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59）607（公元前）4 世纪和公元前3 世纪中国社会的激烈动荡及独特之处是之后的中国历史所未再见到的，它们得以持续的部分原因是受到了新思想607-609 的影响，当时与地中海文明的最初接触—虽然遥远而有限—为中国人带来了这些新思想，它们逐渐传播，最终使中国的科学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中国人似乎是在（公元前）5 世纪前后第一次与西方世界有了直接接触。当时波斯人吞并了所有周边的古代帝国，带军队向东挺进，将所有伊朗部落统一在他们的统治之下；大流士攻克了作为伊朗高原东部及北部缓坡的大平原，向东占据了印度旁遮普邦，向北占领了巴克特里亚及粟特。在新政权统治的有序及相对安全的背景下，持续及常规的对外关系得以建立起来。沙漠商队穿越塔里木河盆地的印欧语系地区，开始将商品和观念，至少是非常简单的商品和观念，从西方带到远东。有一个较为特殊的事实值得一提，在远东进行运输的是印度人而非伊朗人；不过印度商人大概也没有到达中原的疆土，他们应该在兰州附近就停下了，那里是中国黄河内河航运的终点。根据《禹贡》1020 记载，中国的内河航运可以上溯到更远，直至积石，在今河州（甘肃）附近，市集应该就在那里，（公元前）3 世纪初野蛮部落被降服后，秦王在那里设立了陇西郡。

中国人由此而接收到的是一些非常简单的观念：来到那里的外国人不是哲学家，他们想得更多的还是他们的买卖；而且他们在那里所遇见的中国人也不是很有文化的中国人。这些外国人首先带来的是地理方面的认知：中国人突然了解到在西方还有一个他们从未揣测过的未知的世界，他们也从未进入过这个世界；他们接受了远游而来的人向他们讲述的一切，既有真实的地理事实又有虚幻的地理假说（向他们传授这些的人自己也不懂得区分两者）；中国人学会在西方寻找印度圣山—609-610 梅鲁山及其四条河流，这四条河流绕山流淌之后分别从四个方向流入大海；他们甚至将此山认定为他们自己地理中的一个地方—昆仑，虽然两者并无共通之处，但表面化的类比拉近了两者的差距。此外梅鲁山进入中国后具有了两重性：从简单的地理事实上看它成为昆仑；而作为大海中央栖息于龟背之上的圣灵之山，它成为长生不老者的岛屿，同样被置于大海中及龟背之上，不过是中国人唯一知道的大海—东海。（公元前）3 世纪末时人们应派过远征船队在海上寻找这些岛屿，如同之后的一个世纪中张骞徒然地前往中亚寻找昆仑。

外国人教授了中国人一些迄今为止他们不知道的事物，不过中国人在几个世纪以前就已经懂得创建某些地理学的元素，他们几乎将他们所寻求的所有东西都放入了这门科学中，既有行政方面的描述，也有山川河流的名册。这两种类型的文献来源不同，作品的特点也肯定截然不同。

由于治国的需要从而产生了政治地理学：应该是在西周时期，史官就以行政文书的形式建立了帝国整体形势的报告，按州划分，特别着重于税赋、土地的收成等。正是这些报告中的一篇，或更有可能是以此形式而作的一篇文学作品构成了《书经》的一章—《禹贡》中散文的部分，写作的时间大致为（公元前）8世纪。文中对九州中的每一个州都进行了总结，列出了该州的山脉、河流，土地及税赋的等级，最后是前往神话中尧帝的都城进贡的路线；文中描述的疆界似乎是周朝在其鼎盛时期的疆界。另有一篇类似的但更为短小的作品记述的是另一种领土分布，应是较后期的，被收入《周礼》之中。

与这些行政文献并行的，是应宗教需要而作的610-611 河流山脉的目录：一年四次，天子派使臣前往各地进行官方的祭祀活动，因此需要将这些祭祀地点的名单固定下来。最初的目录应是作于非常久远的时期；东周末期一份这样的目录—《五臧山经》构成了现存短小文集《山海经》的开篇部分1021；《山海经》在描述遥远的西方的山脉时明显受到了外国的影响。

