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孔子研究古代史官的著述并以自己的方式将其发展之时，古代卜官的著述为另一个学派所继承并加以深入发展，从中提炼出一套玄学理论。这个学派的所有建树都集中在一个小册子《系辞》中，现被保留为《易经》的附录之一。《系辞》的叙述不似教义，以其现存的形式是非常难以理解的。它主要由一些短小的文字组成，中间夹杂了一些评述的片段。此书的创作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但最终全部完成应是在公元前5 世纪末左右765。随后它被用作子思的儒家学派的经典书目480-481，而正是子思赋予了《易经》最终的形式；该学派的老师们所做的注释和添加的内容导致了《系辞》现存的不协调及不连贯的状态。

古代卜官始终认为六十四卦是真实存在的，如同可感知的事物一样；这是它们能够与现实世界完全对应的原因。不过他们没有解释占卜之物（卦符）与可感知的事物之间的关系，也没有解释相互间的对应是如何建立的。《系辞》的作者们也承认六十四卦的真实性，但他们意识到这种真实性与普通物件的真实性是不同的，因此他们设想将六十四卦放置在另一个理想世界中，这些卦符构成了那个理想世界的基本元素。于是，与物质构成的可感知的世界相对应，《系辞》的作者建立了一个占卜的理想世界；宇宙被构想成在两个层面中存在，一是物质的层面，那里的人及物共计11520 件766，统称为“万物”；另一层是占卜的理想层面，那里有六十四卦。这两个世界同样真实，它们能够准确地相互对应，如同占卜所验证的，因占卜可随时从一个世界转向另一个 世界。

此外，八卦的理论也得到补充。人们首先将它们按现有的顺序排列开，从中找出图形和意义完全相反的两个卦，轮流将这了两卦置于整列的顶端或尾端，如第一卦“乾”和第八卦“坤”（分别为三条实现和三条虚线，代表天与地），第二卦“兑”和第七卦“艮”（分别为一条虚线，两条实线和一条实线，两条虚线，代表泽与山）。

随后人们设想将这些卦图排列成类似一个家谱的形状，以乾（天）为父，坤（地）为母，其余的依据其形状为子女；这样排列后八卦便由乾和坤而生，而更为重要的是六十四卦也都481-483 因此来源于乾和坤，由这两者相互作用而生。《系辞》的作者正是以此为基础；不过由于世界是双重的，因此不能简单地说一切都来自八卦中的乾和坤，这适用于占卜的理想世界，但不适用于可感知的世界。此外，乾和坤代表天与地，但人们需要区分六十四卦中的乾坤与八卦中的乾坤，前者对应的是物质的天与地，而后者在某种意义上是天与地的原型。由此需要在天与地之外再做探寻：人们将八卦中的这两个卦为原型的概念用于物质世界，并给予由此扩展开的观点—两个哲学上的新名词，“阴”和“阳”767。阴（对应坤）和阳（对应乾）是两种物质768，各自有各自的品德，它们相互而生：

“（阴）生（阳）（阳）生（阴）之谓易”769；

相互转化，并由它们的转化产生出世间所有的事物。（阴与阳）往来不穷谓之“通”；见乃谓之“象”770。这一来一往还有一个特别的称谓：

“一阴一阳之谓道”771，

由此可以用“道”来更准确地描述阴阳转化之后的情形：

“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772

事物的“道”因此而连续483 不中断；这是一个逐步转化的过程，从无形的道到有形的事物，中间还会经过无形但可见的阶段；物质世界的事物就由道终极转化而成；阴和阳并不是这种转化的主导力量，因为阴和阳本身就是道；在《系辞》中道从未被单独定义过，它始终与阴阳相关，是阴阳的总和773。

相应地，理想世界中的事物也由同样的转化而生成；在这个完全由线条组成的世界中，与可感知的世界的两个原始物质阴和阳相对应的是基本的两条线，虚线和实线，也被称为弱的线“柔”线和强的线“刚”线，两者为“仪”；转化的第一个阶段，即从无形转化为可见的“象”的阶段所对应的是线条的最初组合，此时还没有形成最终的形状，只是两条线的组合，称为“四象”；第二个阶段，即生成“器”的阶段，与此对应的是三条线的组合，即“八卦”，这是最初确定的占卜的图形；第三个阶段，即人与物明显区分的“万物”的阶段，相对应的最终的卦符六十四卦的形成。由这两个层面组成的宇宙可以通过某种图表来总结（见 下表）。

