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要求抗战的东北军将领张学良和西北军将领杨虎城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进行兵谏，要求停止“剿共”内战，立即抗日，并通电提出抗日救国八项主张。

当时，民先队正发动大批同学到静海县演习游击战争。南开大学学生秦玉平兴奋地带着登载西安事变的报纸，一口气从学校奔向静海。同学们听到消息后，马上停止演习，就地召开座谈会。这时，日本特务闻讯赶去干涉、捣乱，天津保安队也赶到现场，但是，这批保安队受到“一二·一八”以来救亡运动的影响，提高了民族觉悟，再不象过去那么蛮横，反而向学生们说：“你们赶快开吧！我们也在这里听。”当日本特务企图拍摄学生中几个指挥人员时，同学们怒不可遏，一哄而起，冲上前去，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那些坏蛋夹着尾巴逃之夭夭。

西安事变发生时，天津学生明显分化为两派。一派是少数受“蓝衣社”特务、托派把持和影响的学生，叫喊轰炸西安，以便掀起更大规模的内战，使日本帝国主义乘机灭亡中国；一派是党领导下的民先队和进步学生，由于对蒋介石发动十年内战深恶痛绝，主张杀死蒋介石，以大快人心。

正当天津学生发生混乱时，党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指示到来。刘少奇同志向党的干部指出：群众“左”了，需要我们去正确引导；领导“左”了，损失就大了。所以，群众“左”，你做领导的不要“左”。根据党中央和刘少奇同志的意见，市委引导在党内先进行讨论，统一党员思想，然后再引导学生群众思想上的一致，避免发生分裂。不久，在蒋介石同意张、杨提出的八项主张后，被送回南京，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刘少奇同志根据中央指示精神，连续发表了几篇文章，进一步阐述了党对西安事变所采取的正确主张及今后斗争的任务。指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全国一切主张对内和平，对外抗战的人民之胜利，……不是对内讨伐对外投降的少数人们之胜利。”揭露了国民党内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正和日本勾结，亟图倒蒋，将中国引向投降和内战的局面，警告“国民党中一切愿意抗日救国的人物及蒋介石自己应该从西安事变的教训中明了，过去一贯对外投降屈辱，对内压迫民众，并强迫愿意抗日的军队去进行剿共的内战之策略，在中国是绝行不通的。”“武力消除一切异己的势力去求一党一派的统一，是不可能的。违反全国人民的意志是要受到人民惩罚的。”他还说：我们当前要联合南京的左派，争取中派，打击右派，并加强各方面的抗日运动与力量，以争取和保证各项抗日救国的基本政策之执行。

根据党中央指示精神和刘少奇同志的意见，市委组织了短期训练班，宣传党的释蒋以“迫蒋抗日”（后改为“联蒋抗日”）的政策，使民先队和进步学生克服“左”倾思想，揭露了托派走狗的面目。在进步同学认识提高的基础上，进一步与亲日派展开了争取中间、落后同学的斗争，发动各校学生进行关于西安事变问题的辩论。在南开大学里，两派学生通过墙报论战，一夜之间校园里贴满了墙报。各校还通过讲演会、辩论会等形式进行论战。广大同学在辩论中看清了特务、托派的阴险面目，提高了政治觉悟，赞成党的政策的人越来越多。“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对内团结，对外抗日”的口号深入人心。(www.daowen.com)

一九三七年二月，国民党的三中全会被迫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国内和平基本实现。这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胜利。天津学联、民先、女同学会及各校学生，热烈庆祝内战停止，抗日阵线形成。党在学生中威信更加提高，而国民党的影响相对缩小，为以后抗战期间大量学生奔赴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国民党三中全会期间，华北学联组成献旗团，由北平学联负责人黄绍湘为团长，天津学联负责人王绶昌为副团长，各校派代表一至二人，共计近五十人，以化整为零的方式买票上车，以给三中全会献旗为名义到南京请愿。与此同时，由国民党控制的伪学联以献剑为名亦去南京。献旗团至浦口车站即为教育部派人强行“招待”至华侨招待所，不许外出，他们要求见主战派中央委员蔡廷锴、冯玉祥、宋庆龄诸先生亦不许见，而由教育部长王世杰、国务秘书长雷震和宣传部长陈公博到住所讲话，要学生“相信政府”有抗战决心，但同时又鼓吹日本武器先进，不准备不能取胜。后又派专车强迫离开南京。而伪学联组织的献剑团，却受到国民党的盛情招待，受到蒋介石的接见。

这次请愿虽然没达到预期的目的，但对华北广大学生是一个很好的宣传机会，代表团专车到济南、天津、北平都受到当地学生的热烈欢迎，扩大宣传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