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律疏议》在国内外有深远的影响。然而，此书究竟制作于何时？传统观点认为，《唐律疏议》是唐高宗永徽四年（653）长孙无忌等奉诏修撰的，意在准确解释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完整的成文法典《永徽律》。

可是，后世随着敦煌唐写本《律疏》残卷的发现，一些日本学者经过研究，否定了《唐律疏议》成书于永徽年间的说法。据考证，《唐律疏议》中有许多避高宗以后武则天、中宗、玄宗三朝之讳的文字，如武则天时改诏为制，而书中屡见“制书”“制敕”等；又如中宗名显，书中避不用“显”字，而以“明”“露”等字代替；还如书中出现了玄宗年号“开元”等字。此外，书中的一些官名、地名也用了永徽以后的名称，如用武则天以后设置的“北都”之名；又如称“长史”为“别驾”，而实际上“别驾”之称，始于高宗上元元年（674）。既然《唐律疏议》中有许多高宗永徽以后出现的名词和需要避讳的文字，那么此书就有可能不是永徽时期制作的。另依敦煌唐写本《律疏》残卷，未见长孙无忌的《进律疏表》，故现存的《唐律疏议》系私家刊本，所载《进律疏表》当是宋、元间好事者所为。

《唐律疏议》非永徽时期之作，该是何时编定的呢？此说认为，史称《永徽律》为整五百条，而今本《唐律疏议》却有五百零二条，两者不合。又据敦煌唐写本《律疏》残卷中《名例律》第二卷卷末刊定者姓名和年月日，可知现存《唐律疏议》是唐代最后修订的《开元律疏》，制作者是李林甫等人。(www.daowen.com)

尽管日本学者证据确凿，大有推翻传统说法的气势，但是中国学者杨廷福在《文史》第五辑上发表《〈唐律疏议〉制作年代考》一文，力挫“开元说”，依然坚持“永徽说”。他指出，遍查迄今能见到的有关文献，一致认定《唐律疏议》三十卷，长孙无忌等撰，这是无可置疑的历史见证。书中出现的避讳文字及后官名、地名等，实际上是在永徽以后传抄、刊定中，因“文有不便”所作的更改。刊本讹误和掺杂后人注释的情况，在其他一些古籍中也时有发生，显然不能把错入的注解文字，强加给《唐律疏议》，并认定其为后世之作。

考察敦煌唐写本《律疏》，虽为原始文献，但仅是一些零星的残卷，总共不到今本《唐律疏议》的二十五分之一。从残卷中的《名例律疏》来看，玄宗开元时李林甫等奉诏，只是对律、令、格、式作了一些刊定改动，而不是重新修撰，故所谓《开元律疏》根本不存在。又《永徽律》藉其《疏议》流传后世，现存宋、元、明刊本，卷首都题作“长孙无忌等撰”，并冠有《进律疏表》，而《名例律》末不见开元年间李林甫等刊定的记载。由此可知，这些刊本的底本与敦煌所出的《律疏》残卷，不是出自同一个传抄本。刊本的结衔和《进律疏表》的题名，都与历来公私图书著录相侔，应无疑问。《唐律疏议》确为五百条，今本多出的两条，分列在《职制》和《斗讼》中，系元刊本将一条误歧为两条，很可能是传抄或刊版时造成的。由此看来，对《唐律疏议》制成年代的种种怀疑，是没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