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2 处于帝国四周的四个大国之间距离遥远，因此长期以来它们之间似乎并没有发生激烈的交锋。但它们至少有一个共同的利益，就是不能让北方再形成一个强国，为此它们都要干预“三晋”（魏、赵、韩）的事务；另一方面，它们心怀嫉妒地相互监视着对方对中部国家的政策，下定决心不能让其余任何一方重新获得晋国在这些小诸侯国中长期享有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曾经是晋国实力的一部分。因此尽管距离遥远，矛盾却迟早无可避免。

魏国国君的不谨慎以及他们所采取的与其国力不相符的过于大胆的政策立即成了导火索。（公元前）5 世纪末，魏文侯（公元前423 年—公元前387 年）利用秦国内乱所造成的破坏重新占领了黄河右岸所有的秦国领土，即从河西直至洛水的领土（公元前419年—公元前409年）。魏文侯的儿子魏武侯（公元前386年—公元前371 年）自认为足够强大，强迫赵国和韩国向他称臣，就算不能达成旧时晋国的统一，也至少要在北方国家中重建霸权。韩国国君自知实力不强，似乎较为情愿地依附了魏国；但没那么听话的赵国国君则求助于齐国，而齐国是决意不能让（魏国）重建成一个如此危险的强国从而威胁到自己的。公元前336 年^[1]，魏武侯差一点就成功插手赵国事务，他因支持一个企图窃取赵武侯之位的人前去围攻赵国都城邯郸，但邯郸城防牢固，抵御住了393-394 魏武侯所有的进攻，魏武侯不得不退兵，不过魏国出兵也不是一无所获，魏武侯强迫没能被他赶走的赵国新君与他结盟对抗齐国，旨在将齐国排除在“三晋”事务之外。此联盟除了几次很快就被制止的变故持续了整个魏武侯在位期间，一系列的胜仗，禀^[2]丘（公元前384 年）、桑丘（公元前380 年）以及灵丘（公元前378 年）使齐国出兵干预的企图很快就停止了，并将齐国干预三晋事务的最后一点意愿也打消了；由此，在（公元前）4 世纪上半叶魏国似乎正在成为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特别是在鲁阳战胜了楚军（公元前371 年）之后，一时间让人觉得魏国行将成为中部诸侯国的保护者—这是晋国曾经长期担任的角色。魏武侯死后的内战以及随后韩赵联合（对魏国的）进攻（公元前370 年）都只是短暂地削弱了魏国；魏惠王在他统治初期仍可被视为中国北部最强势的国君：他的威望使得韩国和赵国都认为有必要与魏国保持联盟的关系，甚至连韩（郑）、卫、鲁、宋等国君也集结在他周围637，形成了以魏惠王为盟主的联盟共同抗齐，并在范台订立盟约（公元前356 年）；魏惠王似乎因此在北方建成了较为稳定的政权。不过这并不是他的邻国希望看到的，它们担心见到旧时的晋国以一种新的形式重生，而它们的目的是引导联盟的成员离开联盟。要做到这样其实并不难：联盟和反联盟就如同承诺或反承诺一般混杂在一起。就在范台之会的同一年，赵成侯与齐国在平陆结盟，宋国也参与其中，而他们并没有放弃与魏国的友好关系，魏惠王在这一年还成功地在他的旧都安邑为赵国和燕国和解，第二年赵成侯（为此）给魏惠王送上厚礼。394-395但在公元前354 年魏国在与秦国的战争中就没有那么幸运，魏国最终在元里失败，失去了洛水和黄河间的少梁之地；赵成侯认为打破强加在他身上的魏赵联盟的时机到了。但赵侯低估了他的敌人的实力，魏军刚刚结束了在西部的战役就转而进攻东部，打败赵军，围攻赵都邯郸。所有的邻国都不愿放弃这个绝好的机会：先是楚王，接着是齐侯，都即刻赶来干预，对邯郸的围攻被解除了。赵国的这次变节险些将联盟彻底击碎。第二年魏惠王重整旗鼓，这一次他在救兵到来前就夺取了邯郸（公元前353 年）。此时的形势比之前更加严峻，魏国的确正在为了自己的利益重建晋时的统一。齐、楚，甚至秦国都感觉受到威胁，于是出兵伐魏：经过两年的战争，魏惠王终于放弃了他所攻克（的邯郸），并被迫在漳水岸边订立盟约（公元前351 年）。

