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2 晋国因为未能及时转变而灭亡，当整个中国开始摆脱旧有的封建模式时晋国仍然一成不变。其实从（公元前）6 世纪开始到5 世纪，在哲学大师和政治理论家的影响下，新的趋势已经显现出来；孔子以及在他之后更为成功的墨子，还有其他很多人，在传统主义的外表下带着重返古代原则的意愿，成功地实质性地改变了事物的现有状况并彻底推翻了现代的组织结构。5 世纪末及4 世纪初是变革更加猛烈的时期：正是在这个时期古老的封建形式消失殆尽，包括立法、行政，甚至宗教在内的各个领域都引入了新的思想；在即将远离的旧有社会的混乱和不平衡中新的原则逐渐形成，这些经过数个世纪发展而成的原则将会至高无上地统治中国。

晋国的覆灭产生了某种暂时的和平：那些存留下来的大国如齐、秦、楚等带着不安相互观望，却没有一个敢于尝试取代晋国的霸主地位。它们都利用这段时期尽各自所能进行内部的整治。

齐国在经历了（公元前）7 世纪齐桓公在位时的辉煌后，在晋国为霸主的时期忍受了长时间的沉寂。齐桓公及其大臣管夷吾野心勃勃的政策导致了齐国国力衰竭，齐国需要从这种衰败中重振起来；齐国很长时间以来都不被重视，齐顷公在鞌之战及马陵之战战败373-374 后不得不承认强劲邻国的霸主地位，甚至向晋侯提议使用王的称号（公元前587 年）；齐国还被迫放弃了重新成为帝国霸主的机会，只能满足于靠损害周边小国的利益，一个接一个将它们吞并来扩张。整个（公元前）6 世纪期间，受封的大家族之间的争斗令齐国耗尽了气力，相继即位的齐侯的后裔中最不安分的族群在这个国家形成了源于近期的封建制度：他们之中高氏为（公元前）9 世纪齐武公的后代，崔氏领主声称源自齐丁公（11 世纪？），国氏和庆氏是齐桓公（公元前685—公元前643 年）的后裔，栾氏620 为惠公子（公元前608—公元前599 年）的后代，以及田氏，陈厉公的儿子田完的后裔—陈厉公（公元前706—公元前700 年）在公元前672 年逃亡到齐国受到重用，很快就成为最重要的臣子之一。

高氏与不同家族为了争夺及保存政权而进行的争斗充斥了（公元前）6 世纪。高厚在（公元前）554 年被杀开启了以崔杼为首的崔氏的短暂胜利，特别是当崔杼杀死了齐庄公，让齐庄公的弟弟齐景公取而代之后，崔杼与其敌人庆封和解，共享大权，崔杼仍为国相官衔为右相，庆封为左相，他们还强迫所有大臣发誓对他们两人效忠（公元前548 年）。但在公元前546 年庆封利用崔氏家族的不和将其满门抄斩，崔杼自杀，庆封独自一人成为国相。不过庆封也没能过久地享受他的成功：第二年田、鲍、栾、高家族联合起来对抗庆封；一日当他出外狩猎时，他的宫殿被攻破，家人被屠杀，庆封逃到了吴国（公元前545 年）。这回是田氏取得了胜利，他们的首领田乞成为国相；在齐景公在位（公元前547 年—公元前489 年）的很长时间里，田乞374-375 始终都颇为尽力地包容制造麻烦的封臣，尤其是晋国势力的削弱帮他找到了将封臣们的欲望转向外部事务的方法：他干预晋国所有的内乱并支持反叛的范氏和中行氏。同时，田乞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以成为黄河下游平原绝对的主人并希望降服当地的小诸侯国，特别是它们当中最强大的鲁国，为此田乞与鲁国开战并一发不可收拾。此时吴国在吴王阖闾数次战胜楚国后国力达到顶峰，田乞的政策将齐国置于与吴国的对抗之中，不过田乞毫不犹豫地拔了头筹，屡次击败吴国的舰队，他没费太多周折就成功地将所有紧挨着齐国南部的邻国变成他的附属国，其中包括鲁国、邾娄、郯国等（公元前487 年）。

