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学派就这样在平庸中延续，没有耀眼之处，但也不无影响力，直至（公元前）4 世纪下半叶孟子为其添加了些许色彩，同时他为儒家学说引入了新的观点，使其更加符合时代的变迁。

552-553 孟子与孔子一样出身鲁国909：孟子属于孟氏家族一个不出名的分支；孟氏家族源自鲁桓公，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孟氏与叔孙及季氏一起独揽大权，置王侯于不顾。孟子的双亲定居在邹地，孟子便于（公元前）4 世纪公元前375 年—公元前350年^[1]间出生于此地910。和孔子一样，孟子由早年丧夫的母亲抚养成人；人们讲述“孟母三迁”以避免孟子受到不良邻里的影响。儒家对孟子的影响大概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此时距离孔子去世已过了一个世纪，但儒家学说在鲁国的文人中极具影响力，这些文人或多或少都曾师从儒家弟子。传统上人们将孟子与子思学派联系在一起911，如果我们相信这种说法，那么孟子似乎曾经尝试从源头，即从孔子的家族接受儒家教育。之后孟子回到邹地，在那里成立了一所学校并以此553-554 为生，从这时起他已经有了几个他最出色的学生。不过孟子的境遇并不算太好，因此在四十岁左右时912 他被齐宣王^[2]（公元前342 年—公元前324 年）慷慨的美名所吸引（前往齐国）。齐宣王大方地供养了一班学者，如邹衍、邹忌、接子、法家申子、道家田骈（别名“天口骈”）以及其他很多人，这些人被称为“稷下先生”913。孟子起初受到齐王的礼遇，与齐王有数次交谈，但没过多久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恶化了，孟子拒绝了齐宣王送来的每块二十四盎司重的一百镒金914 这样的重礼，最终离开了齐宣王的朝廷。大概是受到朋友邀请，孟子去了宋国的国都亳，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他被引见给宋国公，后者赐予孟子七十镒金；之后孟子从宋国回到了他的出生地邹地，在那里重新指导他的学校。不过很快他又离开了：孟子在亳都时，他的弟子、滕国太子在出使楚国途中曾前来拜见孟子并邀请554-555 孟子前去他父亲的朝廷；当他父亲在（公元前）323年915 去世后，滕国太子再次向孟子发出邀请，这一次孟子接受了。不过孟子并没有在滕国停留太久，滕国朝臣大概担心这位外来者夺权，成功地（向太子进谗言而）影响了太子的想法—孟子几乎刚到滕国就离开了。孟子从滕国去了魏惠王的都城大梁。此时的魏惠王年事已高，在经历了统治初期的辉煌之后，他在很长时间里不停遭受挫败，以至于需要在文人墨客之中寻找能使自己从国家事务的疲惫中解脱出来的方法。孟子因此受到魏惠王礼遇，不过他并没有多少时间享受这种恩宠，魏惠王便在公元前319 年去世了；魏惠王的儿子魏襄王对孟子似乎没有如父亲那般的好感，孟子于是离开魏国回到齐国；齐威王的继任者齐宣王916 非常热情地接待了孟子，并授予孟子荣誉职位917，多次任命孟子作为使臣出使他国，还特别派孟子前去他之前的保护国滕国以官方的名义向滕国太子致哀。（之后）孟子因母亲去世回到鲁国，在那里为母亲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不过服丧期过后孟子又回到齐国，重操旧职。公元前314 年，孟子鼓励齐宣王出兵伐燕，但两年后当这个新近被征服的燕国发生暴动，齐军不得不撤退时，孟子便失宠了。他永远离开了齐国回到自己的出生地。不久后，孟子的弟子、身为鲁平公（公元前316 年—公元前297 年）大臣的乐正前来邀请孟子去鲁平公的朝廷，但当孟子达到后鲁侯却没有前来拜访孟子，这令孟子感觉受到冒犯，立即返回了邹地。孟子在那里与弟子一起生活直至离世，但他离世的确切日期无从知晓。

孟子认为墨子学说是过于夸张的仁爱，555-556 没有考虑到家庭的联系，杨子的学说又过于自私，而孔子的教义则正好取两者之中。“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918”虽然孟子重拾孔子的理论但并非一成不变的照搬。他抛弃了过时的、在他的时代已无人认可的圣人及其德行的超自然的能力。同时道家以及杨子的心理学对孟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诚然，孟子不敢像杨子那样将个人的发展作为目标，他保留了儒家旧有的理念，即通过良政能令个人（的品德）得到改善。孟子和孔子一样坚信人民只能被引导，如果君王很好地管理人民，无须时日人民自己便会有很好的表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 己。919”孟子和孔子一样，并没有过多尝试改变个人；他和大师都相信良政能改变民众，或至少能将他们带到他们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不过孟子对此的解释并非孔子那般半玄虚的，而首先是具有管理实践意义的：这不枉孟子在齐国朝廷生活了那么久，他生活在齐国的时间正是早期法家大师建立法家学说原则的时候；虽然孟子没有接受法家所有的理论但却受到很深的影响。“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556-557 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也。920”至于制民之产的方法，孟子和孔子一样从远古时代寻求答案，他提倡回归到共同耕种的井田制921，并多方面鼓励商业活动，特别是取消关税922。当人们富有之后，孟子和孔子一样，提议教育民众，但教学的范围仅限于国家和家庭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伦”，即人们在统治者面前的义务：“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923”说到底，孟子在保留了儒家理论外在形式的同时924，以较少的刻薄但同样的力度重提了道家理想的统治理念，即老子所总结的“实其复（腹），弱其志”。所有古代中国的哲学都同样是贵族阶层的哲学，所有这些大师们，不论是道家、儒家、墨子的558-559 弟子、辩者、法家……都认为自身的阶层，即贵族阶层在本质上优于围绕在他们身边的平民阶层的农民，这些学派的教义至少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

