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57）581 大史所记录的官方编年史枯燥无趣，通常也不公之于众；与之共存的是大约在（公元前）5 世纪开始出现的一种不那么乏味的文体，供公众之用；在这种文体中作者将真实的历史事件与纯粹出于想象的材料混合起来，形成实足的小说。小说主要分为历险小说及政治哲学小说，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表现出来；历险小说采用一般的叙述，将某一传奇或历史主题加以小说般的修饰，其主要的元素是历史事件本身；政治或哲学小说则是论述性的，以一个或多或少真实人物的言论作为表现形式，在这种小说中，历史或传奇事件只不过是为表达思想而设的框架。

历险小说中只有一部留下了一些片段，即《穆天子传》973。书中的主人公是穆王，小说讲述了他出征、狩猎、游历及他的爱情故事。小说留存下来的部分主要与两个情节有关：一是穆王前往西部世界的大型游历，直达黄河源头，河神派582-583 他的孙子为穆王作向导，穆王到达了太阳西沉的地方，也是上帝的女儿、掌管瘟疫的西王母的领地，西王母盛情款待穆王，并与他互赠诗篇；二是穆王在南巡狩猎的过程中遇到美丽的盛姬并爱上了她，穆王娶她为妻，但没过多久盛姬就去世了，穆王为她举行了盛大的葬礼。这部作品大致作于（公元前）5 世纪或4 世纪，应该是这类作品中最古老的一部；穆王的历险只写出了梗概，而游历的过程却几乎按日描述但却平淡无奇，只有少数情节，如与西王母的会面以及盛姬的葬礼，描述的相对比较详细却也是很枯燥。作者应是参照了官方编年史并努力按照事件的先后顺序来叙述，他的风格似乎是模仿某种样版而来。

另一部讲述晋文公的传记小说大概写作于（公元前）4 世纪中叶，（从留存下来的片段来看）似乎（比前者）有了很大的进步。小说的主人公重耳是晋献公的儿子，因朝廷的阴谋被赶出了他的祖国晋国，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从一个国家游历到另一个国家，不过大致上都受到了礼遇，最后在年事已高时终于成功夺得王位，甚至在不久后成为霸主。这段充满戏剧性的经历激发了作者的灵感；为了给主人公一种内在的统一性，作者决定将重耳前后两个时期的生活，即流亡王子的时期与登上王位后的时期联系起来，将后一个时期重耳的所有举止解释为前一个时期所发生的事件的后果，并想象出各种情节的细节以印证这种因果关系：如与齐国签订盟约以及出兵救援宋国公是为了报答这两个国家的国君曾善待重耳；相反，（公元前）632 年将卫侯与曹伯赶下国君的位子是报复重耳在这两个国家遭遇的不幸；这些情节中最著名的一个是城濮之战前晋军在楚军面前退避三舍，这是因为几年前流亡的重耳曾向楚成王583-584 做出如此承诺，以感谢楚成王对他的礼遇。从仅存的小说概述中974 可以看出这部小说写得非常之好；但很难判断哲学或政治言论是否使原著变得累赘。

围绕着《书经》及其主人公也发展出一系列小说性质的文学体裁；从与这部作品相关的文集《尚书大传》的残余中还能看到对此的回应—《尚书大传》编纂于公元前2 世纪初前后，是将《书经》的内容以历史观点重新书写975。此外出自周朝的小说几乎全部都保留在了《逸周书》中976：这部书是将《书经》中有关周朝初期几位帝王的篇章以同样的风格及同样的理念进行了再创作，叙述的方式更加系统化，并按照周朝与商朝之战、文王与武王的统治以及周公摄政的顺序来写，其叙述模仿了王室舞蹈的叙述，对话则是模拟史官短小的论述的方式。这部作品的文学价值并不高，冗长而含糊的叙述充斥全篇；写得最好的一部分是（周王）战胜殷朝的纣王后，纣王自杀，他的头颅被用来祭祀祖先的情节，但也枯燥乏味，且没有任何戏剧性的特征977。这部作品写作的时间较难确定，似乎应追溯到（公元前）4 世纪中叶。