但就在此时，齐景公之死（公元前489 年）带来了常规内乱所伴生的一切：齐景公年事已高时仍不愿意谈及他的继任者，他在众多的儿子中犹豫，害怕做出决定；直到他行将死去才指定了他的宠妃之子公子荼为嗣位太子，此时公子荼还是一个孩子，齐景公将他托付给国夏和高张；但公子荼很快被田乞杀死，田乞将齐景公的另一个儿子阳生推上国君之位，是为齐悼公，田乞（因此）夺取了政权。田乞死后（公元前485 年），鲍牧杀死了齐悼公，以悼公的儿子齐简公取而代之，齐简公曾试图摆脱田氏的控制，他选择了阚止为相—阚止身世不明，是在齐简公逃亡鲁国时相识的，尽管阚止向齐简公建议赶走田乞的儿子田恒，但齐简公却没能下定决心这样做，相反还任命田恒为左相。但田恒并不满足于这一恩典，他武装起自己的族人攻击阚止将其杀害并杀死了齐简公；之后田恒以齐简公的弟弟齐平公取代简公（公元前481年），并诛杀他所有的敌人：鲍牧、晏圉^[1]及国君家族的成员。田氏此时已不再有敌人，田恒的权力也建立起来；不过他仍尽力巩固他的权势：他将齐国分为两部分，自己375-377取了东部较大的部分（即山东半岛），只将国都临淄及西部的领土（泰山脚下直至黄河的平原地区）给了齐平公；田恒死后，他的儿子田盘接替他为相，田盘任命他的兄弟（他有七十个兄弟）和亲属管理齐国所有的城池，由此掌控整个齐国并已准备好将整个国家据为己有621。不过有胆量做出决定性行动的并不是田恒，而是他的孙子田和，田和在公元前391 年放逐齐平公的孙子齐康公于海边，仅留给他一个城池作为封地，齐康公在公元前379 年死于流放之地，没有留下任何后代；从最初就统治齐国的姜姓吕氏家族至此完结，齐国的统治权从此正式由妫姓田氏家族取代。田和甚至没等齐康公死去就（急于让世人）接受齐康公的失势：从公元前387 年起，田和得到魏文侯的帮助，在周安王身边斡旋以承认田和为诸侯之一，周天子最终同意：田和成为齐侯（公元前386 年），后世以他的谥号齐太公称呼他。

就这样齐国避开了被瓜分和瓦解；大家族被田氏消灭，这也使得田氏能够以自己的利益重新统一齐国，大片封地亦无须重新分配。田氏国君可能不太放心臣民的忠诚度，除了任用他们田氏众多的家庭成员外很少聘用齐国人：田氏大概是最早开始系统化地聘用外来政治冒险家的，包括文人和军人，这些人来自他国，靠接纳他们的（齐国）国君谋生，之后便成为顺从齐国国君的工具；这种制度在（公元前）4 世纪的中原诸侯国中将越来越普遍。

正当东部似乎由此安顿妥当，齐国以霸主的身份统领旧有诸侯联盟的同时，西部的秦国在秦孝公和大臣卫鞅的领导下也已经成为第一大强国。（秦国的成功）来之不易：这个国家刚刚经历了一场377-378 内部危机，这样的危机会不时地扰乱中原各诸侯国，而走出危机的秦国已近乎被毁。自秦怀公在宫殿被他的大臣围攻并杀害（公元前425 年）后，在将近五十年的时间里，秦国国君的位置几乎都是由孩子来担任；这些一个接一个的未成年人引发出宫廷的阴谋及君臣间的纷争，内战一直都没有停止。秦怀公的儿子先于怀公身亡，继位的秦灵公就是个孩子，他在位十年，刚到成年就去世了（公元前415 年），留下一个年幼的孩子；灵公的这个孩子被驱逐，他的伯父秦简公被推上王位，简公是秦怀公的小儿子，继位时应该也很年轻，他死后（公元前400 年）只有一个年少或刚刚成年的儿子继承了国君的位子，是为秦惠公，秦惠公不久就死去了，留下的太子只有一岁（公元前387 年）。小国君连同他的母亲被淹死，国君之位重又回到法定继承人—逃亡到魏国并在河西长大的灵公之子秦献公手上，他即位时应有三十多岁622。秦献公在位二十四年，在他长期的统治期间他所有的努力都是致力于让被摧毁的秦国重新繁荣起来，并尽其所能维持对内和对外的和平。在秦献公以及他的儿子秦孝公在位期间，秦国在政治体系、行政及财政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地转变，从古老封建国家陈旧的组织形式演化为一个不再那么简陋的、较为规范的体系。