这些败仗令魏国失去了威望，只有韩国仍忠实于它，但韩国可能是出于对楚国的畏惧才与魏国一起：韩国在消灭了郑国后与楚为邻，魏韩联军在公元前346 年对楚打了一场精彩的胜仗638。 不过联盟的散落使他们想要对付齐国的影响力变得非常不易，他们不得不依靠秦国并与秦国在彤订立了盟约（公元前350 年）。第二年，他们允许秦军从他们境内经过前去攻打齐国；公元前342 年，魏韩参加了逢池会盟，秦孝公在此次会盟被确立为霸主。大概就是在逢池之会韩侯意识到魏国的衰弱，对自己的保护也没有什么作用，于是韩侯在回到韩国后，于同一年断绝了与魏国的盟友关系。当魏惠王想要惩罚并征服韩国时，十年前所发生的一幕再次重演：齐国第一个派兵395-397 救韩，齐军由孙膑指挥，孙膑是齐国将军，有一本有关战争艺术的书籍就是以他的名字而作639，魏军在马陵峡谷被击溃640，魏军主将自杀，随军出征的太子被俘（公元前341 年）。这次失败标志着各国分食魏国的开始：赵国也参与了战斗，第二年卫鞅率秦军大胜魏军，为了求和，魏国不得不出让黄河右岸河西的部分土地。多亏了楚军从南部入侵齐国，魏国才得以获救。

魏国没能从这场灾难中复原，它的力量已被彻底击垮。三国分晋时的偶然性使得魏国地处黄河两岸，同时占据着黄河出山西折向东流的地区以及出河南折向北流之地，这使魏国在某种意义上（同时）把守着西部和东部，阻挡了秦国和齐国进入山西之路，这样的地理环境给了魏国一个不易的角色，因为它身后的内陆地区并不属于魏国而是归赵国和韩国所有；从（公元前）四世纪中开始赵韩与魏国敌对，这使得魏国无法完成它（阻挡秦齐进入山西）的使命，而接连的败仗也将它拖垮。魏惠王在位的最后时间全都用在试图以各种让步从邻国换取和平，为的是使自己能在人生的最后几年里在他招揽来的文人墨客中平安度过：魏惠王因其宽容大度吸引了很多文人和思想家来到魏国，这些文人墨客都受到很好的接待，分得封号和财产，但并没有真正的官职，年老的国君很乐意召见他们与他们进行讨论，或是让他们在自己面前争斗或争论。魏惠王的朝堂因此成了当时杰出思想相聚的地方：据说庄子曾于公元前333 年在那里拒绝了一个授予他的官职，而惠子在那里担任谋士，经常与魏惠王讨论的是杨子，之后还有中山国领主做大臣时恩宠的公孙龙；孟子曾在魏惠王在位的最后几个月经过那里；邹衍也曾到过那里641。