《五臧山经》记述了二十六座山脉，南边三座、西部四座、北边三座、东边四座、中部十二座。作者一定是洛邑人士，文中对洛邑城和周王室领地及其周边地区的大量描述可以证实这一点1022，他生活的年代大概应为（公元前）4 世纪末1023。该作者记述的地理范围并不太宽广：他的北部边界为沙漠的边缘并将北海、流沙置于一百多里之外；南部，他很了解越国境内、以浙江北部沿海小平原为界的山脉，南侧与洞庭湖盆地相接的山脉以及四川成都地区蜀国的山脉；再远些为两座不很清晰但跨越很广的山脉，它们从西边的西海开始一直延伸到东海，其东边的部分是与长江盆地相接的山脉，而长江盆地以南的部分未作任何记载。西部，作者只知道一座在渭水源头之外的山脉，即崦嵫山，它位于西海边，是太阳西沉的地方，作者将它置于距离渭水源头360里之处；他将另一条巨大的山脉置于黄河源头以西，同样延伸到西海，对此山的描述夹杂着外国的元素及中国的传统：他特别尝试将当时的小说《穆天子传》中的信息系统化。这个神话传说的地区有西王母生活的玉山，也有四条河流发源自四个方向的昆仑山；这其中的一条河流就是黄河，它在绕过了山脉，穿过了无达水后，经积石山下的石门向西南流去（积石山也在《禹贡》中被提及，但被指在很远的西方），之后经西国向东流直至注入泑泽（罗布泊？），此处有一段河道在地下，但很快又回到地面，将黄河引向中原。整个地区也为“流沙”所覆盖，作者将它想象成液体的沙般的河流，要越过流沙才能到达玉山。

大约在同一时期开始流传有标识的世界地图，这些地图被认为是仿制大禹刻在九鼎上的图案1024，比起《五臧山经》612-614，它们似乎受到更多外来的影响。地图上表现的是方形的大地被四海所包围，并伴有神灵、外国人和居于世界边缘的鬼怪的图案，图案旁是他们的名字。这些地图已经失传，只有概述几经辑校保留了下来，即《山海经》中的《海外经》和《大荒经》，以及《淮南子》的“海外三十六国”。在这些概述里，古老的中国传说与印度甚至古希腊的神话融为一体，以极其简明的形式表现出来1025。所有这些作品向我们展示了这个时期中国人的思想受到外来影响的奇特的一面。

中国人的地理视野由此而扩展，尽管不甚准确，却迫使中国人改变了他们对于世界的幼稚的观念；又是从印度人那里中国人知道了世界由七块大陆组成，这些大陆是巨大的被海洋包围的岛屿，排列在中央山脉梅鲁山周围，日月围绕着梅鲁山运转，中国人的地域并非“天下”的全部，只是这些大陆中的一块，如同印度人的地域属于另一块大陆一样。这些观点逐渐被人们接受，到了（公元前）4 世纪末邹衍1026 将它们与中国古老传统中将中国划分为九州的观点结合在一起，他614-615 教授人们有九块大陆围绕着世界的中心昆仑，这些大陆被海洋带包围，彼此互不相通，之外有大瀛海环绕着所有这些大陆；被中国文人称为“中国”的中央帝国只不过是这九块大陆中东南大陆的九分之一；日月是在天空中不停地运转的，从不会沉入地平线下，它们从九块大陆上经过，看起来就像日月升起及落下，而日与夜的现象只不过是距离造成的，太阳离得近时就能看到它，离得远了就看不到了。邹衍将这些描述引入中国人看待世界的体系中—这一体系为中国人所独有：他首先尝试将阴阳及五行的理论放入其中，想象着按照阴阳五行相生相克的顺序排列它们；之后他将阴阳五行的影响扩展到人类事物中，将朝代的更替与五行交替联系起来—每个朝代都是以五行之一的品德来统治（舜为土，夏为木，殷为金，周为火），而一个朝代战胜前朝就如同代表它的五行元素战胜了前朝的五行元素。

