期受压抑，直至北平“一二·九”运动爆发，天津学生和全国人民一样，抗日热情汹涌澎湃地迸发了。十二月十八日，天津学生在党的领导下，在东马路、大经路一带游行示威，高喊：“停止内战，立即抗日”、“反对华北特殊化”等口号。

天津地下党自从在一九三四年受到大破坏后，此时尚未恢复，各学校党的基层组织尚未重建，仅有六、七名党员，他们都积极参加并领导了这个运动。彭真同志受中共北方局的委托，领导重建天津市委和开展党的工作。此时仅有法商学院郝金贵、宛汝仪几个党员和北宁铁路子弟学校两个党员。随着学生运动的开展，党在南开大学发展了沙兆豫、李明义，在法商学院建立了党支部。这些党员周围都团聚着广大学生群众，他们参加新成立的天津学生联合会、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民先”）的领导机构，不久这些组织都建立了党组。北方局也调来李铁夫、易吉光分任市委正、副书记，开始了市委的领导工作，天津党组织工作逐渐开展和扩大，克服了过去党陷在狭小圈子、脱离群众的孤立状态。这时刘少奇同志担任北方局书记，他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确定的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路线。他连续在北方局内部党刊《火线》以署名K.V.的名字发表文章，记得有《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关门主义冒险主义》、《论党的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等几篇文章，总结了白区工作过去所以失败，是由于左倾机会主义脱离广大群众的抗日要求，提出在白色恐怖下群众不易接受的赤色口号，放弃尽可能争取一切要求抗日的朋友，单枪匹马地和敌人拚命；同时由于不分党的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暴露党的秘密组织，这就便利了敌人对我党的破坏。少奇同志提出白区党要走出狭小圈子，和广大群众的抗日斗争结合起来，克服单枪匹马作战状态，以抗日口号代替赤色口号，停止脱离群众的飞行集会，严格划分党的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精干秘密机关，要取得群众运动的掩护。此后，天津地下党组织始终没有受到破坏，反而逐渐发展扩大，虽有个别同志被捕，却以爱国犯的身份，迫使国民党当局不得不释放。

一九三六年五月以后，华北形势日益紧张，日本在天津增兵一个旅团，加紧构筑飞机场和一些军事设施。为保守其军事机密，日军残忍的竟将强迫劳动的中国工人，大批屠杀沉尸海河，其惨状令人不忍卒睹。这些兽行更激怒天津广大群众。亡国奴的日子就在每个人的面前，你甘愿当亡国奴，任人宰割呢？还是奋起而救亡图存呢？无情的现实，逼迫着人民必须选择自己的道路。天津学生和文教界人士群情激昂，响亮地回答敌人：中国人宁死也不会向敌人屈服的！五月二十日前后，林枫同志代表北方局召集易吉光、彭涛和我三人，集会于天津西郊的一个地主陵园，分析了当前的天津形势，指出敌人无限制的侵略，已引起广大群众高昂的抗日情绪，为了推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成国内实现停止一切内战，抵抗日寇侵略，须要再一次的组织天津学生和各界爱国人士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从而扩大党的组织和进步团体，壮大抗日革命的力量。估计这一游行，更会得到群众的拥护，甚至地方军警在抗日情绪增长下，很可能同情学生运动而采取中立态度，运动有胜利的把握。确定游行时间在五月底前后，游行路线分南北两路，南段以南开大学，北段以法商、北洋大学为主力，带动其他中等学校学生，围绕天津城区，在金钢桥汇合，此处有河北省政府、天津市政府、保安大队部驻扎，要显示抗日人民的力量，争取他们靠向人民。游行队伍不进入日租界，避免和日本当局发生直接冲突。游行时的口号要提出我党的政策，扩大党的影响，以“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反对华北特殊化”、“反对日本增兵华北”、“清查海河浮尸案”为主要内容。这些指示，我们纷纷传达到各校党组织和各界救国会、学联、民先的党组，由他们具体布置。天津市学联确定五月二十八日进行反旧游行示威。这一行动是成功的，沿途军警仅采取监视态度，未加阻止，胜利地在金钢桥会师，并在省、市政府门前进行了演说，这就公开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获得天津工人、店员和文化教育界人士等的拥护。