由于魏惠王忍辱求和，他与齐宣王相处融洽。西部已无危险需要担忧，齐宣王^[3]对此很满意，他便没有再将他的优势进一步扩大，而是满足于胜利所带给他的在北部和中部诸侯国中的影响力。两个国君在徐州相会，互认为“王”（335 年），这也是第一次公然宣告周王权力的实质性丧失，此前大家对此只是心照不宣642，这样做或许也是为了抗议周王几年前将霸权交予秦伯。魏齐从此保持盟友的关系，几乎每年都进行友好的会面。但魏国与秦国的关系却不能如法炮制，秦孝公下定决心要利用此时的机会实现家族的古老野心，最终将秦国边界推到了黄河边。就这样，（魏国）为了建立持续的和平所做的所有努力和让步都是徒劳，它每一年都会遭到秦国的入侵。黄河西部和南部的国家都已被加固并顽强抵抗，但自从魏惠王将都城从汾水边398-399 的安邑迁到他东部的领地大梁（近开封府）后，这些国家就只能凭借自己的资源来抗争，它们无可避免地不得不屈服。（秦国）首先攻克的是黄河南岸地区，华山脚下的阴晋一带（公元前332 年）；之后是西郡河西，公元前331 年雕阴之战的失利使得（魏国）不得不在第二年（公元前330 年）将此地让与秦国，还有河西以北的上郡，秦军在公元前329 年出兵之后迫使（魏国）签署了和平条约（公元前328 年）（将上郡送予秦国）。当公元前325 年秦惠文公称王时，他终于实现了祖先的政策将秦国的边界延展到黄河，而黄河右岸的所有地区都归秦惠文王所有。在秦惠文王统治的末期，他战胜了渭水上游的野蛮部落并快速攻克了蜀国（公元前316 年），这些胜利使他毋庸置疑地成为中国西部的首领。不过攻克蜀国虽给了他富庶的四川盆地和扬子江上游的地区，但也使他置于与楚国的冲突之中，因为掌控着汉水中下游河谷的楚王国阻断了秦国通向蜀国的最佳路线。

此时的楚威王（公元前339 年—公元前329 年）刚刚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他消灭了越国，吞并了越国北部曾经是吴国领土的地区。（越王）勾践的胜利曾一度使他位列中国之首，但（之后）越王在与北方邻国的无用（也鲜为人知）的战争中耗尽了他们的力量；这些邻国的富有勾起了有着野蛮部落本性的越国人的贪欲，他们不时前去掠夺；就这样在公元前415 年越王朱勾强取了位于山东南部的两个国家滕国和郯国。公元前379 年，越王将勾践建立的都城琅琊（山东），近今天的胶州，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迁到了吴国的旧都（位于江苏）；这次迁都并没有给越王带来好运，迁都后不久越王就被他的哥哥诸咎杀害（公元前376 年）；而诸咎刚刚登上王位没多久就在几个月后被杀，被一个王子取代，这个王子很快又被杀害（公元前375 年）。越国的内乱并没有就此停止；被越大夫399-400 推上王位的越王莽安在十年后被杀（公元前365 年），他的继任者无颛也只在位了数年时间（公元前364 年—公元前357 年）643。直至越王无疆才使越国重新平定下来；无疆统治的初期致力于重整长期陷于危机中的疲惫的国家，到他在位的后期，他重操先辈的对外政策，与齐国发生冲突。齐威王成功地将矛盾推向了楚国并且与越国组成联盟伐楚（公元前335 年）。双方在一场长时间的战役中不分胜负，之后楚军前往围攻驻守在徐州的齐军，越王无疆亲自赶去徐州营救；战斗中越王被杀，他的军队溃散，楚军意外地取得了胜利，成为浙江以北整个地区，即整个旧时吴国领土的主人（公元前333 年）。无疆的残部撤退到越国的原始地区，在那里各个王侯争权夺利，最后分别在各自的领地成立了小王国，依附于楚国644。从四川到大海之间的整个长江盆地重新在楚王的统治下统一起来。

经历了（公元前）4 世纪末的这些事件，楚国同时在西部与秦交界，在东北与齐相邻；这样的邻国关系使它们之间重新对立起来。齐国和楚国首先爆发了战争，战争持续了十几年，双方没有明确的胜负，与此同时，秦国趁着它的两个对手400-401 相互交战无暇他顾之时，夺取了魏国西部的省份。公元前323 年，决定命运的时刻似乎到了：齐国的盟军魏军在襄陵被楚国大将昭阳击溃，昭阳借此胜利威胁齐国。惊恐万分的齐威王645 请求秦国调停得到同意：楚国和齐国的大臣在秦国相张仪面前在啮桑会面；其他所有诸侯国的大臣也被召集来，啮桑会盟成了某种和平大会，楚齐在大会上签署了和约（公元前323 年）。交战国可能都厌倦了长期的战争，和平比人们想象的持久。更加令人想不到的是，由于秦国有些夸张地表现出它的野心，它的两个长期的对手反而结成联盟来对抗秦国。啮桑会盟刚一结束，秦国就公然在魏国建立起一个名副其实的秦国的保护国，秦相张仪被派往那里常驻，并被封为魏国的“相”；魏国表面上的独立还保留着，但实际上已经沦为一个封国646。

