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对我国东北进行大规模侵略。在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不抵抗的政策下，很快就把我国东三省断送给日本。与此同时，日本帝国主义又制造了一系列挑衅事件，并嗾使便衣匪徒在天津制造暴乱。从一九三二年初至一九三三年三月，日本侵略者先后占领了山海关、承德等地，逼临长城各口，形成包围平津的形势。

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面前，南京国民党政府步步屈膝投降，于一九三三年五月三十一日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使日本占领东北三省和热河合法化，并划冀东为“非武装区”，为日本侵略者进一步侵略华北提供条件。

但是，日本帝国主义并不以此为满足。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七日，日本外务省又发表了企图独占中国的声明，公然叫嚣日本是亚洲的“主人”，是中国的“保护者”，中国不得与日本以外的任何国家发生关系。国民党政府竟厚颜无耻地发表声明说：中国“从无欲中伤任何他国之意，更无扰乱东亚和平之念。”完全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淫威。

一九三五年五月，日本侵略者又借口所谓中国当局援助东北义勇军进入滦东“非武装区”是破坏《塘沽协定》，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控制华北的无理要求，并由关外调集日军至关内。六月，国民党政府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与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梅津秘密会谈，全部答应了日方的无理要求，签订了《何梅协定》，规定：中国政府取消在河北省的党、政机关，撤退驻河北的一切中国军队（包括宪兵三团在内），撤换日方指明的军、政人员和禁止一切抗日活动等。至此，国民党政府将华北的政治、军事、经济的统治权，完全出卖给日本帝国主义。

《何梅协定》签订后，日军源源涌入关内，日本驻天津司令动辄以“采用武力处理”威胁国民党政府，还声称：“华北一旦发生自治运动，日本愿意援助。”不久，“华北自治”的傀儡戏粉墨登场。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二日，日军一面在北宁、津浦线举行“秋季大会操”，一面策动汉奸冒充“农民”突袭香河县城（即“香河事件”）。过几天，日本侵略者便宣布这些“农民”都是华北“自治”的“先驱”。十一月十一日，在天津的日本报纸发表“华北民众自治促进会”成立，其目的是“促进中日提擕，……厉行冀、鲁、晋、察、绥五省自治”。天津市长程克首先响应，通电称：“窃观大势所趋，恐难俯顺舆情，无以挽狂澜于既倒。”汉奸卖国的嘴脸完全暴露无遗。

十一月二十五日，日本收买的汉奸、毒犯、流氓在天津大闹“自治”丑剧，天津街头出现“自治请愿团”，伪称“国民代表”，坐着汽车，由日租界跑了出来“示威”。从此，“自治运动”的队伍，经常出现在街头，甚至袭击国民党政府机关。与此同时，日本帝国主义策动汉奸殷汝耕在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国民党政府为了适应日本关于“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十二月十六日批准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遴选”宋哲元为委员长。(www.daowen.com)

华北危亡，迫在眉睫！天津人民更是首当其冲。因此，天津人民迫切要求抗日。早在一九三三年五月，当共产党人吉鸿昌团结抗日将领冯玉祥等在张家口组织察绥抗日同盟军时，党曾发动天津工人和学生到张家口参加抗日军队，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一九三四年党又在华北发动了民族武装自卫运动，成立了“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并在同年十二月召开了天津武装自卫代表会，推动反日运动的开展。天津地下党还秘密发行了《实话报》，向广大群众分析了华北民族危机的深重，提出：“武装保卫华北”和“挽救华北危亡”的号召。党还发动工人开展没收日货的斗争，通过斗争，成立了“工人齐心会”、“穷联”等工人的组织。在各校，通过反对国民党法西斯教育，以及组织华北问题讨论会等活动，扩大了党的影响，发展了“保卫国土同乡会”、“反帝大同盟”等党的外围组织。

正在这时，党中央在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发出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提出全国同胞团结一致，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号召。红军到达陕北后，又分别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吞并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和《抗日救国宣言》，促进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使天津人民看到了抗日救国的出路。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平津十个学校^[1]的学生自治会联合发表《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揭露了反动统治者的黑暗，指出奠都南京以来，“青年之遭杀戮者，报纸记载至三十万人之多，而失踪监禁者更不可胜计。杀之不快，更施以活埋；禁之不足，复加以毒刑。地狱现形，人间何世？”要求国民党政府“尊重约法精神，开放言论、集会、结社自由，禁止非法逮捕学生。”

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即将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