继“五·二八”抗日游行示威的胜利，党组织在各大、中学建立起来，在法商学院建立了以郝金贵，南开大学以程宏毅，北洋大学以张多疆（丁仲文），河北工学院以赵观民，扶轮中学以李占圻（李青），女师附中以王玉玲（安琳）等为主的支部委员会，并在汇文、觉民、商职、三八、津师等校发展了党的个别关系。党派遣南大沙兆豫、法商阮务德参加学联党组，南大李明义、扶轮张琪（杜文敏）参加民先党组，并建立天津学生区委员会，击败了国民党在各校的活动。广大学生、教师、教授都团聚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之下，这一影响也深入到宋哲元指挥的二十九军战士和天津保安队警察中。各大专院校当局和教授有些人也卷入抗日运动中，如法商学院教授温健公、杨秀峰、闻永之，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女子师范学院院长齐璧亭等，都程度不同的拥护或同情学生抗日运动，只有北洋大学校长李书田和国民党C.C.有联系，对学运采取高压政策，开除一批学生；扶轮中学当局取缔该校学生会的组织。这些反动行为遭到学生们的坚决反对。在舆论界，天津《益世报》公开支持学生运动。这些足以说明中国广大人民不愿当亡国奴，迫切要求国民党蒋介石停止“剿共”战争，立即对日宣战，收复失地。蒋介石的对内“剿共”和对外不抵抗政策是极不得人心的。(www.daowen.com)

天津学生运动展开后，市委运用学生运动的声势，向工农方面开展工作。这时塘沽的永利碱厂已建立党支部，市委派张雨帆同志到塘沽打入久大精盐厂当小工，获得立足点，在大阪轮船公司、铁路职工小学分别建立了党小组，七月中成立以张雨帆同志为书记的区委会。由于塘沽处于日本直接统治下，不能公开宣传抗日，只能秘密的进行个别串连。当时久大精盐厂一部分晒盐小工，多是利用农闲时间从附近农村被召来的临时工，一天操作十二个小时，工资不过一角钱，却整日在日光暴晒和雨水淋漓之下，将海水引入盐池，晒成盐，再运进工厂加工制成精盐，往返搬运，劳动强度很高，待遇却很苛刻，不能维持生活。他们在党的领导下，要求增加一部分工资，已组织了一部分小工，酝酿怠工，但由于与厂内工人没有联络好，不能互相呼应，以致没有发动起来。但却在这部分小工中间进行了抗日教育，指出工人的痛苦是日本直接统治的结果。除塘沽开辟的阵地外，在天津市建立了电话工人支部。电话局分为北局（总局）、南局两部，两局有职工七百余人，市委派天津觉民中学的学生杨希龄担任支部书记，党员有七、八人，由于上层工作的配合，党员朱其文担任科长，是天津各界救国会执委，而局长张子奇同情抗日活动，由此，我们又获得一个可以公开活动的阵地。职工组织话剧团、歌咏队、壁报、漫画，演唱以团结抗日为内容的歌曲、戏剧，进行宣传鼓动，与学生运动互相呼应。党又派女师学生党员任树荣、朱峥和田学昭打入公大二厂、六厂、北洋纱厂当女工，她们周围都团聚一部分女工，用拜干姐妹、交朋友、读书会等方式进行抗日统一战线的宣传，获得不少工友的同情，在此情况下，建立了公大六厂支部，并在恒源纱厂、东亚毛纺厂以及在草帽编结、码头的工人中都发展了党的个别线索，抗日宣传也就随之开展到这些地方。

学生运动也注意开展农村工作。天津学联举办农村义务教育运动，下乡办农民识字班，开展了南郊的王兰庄、北郊的北仓等一带的抗日宣传活动。女师学生王玉玲、吕贤芬（于瑞英），北洋学生徐瑞恩（徐达本），南大学生程宏毅等都在该地办起识字班、小学校，当义务教员，办壁报，演话剧，教唱抗日歌曲，做时事报告，一时很活跃。这是天津学生第一次与农民生活在一起，播下抗日的种子，也使学生初步认识到知识分子要和农民结合一致，才能壮大革命力量。在这种形势之下党在王兰庄建立了支部，成为南郊的一个堡垒。

十一月日本嗾使伪蒙军李守信部侵犯绥远省东北部，傅作义将军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下，奋起抵抗，收复绥东百灵庙，振奋人心。党发动天津各校学生，募捐慰劳抗日将士。学生不顾校当局的阻碍，组织募捐小组，纷纷走出校门，向广大市民募捐，随之也扩大了抗日宣传。在中国大戏院举行募捐慰劳抗日将士文艺演出，由各校出节目，商店推销戏票，在社会上公开宣传爱国反对日本侵略的教育，又团结广大同学参与了各种爱国活动。