由于两个世界准确地对应，可以通过触及一个世界来改变另一个；不过凭经验也很容易知道要想触动可感知世界的11520 个事物中的每一个从而改变了另一个世界是不太可行的，而六十四卦的理想世界则是有限的；懂得对六十四卦实行转化的人可以对484-485 理想世界采取行动而他的行动会反映在物质世界。《系辞》的主人正是由此发展了他们的前辈占卜派的理论，他们认为圣贤是懂得占卜原则的人：圣贤对理想世界的六十四卦有着完整的理解，能够通过对理想世界进行改变从而改变物质世界；圣贤是完美的智者，可以其哲学助上天完成使命：

“（圣贤）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生死之说……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774”

《系辞》的作者们由此成功地创造出一整套玄学理论，其前辈的占卜技巧理论以及伦理道德学说都能从中找到相应的位置。玄学派的学说认为圣贤应该先通过对理想世界六十四卦的改变来改变物质世界，由于宇宙的统一，良政必然会因此到来。虽然这一部分观点很快就失去了说服力，但玄学派有关阴阳的理论却得到了迅速的传播；从（公元前）5 世纪末开始，阴阳理论为所有哲学家采纳，它直至今日仍支配着中国人的思想。

702 官方确认的孔子生卒日期，至少是截至1912 年革命前的官方确认，分别为公元前551 年和公元前479 年。但这些日期远没有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准确。关于出生日期，不同史料有不同说法，一说是鲁襄公21 年（公元前552 年）的十月（《穀梁传》，卷9，10a）或十一月（《公羊传》，卷9，12a），一说是鲁襄公22 年（公元前551 年），但没有其他细节（《史记》，V，289）。去世的日期根据我们所称的《春秋》后传以及据此在《史记》中的记载，被定为鲁哀公16年（公元前479年）四月己丑日（第26 日）。有关孔子出生日期的分歧困扰着很多中国学者；朱熹选择了《史记》记载的日期，他的权威使得这个日期成为官方承认的日期；不过从18 世纪开始相关的争论就一直不断。江永在《群经补义》中倾向于两传的日期，在这一点上狄子奇在他的《孔子编年》中也表示赞同；不久后，孔广牧在其《先圣生卒年月日考》中采纳了《史记》的年份、《穀梁传》的月份及《公羊传》的日期。不过总体而言现在的学者大都忠实于《史记》及朱熹。

事实上上述任何一个日期都没有确定性。关于孔子去世的时间，日和月是唯一可能准确的时间，它们有可能因每年同一时间的家族祭拜而被保留下来；年份则是稍后根据日月这两者重新计算的。由于（公元前）5 世纪错误的日历与计算年份时（公元前4 世纪到3 世纪）的数学日历之间存在差别，所得出的天干地支周期中的日期与前述的不符，因为通过这些不断添加了闰月的日历（见正文下标612-620处）而重新计算出来的日期与5 世纪时人们凭经验使用的真实日期之间是毫无共通性的。也有可能是（公元前）481 年捕获独角兽的传说令人们选择了公元前479 年，该传说被视为将有圣贤去世的先兆；这是因为公元前479 年是在公元前481 年之后第一次有己丑日出现在十一月 。至于出生日期，两传中的日期似乎是后期才加入的：《史记索隐》（卷47，11b）承认因《春秋》及其评注都没有给出孔子出生的日期，其确切的年纪是不确定的；7 世纪一位评注家陆德明也对此予以了确认，他指出直至他生活的年代有些《公羊传》的版本中都没有这些描述。天干地支的日期没法得到，而且更为谨慎的《穀梁传》的添加者将月份放在十月而非十一月。唯一来源古代的日期是《史记》中的日期，但没有月和日，这大概是要将孔子去世的日期依据传统所认为的孔子活了七十三年来与两传的日期相靠拢。与孔子相关的日期并不比与其他中国作家相关的日期更为准确；我们所能确定的是孔子生活在（公元前）6 世纪后半叶及5 世纪初期，再无更多细节；在我看来就算把传统认为的时间向后推迟四分之一个世纪左右也不会产生任何无法逾越的难题。