（秦国）实力增长所引起的担忧更加拉近了从前的敌人之间的关系；齐楚的关系变得401-403 非常友好：公元前321 年，齐国大臣、靖郭君田婴的儿子孟尝君田文出使楚国受到热情接待并收到厚礼。双方原则上确定了联合抗秦，只是要等待合适的时机。公元前319 年魏惠王之死给他们提供了这样的机会：魏惠王的继任者魏襄王647 初即位就想摆脱秦国的束缚并将张仪送回秦国；为了支援魏襄王，楚国和齐国立即召集北方所有诸侯国抗秦，包括韩、赵、燕，甚至在今天蒙古界的胡人部落也被召集来，这些胡人部落在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大致定期地朝见赵王648。但联盟刚刚组建起来，齐国和楚国的对立就因谁来领导联盟的问题重新显现出来：双方争夺盟主的位子，当盟主之位被分配给楚王后，齐王感到受了伤害，他并没有主动撤军但没有参加战斗。开头就不顺利的出兵没能取得成功：秦军在函谷关加强工事，联军进攻函谷关但无法突破，只能无功而返（公元前318 年）。此次出兵唯一的结果就是给了秦国一个入侵邻国魏国和韩国的借口。韩国是最遭殃的，它的军队在脩鱼惨败，大将军申差被俘（公元前317 年）；（韩国）与秦国的谈判开始了，但当得到楚国会前来救援的承诺后又停止了谈判；重新开始的战役仍然对韩国不利，他们在许州（河南）附近的岸门再次失利，并被迫将太子送到秦国做人质以换取和平（公元前314 年）。与此同时，在403-404 北方，秦军不费气力就越过了黄河，一路掠劫汾水下游河谷直至曲沃并将曲沃拿下，魏军逃亡；魏襄王与秦惠文王在临晋会面祈求和平，他唯有将长期争夺的黄河右岸属于魏国的土地拱手相让给秦国才得到了和解（公元前312 年）。到此时秦国取得了彻底的胜利。战败者曾徒劳地向楚国和齐国求救；楚国承诺出兵但却没有履行承诺，而齐王因几年前联盟之首的位子给了对手楚王一事自尊心受到伤害，到此时仍没从伤害中走出，没有采取行动（救援）。由此韩国和魏国也没有什么好犹豫的了，它们放弃了联盟加入到秦国的阵营，即成为秦国的封国。

（其实）齐宣王之所以没有前来救援盟友魏国和韩国主要是因为他专注于监视在他北方边界的燕国的动静，当时燕国因相国子之企图篡权而内乱。在此之前，燕国国君在中原政治版图中没有扮演过任何角色；他们地处帝国的最北端，主要的精力都用于防御北方野蛮部落通古斯族的进攻；通古斯人曾在几个世纪前降服了满洲南部的中原人，燕国国君不得不在（公元前）664 年求助于齐桓公来对付他们。（公元前）4 世纪末，赵武灵王将北方的胡人和通古斯部落都变为赵国的封国，他也让燕国承认自己是燕国某种程度上的保护国；可能正是如此，燕王哙也被召集进联军在公元前318 年伐秦。这个年纪很大的燕王将所有事务都全权交给相国子之，子之拥有的权力如此之大以至于自立为燕王的继任者取代太子平，并认为此举有如“大禹告知上天伯益为其继任者而非启”（“禹授益，而以启为吏”）。太子平转而向齐王求救，齐王应允并派兵伐燕（公元前314 年），但齐王借机夺取了燕国，占领了燕国国都并在那里派驻军队。直到两年后404-405燕人群起反抗，赶走了齐军，太子平^[4]才登上王位（公元前312年），是为燕昭王649。

