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僧玄奘赴佛教发祥地印度取经的故事，广为人知。然而，他启程西行究竟在哪一年？历来说法不一。

一、贞观三年（629）说。唐代辩机《大唐西域记·记赞》、慧立撰彦惊笺《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冥详《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行状》、智升《开元释教录》以及刘肃《大唐新语》等，都说玄奘西行首途的时间为唐太宗贞观三年仲秋或八月。后世大多数中外学者经过研究，仍维持旧说，影响广泛。史学家陈垣有《书内学院新校慈恩传后》一文，认为新、旧唐书《玄奘传》所云玄奘西行出关，迭被留难，一阻于凉州，再阻于瓜州，三阻于一烽，四阻于四烽，是可信的。而唐道宣《续高僧传·玄奘传》“会贞观三年，时遭霜俭，下敕道俗，随丰四出”的记载，值得怀疑。如果玄奘是杂在奉敕逃难的僧俗饥民队伍中西行，决不会路途多次受阻。史载玄奘西行取经，曾在中亚境内会见过西突厥统叶护可汗，但据《册府元龟》《通鉴考异》记载，统叶护可汗被杀于贞观元年，所以玄奘所遇见的并不是统叶护可汗，而应是其子肆叶护可汗。

二、贞观二年说。丁谦在《大唐西域记考证·自晋至唐游历印度诸僧考》一文中首创此说，认为“唐太宗贞观二年，东都僧玄奘遍游五印度，至贞观十九年返，前后凡十七年”。此后，吕澂在《玄奘法师略传》一文中提出，玄奘西游的动机系受到波颇密多罗的启示，而波颇在贞观元年十一月抵达长安，玄奘乃发愿往梵土，寻其全文以究竟，所以吕澂主张“贞观二年秋，北方遭逢霜灾，政府准许道俗四出就食，因此他得便前往敦煌，展转到高昌国，备受国王的礼敬，延留度过了夏坐，再向西行，那时正当贞观三年的八月”。虞愚《慈恩宗的传承及其中心思想初探》一文也赞同这一说法。

三、贞观元年说。近代学者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五章《史料之搜集与鉴别》中指出，据贞观十八年春夏之交玄奘在于阗的上表“历览周游一十七载”语，可以推知，玄奘启程西行必不在贞观三年。如果玄奘启程西行于贞观三年八月，返回于贞观十八年三、四月，那么从何得十七年呢？玄奘的确会见了西突厥统叶护可汗，而统叶护可汗实死于贞观二年，故玄奘只有在贞观元年出发西行，才能在贞观二年统叶护可汗死前不久与他相见。按《新唐书·太宗纪》记载，贞观三年并没有霜灾，而贞观元年关中、关东、河南、陇右等地的霜灾，史书明确有载，无可置疑。既然朝廷令僧俗人四出避地求食，玄奘便可乘此机会，杂在饥民队伍中向西出走。其实，玄奘往返途中的经历，皆有详细记述，非满十七年则不敷分配，如果他启程西行在贞观三年，那么所记就成了虚构。(www.daowen.com)

杨廷福《玄奘西行首途年月考释》一文，再证此说。他认为贞观元年的霜灾，敕令僧俗人可四出求食，这有多种史料证实，所以玄奘从京师到凉州通行无阻。至于玄奘抵凉州后受阻，这与贞观初年严禁边防关塞出入有关。史言玄奘“结侣陈表，有诏不许”，其西行出境必定是非法的，故才迭被阻难。所谓玄奘在高昌“延留度过了夏坐”，按他的行程时间推算，并不相符合。玄奘与波颇见面事，实际上波颇来京时间历来有两说，其中一说是在唐高祖武德九年（626）。在两说未有定论之前，如波颇于武德九年抵京，而玄奘在贞观元年八月出国，双方会面也是可能的。况且，唐代撰写的玄奘传记，对于玄奘在国内外的请益问业之师，均有详载，却独无波颇，由怀疑会面事推断，玄奘西行与能否会见波颇无关。玄奘所撰《请御制三藏圣教序表》，是与《大唐西域记》同时奏上的，其载启程西行于贞观元年，可称力证。但唐人著作大多作贞观三年，其讹误的原因，很可能是当时传抄时将“元”误作“三”，祖本一讹，后出各本也就相沿承误了。

上述诸说皆有道理。杨廷福在《玄奘西行首途年月考释》文后附言说：“文化大革命前夕，因关于玄奘西行首途年月问题，与陈垣前辈同志的主张分歧，经往返函商，陈垣前辈同志谓：‘旧学商量增邃密，足下所考释，殆可定论矣。’”如此看来，“贞观元年说”似亦为陈垣所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