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示威运动以后，学生的抗日救亡情绪高涨起来。如何把学生运动引向新的高潮，这是当时学生运动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这关键时刻，党即时指出：单纯的学生运动是不能完成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伟大任务的。必须扩大抗日救亡宣传，发动千百万工农群众起来进行武装的自卫斗争，才能使救亡运动发展、壮大。

在北平“一二·一六”示威后的一个星期，天津学联派代表慰问受反动当局殴打致伤的北平同学，并举行了慰问大会。在十二月二十六日成立的平津学生联合会上，根据党提出的“到农村去”、“到工厂中去”的号召，决定组织“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深入民间，宣传抗日救国。

宣传团分四个团（北平三个、天津一个），北平方面：于一九三六年一月三日出发，一、二团奔丰台绕南苑，经黄村、青云店等地向固安进发；第三团经芦沟桥、长辛店、安次、永清奔固安。天津方面，由于军警的破坏，市内各校没能按原计划出发，只有北洋、法商、汇文、南开几个学校少数同学于一月二日由天津出发，经汉沟至杨村，沿途作了大规模的宣传，晚至皇后店，受到当地农民和小学教师的热烈欢迎。次日，召开群众大会，群众情绪激昂，连警察听了也表示同情。四日，向安次进发，安次县长拒绝学生入城，并对学生进行恐吓威胁，要他们回校上课。经说理斗争始允许进城，在西关小学住宿。五日在安次郊区作抗日宣传，六日至永清，整队出发宣传，七日至固安。八日，四个团在固安城外汇合。固安城门紧闭，不让学生进城，国民党的便衣侦探百般恐吓学生，污蔑爱国学生为“土匪”。同学们对敌人的进攻毫不退缩，一面进行抗日宣传，一面向国民党反动派展开斗争。城里的许多居民和学生把钱、粮和棉被用绳子传送过城墙，支援宣传团员们。人民群众的热情支援，给了同学们极大的鼓舞。四个团还在固安县城北关的一个大车店里开了平津学联南下扩大宣传团全体大会，会上各党支部态度鲜明，托派在讨论宣言时，从中捣乱，终以绝大多数同学拥护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响应“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号召，最后通过了一个积极抗日的宣言。

大会之后，学生分化了，继续留在宣传团的人数大大减少。天津同学走完全程到北平的仅十二人，当时编成一个分队参加到北京大学、师范大学为主的第三团；另外，北平的一、二团还保持，只是人数也大大减少了。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宣传团没能完全实现原计划。历时近一个月，冒着严寒，徒步跋涉七百里，通过与广大农民的初步接触，提高了觉悟，了解了农村生活和剥削压迫的关系，体验到：要担当起抗击日本帝国主义，解放中华民族的巨大使命，必须深入工农群众，把抗日爱国的种子散播到工农群众中去。(www.daowen.com)

平津学生回来后，经过二十多天的筹备组织和酝酿之后，于一九三六年二月十六日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它是党团结各阶层爱国青年进行抗日救亡斗争的核心。民先队发表的成立宣言，提出了斗争纲领，要求每个队员站在最前线，参加一切救亡斗争。为了争取民族的生存，不顾一切牺牲，不畏缩不后退，发扬每个队员的先锋精神；与各种救亡团体取得紧密联系，一致行动；把握现实，分析研究民族革命的理论与现实；学习军事技术与理论，促进民众自卫运动。

在党的领导下，民先队发展很快，在一年内，天津发展队员六百余人，负责人前期为李哲人同志，后期为杜文敏同志。全国队员达六、七千人。它对当时及以后的抗日爱国斗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并为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学生运动的发展与深入，引起国民党蒋介石的极端恐惧。为了扑灭抗日救亡的烈火，蒋介石政府开始在全国，首先在平津镇压学生爱国运动。

“一二·一八”示威后，天津的一些进步学生被开除。一九三六年一月上旬，冀察政务委员会宣布取缔平津学联。二月一日，反动军警包围了北洋工学院，逮捕爱国学生数十人，许多学生被打伤。反动当局还派军警特务监视学生的行动。但是，反动当局的逮捕和监禁吓不倒爱国的学生。在党的领导下，天津学联通过报刊揭露国民党的反动面目，向社会伸张正义。他们还团结进步教授和社会名流，取得他们的支持。不久，被捕学生便陆续被释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