584-585 也是大约在同一时期，除了历险小说之外，哲学小说开始出现，最早出现的形式是将史官派的短小论述加以扩展：主人公自身的故事逐渐失去了重要性，人们讲述主人公主要是为了表达观点，而这些观点才是人们的兴趣所在。很多著名的人物都成为这类小说的主角。

《管子》978 大约作于（公元前）4 世纪下半叶979，以（公元前）7 世纪齐桓公的大臣管夷吾之名写出了理想化的行政治国之道：书中对管夷吾的经历、长期作为大臣的生涯、他的行政方法、政治理论、与国君的对话、诸侯会盟的盟约等等都做了详细的陈述，而且此书中真实的事件不断地与作者创造的部分相混合，其中对于齐国的建立以及齐桓公的历史等，作者都是在史实的基础上做了理想化的处理。此书仅存留下来一些片段，而这些片段很有可能只是某些章节的概要，因此基本上无法判断此书的文学价值；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此书在当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几乎所有（公元前）4 世纪和3 世纪的作者都知道这部书并引述它。齐国另一位大臣晏婴生活的年代比管仲晚了一个世纪，他在服侍了三代国君后卒于公元前493 年。大约在同一时期晏婴也成为一部（与《管子》）类似的小说《晏子春秋》的主角980。《晏子春秋》的作者应该是公元前4 世纪中叶齐国的一位作家，他的哲学倾向与《管子》的作者不同，更倾向于墨子学派587-588 而非孔子学派981；不过他的观点并不怎么有趣，有些平淡无奇，这几乎是同时期所有小说家的通病。至于书的编排则有些奇特，所有短篇故事都按照种类划分：先是谏篇，然后是问篇，最后是各种不同故事的杂 篇982。这部作品的与众不同之处是场景的描绘，至少是部分场景，较为生动，不管是（齐）景公设宴狂欢的场景，还是古冶子渡黄河，因不会游泳差点淹死的场景983，还有景公远眺都城，想到自己死后便再也看不到这一切时不禁落泪的著名场景984，以及庄公被他的大臣崔杼杀死和晏子在庄公尸体上痛哭的场景985 都很生动；作者知道如何令他笔下的人物活灵活现，并给予他们适宜的口吻和对话。除此之外的部分并不出色：由于当时的风尚，作者不得不在书中加入治国、道德等方面的论述，使作品变得冗长累赘，而他的哲学观点也非常之平庸。

588-589 周朝时期很多著名人物都成为小说的主人公：想象力得到了自由的发挥，当人物自身的经历略显不足时人们就创造出凭想象而来的情节，《吴子》的作者就是这样来写魏国将军吴起的，他赋予吴起很多不寻常的经历，最后让他在楚国悲壮地死去986。有时连小说的主人公也是想象出来的，如（公元前）3 世纪中期的政治小说《苏子》中的苏秦：苏秦虽贫困潦倒但聪明善辩，却遭到家人的嘲笑，他以自己的才华游说秦王却不得赏识，为了报复秦王，苏秦决定联合其他诸侯国共同抗秦；由于被赵国大臣妒嫉，苏秦被赶出赵国，之后他在燕国受到礼遇，燕王甚至资助苏秦，在得知与苏秦为敌的赵国大臣死后让苏秦回到赵国，苏秦说服赵王实施自己的计划后开始周游列国，他成功游说了所有人，成立了抗秦联盟；联盟的每个国家都任命苏秦为国相。在返回赵国之前苏秦衣锦还乡，向他的家人展示自己的成功；随后的十五年间，苏秦在赵国指挥着联盟而秦王未敢出兵进攻；但在此之后，苏秦个人的敌人张仪为报复苏秦成功打破了联盟，秦王因此有了出兵的理由；苏秦逃到燕国，但他与燕王母亲的暧昧关系迫使他很快又离开燕国前往齐国居住；苏秦在齐国仍受到礼遇并很快得到齐王的赏识，但最终却被杀害。这部小说如此成功以至于人们几乎立刻就为它写出了续集，续集讲述的是苏秦兄弟的 经历987。