703 《论语》，82。

704 我尝试仅以《论语》为依据写出孔子的生平，因为《论语》是有关孔子的最古老的文集：毋庸置疑以这样的文献来重塑孔子的一生是很难的；不过它的优点在于它从不单纯陈述事实，而是以事实来解释或定位那些有关学说的对话，由此在某种程度上它摆脱了叙述性作品所受到的民俗主题或宗教主题过多的影响。此外我认为孔子（未被书写出来的）的生活是在《论语》写作之后很久才在学派中成形的，《论语》模仿了周朝末年风行的哲学小说。—在理雅各的《中国经典》，I，Proleg，56-90 中有传统的孔子生平的很好的叙述，来自江永（18 世纪）所做的工作：它包含了一些较后期的历史，大部分收集在《礼记》中；而第一个按年代编排的传记是司马迁在《史记》，卷47，V，283 中所做的尝试；之后所有的作品都以此为基础。根据历史记载，孔子先是侍奉鲁侯，之后孔子的母亲去世，服丧期后孔子没有再担任官职而是开始着手于教育并开办了他的第一所学校；根据史料，在这个时期孔子还曾前往周王的朝堂。

705 孔子被任命为中都宰这个事实在《墨子》（卷9，39 节，佛尔克，409）中被清晰地指出并为历史所确认，但后来却被认为与人们心目中的孔子形象不符：人们无法接受孔子还曾侍奉过除了鲁侯之外的人；因此《论语》中所有与季氏家族首领对话的段落都被诠释为与鲁侯的对话，有时甚至违背了常识。有关与季氏的对话，参见《国语》（《鲁语》），其中有关于季康子的介绍，另见胡培翚《研六室集著》中对此所作的论述（《皇清经解》，卷1302，1a）。

706 孔子学派给予了孔子很高的官位，先是司空，然后是司寇（《吕氏春秋》，卷14，18b；《左传》定公元年，顾赛芬，III，490 中写道：“孔子之为司寇也，沟而合诸墓”）。但这很不可信：这两个职位都是世袭的，前者由孟氏执掌，后者为臧氏。此外人们还让孔子在齐侯和鲁侯在（公元前）500 年夹谷会面时担任了相的职位（《左传》，776-777；葛兰言，《舞蹈与传说》，171-213）；并认为是孔子为了尝试重建君王的权力强迫大家族拆除他们的城邑（《左传》，781）。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时期鲁国官方编年史《春秋》中孔子的名字根本没被提及。

707 孔子在游历中所经历的四大磨难（宋人桓魋 命人伐木，孔子正在树下；被迫离开卫国；穷于商周；困于陈蔡七日）构成了一个系列—可与四方相对应：东（宋）、北（卫）、西（商与周之间）、南（陈与蔡之间）；中部没有相对应的代表—其顺序是在（公元前）4 世纪后确定的（《庄子》，卷20，373；《列子》，卷7，175）。

708 《论语》，X，91-100 页 ［ CSS《论语》］。

709 《论语》，VII，5，60 页 ［ CSS《论语》］。“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710 这便是弟子被称为“门人”的原因（《论语》，XI，14，106 页），亦或“门弟子”（同前，IX，2，80 页）。此用语在中文中很常见。

711 《论语》，VII，7，61 页 ［ CSS《论语》］。

712 《论语》，VII，8，61 页 ［ CSS《论语》］。

713 关于学校，见前文下标131-132 处。

714 指《公羊传》、《穀梁传》这两部评注以及《左传》中非叙述的部分。

715 我尽量以《论语》中的叙述来讲述孔子的理论，因为这是在孔子的学校中写成的关于孔子的最古老的对话录，我没有使用《礼记》中所记录的，原因是这一部较后期的作品受到了（公元前）4 世纪思想家的影响。就算《礼记》中最古老的篇章，如《中庸》《大学》，都有缺陷，其缺陷就在于将这些思想变成一种体制（孔子似乎从没有将他的学说变成为体制），从而带给我们经孔子弟子重新思考和修改后的思想。《论语》本身的价值仅在于它是一部原始反映孔子的作品：虽然较迟才汇录而成，但它代表了我们所能掌握的孔子学说的最古老的 状态。

