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黄河无数航道不时泛滥的冲击大平原上，中原人应该是用了好几个世纪才创造出最早期的文明雏形并渐渐地将自己置于仍是野蛮部落的邻居之上。中原人第一次被世界所认知39 是公元前11 世纪或10 世纪36-37 前后，即殷朝最后几个帝王在位的时 期40，那时的中原人已经拥有了相对先进的文明41。

37-39 文字是广为人知的：那时人们使用的是现在汉字的原型；如果说某些与宗教相关的文字倾向于保留象形的习惯而不是真正古代汉字的书写方式，这只是宗教古语的习惯而已。象形的阶段已经过去很久了，此时的每一个字都由一个特定的符号来表示。这些符号的基础是一系列形意文字：太阳表现成一个圆圈，月亮用牛角包表示，大地就是一条水平的横线上面有一个土块，祭供神灵就表现为一个人跪在神坛前，森林就是两棵树并排在一起；男人、女人、孩子以及各种各样的动物都以图形来表示，比较有特色的是牛和羊，人们会特意画两只角。不过在这个时期有很多这样的形意字只是用来表示他们所绘对象的发音，这和现代汉语相似，这些字也可用于其他同音字上面。人们用削尖的木棒醮着一种类似漆的东西将这些字写在竹片上，或者刻在青铜器、象牙上，用于占卜时便会刻在龟甲上。

社会制度方面，早期的契文给我们提供了一些信息；但两个阶级，即部族贵族所属的贵族阶级和农民所属的平民阶级的划分在这个时期已经存在，在其后的世纪中亦是如此，这是古代中原人从远东原始文化共有的特性中继承而来的，需要经历很久才能摆脱它。在这个等级分明的社会中，最高的位置为“王”所占据：他同时统管宗教事务及世俗事务。他向他的祖先，祖先的臣子以及各种神灵奉上数量巨大的祭品42。王居住在国都39-40“大邑”，他的宫殿被庙宇围绕着，“大室”是祭祖的庙宇，南边的“南室”大概是接见群臣的庄严大殿，“血室”可能只是祖庙的另一个称呼43；还有供奉土地神的神坛，称为“社”44。王从宫殿指挥整个朝政。其实从殷王开始中国就已经形成了常规的行政制度45。为首的（行政官员）是国相“卿士”，总管各种事务：有些卿士名传久远，在殷朝末期人们还在祭拜建朝君王的卿士伊尹。在卿士下面是不同职位的高官，称为“大臣”，负责大型活动或执行王室的命令，负责大型宗教仪式的大臣有“小臣”辅佐，小臣会负责规模较小的仪式；“大史”是作册的史官，负责在竹片上记录王室的命令并将复本存档，他也是王室档案的负责人，并在每次宗教仪式前40-41 负责监管礼仪；管家，称为“宰”，是负责王室司库的46。排在后面的是一系列官员，称为“官”“僚”“司”等，我们对这些职位只有些粗略的了解，但可以看出这样的架构与之后周朝的组织架构相类似，其中一些职位的名称也是偶然得知。王宫里还有一班人员：这些人是家臣，他们似乎组成了王室中一个特殊的阶层，依附于王或领主，时而作为官员，时而成为士兵，时而又只是仆人47；负责清扫的家臣，扫臣，看起来就类似门房，一方面打扫庭院，一方面作为门卫；在内院的书童则是负责服侍王后和公主们的孩童。