在这场真正的变革中扮演主要角色的是秦孝公的大臣卫鞅，亦称商君623，不过中国的历史学家378-379 肯定夸大其辞了，将几代人的成果归功于卫鞅一人身上。如同这个时期很多著名人物一样，卫鞅是一个冒险者，是偶然的机会将他推到了秦国：他的家族是卫国国君，他名为公孙—这是给予在位国君的孙子使用的名字。他最初效力于魏国（当时他的祖国卫国从属于魏国），欣赏他的国相公叔死前向魏惠王推荐卫鞅，据说魏惠王拒绝任用卫鞅，国相便向魏惠公建议将卫鞅处死，以防止他为别国国君效力，随后国相出于友善告诫公孙鞅，建议他出逃；但年轻的卫鞅拒绝了国相的建议说道：“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杀臣乎？”卫鞅于是仍留在魏国。之后当秦孝公在统治初期招贤纳士时（公元前361 年），卫鞅前去秦国，由景监引荐给秦孝公；景监也是一个外来冒险者，属于楚国王室家族的一个旁枝。秦伯很好地接待了卫鞅并将他视为亲信之一；不过当卫鞅第一次提出他的改革方案时遭到甘龙和杜挚的反对；但卫鞅成功说服了秦国国君，先被任命为左庶长（公元前356 年），之后又做了大良造（公元前352 年），是秦国最高官位之一，在仅有的十八个级别中位列第十六级，卫鞅自始至终都得到秦孝公的坚决支持；公元前340 年秦孝公将秦岭山区一小片土地於作为封地赐予卫鞅，卫鞅所受的恩典以此达到了顶点，此封地名为“商”，商君的称呼便由此而来。不过秦孝公死后他的儿子不再恩宠卫鞅。据说两人还曾发生过争执：当（新）国君还只是太子的时候曾拒绝遵守大臣（卫鞅）所定的某些规矩，卫鞅便下令对太子的师傅实施劓刑割掉鼻子，又对他的老师施行墨刑，为此太子从未饶恕卫鞅对他的侮辱。太子即位时卫鞅因害怕逃至魏国；当他被遣返回秦国时，卫鞅成功逃脱，躲到了自己的封地商并在那里武装他的随从；不过卫鞅379-380 被打败并被抓获，秦伯对他处以车裂之刑并满门抄斩（公元前338 年）。

卫鞅变法覆盖的范围非常之广，涉及方方面面，而且越变越勇，第一次变法的成功让他敢于做出更多的改变。最初的措施是治安方面的，目的是制止劫掠，这在中原各诸侯国中都存在，秦国也不例外。居民被分为五家或十家相互关联的群组：当其中一家的成员犯了法，如果不把罪犯交出来，这个群组全部人都要接受审判。如果有人知道罪犯而不报，此人将被腰斩；谁要是藏匿罪犯，此人将按投敌罪判处，也就是会被处死，他的妻子和孩子将被贬为奴隶；相反如果有人举报了罪犯将会得到奖赏。此外四处流浪的人将被惩罚：所有出行的人必须有一个证书，否则会被审判。这些被严格执行的措施在某种程度上重建了国家的治安：实施这项制度十年后，“山无盗贼，道不拾遗”。行政制度的改革又增加了这些治安措施的效力：全国被划分为三十一个县，县长为其首；该项改革旨在统一管理农民的村落“乡”以及小型封建领地“邑”624。

