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应物是唐代著名诗人，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少年时以三卫郎事唐玄宗，肃宗时入太学读书。曾为洛阳丞，因惩治犯法的军士而被讼弃官。后历任京兆府功曹，滁、江等州刺史。唐德宗贞元四年（788），由左司郎中为苏州刺史，罢职后卒于苏州，世称韦左司或韦苏州。韦应物性高洁，所在必焚香扫地而坐，结交者皆一时名士。他的诗清幽淡远，似不食人间烟火，因而白居易赞之为“（韦）苏州五言诗高雅闲淡，自成一家之体”；朱熹说他的诗“无一字造作，直是自在气象”；王世贞更是称赞他的诗“平淡和雅，为元和之冠”。后人或将他与陶潜并称“陶韦”，或与王维、孟浩然、柳宗元并举，称“王、孟、韦、柳”。

可惜的是，这样一位诗人，新、旧《唐书》都没有为之立传，以致后人对其身世了解十分有限。于是，宋代有一位叫沈作喆的，就替韦应物作了补传，说他在罢苏州刺史后，还做过太仆少卿兼御史中丞，又曾为诸道盐铁转运江淮留后，其间还曾得到过当时的苏州刺史刘禹锡的推荐，时在唐文宗大和年间（827—835）。

●韦应物
篆刻郑英旻

这就引起了人们的猜疑：其一，曾事唐玄宗的韦应物到唐文宗大和年间被刘禹锡推荐，间隔将近有七八十年，即使他事玄宗时是少年，此时也有九十多岁高龄，恐怕连走路都十分困难了，还能出去当官？其二，如果韦应物晚年当过太仆少卿兼御史中丞，为什么没有人称他为“韦太仆”或“韦中丞”呢？要知道唐代以官爵尊称别人已成惯例，如杜甫晚年任检校尚书工部员外郎，人称杜工部；白居易晚年任太子少傅，人称白傅；刘禹锡晚年任太子宾客，即被称作刘宾客。显然，韦应物晚年若出任上述官职，也应有韦太仆或韦中丞之称出现。其三，从韦应物的诗作中可以了解到，他的晚年是在苏州度过的。他在一首《寓居精舍》诗中诉说道：因为家贫，无法筹措路费，不能回到京师，对长安的故居也只能徒存梦想。未来的日子里，他还必须自谋生计，租田督促子孙耕种自给。由于年岁渐大眼昏目花，不能再读书写字，所喜的是隐居后身闲心清，远离了名利角逐之场，不敢再撄是非了。据此可见，韦应物寓居苏州时，已是老眼昏花，连读书写字都感困难了，并且早已萌生了远离是非之心，怎么再有可能应刘禹锡之推荐呢？(www.daowen.com)

对此，前人也曾有过论说。如宋朝的范成大在考证《吴郡志》的时候说：“天宝元年至大和六年计九十一年，应物于天宝间已年十五，不应能至大和间也……禹锡所举，或别是一人也。”明代的胡震亨在《唐音癸签》中说：“今考《白乐天集》有书与元稹论应物云：‘其诗身后人始知贵’，此书作元和中……则应物殁已久矣，当另是同姓名一人耳。”近代岑仲勉也提出两个疑点：一、以白居易诗兴以及他对韦应物的仰慕之情，如果是与韦应物同时，必定会与韦前辈有所唱和，但事实上却没有，这说明白居易在苏州刺史任上时，韦应物已去世多年了。二、刘禹锡在苏州刺史任上曾有荐韦应物的自代状，但其中却只字未提韦应物曾做过苏州刺史，又是位大诗人，这岂不反常？岑先生的结论是：“是知前后两应物。并非同人，诗人未尝登遐龄至百余岁也。”

那么，韦应物的后半段仕历是否后人伪造的呢？也不是，因为有刘禹锡的自代状可作证。由此看来，刘禹锡推荐的韦应物并不是做过左司郎中、当过苏州刺史的诗人韦应物，而是做过太仆少卿兼御史中丞等官职的另一个韦应物。至于后一个韦应物的生平，由于史料的阙如，同样是我们所无法深入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