在农村，对于耕种的组织管理与周朝时同样严谨：监管土地的官员，“耤”^[1]，确定播种的时间并监督收获。此外由于中原社会一向是以农业为主的社会48，收成（的好坏）就成了与全体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大事件。人们主要耕种两种黍麦41-42，粳性黍麦和糯性藜麦，大麦，还有稻米。收成的情况也是王时时刻刻关心的问题。在“甲骨档案”中可以看到（王）不时就这个问题进行占卜。“庚辰日占卜。（王）问：我是否能收获藜麦？三月。”—“此日：戊酉（王）问：我的藜麦收成如何？”—“乙未日占卜。问：龙园的藜麦会有收成吗？二月。”王对于雨水也特别关注，因为在中国北方一切都取决于雨水是否来得适时；于是我们会经常看到这种模式的问句：“乙卯日占卜。王问：这个月会下雨吗？”此外，风也同样令人担心，要再次求助于天神。“戊午日占卜：天将降雨。庚午日占卜：将有大风从北方吹来。”不过王对风的关注主要还是与狩猎有关：“乙卯日占卜。问：今天王将出行打猎，是否会有大风阻止？—（答）：将有大风。”牛、猪、羊等的养殖也很重要。王会亲自检查作为祭品的牛：“王往省牛”；当牲畜要临产前，王想提前知道小牲畜的性别：“占卜：（小牲畜）是雄还是雌？”人们也会询问祖先是否能找回迷路的羊：“问：走失的羊能找回来吗？”由于用来供奉的牲畜数量非常之大，曾有一个特别的字（音）“tan”（已不再有此含义）来形容百牲大祭；还有一个字（今已失传）形容用一百头猪做牺牲品；也有记载用十头白猪或十头牛和十头羊做祭品，或者三十头，甚至一次用四十头牛来供奉某一个祖先。显而易见，在此时中原的经济活动中养殖业占据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理论上王的权力应该是绝对的，但实际上时常受到由下及上的臣子谋士限制42-43 他的权力；当王与谋士意见相左时便通过占卜征询先人的意见。甲骨文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例子49。“庚辰日占卜。问：王（欲）发动远征攻打O 国；大小臣等不同意。我是否无法成功？”当甲骨的回复与帝王的意愿相一致时，王（之意）便可超越谋士们的抵抗：在《书经》中有一篇《盘庚》，是较为后期的作品，但写作的是殷朝的事情，它讲述了盘庚帝决定迁都，便求助于占卜击破谋士们的反对意见。“盘庚迁于殷，民不适有居”；于是他把不满的人们召集起来，发表了这段讲话：“我们的王（先王祖乙帝）来到这里定居。而我尊重我的臣民，不愿看到你们在这个无人可以保护你们生命的地方全体失去性命，我问卜并得到了答复：这个地方不适合你们。当先王们有事情（要决断）时，他们都是满怀敬意尊重天意……你们也不可以反对占卜（的结果）。”（“占我王来，既爰宅与兹，重我民，无尽刘。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先王有服，恪谨天命……罔知天之断命。”）他还威胁会惩罚违背他意愿的大臣，削去他们的鼻子或满门抄斩50。由此看来，帝国实际上是被逝去的且被神化的祖先统治着，所有重要的事件都需要咨询他们并服从他们。

军队由骑兵、战车和步兵组成；步兵大概是从农民中招募来的，和后期周朝时类似，而驾驭战车的是从贵族中挑选的。士兵使用的兵器有青铜军刀、可以射箭或射石头的弓、弩、斧、刀面坚韧短粗且微微凸起的戟戈51；戈可谓特别的武器，从这个时代开始几乎所有与军事用语有关的文字都用戈做词根；防御的装备43-44 则有皮制的盾牌。铁器还没有被使用52，它在周朝末年才出现。（此时）作战的武器是青铜器制成的，人们只有在一些宗教仪式上才使用石头做的武器。指挥作战的帝王的标志是抛光的玉斧53。军队看起来是按3000 人编制的54；也有“三百骑兵，分左、中、右”的阵型，也就是每队有一百多匹马组成。出征归来后俘虏会被处死，可能全体俘虏立刻被处死，如甲骨文所记载的：“第八天，辛亥日，用戟戈惩罚（处死）2656 人”；抑或将俘虏分开祭拜不同的祖先：“甲寅日，人们向三位祖先占卜。占卜时需要向祖庚（供奉）三只羊，…… 三十头牛，两个俘虏”，或是：“癸未日占卜：（王）向祖庚供奉……三十头牛，……三个俘虏。”55（殷王）曾与一个叛乱的邻国发生战争，这个邻国看来是西部山区的一个野蛮部落，但代表国名的字符未能被破 译56。此次战争似乎进行得很艰苦，甲骨文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有关这次战争的细节。“王希望知道战争的结果：是否应该44-45 去增援？是否应该去沚^[2]？那里的居民已经三次前来（请求增援）。第九天，乙巳日，同意从西边出发前往沚，……宣布：O 国冒犯我们，将我们……营地的七个人劫走五人用于殉葬。”该国与土方57 为盟友，土方也进犯不幸的沚国。“司……宣布：土方派兵进攻我们东边的两个村庄；O 国则派兵进攻我们西部的地区。”尽管甲骨的回复对王有利，只要从西边出发（就能获胜），（另一次占卜的结果是要从北边出发），但王还是担心战场上的军队，又再次进行询问，由此看来敌人是非常强大的：“庚子日向祖先占卜。（王）问：（我欲）派3000 战车攻打O 国。这次出征能否胜利？”此外，数次连续征战并没有结果：“戊午日向……占卜。（王）问：我已三次下令出征O 国。征战是否成功58？”我们无从得知此次战争如何结束以及该邻国是否投降。