589-590 小说的兴起并没有完全淹没纯历史性的著作：首先官方编年史增加了很多，不但新兴国家如魏国有自己的《纪年》，古老的国家如秦国似乎也是从（公元前）4 世纪才开始有规律地编制他的编年史《秦记》。但小说的风行激发出一种新的体裁，类似于古代希腊和罗马人所写作的历史，其中以小说的方式进行的详细而生动的描述避免了官方编年史的枯燥，但又保留了编年史应有的细致和准确。孟子就提到除了鲁国编年史《春秋》之外晋国和楚国两个大国也有编年史，晋国的名《乘》，楚国的名《梼^[1]杌》988：与此同时期的《左传》的作者使用了两部完整的编年史，将它们混合而成为《左传》的框架，他所使用的正是晋国和楚国的编年史，也应该就是孟子所提到的作品，这并非偶然。前者是晋国的大型编年史，记述了从家族年幼的一支、曲沃伯爵登基到晋国灭亡三国分晋，或只是截止到智伯被杀这段时期的历史；后者是楚国的编年史，从楚国起源记录到一个未能确定的时期。这两部编年史都已失传，但《左传》不时用到这两部作品，其中一些重要的段落也可在《国语》中找到—《国语》是编纂于（公元前）3 世纪中叶的由不同文献节选而成的文集。同样写作于（公元前）3 世纪的还有一部赵国编年史，与晋、楚编年史属同一类体裁，但准确性不如前者，有较多小说的成分，《史记》中有对这部编年史的概述。

此外，著名人物的传记也成为一种时尚的文体：它大概起源于人们在王侯将相的葬礼上所咏诵的颂词，《左传》中保留了一些样本。（公元前）3 世纪的战国四君子“四雄”便有他们自己的传记，在《史记》中有概述989，他们分别为：孟尝君田文，齐闵王（公元前326 年—公元前284 年）的大臣；平原君590-591赵胜，赵惠文王的弟弟、孝成王（公元前265 年—公元前245 年）的大臣，卒于公元前252 年；信陵君魏无忌，魏安嫠王（公元前276 年—公元前243 年）的弟弟及大臣，卒于公元前243 年；春申君黄歇，楚考烈王（公元前262 年—公元前238 年）大臣，卒于公元前238 年。人们也为更古老的人物作传：如（公元前）8世纪及7 世纪交替时郑国的大夫祭^[2]仲就有有关他的传记，其中讲述的是郑国的建立；人们还从古老的传说中寻找上古的英雄，似乎有一部小说是关于伊尹的，他是胜利者商汤的丞相，逃离夏朝的朝廷后曾以厨师为生990。

小说与史籍的分别并不明显：如果说《苏子》是一部凭想象而成的作品，那么重耳（晋文公）的小说则是掺杂了小说性质的描写及历史的描述。祭仲的传记是小说还是史书呢？《管子》又是以何种形式在描写齐国行政时将乌托邦的想法加入到现实之中的呢？当时的人们对此并不确定且会犯错：就连纯粹文献性质的作品也难免受到小说的影响。《周礼》是周朝的礼仪之书，编纂于（公元前）4 世纪和公元前3 世纪相交之时，此时周王的角色已被削弱成只剩下宗教意义上的角色，他们残余的权力也被考王兄弟的后代、两个分支的新周公篡夺；《周礼》中不时也会讲述当时盛行的乌托邦式的管治，《管子》的作者及孟子也曾（在他们的著作中）给出与此相关的其他例证991。至于591-592历史学家，如《左传》的作者，也同样使用了小说和史书作为他的大型编年著作的来源。

《左传》992 是留存至今的唯一一部周朝末期的巨作，但并不完整，更糟糕的是它在汉代被做了大量改动。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左传》是由最初两个不同的部分组合而成，一是对《春秋》所作的短小的常规注解，即主要讨论礼仪方面的问题；二是厚重的编年史部分，这一部分（大概是在公元前2 世纪时）被切分，切分后的每一部分被放置在《春秋》的语句后面，成为这部习惯上被认为是孔子所作的鲁国短小编年史的历史注释。这两部分作品的作者原本是相互独立，并不相识的，但传统上将这两部分都视为某位左丘明（因不确定他的姓氏，不知是复姓左丘，名明，还是姓左，名丘明）所作，据说他是孔子的弟子，晚年失明，他作此书是为师傅的著作作注评。事实上这两部分都是更加后期的作品，均不会早于（公元前）4 世纪末或公元前3 世纪初993。