不过这并不代表孟子轻视人民，相反，他将民众置于国家的重要位置：“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925”不过这种重要性只适用于大众，因为大众能够反映出天命的存在：“天不言……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926”，孟子以《书经》927《泰誓》中的这一句来解释自己的看法。天、人、君王的关系在下面这一段话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尧以天下与舜，有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曰：‘天与之。’—‘天与之者，谆谆然命之乎？’—曰：‘否。天不言……天子能荐人于天，不能使天与之天下；诸侯能荐人于天子，不能使天子与之诸侯。昔者尧荐舜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敢问荐之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928”既然“民受之”是天命明确的显现，那么失去民意也就是失去了天命：从这时起失去民心的王侯便不再是一个君王，当人们将他杀死时也不是处死一个君王而是处死一个作恶者。“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929”不过并不是由人民来推翻作恶者，而是由他的臣子，总而言之，这是统治者之间的事务：被统治者通过表达不满显示天命已失，但他们并没有权力采取行动；只有统治者才能处理他们之间的事务。“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930”

孟子由此保留了孔子有关良政的一些幻想，孔子希望以此换来大众的转变。不过孟子又与孔子不同，他跟随了墨子的榜样，将这种转变归功于统治民众的基本原则，而非圣贤超自然的品德；孟子以儒家的“仁”来取代（墨子）“兼爱”的原则，并加入了“义”。在孟子看来，仁义是最优秀的品德，是伦理规范的“善”的特点。孟子以他的“仁”来反对墨子夸张的“兼爱”及杨子的自私主义；兼爱和自私抹杀了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产生出的不同，相反，仁义则将这些不同显示出来，因此子女对父母的孝顺是“仁之实”，对兄长的服从是“义之实”931。孟子用“义”来反对墨子学派定义伦理规范所用的“利”932，孟子以通俗的词义而非560-562 墨子学派赋予这个字的特殊含义来诠释“利”，因而轻松获得了成功。(www.daowen.com)

人们如何能够获得这些基本的原则呢？孔子曾经说过人需要“克己”，他还陈述了道德的几条规范，是完全以外部的规范来决定人的行为准则，而所有的礼仪规则都来自圣人933。孟子与其相反，他为道德寻找内部的原则934，即天生的规则。在孟子看来，人性本善：人出生时，婴儿的心灵是纯洁的，是之后才一点点堕落的。孟子声称这个理论来自孔子，并以此意诠释了孔子的几段文章，虽然这几段文章并不是很具有说服力；这个理论实则来自道家的心理分析935，通过《中庸》和子思学派间接地传给了孟子。为了在儒家教义中占有一席之位，这个理论自然也有所转变：对道家来说，人的本性是道，而道本身不好也不坏，是中立的；对孟子而言，人的本性是上天所赐予的，因此必然是好的，因为上天不会给我们任何不好的东西。也正是如此，“大人”是能够保留“赤子之心”，即能够保有原始的单纯和善良的人；孟子进一步细说上天给了人们天生的四种品德，以此来指导众人，这四种品德是“仁”、“义”（取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之意）、“礼”、“智”：“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这些品德主导着道德，人们无须像孔子做说的那样，通过学习圣人传递的礼仪来从外部寻找道德的根基，道德的基础就在每个人心中，心便是接受上天赐予的天生的四种品德之处。因此如果人们没有保留赤子之心就应该努力将它找回。“体有贵贱，有大小；无以小害大，无以贱害贵562-563。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从这里也可以明显地看出道家心理学的影响：人精神上的这种二元特征正是由老子学派及庄子引入中国哲学的。虽然孟子与孔子一样，也将圣人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天生的圣人（如尧和舜），第二种是通过学习成为的圣人（如胜利者商汤和周文王），并认为第一种高于第二种，但孟子认为“人皆可为尧舜”，这是老庄思想影响的结果。不过孟子始终和他的先师一样，他不希望这种个人道德上的转变使个人获益，如果是这样便掉入了杨子自私主义的教义中。个人道德的转变是为了影响诸侯，从而获得良政，因为“唯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936”。

孟子将良政置于至关重要的位置，因此孟子应被视为儒家；个人道德的发展对其个人而言并无意义，但能使他成为王侯的进谏者。面对将治国的忧虑置于其次的道家学派及完全不考虑统治者只看重个人的杨子学派，孟子重拾了儒家的统治哲学，在这种统治哲学中，道德首先是统治者的道德、贵族的道德，社会各阶层之间的义务也有着明确的区分。

由于孟子脱离于儒家学派的常规之外，他未能对儒家学派产生重大的影响；他的学派自成一体，在他离世后仍然延续着，甚至还分成了不同学派，其中他的弟子乐正就成立了一个分支学派。孟子也没有与其他成立已久563-564 的学派如子张学派、颜回学派等有什么互动，那些学派只关注礼仪问题。虽然孟子声名在外，但在他所居住过的国家（公元前）3 世纪的儒家文学中取自孟子的却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