由于有了这些契文，殷朝在掩盖着它的薄雾中为我们所知一二，虽然我们还不能捋顺（这个时期的）政治历史，但至少我们对殷朝最后几位帝王的日常生活有了些了解。殷朝的祖先据说是一位有着神奇出生经历的人：偰。他的母亲简狄与她的姐妹去乡下祭拜45-46 之时有一只玄鸟飞过留下一个鸟蛋，简狄吞下这个蛋后怀孕了，孩子出生后被赐姓氏为“子”，以纪念他的身世与玄鸟之卵（子）有关。之后，这位英雄的后裔，“胜利者商汤”推翻了夏朝最后一个帝王，建立了殷朝。商王的领地在原大平原的西部，但也有可能他们占据了远古某个强国的地盘，其中心偏东。商朝有三十位帝王：他们历史上的后代，宋国的国公们很好地保留了一份世系表，这份古老的名单与契文所提供的信息几乎一致。不过相关的年代却不得而知；中国的历史学家，即便是周朝的历史学家也没有这个遥远朝代的真实文献，而他们多次尝试重建的年代表也并无任何价值。三十多位帝王在位的时间不可能超过450 年（平均一位帝王在位15 年已经超过了中国历史上任何朝代），也不会少过300 年，由此推断商朝起始的时间可能是公元前15 至13 世纪之间59。

殷王们成功建立了一个广阔而持久的王国：不过（其面积）并不如现今的中国，甚至与孔子时代中国的疆土相比也相去甚远。我们只能对它的领土范围有一个大致的概念。根据传统沿革，周朝胜利后将旧王朝分解，南边黄河以南的部分仍为殷王后代所有，成为宋国；黄河以北的西北部连同（旧）都城成为卫国；46-48 泰山脚下的东北部则成了鲁国。此历史也可由殷朝的旧都城来证实：殷朝迁都不下七次，但有几处地点是可以确定的：最早的都城亳，在今归德府（河南）附近，当宋国公被迫放弃他们北方的领地时也选择了亳作为首都；最后的两个都城所在地，彰德府小屯村的殷，即发现甲骨文的地方，及卫辉府附近的朝歌，均在黄河以北，河南境内。由此看来殷朝自身的疆土跨越黄河两岸，从黄河进入平原开始到山西高原脚下，再至泰山脚下，并达淮河盆地边缘，可能直达大海。除了这片直接属于殷王的领土，他们的势力范围应延展至整个中原地区的北部60 和东部：东北部，他们与泰山脚下的齐国来往；向北直到渤海湾和济水流域；向东，他们出征攻打山东的野蛮部族夷61；向东南殷人去到徐和淮，即江苏和安徽北部的地区，这里的野蛮部族至少在某些特定时期应该是接受殷王统治的。殷王也去开封附近称为封的地方的湖上打猎，或去离此处不远的杞狩猎；他们也到过河南省内河内附近的相 和虞62。

48-49 殷王朝的统治，至少是名义上的统治从来不曾到达西部的渭河河谷吗？二十多块甲骨文中都提到殷王曾经到过召国，这是不是之后同名的且被周成王和周武王的大臣们形容为周朝封邑的那个国家？这个说法可信性不高：召国距离殷都如此之远，殷王不可能如此频繁地前去此处；这里所说的召国应该是更为靠近殷都的另一个国家。除此之外，殷朝统治在某些特定时期的扩张并非不无可能：周的字样数次出现在甲骨文中，我们也看到殷王向祖先占卜是否应该向周朝的某位王侯下达命令，遗憾的是我们无法了解占卜的内容—这位王侯应该就是之后周朝统治者的 祖先64。

大约在殷朝的中后期65，中原人开始向东部大平原以外的地区迁移，并侵占野蛮部族以建立自己的领地66。大概就是在那时他们在淮阳山脉成立了48-49 小诸侯国陈、申、蔡、许、安、黄以及偏南的鄀、黎、随、鄂等。最重要的举动应属对渭水和汾水河谷，即今陕西中部和山西西南部的征服。有些与野蛮部落相邻的部族已经移居到他们中间：陆终的后裔己氏67 越过了太行山，他们在太行山脚下有好几处封地：苏、温等，在河南北部的平原，今怀庆府周围成立了数个小诸侯国，其中在远古时代最重要的当属今山西闻喜附近的董国。不过（中原人）只是这样进入了野蛮部族的边缘地区。几个较大的部族，姬、49-51 姒系、嬴，其封地位于中原帝国的东南边界68，是对野蛮部落进行彻底入侵和真正殖民的主要部族；而在他们中间姬姓很快就成为主角。姬姓在东部已经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部族，其各个领主的活动范围覆盖了从海边到黄河边，泰山以南及野蛮部族边界的地区：姬的诸侯在这些地区拥有众多小封地，如曹、郕、纪、郜，在山东省的西南角；偏东的有滕（在滕县附近），以及沂州附近的杨，在同一个省份的东南角69。再向西去，姬姓可能也定居在黄河南岸，不过很难将远古时期的封地与后世周王们在此分封的封地相区分，此外这里还有其他一些代表重要王侯家族的部族，如子姓，其封地在商（周朝时为宋国）；姞姓，黄帝的后裔，封地于燕，等等。在姬姓领主旁边及他们中间有姒姓家族占据着的山东南部的鄫国，另一个家族费姓在不远处今鱼台县附近；向西，在黄河以南开封府（河南）周边，另一个姒姓家族拥有杞国，此国名取自当地的地名，及沈国，在陈留附近。至于嬴姓，他们的一个家族拥有的封地在谭国，位于沂州府（山东），紧挨着领主是姒姓的鄫国；但大部分嬴姓的土地在更南的淮阳山地区，他们对野蛮部落的影响较大以至于徐部和淮部的某些部落首领采用了他们的姓70。