593 现存《左传》最主要的部分，即编年史的部分994 最初时应该就是一部中国历史论著，讲述的是晋国的历史，时间覆盖范围从曲沃武公在（公元前）678 年篡权直至（公元前）453 年智伯被杀，并带有一篇引言概述了曲沃的伯爵从（公元前）8 世纪中获得封地时开始的历史。作者写作的基础是我之前提到的晋国编年史，并在其中加入了楚国编年史的内容以及其他大量讲述这一历史时期的史籍或小说的概述或节选。作者似乎并不知道《春秋》的存在，因为他对鲁国的事件知之甚少593-595，有时还与《春秋》所记述的相矛盾。有两部小说为作者写作齐国历史提供了素材，即《管子》和《晏子春秋》；另外两部作品为郑国历史提供了资料来源，其一是或多或少带有传奇色彩的祭仲的传记，祭仲从（公元前）743 年起历任郑庄公、郑厉公和郑昭公的大臣直至（公元前）682 年去世，其二是关于（公元前）6 世纪中期郑国大臣子产的哲学和政治故事文集；似乎还有两部作品与吴国有关，一是关于巫臣的作品，讲述了这位楚国大夫为爱情而使出的阴谋，继而逃亡到晋国，后又来到吴国并训练吴国对付自己的祖国，二是关于最后几任吴王的大臣伍子胥的作品，讲述了吴国与越国的战争。作者还使用了魏国和田齐编年史中早期的部分，即这些王侯家族的祖先在晋国和齐国担任大夫的时期。作者还选取了星相学逸事文集《师春》995，《师春》以郑裨灶、梓慎以及蔡国史官墨为主人公；同时也选取了当时非常著名的、被认为是周成王的大臣及史官尹佚所作的礼仪逸事文集。所有这些以及其他未提及的元素被《左传》的作者融为一体，虽然这部作品在汉代时被作了改动，但《左传》仍不失为一部出色的著作。可能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左传》胜于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它风格简洁，描写生动灵活；对话既不冗长也不平淡无奇；作者擅于处理戏剧性的情节，懂得如何吸引和引导读者的注意力。作者最欠缺的是心理学方面的处理：他笔下的人物，就算是最重要的人物也总是刻画得比较表浅；人们只是看到他们激动焦虑的一面，但看不到他们真正生活的一面。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由于作者一视同仁地使用了小说595-596 及史料作为素材，这使得作品的历史价值因素材而不一；但这部作品仍为我们提供了一幅不可多得的中国古代生活的画卷。

《左传》的作者所使用的某些素材也被另一个同样不知名的作家以不同的方式用在了他的作品中，这位作家应该与《左传》的作者生活在同一时期，或者至多晚过《左传》的作者半个世纪。此人只是一个汇编者，将他收集来的历史逸事、对话等按国家分类，并未花费心思以连贯的编年描述将这些资料串联起来，由此他保留了《管子》及其他多部小说的大段的节选。这部从汉代起名为《国语》的作品并没有任何独创性及统一性，只需连续翻阅有关晋文公、郑国、吴越之争等的章节便可看出各章节叙述的方式，特别是风格，都极为不同。总体来说这就是一部由作者选取的文献片段文集，所选的主要是些概述及摘要。这种体裁也获得了成功，在（公元前）3 世纪下半叶另一位不知名的作家就模仿它将当时著名政治人物的对话收集成文集，取名《战国策》；遗憾的是源于小说的元素在此书中占据了比前几部书都要多的位置。应该说这种类型的作品是受到中国人欢迎的，它因选取了最有趣的片段，在当时丰盛的文学作品中（为读者）起到了指引的作用，也正是如此，它经受住了汉代的历史变革并不乏成功的继承者。

周朝末期的历史学家似乎在寻找一种（适合自己的）模式，但由于缺乏批判性，他们未能如愿以偿：对他们而言，历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要么是枯燥的编年史，要么是充满想象的作品；直至汉代，才华横溢的司马迁才懂得将小说与史籍彻底分开（就算不是在所有的实践中，至少在原则上将它们分开），而在此之前两者一直是混淆在一起的。

