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5在(公元前)7世纪上半叶,当新兴的强国之间开始对抗时,最强大、组织得最好的国家当属齐国560。几个世纪之后当地的历史将管理组织国家的功绩归功于齐桓公(前685 年—前643 年)和他明智的大臣管仲,不过齐国的管制应是几代人努力的结果,齐桓公和管仲只是将它推向极致。
由于地处平原,齐国较自然地采纳了倾向于中央集权的行政组织,虽然封建分封制度如同在整个古代中国一样,仍是齐国组织结构的基础,但它并没有带来封地领主的完全自治,这与山区国家很不同。即使在国君的领地“国”之外,封地领主的土地“鄙”也被划分成规律的区域,以便监督和管理296-297 封侯,同时齐国严格管理常规军,避免过度招募兵士。
国君的领地“国”被分为十五个区,即“乡”,每个乡由一个贵族管制,称为“良人”;每个乡分成十组,即“连”,每个连由一个“长”负责;每个连又分成四个“里”,理论上每个里包括五十个家庭,分为十几个“轨”。这十五乡只包含了与土地相关的人口,即拥有土地或土地使用权的贵族“士”以及他们的农民。在这十五个以土地划分的乡之外还组成了六个虚拟的区,与土地毫无关系的人被安排在这些区域中,即手工业者和商人,这些人不需要服兵役。这种行政管理也是军队的框架,每个土地分区的首长在战争时期也同时是他的部队的首长。每十几个家庭提供五人组成一班,称为“伍”;每一里是一个伴随战车的排,称为“小戎”,由里长指挥;四里组成一个连,称为“卒”,有二百人;每个区的六个连组成“旅”,共两千人,由贵族指挥。每五旅,即一万人,组成一个军,共有三军,第一军由国君亲自指挥,第二军由将会继承国君之位的太子指挥,第三军由国君的另一个儿子指挥。封地领主的土地被划分为行政区域“属”,属被分为“县”,县又进一步被划分为“乡”。每一个属都由一个大夫掌管;此外在每个属,以及每个县、乡,为了监督指挥他们的领主,国君会安排居民为“政”,在县里为“牧政”297-298,在乡里则是低一级的监督者“下政”562。
军队由800 辆战车组成,算上跟随战车的步兵,军队人数有四万多人。因此一位古代作家四舍五入之后宣称:“桓公以五万人称霸。”很明显,这个数字应该是全体军队的总数,国君只是带领其中的一部分出战:古代另一位作家就写过国君带领一万人出征563。这在当时是规模最大、组织最好的军队。齐国国君精心地训练军队,并在每年夏天祭祀土地神时举行隆重的阅兵仪式。
不过要成为帝国排名第一的诸侯国,桓公仅有军队是不够的,他还需有常规的财政来源。齐国地处东部大平原,是个富裕的国家;但国君领地上来自农民的实物或谷物的收入必然会随着每年的收成有所变化。对盐业的某种垄断可以提供更为稳定的收入:国君命人在渠展的盐田烧煮海水为其谋利并在销售盐时征收50%的税;在周朝末期,齐国的盐被贩卖到整个中原东部地区,为298-299 齐国国君带来了可观的收入。此外铁器似乎也是被垄断的物品。
由于在行政、财政和军事上领先于所有邻国,齐国在(公元前)7 世纪上半叶成为最强大的诸侯国。而此时,处于中心地带的小国形势都很严峻,卫国、郑国、宋国等国纠缠于它们之间无休止的争执,一个外部的敌人—源自野蛮部落的楚国便利用它们的争斗和无能,威胁要将它们全部吞并。楚王似乎是被郑国的内乱吸引到这个区域的,公元前697 年,郑厉公被卿士祭[1]仲赶出国都躲避于栎地,他接受了楚王的册封,作为交换条件,他请求楚王对付他的对手郑昭公564。在此影响下,受到(楚国)威胁的国家都很惊恐,它们当中的几个:宋、陈、蔡、邾娄希冀能够得到齐桓公的保护,于是他们在北杏举行会盟并签订了盟约(公元前681 年)。