716 《论语》，XII，16，122 页［ CSS《论语》］。

717 《论语》，XIII，6，139 页［ CSS《论语》］。

718 《论语》，II，20，16 页［ CSS《论语》］。

719 《论语》，XII，18，122 页［ CSS《论语》］；XII，19，123 页［CSS《论语》］。前一处引文出自同一个段落。

720 欧洲的译者认为“君王的典范作用可以改变人民”这个理论是孔子的［参见理雅各，《中国经典》，I，Prolegomena，106；德沃夏克（DVORAK），《中国宗教》（China’s Religion），I，188 及其后段落，等］。但《论语》（及其后的《中庸》《大学》等作品）中没有任何文字提及君王的榜样能够成为民众改变的源泉。孔子的理论来自《洪范》以及当时有关王室品德的整体宗教思想，榜样之说与此全无关系。在《墨子》中出现了“民众通过模仿好的人从而改变自己”的理论。该理论后来被儒家所采纳，可在《礼记》的《坊记》中找到相关的叙述（顾赛芬，II，406-409，等）。不过《书经》的《召诰》中有这样的文字（理雅各，432）：“他可以君王之位将他的德行赐予民众。在这种情况下整个国家的民众都会模仿君王，君王将变得更为显赫。”

721 《论语》，II，1，9 页 ［ CSS《论语》］。

722 《论语》，XVII，2，182 页；XVII，3，182 页 ［ CSS《论语》］。前一处引文出自同一段落。

723 《论语》，VI，25，57 页 ［ CSS《论语》］。

724 《论语》，II，16，14 页 ［ CSS《论语》］。关于这句话的含义有众多讨论，参见哈斯（Hass）《论语》（Lun yü）11，16，刊于《泰东》，初刊，145-164。

725 《论语》，11，15，16，14 页。

726 《论语》，VIII，8，75 页 ［ CSS《论语》］。

727 《论语》，XII，21，124 页 ［ CSS《论语》］。人们通常将“仁”翻译成“humanité”（人性），大概是希望保留中文的“人”与“仁”两个同音字的文字游戏的痕迹；但这样的翻译使得《论语》中的很多段落变得难以理解。我借用了戴遂良神父在《中国宗教信仰及哲学观点通史》第134 页中的翻译，将“仁”翻译成“altrusime”是对这个词最好的诠释。

728 《论语》，IV，5，30 页 ［ CSS《论语》］。

729 《论语》，XII，2，115 页 ［ CSS《论语》］；V，11，41 页 ［ CSS《论语》］；XV，23，156 页 ［ CSS《论语》］。后两段中这句格言出自弟子子贡之口。

730 《论语》，I，2，2 页 ［ CSS《论语》］。

731 《论语》，IV，3，30 页 ［ CSS《论语》］。

732 《论语》，XII，1，114 页 ［ CSS《论语》］。

733 《论语》，XIV，2，140 页 ［ CSS《论语》］。(www.daowen.com)

734 《论语》，XII，1，114 页。

735 《论语》，III，3，19 页 ［ CSS《论语》］。

736 《论语》，IV，2，29 页 ［ CSS《论语》］。

737 《论语》，I，6，4 页 ［ CSS《论语》］。

738 《论语》，XIV，45，156 页 ［ CSS《论语》］。

739 《论语》，XVI，9，177 页 ［ CSS《论语》］。

740 《论语》，XIV，45，156。

741 《论语》，VIII，9，75 页 ［ CSS《论语》］。

742 《论语》，XIII，12，131 页 ［ CSS《论语》］。

743 有人认为墨子生于宋国，这应该是个错误；甚至有人认为他生于楚国，这是站不住脚的。墨子出身鲁国，这虽不是绝对确定，但可能性最大，也有理由成为最为普遍接受的观点；参见孙诒让，《墨子后语》，卷1，1b；佛尔克，之前所引述书目，29。墨应为家族的姓，翟是他个人的名；但这也不确定。江永认为翟才是姓。参阅陈柱，之前所引述书目，5-8。

744 《国语》，卷18，3a（《楚语》）。—此人真实的姓名不得而知：文子只是谥号。孙诒让先生在他的《墨子后语》卷1，5a（佛尔克，见上述引文，8）中假设此人是司马宽，在公元前478 年继承了他父亲子朝的职位，但这个假设可信度不高，文子可能是司马宽的兄弟。

745 《墨子》，卷12，552。人们通常把（墨子与楚惠王）会面的时间放在公元前438 年，唐代余知古的《古渚宫旧事》（《平津馆丛书》刊本）卷2，15a 中有提及，似是引用比现存版本更为完整的《墨子》卷12。但这个日期在引言的开始部分，应该是作者加上去的，因为《墨子》卷12 中所有的故事都没有日期。不过，即使这个日期不能确定，它还是有一定可能性的，因为文中提到楚惠王年事已高，而楚惠王在公元前430 年去世。