同时卫鞅还以更为积极的、旨在强迫人民更加辛勤劳作的措施来努力提高（国家）整体的繁荣程度。第一个系列（的变革）包括对农业活动的奖赏、强迫懒惰者劳作等并非十分有效；统一度量衡，对违规者处以重罚较为有效，但应用的范围不广。道路的修复和维护道路的规章则得到较为广泛的应用。到了（公元前）350 年，卫鞅可能感觉到所取得的成果还不够显著，他果敢地进行了一场所有权制度380-382 的彻底变革：直到此时，秦国如同中国其他国家一样，土地的所有权主要是宗教层面的话题，土地的获得需要通过特殊的宗教仪式；只有诸侯被赐封的封地是实实在在属于诸侯的土地，除此之外，贵族并不拥有被分封的领地，普通百姓的田地也不属于他们，只是按井田制度分配来劳作的。卫鞅彻底废除了井田制，还将一部分以前共用的土地分给了农民，使得每个人对于自己拥有的全部或部分土地有完全的控制权。在此之前一直被禁止的庶民土地的买卖也解禁，可以自由买卖了。这项变革还带来了另一项财政上的变革。之前国君的收入是井田制度下以实物缴纳的什一税；在井田制被取消后，卫鞅建立了由实物缴纳的土地税制度625，以土地面积按比例交税，这项制度的优点是可以保证国家有固定的收入，不必考虑收成的变化（公元前348 年）。这些措施取得非常成功：“居五年，秦人富强。”这个时期还有一项伟大工程的实施使得秦国更加富裕，这便是通过连接了泾水和洛水的运河对覆盖在北部地区山脚下的沼泽进行了疏通。作为秦国强大后的标志，秦孝公在公元前350 年下令建造与此时强大的秦国相匹配的新大都咸阳626，从而放弃了父亲秦献公在公元前383 年离开旧都雍城后所建造的小城池栎阳；秦孝公在咸阳建造了很多宫殿，这些宫殿在他的继任者手中不断扩大，直至秦朝结束382-383。为了纪念秦国对魏国取得的胜利，秦孝公还在那里建立了翼阙627。

除了内部的改革还有一个因素令秦国的实力增强。秦国四面都被野蛮部落戎部包围，长期以来秦国为对付戎部所付出的努力到了（公元前）4 世纪开始显现出成果，主要的部落终于被降服了。与戎部的对抗是秦伯几个世纪以来主要关注的事务，它消耗了秦国全部的资源，也无疑是秦国长期被排斥于帝国其他事务之外，无法有效实施对外政策的最主要的原因。渭水河谷的中原人是迟来的移民，在史前时期他们就占据了这里的平原地区，降服并同化了当地人，但并没有进入山区，相距不远的山脉就这样俯视着平原。当周朝的都城还在镐时，周王就已经在与山区的部落对抗，这些野蛮部落的入侵成为放弃都城（迁都）的主要动机之一，因为这个西都过分暴露给野蛮部落。秦伯接手了这个艰难的局面，为中原人民防御野蛮部落的责任就此落到了秦国身上；秦伯带领他的半野蛮的国民与野蛮部落进行了无休止的战争，我们后来所看到的秦国坚韧和残忍的性格便是来自这些无法避免的战争，同时它也迫使秦伯采取谨慎的政策。