这是诸侯联盟的第一个核心,该联盟由齐桓公领导接近四十年,即便在齐国衰弱后,该联盟在超过两个世纪的时间里仍然是中原政治的基础要素之一。此时郑厉公已经成功地赶走了他的哥哥回到国都(公元前680 年),他希望得到齐国的认可,如同当初对楚称臣那样:于是他与楚国断绝了关系加入了诸侯联盟,此后不久那些尚在犹豫的国家如卫、许、蔡、鲁也都加入联盟,在周王的代表单伯的主持下于鄄[2]地会盟(公元前680 年)。诸侯们很快就意识到会盟时的誓言是要严格遵守的:郑国因与宋国的积怨出兵进攻宋国(公元前679 年),齐桓公前来营救宋国(公元前678 年),郑国在进行了短暂的战斗后不得不投降。
299-301 从这个时候开始,诸侯联盟终于在齐国国君的领导下形成了;东部所有的国家都参与其中;齐桓公的权威达到顶峰:齐桓公成为霸主,而且公元前680 年王室的代表出现在鄄地会盟标志着王室正式对此局面的认可,这与几年前对郑庄公一样。人们对齐桓公称霸的辩解理由是:从周武王开始帝国的行政就有分而治之的传统,武王时行政事务由两个大臣,即两个伯爵来分担,一个在西边居住在国都,另一个在东边,控制所有京畿之外的省份;与当时的周公一样,齐桓公就是那个居住在国都之外的大 臣565。齐桓公的能力使齐国的领土一下子得到了极大的扩张,之后其领土就没有再扩大。不过齐桓公的影响力从未能逾越黄河下游地区;在齐桓公长期在位的时间里秦国的伯爵从来没有参加过由齐桓公主持的联盟,晋国的侯爵也无一人加入,尽管齐国曾为晋国重建和平出兵干预566。
诸侯联盟从没有定期举行会议,而“大会诸侯”的情形也只有在需要时才会发生。齐桓公所主持的十二次会盟时间间隔很不均匀:开始的四年每年一次,第一次在北杏(公元前681 年),之后两次在鄄(公元前680—公元前679 年),另一次在幽(公元前678 年);之后的二十年间只召集过两次会盟,大约每十年一次,分别在幽(公元前667 年)和柽[3](公元前659 年);在齐桓公执政的最后几年会盟又变得频繁些了,但始终都不规律。出兵伐楚这个大事件似乎是在阳谷会盟(公元前657 年)后集体做出的决定;为解决周惠王立太子之事是首止之会(公元前655年)的起因,在惠王死后另一次会盟在洮(公元前652 年)召开。
诸侯由他们的大臣陪同亲自前往会盟。会盟有两种:301 一种是出征前的军队会盟,总体来说就是在战役之前将军队集合起来,每个诸侯带领他的部队前来,这种会盟的次数相对较少,齐桓公执政的很长时间里只有过三次这样的会盟;另一种普通的会盟是和平的聚会,诸侯只会带几个护卫前来。不论哪一种会盟,每个诸侯都有自己特定的营地,按他的领地在帝国所处的方向来设置,每个营地都由篱笆围住,中间是诸侯的帐篷,通常都非常奢华567。会盟有一套程序,参加者的次序是经过精心安排的,一旦确定便保持不变:齐国国君作为盟主排在首位,之后是宋国公,第三位是陈国公,其后是卫侯、郑伯、许国子、曹国伯爵;在稍后晋国称霸期间,晋侯自然排在第一位,紧跟其后的是旧时的盟主齐国,因在那段很短的时间里,齐国处于晋国权威之下;其他国家的排位保持不变,即宋、陈、卫、郑、许、曹,在这些国家之后是一些重要性较低的小诸侯国,其次序似乎也是固定的。唯一一次尝试不同的排位是在632 年晋文公支持的践土会盟,他将陈国的位置给了蔡国,紧跟宋国之后,并将卫国和郑国的位置对调,不过从624 年起重又恢复了旧有的排位次序568。这种排位方式可能是将宗教因素和政治考量相结合的结果:前朝帝王的后代,如殷王的后代301-302(宋)和舜帝的后代(陈)排在前面,之后是王室诸侯按顺序排列—鲁、卫、郑,再之后是与王室祖先没有任何关联的诸侯,如鲁仲的后代许国,曹国虽是姬姓,但非王室血统,等等569。