746 有一个故事讲述墨子召回在齐国任职的弟子胜绰，因为齐国在公元前412年，公元前411年和公元前408年三次进攻他的祖国鲁国（《墨子》，卷13，10a-b，581）；在另外两个故事中墨子因齐国计划伐鲁而与齐太公及其将军项子牛交涉（同前，579），这里所说的大概是公元前412 年到公元前403 年间齐国对鲁国的入侵，因为田和在篡夺王位之前已经统治齐国很久；此处使用他的谥号太公只是因为写作这一篇文章的时间较晚，是在墨子死后很久由他的弟子收录的有关墨子的故事及回忆。这些日期与《非攻》中的日期并无矛盾，墨子在《非攻》中提到“此时”鲁国已被齐晋楚越四国瓜分；虽然晋国在公元前453 年智伯被杀后已经消失于政治舞台，但官方承认的晋国分裂的时间是在五十年之后，在此期间，在一个远离晋国生活的人眼中晋国的威望还是很强大的。

747 《墨子》原作中令人联想到与此时间最接近的段落是墨子关于郑国人的一句话，他说“郑人三世杀其父”，这里指的是郑哀公（公元前456 年）、郑幽公（公元前423 年）及郑繻公（公元前396 年）被杀。有一个故事（卷13，49 篇，佛尔克，581）讲述墨子与鲁阳君讨论“郑人三世杀其父”，这里指的也是是郑哀公（公元前456 年）、郑幽公（公元前423 年）及郑繻公（公元前396 年）被杀之事。鲁阳君如果真是公元前478 年死去的司马的儿子，他不太可能谈论发生于公元前396 年的事件（见佛尔克，581，注释1），不过这个事实并不重要，因为第49篇是后期所作，有很多年代错误。而使用齐康公的谥号（卷8，32 篇，佛尔克，369）也不足以证明有关音乐的篇章（32 篇，原作之一）作于齐康公死后（公元前379 年），这应该是弟子在编辑时加入的；不过齐康公在公元前404 年即位，因此墨翟之死不会早于5 世纪末，正如佛尔克所指出的，27。至于与吴起相关的段落（卷1，1 篇，佛尔克，162）以及他在公元前381 年去世都不重要，因为这些段落为伪作，并与《吕氏春秋》中的故事相矛盾，参见陈柱，之前已引述的书目，12。

748 《墨子》对古典典籍所作的引述有一部分被陈柱收录，见之前已引述的书目，33-77。

749 《墨子》最初有71 篇（《前汉书》，卷30，15 b）；但18 篇已失传。在保留下来的53 篇中只有24 篇（8-39，其中22-24，29-30，33-34以及38 失传）可以被追溯为原作，但可惜是以经过改动的形式被保留下来；第46-48 篇收录的是墨子的逸事和对话（类似于孔子的《论语》），大约汇编于（公元前）4 世纪过程中；第49-50 篇是同一类型的文集，但更为后期；第1-7 篇也是墨子学派的作品（陈柱也持此观点，见之前已引述的书目，21 及其后段落，此处的论点非常精彩；胡适和梁启超认为第1-3 篇不属于墨子学派，我认为这是错误的，他们因此只选了第5-7 篇），应该是作于3 世纪；40-45 篇也作于3世纪，胡先生将它们归于墨子学派的一支，这似乎是有道理的，《庄子》33 卷的作者将其称为“别墨”（详情请见正文下标537-541 处），其特长是辩证法；52-71 篇讲述的是防守和攻城的艺术，应该也是源自墨子学派的一支。参见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I，151-152，及《中国古代逻辑方法的发展》，53-54（胡先生对墨子篇章的编号与我的不同，因为他改变了传统的编序，不计入已失传的章节，这个方法是有缺憾的）。

750 中国的学者通常是不接受这一点的，因为文中有“子墨子曰”的表述，由此中国学者得出结论这是墨子弟子的作品（如《四库全书存目》，卷117，1a）。在这个时期所有的哲学作品中都有一个模式，是弟子在学习和传播这些作品时出于尊敬而加入的，但仅以此为理据不够有力，特别是每个章节的风格都有显著的统一性，就算不是全章，至少是其中的一些段落。