野蛮人划分成众多的部落，他们所受到的中原文明的影响越来越大，但他们仍不无艰难地坚守着他们的独立。（公元前）7 世纪末，秦穆公狠狠打击了戎部的首领，消灭了十二个小国家并开地千里，成为“西戎之王”628：383-384 他打败了渭水上游的绵诸和翟豲的戎部；泾水上游的乌氏；乌氏北侧、岐梁山的义渠；岐梁山脉另一侧的朐衍，朐衍向西的势力范围曾到达黄河的灵州一带；也就是说整个泾水和渭水发源的高原山区（都被秦穆公征服），此山区也将泾渭与黄河上游分隔开；（周）天子因此为穆公送来了一面铜鼓（公元前623 年）。不过这些辉煌的胜利只是短暂的，野蛮部落的顺服也是表面而非实质的。战争重又开始，秦穆公的继任者们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与这些部落进行艰苦的战斗，野蛮部落以自然界的沟壑及森林作为天然屏障，顽强抵抗；当取得一点点胜利后（秦国）就要开路、修筑城防，需要随着缓慢的进展一步一步地攻克野蛮部落。这些部落中最强大的义渠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公元前444 年—公元前315 年）一直令秦军处于下风；而以豲部为邻、在渭水源头的义渠王国在361年国君战败被杀时仍保持着独立。不过在秦国取得胜利之前很长的一段时间，野蛮部落至少已经比较克制，他们对中原的入侵虽然没有完全停止，但已不那么频繁，也不再构成很严重的威胁。野蛮部落全部投降后秦国人一下子与最遥远的西部取得了联系：接近公元前4 世纪末时秦国彻底战胜了义渠国，这使得秦伯掌控了大陇山高原，此山西侧将渭泾上游与黄河分开，秦国人终于可以从今天的兰州府一侧通往此山，秦国的陇西郡384-385从（公元前）280 年起就设在这里；秦国人估计还找到一个已在此处定居的中原人居住地，这里既是黄河最上游的内河航运站，也是来自中亚的沙漠商队到达的地方。秦国的影响力和声望从这里照耀着西方，西方人似乎就是用秦的名字来指代远东的文明群体，如印度史诗诗人所用的“Cîna”或“Mahâcîna”，以及希腊地理学家使用的Σῖναι 或Θῖναι。

秦国的扩张并不只是向西，还到达了南部的地区。从（公元前）475 年起，野蛮部落国家蜀国（位于广阔而富饶的成都盆地，在四川境内）的首领因担心楚国的扩张，或是更害怕相邻的、臣服于楚国的巴国（巴国在长江上游今天四川的叙府或叙州府地区），前来请求秦厉公（厉共公）的保护。不过这只是一个没有下文的插曲，直到一个半世纪后的公元前316 年，巴国才被司马错将军攻克；不过由于距离遥远，这里并没有马上被降为秦国的郡县，而是被设置为秦国公子的封地，这样的制度维持了四十多年后，蜀地才被封为郡。

秦伯攻克了众多的野蛮部落后，也与北方和西北方的游牧民族如胡人及月氏等产生了直接的联系，或许这就是（公元前）4 世纪秦国进行大规模军队改组的原因629。直至此时秦国的军队与中原其他诸侯国的军队相类似，由战车及支援的步兵组成—据说秦穆公有三百战车。秦伯与赵侯（赵国北部边界也与胡人直接接壤）是最早以骑兵取代战车的国君；这些战车阵很难操控，将军们也无法随心所欲地指挥军队。可惜秦国的军队改组鲜为人知，不过我们知道（公元前）4 世纪和3 世纪秦国军队的主要力量385-387 是由骑兵组成，秦伯随后连续不断的胜利也应该归功于轻便的骑兵部队，他们在与对手笨重的战车部队周旋时游刃有余。

由此一个组织精良、富裕、拥有常规资源的大型国家在西方建成；它唯一的弱点是被巨型山脉分隔开的不同地区沟通不便；不过这个弱点也得到了补偿—同样是这些大山保护了他们不受敌人的侵犯，只有来自山西高原的一个敌人会对他们造成威胁；然而晋国的消亡使得他们在这一侧不会再面对极度的危险。

与此同时，楚王国正缓慢地从上个世纪的战争消耗中恢复过来：（公元前）5 世纪初为它所带来的解脱胜于其他任何国家，而吴国的灭亡（公元前473 年）比晋国毁灭更使楚国如释重负；战胜吴国的越王还太弱小不足以构成威胁，而且吴国（之前）将力量都用在了北方，与齐国争夺东部平原那些中原小诸侯国的控制权。楚惠王在位的半个世纪时间（公元前488年—公元前432年）以及他的继任者楚简王（公元前431 年—公元前408 年）、楚声王（公元前407 年—公元前402 年）在位期间都是在平和的重整中度过的，即使此间（楚国）消灭了北部边界的中原小诸侯国（公元前479 年灭陈，公元前447 年灭蔡，等）以及越王勾践灭吴（公元前473 年）后分封的淮水上游的一些小国，都没有影响到楚国的复原。此时的楚王似乎努力想要进行变革，但（楚国的现实条件）令变革难以推行：楚国国土广阔且大部分地区被大面积的森林沼泽覆盖；野蛮部落是其国民的基础，国家仍处于野蛮状态；即使在最富有的地区人口密度也偏低；（楚国）朝堂越来越适应中原的文明生活但民众仍生活在半野蛮状态，这其中的不和谐不断增加。一个没有什么价值的史料630 特意将行政、司法及军队的全面改革归功于楚悼王（公元前401 年—公元前381 年）：这样的尝试可能的确在5 世纪时发生过，但我们却无法知道这些变革的细节。