举行仪式的场地中央供奉着会盟之地土地神的神社,诸侯们的营地围绕在旁边。会盟以相互敬酒的礼仪揭开序幕。有时正是在此时王室的代表会为盟主带来供奉王室祖先的胙肉及会盟的使命。“王说:叔父,请带着崇敬之心执行王的命令,以安定四方诸侯,驱赶对王有不良居心者!”(“王谓叔父,敬服王命,以绥四国,纠逖王慝。”)(践土之盟,632 年)以这样的方式开启会盟后,正式议题开始:盟主坐在讲坛上主持辩论,他的谋士围着他站在讲坛的台阶下,其他诸侯坐在按先后次序划分好的位置。大家讨论出兵惩罚野蛮部落或拒绝顺服的领主;或者解决盟国间的争端;有时甚至会审判犯了错误的诸侯。需要磋商的事宜结束后就进行庄严的宣誓。宣誓在三级台阶的广场上举行,在土地神社旁;人们在不远处挖一个长方形的深坑,在坑底宰杀牺牲品。牺牲品通常是牛,但至少有一次,即在公元前641 年,牺牲品是一个人,鄫子,鄫子因疏忽和迟到被认为有罪,宋公下令杀鄫子用来祭祀。盟主主持祭祀仪式并命其大夫303-304 宰杀牺牲品;牺牲品的左耳被割下放在一个镶着玉的盘子中;血被收集在一个盆里;人们以血在竹简上书写约定好的盟约条文—竹简在此时是用于书写之物;之后盟主向北立于三级台阶的广场之上,他的大臣仍在台阶下面向土地神社,以神社为证,盟主高声读出盟约的条文。各方都会借此机会无所顾忌地恫吓对方:如有人试图在盟约中加入更多的条款,或某个大夫借盟主独处的机会以威胁的方式要求盟主给予自己的诸侯更多有利的条件。盟主诵读完盟约之后,用牺牲品的血擦拭自己的嘴唇,每个诸侯再轮流诵读盟约,并同样以血拭唇。之后人们将写有盟约的竹简放入深坑中,放在牺牲品之上,随后用土将坑填满。
会盟时所做的最重要的承诺大概就是各个诸侯承诺定期向盟主进贡,其数额是经过各方激烈地讨价还价而决定的570,盟主则向各诸侯承诺当有外部敌人来袭时会立即提供援助,齐国的强大在此承诺中显示出它的价值。齐国说到做到:公元前668 年齐桓公派兵对抗野蛮部落徐部对邻国宋、鲁、鄫的进攻;公元前664 年应燕国国君的请求,齐国出兵进攻来自山区不停骚扰燕国领土的野蛮部落戎部,齐桓公将戎部击退并在今日分隔直隶与满洲的山区(今山海关地区)杀死令支和孤竹部落的首领;公元前659 年,齐桓公保护卫国和邢国对抗野蛮部落狄部,并命人帮两国加固国都的城墙;公元前644 年在齐桓公去世之前,他派兵援助受到戎部进攻的周襄王。
正当齐国如此达到其强大的顶峰304-305 之时,楚国却正经历着一场危机:不久前才顺服的巴国在公元前676 年发动叛乱;之后楚文王于公元前675 年死于战场,他死后楚国发生内乱直至公元前671 年楚成王登基才平息。楚国但凡发生动乱通常都会比较严重,其国土广大,人口又仍是野蛮部族,管制起来着实不易。
因此很自然的,(楚国)应以纯粹中原人管理的诸侯国作为榜样。楚王身边有一位卿士,即统帅,称为“令尹”,他通常由一个“左尹”和一个“右尹”辅助;之后是按照中原模式设立的各个部的首领:“大司马”是负责军事的大臣;“司徒”是内政部长,当地的称呼原为“莫敖”571;“司空”负责公共工程;“大宰”是负责财政的大臣;“司败”掌管刑罚狱讼;此外还有其他一些高官,其中一部分负责保护国王、宫殿、王室等,如大太监“司宫”,负责王室居所的“王尹”,管理国王马厩的“王马之属”;三个王室家族的大夫“三闾大夫”,又称“三族”或“三公”,负责监督王室后裔屈、景、昭三个家族;另一部分负责公共事务,如史官“大史”,护卫国都大门的“大阍”,分工监管山泽的“蓝尹”和“陵尹”,以及管理手工业者的“工尹”等等。