此时的中国人正在西方的影响下更新他们对天文学的认知，邹衍的理论在这个时期获得了很大的回响和成功。在此之前中国人对天文学只有些非常模糊的概念，只是为了让他们在天体运动与并不精确的历法之间建立起联系。天空中只有几颗闪烁的星星以及民间凭想象得出的划过天空的图像有了它们的名字，它们成为中国人辨别季节的标志：在太阳落山星星开始出现的时候观测心宿二星、昴宿星或水夫星1027，当星宿越过615-616 观象台正南方时，人们就认为可以准确判断出二分（春分、秋分）和二至（夏至、冬至）的日期，日夜长短的交替会提示人们（何时）进行观测，不过对于日夜不等的划分只是大致的划分，又缺乏测定时间的工具，因此人们很难准确地辨认出（一年中）白天最短或最长的一天。此外，他们的观测水平也很一般，因为他们只能大致地推测出一年为366 个整天1028。两个新月之间的时间计算得稍好一些，但也不够准确以至于有时日食发生在新月第一天之外的时间。至于日历，根据不同的季节人们将每日分为五个不等的时段，分别为黎明，即“昧爽”，或称“鸡鸣”；“朝”；“日中”；“日侧”；“昏”，又称“日入”。日入之后是夜晚的五个时段，长度也各不相同。在此基础上中国人建立了一套并不怎么准确的阴阳历，基本上每五年就要加入两个闰月1029。这种五年加闰月的方法在理论上几乎是整个周朝使用的历法；但毋庸置疑在实践中人们并没有遵守它；也许在初期尝试过，但到了（公元前）7 世纪末便不再使用，不论是《春秋》616-617 还是《左传》都记述了极不规则的添加闰月的做法。人们认为理论和实践无法达成一致是由于当时的腐败和治国无方造成的，并以此自慰：国家的混乱扰乱了季节的常规运行，因此需要改变的不是历法，而是政权；如果圣王重回人间，那么理论上的历法就会与现实一致。

外国人给中国人带来了有关天文学的科学观点。他们也让中国人认识了古代天文学使用的基本工具，如日晷，可能还有漏刻。他们教会中国人星宿与行星之间的差别以及它们的运行方式。似乎有两次外来影响的浪潮（内容）大致重合，但并非不无先后，第一次浪潮是在大流士攻克印度和中亚的时期，第二次是亚历山大取胜的时期。第一次浪潮应该是带来了以二十八宿为坐标观测天象的方法。外国星相学家试图在中国的天空找到他们在自己的国家惯常观测的大部分的星群，不过他们也要顾及到中国人已经想象出的星宿组合；经过几番犹豫他们达成了最终的改编方案1030。他们还教会中国人从617-618 星宿中分辨出行星，可能还教授了行星运行的方式，至少是木星的运行方式；外国人教给中国人木星每十二年绕行天空一圈，并在公元前4 世纪上半叶从中首先得出了一个星相学的周期，之后还有一个年代学的周期1031。

第二次浪潮带来了更加精确和数学化的观点：中国人学会了以太阳每日在二十八宿中运行的位置对天穹作出相等度数的划分，而二十八宿绕行天空的周朝应是一年，还学会了在某些星群的帮助下确定冬至的准确日期；他们采纳了巴比伦人将每日划分为昼夜各12 个小时的做法；他们还在（公元前）4 世纪中前后编定了中国最早的星象目录，包括齐国甘德的星表、魏国石申的星表以及被归功于传说人物巫咸的星表1032；他们也开始观察到金星与火星的逆行1033。大约在（公元前）4 世纪末时，西方的星相学家教授中国人根据春分的时间来科学地确定一年的开始并采用巴比伦人的闰月添加时间，即添加的月份总是在秋分之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中国最早的天文历法，人称“颛顼历”，颛顼历中为了符合中国人将二至及二分置于季节中间的习惯，日期的计算从不定的立春618-620 开始，即春分前的四十五天。（之后）对颛顼历的改革被称为“殷历”1034，改革大概是为了简化计算，使其从确定的时间开始，也可能很大程度上出于星相学的考虑：日期的计算被改为从冬至开始，这成为欧洲理论传入之前中国历法的计算基础。（公元前）3 世纪上半叶颛顼历被秦国定为官方历法1035，一直使用到公元前104 年汉代进行历法改革之时。

与天文学同时被外国人传入中国的还有星相学的原则。《左传》和《国语》中充满了星相学方面的记述，《国语》中可能更多。天空被分为九个区域，称为“分野”，每一个对应地上九个区域中的一个；也可作十二分野（与地上十二区相对应），甚至十三分野，但后者似乎流传的不广。人们观测行星的运行，包括它们的逆行，连接，某些星体的光线和颜色的改变，等等：天空中某个区域发生的变化可以用来预测与之对应的地上的区域将要发生的事件。对日月光晕、风、云、彩虹等的观测是对星相体系的补充。（中国）古老的观念认为良政与物质世界之间是相互影响的，这些星相理论正好与此观念相吻合，从而获得了广泛而持久的成功，它们在（公元前）4 世纪末之后广为流传。

620-621 这些带有科学倾向的天文学和星相学要求认知者有一定的几何学基础，事实上正是在这个时期数学的基本概念被引入中国。外国人向中国人传授几何体的特性，特别是圆形和方形的特质：“圜，一中同长也。”这些特性不论大小或物质是相通的： “小圜之圜，与大圜之圜同”，以及“一方尽类，俱有法而异；或木或石，不害其方之相合也”。同时外国人也带来了基本的数学工具，如可以画出直角的角尺，可以画出弧形的圆规，等等1036。