当东北部、西部和南部势均力敌的大国形成时，中部的小诸侯国行将灭亡：周、郑、卫、宋、鲁都无法再扮演任何重要的角色，它们的彻底消失将只不过是时间问题。

周王从（公元前）6 世纪起已经丧失了权力。在晋国称霸期 间，虽然周王已经没有实质的权威，但他们还是重要人物，晋文公及其后的晋襄公都曾在不同场合以官方的形式公开表示他们对周王的尊敬。但晋国的没落对所剩（无几）的王室威望来说是致命的。长期以来所保持的外在的敬重一点点消失殆尽。诚然，魏、韩、赵的领主（公元前403 年）及稍后田氏家族的首领（公元前386 年）都仍然要向周王寻求他们篡权的合法性，但这不过是征得周王对于既成事实的认可，这样的交易只是将王室的无能突显出来。此外王室的领地也在不断缩小，南部被楚国侵蚀，北部被魏国蚕食，西部又有秦国，王室的领地很快就剩下都城郊区的地方。（公元前）5 世纪中388-389，周考王还将王室的领地与其弟弟揭分享：周考王是杀死了哥哥周思王登上王位的，而周思王也是杀了他们的哥哥周哀王（公元前441 年）才夺得王位；周考王担心同样的命运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便将自己领地的一半分给了揭，并为他恢复了周公的称号—这个称号在周公楚逃亡至晋国（公元前580 年）后已不再使用，周公楚是被周惠王的后代、叛乱公子叔带的曾孙甘氏以及周襄王的后代所驱逐的631。周考王为自己保留了东部的领地，此处有四分之三个世纪前在公元前512 年由周敬王所建的新王室寝宫，以旧时名称“成周”来指代；西部的领地，即河南，给了揭，并将仍被称为“王城”的古都也让给了他—王城的建立是在周朝最初的时期，由周武王的弟弟周公所建，从周平王到周敬王时期（公元前770 年—公元前512 年）这里一直是王室的寝宫。河南桓公（即公子揭）原则上依附于周王，但事实上他立即就享有了如其他诸侯一般的独立，这也是他的继任者使用了“西周”之名的原因；更有甚者，公元前367 年632，即周显王二年，（西周）桓公的孙子惠公任命他的小儿子班为“奉王”，以此为名取得了东部城池的权力，并将巩地分封给公子班：公子班借此机会占据了整个王室的领地并成立了“东周”国，他自己成为（东周）惠公。从这时起，周王便不再拥有任何属于自己的土地，他们极其微小的领地被两个对立的国家瓜分，这两个国家为些鸡毛蒜皮的争执，如他们山谷的灌溉水的分配问题，耗尽了自己的实力633。周王的政治角色从此彻底地完结了。389-390 紧挨着周的郑国虽然经历了十年（公元前408 年—公元前398 年）激烈的战争，最后还是被韩烈侯打败，成为韩国的半个封臣；韩国利用了驷子阳和郑繻公被杀后的内乱（取胜）—郑公下令杀死国相驷子阳（公元前398 年），而公又被国相的同党杀死（公元前396 年），公的弟弟郑康公被送上王位（公元前395 年）。随后郑国又被韩哀侯攻克（公元前375 年），很快就彻底地消亡了。卫国虽然名义上还存续着，但它的领土已经一点点被魏国侵蚀而缩小，卫侯也不得不向魏国称臣。南边，楚国连续消灭了陈国（公元前478 年）、蔡国（公元前447 年），以及杞国（公元前445 年）和莒国（公元前431 年）—这两个国家后来又被齐国夺去；仍然独立的宋国则艰难地对抗着楚国。在距离稍远些的东部，鲁侯与强势的世袭卿士季氏之间的斗争使得鲁国越来越依附于强大的邻国晋国、齐国及楚国。齐侯支持的是鲁侯；而季氏首领季文子能够在（公元前）6 世纪初得以彻底恢复他的权势是多亏了晋国的干预；鞌之战（公元前589 年）令鲁国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成为晋国的盟友634。之后，一个没什么主见的鲁侯—鲁昭公登上了鲁国国君的位子（公元前541年），这使得齐国得以手重拾它在鲁国的角色，而他所做的大概就是协助季氏的众多敌人（对抗季氏）。季氏的这些敌人依靠齐国，借鲁昭公之名因鲁国遭到晋国的侮辱（公元前539 年）加剧对抗晋国，也因此间接攻击受晋国保护的鲁国卿士，他们的目的是要打败三大家族孟孙、叔孙及季孙635 的首领，这三大家族源自鲁庄公（公元前693 年—公元前662 年）弟弟的后代，三大家族共同掌控鲁国，将鲁侯置于无能之位，只给他留下表面上的权力。鲁昭公企图杀死季氏首领、鲁国世袭卿士季意如（平子），未果，反被三大家族联合驱逐，被迫逃亡（公元前514 年）；鲁昭公从此没能再回到他的国家，在流亡中死去（公元前510 年）。鲁昭公逃亡期间季意如行使国君的权力，依托晋国打击齐国；甚至在新的鲁侯鲁定公在位时季意如仍保持着这个权力直至他死去（公元前505 年）。此时季意如的家臣阳虎感觉到在季氏继承人季斯（桓子）身边不受重视，便囚禁了季斯，篡权做了卿士；他极力打压三大家族，特别是季氏，将非三大家族拥戴者的贵族家族集结在自己身边：正因为这样，年轻的孔子从阳虎那里得到了一个官职；不过最终受到阳虎威胁的利益团体联合起来对付他，阳虎只得逃亡（公元前503 年），卿士的位子重新回到了季斯手上。无论结果如何，阳虎确实削弱了季氏的势力636，而三大家族无休止的争斗让鲁国进入到一种衰败和消沉的状态；但由于鲁国处于齐国和吴国（及其后的越国）之间，这些强大的邻国相互对立，鲁国从而保留了表面上的独立。