整个组织结构看起来很好但效率不高。并不是中原的影响力不够实在和深远,至少对上层社会并非如此:这个社会阶层采纳了中原的习俗、中原的礼仪,将中原的语言作为行政语言,而且他们的中文读写能力也都不错305-306,公元前3 世纪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就出自他们中间。几个强大的部落首领在投降楚国后仍保留了自己的国家,如四川的巴蜀、长江边的勾吴以及浙江的于越,除此之外楚国本身并没有什么具有影响力的封建贵族;国家划分成县,由楚王任命的县尹掌管。但令整个架构出现扭曲的,是过于强大的王室贵族。所有权力都被王室家族的分支控制,特别是若敖的后代斗氏和成氏,尽管有其他家族的竞争,他们仍掌控着所有高官职位。此外,除了个别地区楚国地广人稀,远离长江之后交通也不便利,因此楚国无论在军事上还是财政上都无法维持长期的力量。
新国君执政的头几年一般都用来修复前些年留下的废墟,由于无法派兵远征,楚成王尝试以外交谈判取代出兵:这是第一位与周王室发生联系的楚王,他向周王告知自己的登基并向周王进贡礼品。“天子赐胙,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572楚国开始恢复元气,不过它的国君面对强大的齐国及诸侯联盟阵营仍需保持谨慎,尚未敢重新插手黄河南岸的国家;他满足于对其周边的诸侯国保持一定的影响力,特别是郑国和陈国。和平的状况就这样持续了几年,直至公元前667 年,楚国的盟友“变心”令楚国看到自己退而求其次的计划都受到威胁,于是决定是时候采取行动了。这一年,郑国和陈国感觉到强大的齐国更令他们安心,于是臣服于齐国,也就是说他们放弃了306-308 十年来所奉行的谨慎但负担沉重的(向齐楚)两国双重效忠的政策,彻底地放弃了对楚王称臣。楚王立即进行干预:第二年他的令尹、叔父子元出其不意攻郑,未经战斗就轻而易举地来到国都城门外。幸好都城加固得很牢,而楚国的军队没有惯常围攻的装备,这场战争虽然开了个好头但却拖延了很久;齐国的军队及时赶到救了郑国。之后的十几年间郑国一直在齐国的庇护下,曾遭到几次进犯但都被诸侯联盟击退;公元前657 年经历了三次连续的战斗后,郑伯想要重回楚国联盟,因为楚国位置靠近,但可以明显地感觉到(齐国)对此的不满。郑伯的大夫、忠诚于齐国的孔叔573 成功地阻止了这项计划;但很显然,如果齐桓公想要保住他在该区域的影响力,必须要给楚国决定性的一击。
齐桓公很快意识到当前的局势,但他不想鲁莽行事,希望以出其不意取胜。如同传奇故事一般,他以与楚国小邻国的私人事件为借口接近楚国的领土但却没有惊动楚国:齐桓公的妻妾中有一位是蔡国诸侯的女儿,齐桓公就以一个无关紧要的理由将她送回到她父亲身边但并没有休妻(公元前657 年);蔡国的诸侯恼羞成怒,认为女儿被送回来就代表离婚,很快便将女儿嫁予他人。这次轮到齐桓公感觉受了侮辱,集结诸侯联盟的军队,组织出兵攻打蔡国。就这样,他得以带领军队直至楚国边境并很快越过了楚界。不管这个故事是真是假,楚成王看似是没有预料到这次进攻,他派了使臣前去了解原因,因为齐楚两国并没有什么争端。齐桓公回应说自己并不是以齐国国君的名义行事,而是以霸主身份代表周王来责怪楚国不向周王308-309 进贡,并要求楚国解释周昭王两个半世纪前出兵南巡途中身亡的原因。这是向楚国表明要与其决裂,楚国的使臣明白了这一点;作为回复,他邀请齐桓公亲自去昭王溺水的汉水岸边做调查。原本一次快速的进攻可以令齐军出其不意地越过未经防守的淮阳山,但相反的,军队行进得很慢,并谨小慎微地在陉山脚下停下了脚步,不敢尝试强行越过。反倒是楚国的军队冲出了平原;中原军队向后退了两级并再次停下。敌对的双方都没有准备将战斗进行到底:双方都意识到胜利的无用和失败的危险;于是战斗并没有发生,双方签订了和约。楚国承诺定期向周王室进贡,齐桓公撤退(公元前656 年)。这次远征的唯一后果便是楚国边境残存的中原小诸侯国的彻底毁灭。齐军的南下曾给予他们楚国灭亡的希望,于是这些诸侯纷纷背叛楚国574;诸侯盟军的离去使得他们不再有任何保护而任楚成王摆布,成王也毫不手软:公元前655 年,楚灭弦国;公元前654 年占领许国并降服其国君;公元前648 年灭黄国;公元前646 年灭英国;公元前645 年入侵徐国。