751 俞樾，《俞楼杂纂》，卷34，17 b。佛尔克（见前文引述，22-23）采纳了这个可信性很高的假设；不过他还认为这大概是不同的弟子留下的三个不同口述版本，其中的部分差异是由口语转为书面文字时所产生。不过在当时口语与书面语应不会有如此大的差异。此外佛尔克先生也承认有原始文本的存在，如果是这样他的这个（口语与书面语差异的）假设就更不成立了，而且我们也无法理解学生有误的课堂笔记如何能够取代老师亲自所写的原始版本。在我看来（有三种版本）不难理解，墨子的弟子分成三个学派后，他们用这些文本作为教材，大致精准地传播墨子的思想加之后续老师们的评注和思考，最后形成了我们所看到的三个显著不同的版本。—关于墨子弟子的三个学派，见正文下标529-531 处。

752 将这些篇章和墨子本人的作品相对照是很有意思的，可以看出这些故事如何很好地保留了大师的学说；可以此为指标来考量《论语》之于孔子教学的价值。

753 这里指爱自己和家人胜过爱他人及他们的家人。

754 《墨子》，卷4，佛尔克，240；理雅各，《中国经典》，II，Proleg，104-105。亦可在戴遂良的《中国宗教信仰及哲学观点通史》，211 中找到对此篇的简洁概述。

755 《墨子》，卷6，佛尔克，301。这是墨子学说中对深受孔子礼仪教义影响的后代触动最大的一点，参阅吴虞的《荀子所看到的墨子学说被忽略的一面》（A neglected side of Mo Tzü’s Doctrine as seen through Hsün Tzu），刊于《汉学》，II，VII（1922 年），1-18。

756 《墨子》，卷5，1b-2a，佛尔克，267。参阅戴遂良，见上述引文，210-211。

757 同前，卷3（12 篇），2b，佛尔克，219；参阅2 及13 篇。

758 同前，卷4，3a，佛尔克，242。

759 《墨子》，卷12，4a；555，556（这一段的四处引述）。

760 同前，卷2，4；173。

761 同前，卷7，26 篇；315。

762 同前，卷7；315。

763 同前，卷7，26-28 篇；314-342。

764 《墨子》，卷12，48 篇，n 4；566。

765 理雅各在他的《易经》引言，第46 页中发现《系辞》的风格与《中庸》有相似之处，而且理雅各认同传统所认为的《系辞》为子思所作，因此理雅各将《系辞》成书的时间放在了（公元前）5 世纪后半叶。—阴阳的理论曾被《墨子》提及（卷7，27 篇，佛尔克，324）；尽管这一段落属于原作篇章之一，也很难得出一个肯定的结论：由于它只出现在了三篇文章其中的一篇 （这一篇和其他同类型的篇章一样共有三篇保留下来），因此有可能是写作这一部分的弟子后期加入的。

766 这个数字是将卦图和线条的象征性数字组合而成，参见理雅各，《易经》，368-369 注释。

767 这是两个常用的字，用来形容山脉或山谷背阴的一面“阴”及向阳的一面“阳”；它们在《系辞》中第一次以哲学含义出现。

768 人们通常将阴和阳定义为力量：参见铃木（Suzuki），《中国早期哲学简史》（A brief history of early Chinese Philosophy），15-16；戴遂良（Wieger），《中国宗教信仰及哲学观点通史》（Histoire des croyances religieuses et des opinions philosophiques en Chine）；胡适， 《中国哲学史大纲》，卷1，78-79；图齐（Tucci）的《古代中国哲学故事》（Storia della filosofia cinese antica），15 等。这是将现代思想强加于对此完全陌生的中国古代思想，是没有根据的。

769 《系辞》，见《易经》，理雅各，356。

770 同前，372-373。

771 同前，355。

772 同前，377。“器”的本义为“器物”，我用了“corps”（物体）来翻译这个字，因为我觉得器与万物之间的关系犹如简单的化学物体与日常各种人和物之间的关系；不过无须过多纠结于这个比较。

773 这里说的总和自然是在时间过程中的总和，而非阴阳相互交替的某一特定空间中的总和。道家学者是最先将道本身视为一个事实的，并由此改变了看待道的方式。

774 《系辞》，353-354。

【注释】

[1]陬，音zōu。

[2]《墨子·贵义》原文中并没有“去恨”，为作者所加。—译注

[3]《墨子·贵义》原文中并没有“眼”，为作者所加。—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