总而言之，（公元前）5 世纪末的中国由四个大国围绕在四周，它们分别是齐、秦、楚、越，中部和北部的空隙由众多小诸侯国填充，如燕、赵、魏、韩、宋、鲁等，这些小国家的软弱必定会使它们丧失权力，而它们之间的对立和嫉妒则成为强大邻国的战利品。晋国的陨落不仅仅是一个大国的消失，也是某种类似联邦制度的政治理念的消亡，这种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尊重各地诸侯的权力。从公元前5 世纪开始，旧有的霸权体系不复存在，各个大国之间的战争并非为了恢复391 旧有的体系，而是以损失较弱邻国的利益来实现自我扩张，直至其中一个国家的彻底胜利，它将第一次实现整个中国的绝对统一。

620 齐国的栾氏领主与晋国的栾氏没有任何关联：齐国的栾氏来自姜姓部族，是齐惠公（公元前608 年—公元前599 年）的后裔而晋国的栾氏为姬姓部族，是晋靖侯（公元前858 年—公元前841 年）的后代；他们的名字之所以一致（连中文汉字也一样）是因为他们的封地的名字是一样的。

621 《史记》，沙畹，V，236。(www.daowen.com)

622 有关秦国的内乱，参见《史记》，卷5，沙畹，II，58：

“近期秦国国君经常变换；公子及大臣借一切可乘之机制造混乱。”

（“秦以往者数易君，君臣乖乱。”） 　

这里并没有明确地说出哪个公子即位时是孩子，除了最后一个提到的年幼的出公，文中提到了他出生于前388 年；不过我认为（这些年代）出自世系表，根据《史记》可以重组出来。