973 由艾德（Eitel）翻译，刊于《中国评论》，XVII，223-240，247-258。亦可参阅沙畹《历史的记忆》，V，附录II；—久米（Kume）《对昆仑西王母的研究》（Konron Seiôbô kô），刊于《汉学杂志》，IV，197-214；—利奥普·德·索续尔（L.de Saussure），《穆王突厥斯坦之旅》（Le Voyage du roi Mou au Turkestan），刊于《亚洲杂志》，1920 年，151-156；《穆王游历之间的关系》（La relation des voyages du roi Mou），刊于《亚洲杂志》，1921 年，247-280；《穆天子传中的日历》（The Calendar of the Moh tien tso chuen），刊于《新中国评论》，1920 年，513-516；《穆王的游历及沙畹的假设》（Le Voyage du roi Mou et l’hypothèse d’ Ed.Chavannes），刊于《通报》，1920—1921 年，19-31。—上述这些作者都将《穆天子传》视为真正的历史编年史，因此他们都尽力在中亚寻找一块地方作为西王母的王国或部落，这在我看来是错误的。

974 《左传》，186-187，［顾氏，TT1-341］保留了（重耳）多年游历的年代概述；在《韩非子》《吕氏春秋》等的不同段落中也能找到相关片段；《国语·晋语》中的一些逸事故事应该也被作者采纳了。不过晋国曾有一部编年史（也已失传），因此较难确定这些文字的出处。

975 《尚书大传》在14 世纪时失传；部分片段被不同学者收集并从18世纪开始陆续发表。

976 《逸周书》12-31 篇及36-50 篇（其中13-20 篇及41-42 篇失传）确定是这部小说中的章节；51-59 篇虽然也讲述的是周公，但却出自另一个作家，来源也与前者不同。小说的作者有一个非常详细的直至每月每日的年代表，与《书经》中的年代时有出入，对这个年代表的研究可能有助于较为准确地确定此书写作的时间。

977 虽然这部小说的文学价值不高但它却有着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特别是以宗教观点来看：它修饰的成分比《书经》少，描写周朝最后几个世纪的习俗时所带的倾向性也比较少。

978 现存一部名为《管子》的著作，共24 卷，分为86 篇（其中约有十几篇已经失传），据称为管夷吾所作。不过就算这部作品不完全是现代的伪作，其古籍的部分也都已淹没在大量的大约作于公元4 世纪或5 世纪的篇章中：书中引述《泰誓》（卷5，6a，《四部丛刊》刊本），而《泰誓》非《书经》原作，被引述的是3 世纪伪作的文字；作者拷贝《左传》，386（卷7，3a），甚至还保留了原有的鲁国年代，这对于齐国的大臣来说是荒谬的：“九年，公孙无知虐于雍廪，雍廪杀无知也。桓公自莒先入，鲁人伐齐，纳公子纠……”等。九年为鲁庄公九年，而且整段都是截取《左传》。这部作品唐朝时已经存在，从当时的一些引述可以证明，《隋书》只将其分为19 卷，应是对篇幅的不同分配而已。开始的部分有一篇刘向关于公元前1 世纪对该书所作修正的说明，这完全是不可信的，因它已经提及现代作品才有的86 篇，而在刘向所作目录的原作中提到《管子》只有18 篇（张守节为《史记》所做的《史记正义》，卷62，2b，这表明《前汉书》，卷30，12a 中提到的86 篇这个数字应该是受到现代伪作影响而加 入的）。

979 远古的《管子》在公元前1 世纪时尚存，不过今已失传并被公元4世纪或5 世纪的伪作所取代。远古《管子》由18 篇组成（《史记》，卷62，2b；参见上一条注释）。有一些段落仍保留在《公羊传》《穀梁传》《孟子》《史记》等中；另有同一段文字经不同方式概括后存于《左传》和《国语》中，将两者对照能够找出原始文字。这些引述证明《管子》一书早于公元前4 世纪末；此外，书中提到72 帝王完成了封禅祭祀（《史记》，卷28，III，423）使人联想到《山海经》卷5 中的段落；《论语》中有两处很清楚地是影射《管子》中的情节，因此《管子》成书的时间不会早于公元前4 世纪初。—哈隆（G Haloun）先生在Seit wann kannten die Chinesen Tocharer oder Indogermaner überhaupt（刊于《泰东》）中认为可以假设《管子》有一系列更加古老的原型，这些原型已经消失或被取代，他甚至尝试为此制作一个表格，不过我认为他的这种方式并不正确，参见《亚洲杂志》，1927 年，210 卷，142-152。(www.daowen.com)