此次出兵不怎么辉煌的战绩似乎并没有减弱齐桓公的威信。之后第二年,周太子给了齐桓公插手王室事务的机会,请求齐桓公召集诸侯以阻止父亲废掉他这个太子,这反而使得齐桓公的威信又再增加。不过这正显示出齐桓公权力的局限,至少有一个国家可以牵制他—很快他就看到了后果。首止会盟确定了太子郑为嗣君,周惠王很不高兴(公元前655 年),他即刻想到靠楚国来对付309-310 齐国,此时齐国对他的保护已变得令他讨厌;甚至在首止会盟前,周惠王就督促郑文公放弃诸侯联盟与楚国结盟;郑文公在惠王的鼓动下拒绝出席首止会盟。第二年,齐桓公带领诸侯进攻郑国;在本可取胜之前,他又不得不前去救援盟国许国的许僖公,当时楚国的军队包围了许国的都城;诸侯联军解救了许国都城,但当他们一撤走,许僖公感觉会受到新的攻击,于是前去向楚王投降并得到楚王的接纳:许僖公穿着囚犯的半裸的衣服,好像随时准备被斩首,两手反绑,嘴里衔着璧玉,他的大夫穿着丧服跟在后面,抬着棺材,如此前去见楚王(公元前645 年)。经历了这些,齐桓公遭到失败,所有黄河以南的地区,包括京畿地区、郑国以及楚国边境的小国许、蔡、陈等都一时间离他而去。不过这并没有持续太久。周惠王年事已高,人们估计他很快就会过世,而年轻的太子从首止大会起就与齐国同道;郑文公害怕自己被孤立,当听到诸侯又在准备出兵郑国后,他再次向齐桓公投降(公元前652 年);似乎和之前一样,他虽受齐国的庇护但并没有放弃对楚国效忠。
到了年底周惠王去世,如事先已约定好的,太子郑毫无阻碍地继承了王位(是为周襄王),齐桓公获得了全面的胜利:在公元前651 年夏天举行的葵丘会盟上,新王襄王派周公孔宰赐给齐桓公祭祀文王和武王所用的胙肉、象征权力的彤弓矢及举行仪式用的马车,同时要求齐桓公在接受这些礼物时无须跪拜。称霸的诸侯陶醉在他的成功中,同意接受这项要求—他的大臣管仲想阻止齐桓公接受这样错误的礼节,这会过分清楚地表示出齐桓公的野心,但未能成功575。
310-312因为在此时齐桓公幻想着推翻周王朝建立自己的王朝。但他没有时间到达他的目标了:他年事已高,他长期的统治就快要结束了;他的大臣管仲和隰朋不久后都去世了576;齐桓公在淮又主持了一次诸侯会盟之后,在他在位的第43 年,即公元前643 年去世,时年八十有余577。
齐桓公的死是他的封国和联盟彻底崩溃的信号。他留下十个儿子,其中六个是他的六个宠妾所生,齐桓公不合仪礼地将这六个宠妾列为公主;在管仲的建议下,齐桓公将嗣位太子托付给他最久的盟友宋国国公,但当大臣的强硬手腕消失后,甚至齐桓公还没有死,公子们便开始争权。没过多久齐桓公就病倒了,每个公子都武装起他们的仆人和门客,相互交战;战斗持续了两个月,无人照顾齐桓公直至他死去,他的尸体被遗忘在床上。最后大臣易牙凭借他从后宫得到的情报,潜入了宫殿,立公主卫姬的儿子公子无亏为君,公子无亏在其父亲死去六十天后即掌权。直到此时人们才开始准备葬礼:尸虫已从卧室的门爬出,场面如此可怕以致人们在夜间才去清理尸体,陈列的也不是尸体而是棺材。嗣位太子逃到宋国,宋国公信守承诺,出兵相助;第二年的三月,宋国公召集诸侯联盟的军队并将太子带到临淄:无亏及其兄弟被打败,他们虽然求助于野蛮部落狄部但后者来得太迟,五月,太子即位。