623 此人（卫鞅）的传记见《史记》，卷68。现存的著作《商子》被认为是商鞅所作，但其实是伪作。

624 《史记》，卷68，2a-b。

625 人们认为这项改革是在稍后的时期进行的，约为前303 年［见《秦别纪》，刊于《七国考》，卷2，1b；有关这部失传的著作，参阅上述注释（141）］。但所有这些日期都不应照搬：不论是卫鞅还是管夷吾，人们可能一下子将几代人的改革集中在一个短暂的时期并将它们归功于某个杰出的人物。

626 我采纳了《史记》，II，65 中的日期。《秦别纪》认为工程开始于（公元前）349 年并用了十二年时间完成（公元前349 年—公元前338 年），这大概与当地的传说相呼应，但似乎是夸大了（《七国考》，卷3，2b）。—咸阳离今天的西安府很近。

627 晋国的旧都为翼 ，被魏国承袭下来，是为此称呼的出处（《七国考》，卷4，4b）。沙畹的《历史的记忆》II，65，注释3 则给出了另一个解释。

628 《史记》，卷5，沙畹，II，44-45；及卷110，2b，我从中找出有关被降服的部落的细节。拉古柏（Terrien Delacouperie）的《中国文明的西方起源》（Western Origin of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264-275 及其后的沙畹，V，488-489（附录二）都认为秦穆公的胜利一直延伸到中亚的库车；但如果“益国十二”的数字十二是准确的，最接近的解释应为前文中根据《史记》卷110 所列举的七个国家加上另外五个位于同一地区、在今陕西和甘肃交界处的国家，而不是遥远的中亚国家。—野蛮部落“乌氏”名字中的第二个字通常读“che”（即“shi”音），此处例外地读“tche”（即“zhi”音）（《前汉书》，卷28B，2b）。

629 《商子》详细地描述了军事改革并将之归功于卫鞅，但我在文中并没有提及，因为现在叫作《商子》的著作是伪作，是后期创作的。

630 吴起将军的传记中讲述他效力于魏文侯和魏武侯时充满了小说般的细节，并以他逃离魏国，避难到楚国的故事作为结束；楚悼王任命吴起为令尹并根据他的建议改革了整个地方行政，减少官员的数量，重组财政节省开支，改组军队等等；吴起之死也富有戏剧色彩，他被嫉妒他的贵族用箭射死，就死在庇护他的楚悼王刚刚冷却的尸身上（《史记》，卷65，3a-b）。传记的这些内容都不过是小说而已，还带着明显的年代错误：楚悼王死于381 年（《史记》，卷40，沙畹，IV，384），而吴起在四年后的378 年还在魏国，负责指挥军队伐齐并在灵丘取得了胜利（《史记》，卷44，沙畹，V，148-149，241）。另参见马伯乐的《苏秦的小说》（Le Roman de Sou Ts’in），刊于《亚洲研究》（Etudes asiatiques）法国远东学院成立25 周年特刊，II，140。—坊间流传着一本讲述吴起军事艺术的小册子《吴子》，但这个小册子似乎只是司马迁所看到的《吴子》的一部分，作者对这一部分进行改写而成书；司马迁是根据他所看到的《吴子》提取了吴起传记中的素材。

631 《左传》，理雅各，376。

632 367 年这个日期来自《史记正义》，这是一部有关史记的评述，由张守节在737 年出版，是对古文献的整体编注；另见《史记》，卷4，13b：周显王二年（的出处）。沙畹，I，301，注释1 写作376 年，这很明显是个印刷错误。

633 《战国策》，卷2，4b。—周公世系的时间表及历史，包括西周公和东周公，是比较混乱的，而（公元前）4 世纪中期统治这两个公国的国君谥号都为“惠”，更容易使人混淆。

634 有关鞌之战及这段时期鲁国发生的事件，参见前文正文下标338- 339 处。

635 第一个和第三个（家族）也被简要地称为“孟”和“季”。

636 有关阳虎的故事见《韩非子》，卷16，17a，齐景公的大臣责备齐景公接收并礼遇逃亡的阳虎，他指出阳虎意在削弱“三桓”，而三桓间的争斗正是鲁国的弱点，是对齐国有利的。

【注释】

[1]圉，音y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