980 现存的《晏子春秋》共八章，不过它经历了宋末明初的大量改动—如果我们不把这个时期的改动看作对已经失传的原作的重组（元代的版本是重刊并加入了学者孙星衍的注评《晏子春秋音义》，除了几处微不足道的修改之外它几乎已经和现存版本一样）。所幸原作在汉唐时经常被引述（加之《左传》的作者也曾长篇截取或概括书中内容，参见《韩非子》，卷15，§37，10b）：魏征在他的《群书治要》卷33 中重现了《晏子春秋》前六章中几乎一半的内容；《意林》 （卷1，4b-6 b）中也有多处节选；李善在为《文选》作注时也经常引用《晏子春秋》的片段；章怀太子为《后汉书》作注时提及了十几个《晏子春秋》中的完整的故事，等等。我所使用的引文都是宋代之前的，以确保其真实性，在我看来这是面对现阶段的问题唯一确定的方法；为方便起见我为我所使用的引文加入了明代版本的参考文献，该版本由《四部丛刊》重印。

981 书中多次提到墨子的名字—墨子生活的年代为（公元前）5 世纪下半叶至公元前4 世纪初的几年（柳宗元，公元773 年—819 年，《辩晏子春秋》，刊于《增广注释音辩唐柳先生集》，卷4，6a，元代版本，《四部丛刊》重印；参见《晏子春秋》，卷3，7 b；卷5，8 a），书中还预见到田氏在公元前386 年篡夺齐国王位（《左传》，589；参见《晏子春秋》卷4，38b）以及晋国灭亡（根据人们选择的不同事件，可为公元前403 年或公元前375 年），因此此书写作的时间不可能早于（公元前）4 世纪中。此外，《左传》中大量使用了《晏子春秋》的内容（如（齐）庄公在公元前548 年被杀的故事，《后汉书注》卷58 A，5 b-6a；《左传》，514；参见注释985）；《孟子》（理雅各，34-36）也引用过一段；《吕氏春秋》也提及此书（卷20，7a，等）。由此可见此书在（公元前）4 世纪末时流传甚广—其成书时间也因此可知。《墨子》中也有几处对《晏子春秋》的引述，卷9（佛尔克，407），但这并不会削弱上述结论，因为这些引述全都在《非儒》篇，该篇应为后期学派弟子所作，写作的时间也相对较晚。

982 这是现存版本的顺序，不过魏征也跟随这个顺序，因此可以保证（这是原作的顺序），魏征也同样将每一部分分为两章。

983 《后汉书》，卷90 A，4b；《晏子春秋》，卷2，20 b-22a。

984 《文选》，卷13，2a；卷28，3a；卷48，4a；《晏子春秋》，卷1，19b-20 a。

985 《左传》，514 ［顾氏，TT1-424 ］；《后汉书》，卷58 A，5 b-6a；《晏子春秋》，卷5，4b-5 b。

986 《史记》，卷65 是对这部小说的概述；《吕氏春秋》卷20 也暗示了这部小说。现存《吴子》也许并非全部为伪作。—但吴起的小说中带有年代错误，因此轻易地暴露出所写的并非历史人物，参见上述305 页，n.1，319，n.1。

987 马伯乐，《苏秦的小说》（Le Roman de Sou Ts’in），刊于《亚洲研究》—法国远东学院成立25周年特刊，II，141，另可参见上述正文355页，n.2。