由此经外国传入中国的主要是已成体系的科学及新技术：在一段时间内，中国成为来自印度和伊朗的星相学家、炼金术士、医生、预言家等的顺利的开垦地，他们在中国谋求生财之道。之后（这些科学技术）形成了本地派系，他们努力将这些新学说引入到土生土长的理论框架中，如五行和阴阳等的框架，并声称这些新学说与古代的圣贤，如神农、颛顼、尧、舜，特别是黄帝有关。这些新派系逐渐与古老的派系融合在一起，后者通常会让出位置给他们：（公元前）4 世纪末星相学家获得了官方的职位，与以龟甲和蓍草占卜的卜官及释梦者平起平坐。慢慢地这些源自外国的新学科适应了新的环境，得到了认可，一些西方的观念也渗入到了本土的科学中。（公元前）3 世纪末帝国的统一以及与西方外国人的直接联系更加速了这一进程。

无论从思想的范畴还是从社会制度的层面，（公元前）3 世纪都见证了旧有时代的彻底完结，一个新的中国正破土而出。

1020 《书经》，理雅各，127。(www.daowen.com)

1021 神田（Kanda），《从〈山海经〉中看中国古代的山脉崇拜》（Mountain- Worship in Ancient China, as seen in the Shan Hai Ching），刊于《汉学》，II（1922 年），332-348。—现存《山海经》汇集了不同出处的文字并于不同时间被收入。其基础是《五臧山经》的26 篇，每一篇讲述一座山脉（现存文字分为五章，每章代表一个方位），由刘向在公元前1 世纪末编纂出版，出版时还加入了其子刘歆在公元前6 年编辑的另外三部作品：《海外经》（卷5-9），《海内经》（卷10-13），及一篇作于公元前2 世纪及1 世纪交替时的论述河流的文章（13 卷末）（有关这篇文章参见《通报》，1925 年，377）；评注家郭璞在公元4 世纪将《大荒经》（卷14-17）及另一篇《海内经》（卷18）加入其中，后者其实是属于《大荒经》的片段，被移到此处［特别应参见小川（Ogawa）先生之前已引述的书目，不过在我看来他的结论不应全部被采纳］。

1022 在中部的12 座山脉中有8 座位于黄河和汉水之间，基本上是他记述的所有中国山脉的三分之一；这个区域中最小的山岭及最小的河流都被提及，洛水的任何一条小支流也没被落下；这里山脉之间的距离大约15 里，而出了这个区域之后他便将距离加大，以数百里计算。

1023 《五臧山经》的作者不了解渭水和泾水源头之外的地区，秦伯攻克这个地区以及义渠戎的投降发生在（公元前）310 年到公元前265 年之间；不过他对蜀国的山脉知道得很多，而蜀国是在公元前316 年被秦王攻克，秦王又是从公元前334 年开始与周王保持友善的关系；因此我认为作者生活的年代是公元前4 世纪末前后。作者对中亚地区的模糊认识与前述日期并不矛盾，因为这属于另一个范畴，是由于外国商人讲述国外的地区所带来的影响。

1024 九鼎在（公元前）327 年的丢失将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这些地图上，使它们在公元前4 世纪末时重又受到重视，这也是人们将这些地图同九鼎联系起来的原因。

1025 劳费尔，《中国的民族志传说》（Ethnographische Sagen der Chinesen） （Festschrift für Kuhn，199-210 页）。

1026 邹衍在魏惠王统治时期（前370年—前318年）在魏国居住过一段时间，《史记》，V，158；燕昭王（前312 年—前279 年）即位初期邹衍从魏国前往燕国，同前，IV，145；他是齐宣王在位期间（前319 年—前300 年前后）临淄的稷门学者之一。邹衍曾与赵国大臣平原君（卒于公元前251 年）交往，平原君请他与自己的门客、辩者公孙龙辩论（《史记》，卷76，2b）。邹衍生活的年代应为公元前4 世纪下半叶，卒于公元前3 世纪275—250 年间的前几年。《史记》中没有邹衍的传记，只有一个简短的段落是关于邹衍的，在有关孟子的段落之后（卷74，1b-2a）；邹衍的作品也已失传。—邹衍的理论在孔好古的《印度的影响》（Indischer Einfluss），342-343 中有被论述，这部作品已使人们注意到邹衍的理论中所包含的源自印度的重要元素。