312-313 这些纷争最终毁灭了齐国,它在齐桓公辉煌但令人疲惫的统治下已经苟延残喘;霸权立刻离它而去。宋襄公尝试取得霸主的地位,但诸侯联盟已经解体;这些黄河岸边势均力敌的小国家谁都不情愿屈服于它们当中的某一个。公元前641 年6 月,宋襄公召集诸侯在曹(南)会盟,除了与宋国接壤的两个小诸侯国邾国的邾子和鄫国的鄫子之外578,其他人都没有来,甚至连曹伯也没来,只派了一个官员做代表;这年冬天,宋国所有的邻国陈、蔡、郑组成了一个联盟,楚国也参与其中,以“修桓公之好,以无忘齐桓之德”,其目的大约是针对宋国。公元前639 年宋襄公再做努力,但运气更为不佳;他召集诸侯到盂:这一次除了齐孝公几乎所有联盟的成员都出席了,包括陈、蔡、郑、许、曹的诸侯,甚至楚成王也来了;宋国的无能在所有人面前显露无遗—楚成王下令在会盟时抓捕宋襄公,盟友要么出于害怕,要么是看到宋襄公受此羞辱也不觉得懊恼,总之无人反对。几个月后宋襄公被释放,联盟分解;郑国重又效忠楚王也因此不再惧怕中原小诸侯国所组成的针对它的袖珍联盟。然而宋襄公仍不放弃他的尝试,第二年,他集合仍忠于他的盟友卫、滕、许、陈,在夏天出兵进攻郑国,想迫使它回到联盟中。不幸的是,对宋襄公而言,他无法快速取胜;战争不停拖延,直到十一月仍在进行,此时楚军赶到,在泓水岸边粉碎了宋及其盟友的军队。宋襄公在这次战役中手部受伤,来年(公元前637 年)5 月因伤死去。
560 《管子》本应是我们了解(公元前)7 世纪齐国组织结构和历史的主要来源,因为它被认为是齐国此时期的大臣所作。可惜现存《管子》几乎全是在公元4 世纪或5 世纪时的伪作,甚至将仅存的古代文献部分做了改动。但《管子》的真实性时常受到学者支持,如顾路柏(Grube)的《中国文学史》(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Literatur),又如近期庄延龄(Parker)的《管子》(Kwan tze)(《新中国评论》(New China Review),III,1921 年,I-II,405-513;同时参见图齐(Tucci)的《古代中国哲学故事》(Storia della filosofica cinese antica),不过这些观点都经不起严格的检验。—有一部《管子》应是作于公元前4 世纪,但非管仲所作;《国语》第六卷以及《左传》《孟子》《公羊传》《韩非子》等(可能还包括现代版的《管子》)以概述的形式为我们保留了这部作品的一些片段。参阅正文第五部,第七章,下标584-587 处。
561 《国语》,卷6(《齐语》):“管子于是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农之乡十五。”农民并没有分开提及,因为他们是和领主的土地联系在一起的。这些描述非常系统化,不过在我看来它是以(公元前)4 世纪齐国真实的组织架构为基础的,人们将这种组织架构的起源归功于管仲。(www.daowen.com)
562 《国语》,卷6,9b。这些描述的系统化清楚地表现在数字中:共有5 属,10 县,3 乡,由此可知国君的领地为15 个区域而封地领主共有150 个区域(5×10×3=150),其比例为十分之一,这也是王室的领地与封侯领地礼仪上所要求的比例。韦昭在他的评注(公元3 世纪)中承认五个“政”是特设的职位,但他认为“牧政”是官府大夫的另一个称谓,“县政”是县“帅”的另一个称谓;这样的解释在我看来与古文献不符,但却与现代版的伪《管子》中的章节相对应。此书也有对领主封地的军事组织所进行的描述,但其中的数字更加不可信。