988 《孟子》，IV，n.21，理雅各，203。

989 《史记》，卷75-78。

990 《墨子》，卷8，佛尔克，192。

991 现存的《周礼》可惜经过了重要的改动：不仅是整篇《冬宫》篇在汉代时失传，以同一时期或稍晚些时候的另一篇文章取代，另外一些较短的片段也都被改动了［例如有关大司乐的篇章—一位窦公将大司乐献给了汉孝文帝（公元前179 年—公元前157 年），这位窦公据称有180 岁，曾在（公元前）4 世纪任魏文侯的大司乐，参见《前汉书》，卷30，5a］；此外似乎还被添加了很多细节。这部作品受到了中国和日本学者的猛烈抨击，被视为汉代的伪作；另一方面，传统上认为这部作品是周朝的创立者周武王的弟弟周公所作；上述两种观点在我看来都同样地夸大其词。

992 欧洲对《左传》所作的最近期的研究是傅兰克（Franke）的《儒家教条与中国国教》（Das konfuzianische Dogma und die chinesische Staatsreligion）（1920 年）的第一部分，1-86 页；以及特别需要一提的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先生的重要研究，《有关〈左传〉的真实性及其性质》（On the authenticity and nature of the Tso chuan），刊于《哥德堡大学期刊》（Göteborgs Högakolas Arsskrift），XXXII （1926 年）。

993 当卫成公于（公元前）629 年在帝丘建立都城时曾有预言向他承诺新都将会延续300 年（219 页）：到了（公元前）320 年卫嗣君自贬称号为君，因他所有的土地只有濮阳一处了（《史记》，IV，211）。另一个段落（293 页）提及周成王置鼎于郏鄏，当时有预言周朝将持续30 世700 余年：置鼎于郏鄏是在（公元前）1027 年（《竹书纪年》，理雅各，146 页），（公元前）327 年鼎失于泗水中（同前，174-175；很显然置鼎的时间是在鼎丢失后倒推回去的，以便与《左传》中所讲述的预言相吻合，这是众人皆知的，因此置鼎的时间不存在任何历史事实）；此外周成王之后30 世是周显王在位（公元前367 年－公元前319 年）。由此可以看出写作《左传》的最早的时间应在（公元前）4 世纪末前后；同时，其写作的时间也不会迟于（公元前）3 世纪中，因为过了这个时间，秦国东征无法取得胜利的预言（《左传》，244）就不应被写在书中了。值得一提的是高本汉（Karlgren）先生在之前已引述的书目，65 中凭借纯语言学的论证独立得出的《左传》写作的时间与我所得出的时间相差不多。

994 我在这里用几句话来概括一系列有关《左传》及其素材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这些结论在不久后将会单独出版。高本汉（Karlgren）先生在《有关〈左传〉的真实性及其性质》（On the authenticity and nature of the Tso chuan），65 中认为通过他对《左传》语言的研究可以得出的结论是“这部作品由同属唯一一个学派并使用唯一一种方言的一个或几个人写成”。我认为他的结论超出了他的调研结果：他的调研结果至多可以证明（公元前）3 世纪的编纂者对所使用的文献风格进行了修饰以使语言具有统一性，高本汉还推断（50 页）此种修饰的方式与《书经》编者所作的一样。—我们知道很多中国现代批判家在康有为之后都重提19 世纪初刘逢禄的理论，即《左传》是在公元前1 世纪末由汉代著名学者刘歆所作的伪作；傅兰克（Franke）先生在他的《儒家教条》（Das konfuzianische Dogma）中采纳了这个观点并较好地总结了主要的论据；此外，饭岛（Iijima）先生，《以汉代历法观点批判〈左传〉》（The Tsochuan criticized from the View Point of the Calendar System of the Han Dynasty），刊于《东洋学报》，II（1912 年），28-57，181-210；以及《再论〈左传〉写作的时间》（A Further Discussion on the date when the Tsochuan was written），同前，IX（1919 年），155-194 中尝试以天文学论据来支持（刘逢禄的）这一理论。但他们都未能加强该理论的可信度；相反高本汉先生在之前已引述的书目中指出有强有力的推断支持《左传》为远古文献。

995 《师春》是在公元279 年前后在汲郡的汲冢中被发现的预测天相的文集；人们发现它的叙述与《左传》中相对应的叙述几乎完全相同便认为它是从《左传》中节选而来的。事实上基于汲冢大致的时间，《师春》应为《左传》所使用的素材之一。《师春》今已失传。

【注释】

[1]梼，音táo。

[2]祭，此处音zhà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