1027 《书经》，理雅各，19-21（《尧典》）；书中提到四个星象，只有三个以古代传统较模糊的方式进行了认定：现代非常精准的认定要得益于僧人天文学家一行在公元8 世纪初所作的工作，那时对分点岁差的认识使得人们能够准确重现任何一个日期的星象；所选择的日期自然是当时的历史学家指定的尧帝时代的日期。—观测的时间没有被提及；周朝常规观测星象的时间是晨曦和黄昏，这里指的肯定是黄昏。《尧典》的记述非常欠缺准确性，因为黄昏的时间会因季节而变化。

1028 《尧典》，21。

1029 《系辞》，刊于《易经》，理雅各，365。尽管写作《系辞》的时间较晚，我仍然不相信五年加闰月的做法是在如此晚期，如（公元前）5 世纪末前后才被发明出来（或由外国传入）；这是不准确地计算阳历年为366 整日所使用的元素之一，在《书经》的《尧典》中已有记载，因此很难将它认定在如此后期的时间。5×366=1830 天，5×12+2=62个月，如果我们承认大月（30 天）和小月（29 天）交替出现而添加的两个月均为大月，就得到：（30×29）+（30×30）+（2×30）=1830 天。 这与日月的运行表面上看起来是相符的，虽然这种计算是不准确的。

1030 我们知道中国的“宿”等同于印度的“纳沙特拉”（nakshatra）以及阿拉伯的“马纳吉尔”（manâzil）；这三个体系有着共同的起源，这一点无须质疑，但它们被发明的时间和地点一直以来都有争议。我们可以在利奥普·德·索续尔的著作中找到对不同观点的论述和汇总，德·索续尔得出的结论认为起源地为中国；从这时起，奥登伯格（Oldenberg）就在他的《纳沙特拉与宿》（Nakshatra und Sieou）中为共同起源点应为另一个中心（巴比伦）辩护。虽然德·索续尔的文章有其价值，但我还是不得不否定他的结论。对二十八宿的认知较晚才出现在中国文学中，大约在（公元前）4 世纪末的《左传》及《周礼》中有记述；不过有些（公元前）4 世纪大型星相学著作残存下来的片段显示一个世纪之前已有使用某些星宿。（公元前）5 世纪以前二十八宿中有些星宿的名字被提及（如《尧典》中的昴宿星、水夫星；《诗经》中的牧夫星、织女星，等），但这些单独被提及的名字并不能证明整个体系在当时已经存在。

1031 利奥普·德·索续尔，《木星的周期》（Le Cycle de Jupiter）清楚地证明了木星的运行周期是在公元前375 年前后传入中国的；新城先生（Shinjô）较后期也独立得出同样的结论，我对此并无异议。饭岛先生（Iijima），《〈左传〉写作时间的进一步论述》（A Further Discussion on the date when the Tso chuan was written），155-194 中极力想要证明《左传》及《国语》中提及木星周期的故事是作于汉代，更确切地说是显示了刘歆关于此方面的理论；在我看来饭岛先生所建立的联系是正确的，但他的结论应被推翻：是基于《左传》和《国语》中已经存在的记述，刘歆才创立了他的理论，但这些记述是伪作，却被刘歆视为原作。

1032 《史记》，III，402-403。

1033 《前汉书》，卷26，6a。汉代时对明显的火星运行的认识还是很初步的 （同前，卷21B，5 b）。参阅利奥普·德·索续尔，《中国天文学起源》（Les Origines de l’astronomie chinoise），刊于《通报》，XV（1914 年），647。

1034 饭岛先生，《有关中国古代天文学认识的进一步研究》（Further Notes on the Chinese Astronomical Knowledge）提出十二干支的周期最初是以“寅”（现在排为第三位）为首的，后期出于不同的考量将“子”放在了首位并一直作为十二干支之首。殷历记录下了这个变化，将历法的起始日期和干支的开始列为“甲子”，因此殷历应该是晚于颛顼历的，颛顼历的起始为“甲寅”。新城先生，《干支五行理论》（The Kan Chih Wu Hsing Theory），12，认为颛顼历和殷历被引入的时间与木星周期被引入的时间相同。

1035 至少《秦纪》（《史记》，卷5，沙畹，II，90 及其后段落）中似乎是这样记载的，即从公元前265 年开始，第十个月总是被视为每一年的开始。

1036 《墨子》，卷10，40 篇，18 段，415 页；同前，卷11，44 篇，29 段，513 页；同前，43 篇，58 段，491 页；同前，42 篇，52 段，452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