就当齐宣王把时间都花在这些事上时，楚国希望能以一场轻松的胜利报复秦国650。但公元前312 年春，楚军大将屈匄在丹水（河南）边的丹阳被（秦军）击败，全军被俘；楚王立即在全国招兵买马，这支新的楚军越过了秦岭，准备到秦国腹地作战；同时楚王派亲戚、诗人屈原出使齐国，希冀与齐国重结联盟。可惜楚王的这支军队缺乏凝聚力，在山区通向渭水平原的蓝田405（陕西西安府东南）被打败；这第二次战败的消息对屈原来说要想达成出使齐国的本意实属不易，他最终一无所获。楚怀王至少召回了他的残部，但已无法再战，况且秦军的盟友韩国和魏国也趁机在北方进攻楚军。楚怀王只能退而出让汉水上游的汉中郡以换取和平（公元前311 年）。这个损失非常惨重；从此以后一直保护着楚国的西部天堑被突破，这些西部山脉对楚国的保护远胜于它所有的军队；秦军可以安心集结在汉中并从那里顺水而下，无须经过任何天然屏障就能直达楚国的首都郢城。

637 《史记》，沙畹，V，249；《竹书纪年》，理雅各，172（他所给出的时间是公元前357 年）；《战国策》，卷7，6 b（没有给出日期）。

638 只有《竹书纪年》记录了这一次出兵。但日期并不绝对确定，《竹书纪年》将它放在秦国主持的诸侯逢池会盟的同一年，但逢池会盟应该是在公元前342 年（《史记》，沙畹，II，67）。

639 有关孙膑参见《史记》，卷65，1b。传统将这本称为《孙子》的小册子与孙膑联系起来，并称作者为其远房的祖先。就算这部作品不全是伪作，创作的时间不会早于公元前3 世纪，因此它与孙膑或其祖先都没有关联。《史记》，卷44，沙畹，V，155 中错误地写为孙膑率兵伐赵，实则应为伐韩。

640 《竹书纪年》先是记录了魏国在345 年在马陵战胜韩国，之后是公元前343 年魏国在同一个地方被秦国击败。鉴于马陵（近直隶的大名府）的地理环境，几年之中在此地发生两次战役是可能的。这里韩国战败的时间应追溯到公元前344 年。这段时期的年代表不是很准确，《史记》与《竹书纪年》的记载有三年的差别。我倾向于使用前者的时间，因为后者经过改写相对来说确定性要低一些。

641 有关这些人物，见正文下标488-489，531-532，508-509，552-553，612-614 处。(www.daowen.com)

642 惠王，或惠成王在称王后重新开始了他在位时期的纪年，《竹书纪年》的记载正是如此；《史记》将魏惠王的第二个纪年当作是另一个魏王的统治时期，将其称为“襄王”。关于这个错误可参阅沙畹的《历史的记忆》，V，158，n 4；这个错误导致《史记》错误地将徐州相王的时间放在334 年，将雕阴之战放在了330 年。

643 有关这个时期越国的历史，参阅《竹书纪年》，理雅各（《书经》，170-171）；《史记》，沙畹，IV，433-434 只给出了越王的名单，而且还是不全面的名单。

644 他们当中的一人保留了越王的称号，在公元前312 年曾向魏国献礼（《竹书纪年》，理雅各，175）；他们当中两个人的后代在公元前2 世纪还出现过，分别是东海王和闽王。没有文献表明这个时期的越人从浙江迁移到南方并在随后的世纪在东京三角洲发展壮大，成为安南人的祖先，如同欧卢梭（Aurousseau）先生在他的《有关安南人起源的说明》（Note sur les origines du people annamite）中所假设的那样，此文刊于法国远东学院简报XXIII（1923 年），245-264 中的《中国人对安南地区的第一次征服》（La premiere conquête chinoise des pays annamites）。

