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已久的大唐帝国，于玄宗天宝十四载（755）爆发了来势猛烈的安史之乱。次年，凶顽的叛军很快攻陷潼关，直逼都城长安。玄宗见大势难以挽回，悄悄带着杨贵妃姐妹、皇子皇孙、杨国忠等人，在禁军将领陈玄礼、宦官高力士等护卫下，逃往蜀中。途经马嵬驿时，又饥又疲的禁军将士发动了一场导致杨国忠和杨贵妃之死的军事政变，这就是令古今史家瞩目的马嵬兵变。人们不禁要问，马嵬兵变的主谋究竟是谁？

传统观点认为，马嵬兵变纯粹是禁军将士因饥饿不堪而对杨国忠等人肆行非礼，其主谋为龙武大将军陈玄礼。然而，在封建专制时代，用武力杀戮大臣，胁迫天子，是一件极重大的事，陈玄礼不过是区区禁军将领，在政治上既没有多大的权力，也没有多高的地位，能有这样大的能耐，敢于发动如此重大的兵变吗？

于是，后世有学者提出，马嵬兵变是一次有预谋、有计划、有指挥的行动，真正的主谋是宦官高力士，陈玄礼是受高力士委托，杀死杨国忠和杨贵妃的。唐史专家黄永年《说马嵬驿杨妃之死的真相》一文就执此说，认为玄宗西幸不是惊慌失措的仓皇出逃，马嵬驿距离长安城不过一百多里，走一天工夫就到达，禁军再娇弱，也不可能弄得饥疲不堪，所以这是一场经过策划，有目的有组织的兵变。

据史书记载，玄宗朝宦官参政已形成格局，宦官集团成了一股不小的政治势力，而高力士就是宦官首领，所以称高力士为“内相（内廷的宰相）”毫不过分。高力士的权势受到以杨国忠为代表的外相（外廷的宰相）的压抑，由此引起矛盾和抗争是很自然的。只是高力士为人谨慎，才使这种争斗没有表面化，但他几次论及宰相威权，毕竟透露出内外廷的对抗性，因此趁乱谋杀杨国忠，完全合乎情理。由于太子李亨不敢参与这样的兵变，陈玄礼也不需要毫无实力的太子支持，而且兵变发生后，陈玄礼与太子和另一位宦官李辅国之间更不存在特殊关系，故太子绝不可能是兵变的后台主谋人物。而高力士不仅与杨国忠素有隙怨，还深知玄宗性情，跟陈玄礼关系也非同一般，与陈玄礼联合既方便又稳妥，所以是最合适的后台主谋人物。(www.daowen.com)

另一种观点认为，太子李亨是真正的幕后指使者，陈玄礼只是被人当作工具加以利用而已。胡澱咸《马嵬驿事件的真象》、司马严颜《高力士是马嵬兵变的后台吗——与黄永年先生商榷》、陆沉《新论马嵬驿兵变的历史真象》等，均持这一看法。此说主要依据《旧唐书·杨贵妃传》的记载：“及潼关失守，从幸至马嵬。禁军大将陈玄礼密启太子，诛国忠父子。”以及《旧唐书·韦见素传》的史实：“翌日，次马嵬驿，军士不得食，流言不逊。龙武将军陈玄礼惧其乱，乃与飞龙马家李护（辅）国谋于皇太子，请诛国忠，以慰士心。是日，玄礼等禁军围行宫，尽诛杨氏。”指出兵变是在陈玄礼领导、李辅国预谋、太子李亨支持下进行的。李亨之所以支持兵变，这与皇位继承有关。从两唐书《杨国忠传》中可以得知，杨国忠曾帮助李林甫打击太子李亨，双方积怨由来已久。李亨在近二十年的太子生活中，处境艰险。尤其是安禄山攻陷东都洛阳时，玄宗准备亲征，让太子李亨监国，为此与杨国忠商议。国忠大惧，回到府第对杨氏姐妹说：“我等死在旦夕。今东宫监国，当与娘子等并命矣。”后来，杨氏姐妹哭诉于杨贵妃，“贵妃衔土请命，其事乃止”。可见，太子李亨与杨国忠之间已是你死我活的关系，自然李亨具有铲除杨氏家族的动机和尽快称帝的欲念。当形势对自己有利时，李亨充分利用禁军将士的抵触情绪，怂恿和支持陈玄礼等人发动兵变，诛杀杨国忠。李亨在马嵬得手后，不愿随驾西行，恐怕主要还是因为纵容兵变，心怀异志，决意摆脱玄宗拘牵的缘故。

●唐玄宗

许道勋、赵克尧合著《唐明皇与杨贵妃》一书，再出新说，认为对于马嵬兵变这一历史事件，大可不必寻找什么后台主谋人物。以禁军将士为主体而发动的兵变，实质上是各种势力反对奸相专权误国的群众性运动，并不是个别人能够煽动起来的。陈玄礼曾慷慨陈词：今天下崩离，皇帝出逃，国家蒙难，人民死亡，这一切难道不是杨国忠专权所造成的吗！“若不诛之以谢天下，何以塞四海之怨愤！”这种呼声，喊出了广大军士的真诚愿望。所以，众将士纷纷响应，表达了拼死的决心，并包围驿站，投入兵变的行列，为天下安宁，为民除害，演出了历史上著名的马嵬驿兵变。杜甫《北征》诗有：“桓桓陈将军，仗钺奋忠烈。微尔人尽非，于今国犹活。”反映了时人对陈玄礼的高度评价，赞美了陈将军在马嵬兵变中的“忠烈”举动，进而肯定了马嵬兵变的救亡性质和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