563 《国语》,卷6,11b;《吴子》,卷1,1b;《吕氏春秋》,卷8,10a。这些数字应该来自失传的《管子》中的不同段落。亦可参阅《左传》(顾赛芬译本,III,323,521 年)有关齐国在(公元前)521 年的收入。
564 由于郑厉公向楚王称臣,在《左传》95,[顾氏,TT1-165]中,他因不合礼仪受到谴责逃避到栎,没有提到他返回国都。—这位郑国伯爵的谥号“厉”与他逃亡所到的“栎”同音不同字。
565 见正文下标282-283 处。
566 有关桓公的政治、远征,以及他权力的扩张,参见哈隆(G.Haloun) (Seit wann kannten die Chinesen die Tocharer),47 页及之后篇幅。(《泰东》,1926 年)
567 《左传》,顾赛芬译本,II,479,483,486 等;III,214-215,228-237。参见葛兰言的《舞蹈与传说》,172。
568 有关参与践土之盟的诸侯的排名先后次序在文献中不一致,一是在《春秋》(公元前)632 年(理雅各,202)中,另者是保存在《左传》(公元前)506 年(理雅各,750,[顾氏,TT3-501]中的盟约的片段。在这个片段中可以看到践土之约有如下段落:“王若曰:晋重(耳),鲁申,卫武,蔡甲午,郑捷,齐潘,宋王臣,莒期……”但这个段落是魏国为了反对皋鼬之盟(506 年)时给予蔡国的排位而用来佐证的,无法保证其准确性,在我看来《春秋》中的先后次序更加准确。
569 (会盟)的优先次序与程序问题在诸侯国的关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有关鲁国的诸侯在(公元前)588 年时应按什么顺序与晋国及卫国签署盟约的讨论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左传》,351,[顾氏,TT2-40])。在这个例子中如果国君的封号相同(在这里大家的封号都是“侯”),那么这些诸侯国应该是平等的,似乎应由国君使者的头衔决定先后次序,但难题是两个国家派出了头衔相同的大臣。优先权最后给了晋国,因其是“盟主”。
570 参见郑国和晋国的代表(晋国为盟主)在(公元前)529 年平丘之盟时有关减免郑国贡奉的讨论(《左传》,652,[顾氏,TT3-255],昭公十三年)。
571 《淮南子》,卷19,12a。
572 《史记》,卷40,沙畹,IV,346。
573 郑国、卫国和陈国的孔姓家族与宋国的孔姓家族没有任何关联,孔子属于宋国的孔姓家族。
574 其中一人,即许穆公的事实是确定的,他在远征返回时死在齐国的军队(《春秋》,理雅各,140)。
575 《左传》,154,[顾氏,TT1-270];《国语》,卷6(《齐语》),13b;另见《史记》,沙畹,IV,54,它是跟从《国语》的描述的。《左传》和《国语》的内容很明显来自同一个源头,即古代的《管子》;《左传》很笼统,《国语》比较详细,可能更好地重现了原文。
576 《史记》,IV,57(齐)给出的时间是(公元前)645 年;但II,30(晋)中给出的是648 年,这与《穀梁传》卷5,12a 中给出的时间是一样的。
577 齐桓公在葵丘会盟时已经七十多岁;参见《左传》,154。
578 鄫子因迟到被当作祭祀会盟之地土地神的牺牲品(《春秋》,176;《左传》,177,[顾氏,TT1-320]。
【注释】
[1]祭,此处音zhài。
[2]鄄,音juàn。
[3]柽,音chē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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