645 《史记》，沙畹，V，260 中将威王去世的时间放在公元前343 年，宣王的去世时间放在公元前324 年，并将此处这些事件置于服丧期间，即宣王的儿子湣王即位后不久，而且《史记》将湣王在位的时间写为公元前323 年到公元前284 年。这个年代表与近代所有作家所使用的年代表相矛盾，是错误的，应该采用下述的时间表：威王（在位时间为）公元前357 年到公元前320 年；宣王公元前319 年到公元前301 年前后；湣王大约从公元前300 年到公元前284 年。参阅马伯乐的《公元前4 世纪齐王编年表》（La Chronologie des rois de Ts’i au IVe siècle av.J.-C.），刊于《通报》，1927 年，367-386；以及武内义雄（Takenouchi Yoshio）的《六国编年表的修正》（Rectification du tableau chronologique des Six Royaumes），刊于Takase hakase kanreki kinen shinag ku ronsô，东京，1929 年，89-216。

646 根据传奇色彩的版本，张仪到魏国任相是他狡猾的表现，企图欺骗魏王。事件本身却无须质疑，是真实的，因在《秦纪》中也有提及（《史记》，卷5，沙畹，V，161；《战国策》，卷7，6a 及15 b 只是小说的版本）。同一类型的事件在386 年也发生过，秦武王与韩襄王在临晋会面后前者派了他的叔父樗里疾前往韩国居住，并被任命为“相”（《秦纪》，见《史记》，II，75）。

647 司马迁将其称为哀王，这是司马迁所犯的一系列错误：惠成王在335年称王后重新开始以这个日期纪年，司马迁将这个时期归于襄王。同时期的孟子所提供的证据确定了司马迁的错误。参见沙畹，《历史的记忆》，卷V，462-463。

648 这是第一次确切地提到中原北部边界的胡人游牧部落入侵中原。

649 《孟子》，98-100；《史记》，IV，140-144。

650 据说秦惠王派秦相张仪前去楚国，向楚怀王提出如果楚国和齐国断交就会将秦岭的商于之地送给楚国。楚怀王接受了张仪的建议，派人前去齐王的朝堂上侮辱他。但这之后，楚国的使者去了秦国却没有得到被承诺的土地，楚怀王非常愤怒，向秦宣战。这个故事连同张仪为救秦国前去楚国的故事大概都来自有关苏秦的小说，或其续作之一。这部小说如此成功引起了众多模仿，而最广为人知的是为苏秦的兄弟苏代和苏厉所作的小说；这个时期的历史大都被乔装成了类似的小说。这里有众多著名人物，如魏国大将吴起，商君卫鞅，秦相范雎等；整个赵国的历史似乎都是以小说的形式来处理的，我们仍可以从《史记》第43 章、不同人物的传记以及《战国策》中看到这些小说的痕迹。我通常很自然地将这些小说或研究评论显示来自小说的内容置于一旁，但这个时期的故事确因其历史的真实性而胜出，不过它们却少了些生命力和生动性。有关（公元前）4 世纪和3 世纪的历史小说可参阅彭安多神父的多部著作，如《秦国史》（Histoire du Royaume de Ts’in）、《楚国史》（Histoire du Royaume de Tch’ou），等。—张仪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物，他在公元前328 年到公元前312 年间为秦相，后被秦国驱逐逃亡至魏国，他在魏国得到礼遇并在不久后死于魏国。苏秦小说的作者将张仪写作主人公的敌人，但有关他的各种历险还是大致真实的，他的这些经历被收入在《战国策》中，之后流传至所有的历史学家。苏秦的小说也曾被与它同时期的《孟子》（III，II，2，理雅各，140）提及。

【注释】

[1]此处年代有误，应为公元前386 年。—译注

[2]禀，音bǐng，马伯乐原文中写作“Lin-k’ieou”，疑将禀与廪混淆。—译注

[3]此处疑有误，应为齐宣王的父亲齐威王。—译注

[4]此处疑有误，因太子平在（公元前）314 年子之之乱时被杀。—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