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贞观时期修撰的《晋书》，是一部颇有特色的官修史书，被后世列为二十四史之一。然而，《晋书》到底修撰于贞观哪一年，长期以来说法歧异。

《旧唐书·房玄龄传》曰：“（贞观）十七年（643），与司徒长孙无忌等图形于凌烟阁……寻以撰高祖、太宗《实录》成，降玺书褒美，赐物一千五百段……太宗亲征辽东，命玄龄京城留守，手诏曰：‘公当萧何之任，朕无西顾之忧矣。’军戎器械，战士粮廪，并委令处分发遣……寻与中书侍郎褚遂良受诏重撰《晋书》，于是奏取太子左庶子许敬宗、中书舍人来济、著作郎陆元仕、刘子翼、前雍州刺史令狐德棻、太子舍人李义府、薛元超、起居郎上官仪等八人，分功撰录，以臧荣绪《晋书》为主，参考诸家，甚为详洽……太宗自著宣、武二帝及陆机、王羲之四论，于是总题云御撰。至二十年，书成，凡一百三十卷，诏藏于秘府，颁赐加级各有差。”《旧唐书·令狐德棻传》也云：“（贞观）十八年，起为雅州刺史，以公事免。寻有诏改撰《晋书》，房玄龄奏德棻令预修撰，当时同修一十八人，并推德棻为首，其体制多取决焉。”房玄龄和令狐德棻是编纂《晋书》的主要人员，考察两传，《房玄龄传》所谓“十七年”，旧版作“十八年”，是中华书局本二十四史点校人员据史实改正的，有校勘记。这样看来，两传记载史实清楚，贞观十八年房玄龄、褚遂良等始受诏重撰《晋书》，至贞观二十年成书，凡一百三十卷。现世诸家史学史多持此说，如金毓黻《中国史学史》、李宗邺《中国历史要籍介绍》、柴德赓《史籍举要》、朱杰勤《中国古代史学史》等，影响广泛。(www.daowen.com)

可是，《唐会要》《册府元龟》《唐大诏令集》等史书，收录唐太宗贞观二十年闰三月四日的一份《修晋书诏》，诏书曰：“朕拯溺师旋，省方礼毕，四海无事，百揆多闲……宜令修国史所更撰《晋书》，铨次旧闻，裁成义类……其所须可依修五代史故事，若少学士，亦量事追取。”（《唐大诏令集》卷八十一）李培栋于1984年撰文《〈晋书〉研究》，论定《晋书》实际上修撰于贞观二十年闰三月四日（646年4月24日），完成于贞观二十二年七月癸卯（648年8月18日）之前，从而否定了贞观十八年始修，二十年完成的说法。那么，这见解是如何得出的呢？该文分析道：《修晋书诏》标明的时间“（贞观）二十年闰三月四日”，应当是可靠的。诏书中“朕拯溺师旋，省方礼毕，四海无事，百揆多闲”的记载，与《旧唐书·太宗纪下》贞观二十年“三月己巳，车驾至京师。己丑，刑部尚书、郧国公张亮谋反，诛。闰月癸巳朔，日有蚀之”的史事相吻合。所谓“拯溺师旋”，就是征辽军的“车驾至京师”；所谓“四海无事”，指的是刚刚杀了张亮。闰三月初一日食，初四便有了《修晋书诏》，两相印证，是可信的。而《修晋书诏》的有关记载，与贞观十八年的史事全然不符。再从情理和当时形势看，太宗不会在贞观十八年布置征辽东后，贞观二十年三月回到京师前，复下诏修《晋书》。况且，房玄龄留守京师，褚遂良随驾出征，两人决不可能异地同时修撰《晋书》。历来言《晋书》者，皆称房玄龄主其事，中途并未易人。所以，《晋书》完成修撰的年代，当在贞观二十二年七月癸卯房玄龄死之前。此年十二月癸未，新罗王遣其相伊赞千金春秋及其子文王来朝，太宗即把新撰成的《晋书》赏赐给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