十二月十二日，发生了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扣押蒋介石，进行兵谏，要求蒋介石停止“剿共”内战，立即抗日，通电提出抗日救国八项主张。西安事变的突然爆发，使全国和全世界非常震惊。消息传到天津，人心振奋。在这一关键时刻，天津学生围绕扣蒋、释蒋两种政策，进行辩论。多数同学，属于进步的，他们仇恨蒋介石十年内战的政策，主张扣蒋，索还血债，认为这样才可以促进整个西北大联合，以此号召抗日，力量就更大了，但却看不出国民党内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正和日本勾结，急图倒蒋，将中国引向投降和内战的局面。另一部份同学对蒋存有幻想和寄托着希望，认为只有蒋介石可以统率全国力量，统一抗日，对蒋介石对日本的妥协和反动的本质是缺乏认识的。这两种不同主张，处理不当，就会在学生运动中引起分裂。市委引导在党内先进行讨论，统一党员思想，然后再引导学生群众思想上的一致，务要避免分裂。这时市委已得中央指示，获得西安事变的情况：西安事变中扣蒋进行兵谏不是党的主张，是张、杨出于爱国热忱，在蒋介石顽固地坚持其反共内战政策下，被迫采取这种行动。中央已派周恩来同志到西安，正确处理这一事件，为了促成全国团结抗战的局面，以击败日本扶植亲日派上台，挑起大规模内战的阴谋，党中央说服张学良、杨虎城释放蒋介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在蒋介石同意张、杨八项抗日爱国主张后，被送回南京。至于张学良陪蒋去南京，不是党的主张。我们在学生中宣传了党中央释蒋以迫蒋抗日的政策，使进步同学体验了党为实现团结全国力量，进行抗日战争的真诚心意，中间派和右派也大为欣喜，接受了党的宣传，从而也就避免了分裂，共同迎接抗日战争的局面的到来。

一九三七年二月，国民党在全国人民要求抗战和英美开始改变对日态度时，召开五届三中全会准备调整对共产党和对日本的政策，我党为推动国民党走向抗日的道路，于二月十日致电国民党，要求国民党保证停止内战，实行民主自由，召开国民大会，迅速准备抗日和改善人民生活等五项要求；如果国民党保证实现五项要求，我党即实现停止推翻国民党的武装暴动，将工农政府改为特区政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实行普遍民主制，停止没收地主土地政策等四项保证。国民党召开三中全会，开始了从内战政策转向抗日政策，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这一形势在天津的《大公报》、《益世报》都予以报导，虽然它们标题为国民党三中全会做出“根绝赤祸案”，却不能掩饰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胜利。天津学联、民先、女同学会和各校学生热烈庆祝内战停止，抗日阵线已经形成，党在学生中威信更加增长提高，而国民党的影响却相对缩弱，这就奠定学生倾向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积极抗日的领导力量，给以后抗战期间大量学生奔赴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打下良好基础。

“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开始向芦沟桥二十九军防地进攻，七月二十八日又占领北平、天津，二十九军损失惨重。八月十三日，日军又向上海进攻，全面抗战开始了。这时天津学生正处于暑假期间，回家尚未返校，日军占领了各校，封锁租界出口，隔绝了市委与各校的联系。全国抗日形势处于高潮，但天津地下党的活动处于日本直接统治之下，被迫转向极端秘密状态。党领导的游击战争，在农村已经展开。北方局转向太行山区领导抗日战争，河北省委缩小为领导北平、天津、唐山三市的城市工作，和即将建立的农村各根据地党委相互配合。天津学生运动转入秘密状态，市委将公开暴露的同志，转移到延安和游击区，如南开大学沙兆豫、李明义等，北洋大学张多疆、傅景洪（傅江）、徐瑞恩等转到敌后抗日根据地。但多数同学为日军截断不能返校，或留在本地参加游击队的活动，或南下济南、南京，抗日的种子撒向各方。天津地下党在秘密环境下，秘密出版了胶印十六开一张的《抗日小报》，传播抗战胜利消息，以鼓舞人心。《抗日小报》报导了国共两党再次合作，红军新编的三个师开赴山西对日进行游击战，平型关一役歼敌精锐坂垣师团一个旅三千余人，创造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等消息，以及游击小组袭扰敌人和农民参军的故事，抨击了恐日病和亡国论。当二十九军退出天津，地下市委曾计划在津郊王兰庄建立抗日游击小组的活动，因为该地曾受天津学生运动影响，建立了党支部，群众基础较好，计划从租界运入几支匣枪和若干子弹。但此地早已为日伪注意，趁我活动尚未展开之际，日伪军在该庄建立据点，构筑工事，我们的工作受到很大阻碍，因此外来的几个党员，无法立足而撤出，转赴胶东。这时天津周围农村都在新建的抗日区域活动影响之下，冀东特委正在秘密组织唐山开滦五矿抗日罢工运动，以唐山为基点，在暴动基础上，建立游击队。天津党派遣史甄、李占圻、姜恩毅等人到唐山，参加游击队的一部分组织工作，并有阮务德、赵观民参加榆关、滦县的游击战争，他二人都为祖国、为人民贡献出最后一滴血。在党的领导下，唐山五矿工人大罢工终于开展起来，建立了冀东抗日根据地。一九三八年初，天津党又派遣杨靖远等七、八人到山东乐陵一带参加当地游击战争，配合八路军主力活动，建立了冀鲁边区抗日游击根据地。留在天津坚持地下工作的一部份党员转入日资开办的公大第六、第二纱厂、华商经营的北洋纱厂和东亚毛纺厂。天津市委也改组为城市工作委员会，简称“城委”。原市委组织成员都转入根据地，留下的秘密组织都在“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下，进行更加艰苦的秘密工作。

（一九八〇年一月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