51-52 接近殷朝末期时，这些部族的很多成员，大概多是家族里年轻的贵族子弟，开始前去西方寻找财富并成功地在野蛮部落的土地上建立了诸侯国。姒姓在黄河岸边、在龙门河水流出的地方定居下来，他们在那里为他们的祖先禹修建了庙宇，此地为莘国（近合阳，在黄河右岸，陕西），此家族的一个女儿便是周武王的母亲；他们还到达了黄河左岸的董71、夏、冥，在山西的西南部52-53；另外一些姒姓部族甚至越过了秦岭，在汉水河谷建立了褒国，美丽的褒姒便来自那里，这个不祥的王后令周幽王丢了性命。在黄河边汾水和渭水河口之间与姒姓一起的还有嬴姓：他们有汾水下游的耿国；黄河右岸龙门出口处的棐国；离前者很近的梁国，或少梁，几乎在汾水河口对面；再向西是洛水岸边的王国和彭衙国；在这个中心以外嬴姓建立了完全分散的领地：在西边是渭水上游的秦国，在东边是汾水中游的赵国，再向东，在山西东部和顺附近的是梁余。不过更多的土地看起来还是为姬姓的不同家族所拥有：汾水和黄河两条分支所构成的四边形地带完全为姬姓所有：（包括）解、夏阳、虞等；此外，姬姓拥有整个渭水河谷的领地，包括河口旁的芮国，凤翔府附近的召国及虢国。这些领主中最强大的当属周王，其国土占据平原的整个西部，在泾水和渭水的中游，直至山脉的入口。

根据周王宗庙的传统，上述领地的建立归功于武王第十二代先祖，公刘，他是第一位在豳州开垦土地并在那里创造了大片封地72 的人。“诚实忠厚的公刘，不图安康和享受。治理土地划分疆界……”（“笃公刘，匪局匪康。乃场乃疆……”）73。53-54对于这些大西部的中原人来说，生活是艰苦的，他们的后代在几个世纪之后还记得他们曾经居住在地穴74 的年代。此外豳地处在山区的边缘，暴露在那些未归顺的野蛮部落面前，而野蛮部落（因为山区）难以接近：大约一个世纪或一个半世纪之后，（周人）面对的压力如此之大以至于要离开此地，第十代祖先亶父离开泾水岸边，迁移到渭水以南的岐。“古公亶^[3]父，清晨骑着马来，沿着河边西行，来到岐山脚下。他与姜氏女一起前来寻找居住的地方。周原如此美丽，堇菜苣菜这样的苦菜都如糕点般甜蜜。亶父先与他的臣子商议，又用龟甲占卜，得到的回复是：就在这里定居吧，时间刚刚好，就在这里建造房屋吧。于是鼓励大家在此安家，亶父从左忙到右，将土地按村庄分割，挖渠丈量，从西到东，亶父管理一切事务。……橡栎和尖锐的灌木被清除，道路得以通行。混夷都气喘嘘嘘地逃走。”（“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周原膴膴，堇荼如饴。爰始爰谋，爰契我龟：曰止曰时，筑室于兹。乃慰乃止，乃左乃右，乃疆乃理，乃宣乃亩。自西徂东，周爰执事。……柞棫拔矣，行道兑矣。混夷駾^[4]矣，维其喙矣。”）75 周王在此地的影响力便是始于亶父和他的弟弟季历。季历是第一个和殷王朝打交道的周王，他的强势令殷王恐惧，将他杀害。季历的继任者昌，谥号文王，成功地令西部地区所有的诸侯听命于他，包括陕西的野蛮部落戎以及四川的蜀姓和彭姓。殷王认可了文王的权威，授予他“西伯”的称号，并赐予弓54-55 矢斧钺。不过文王的权威并非来得一帆风顺，传说中就保留了崇侯虎的名字，正是他向殷纣王诽谤文王导致文王被投入监狱76。

当西部的王侯将他们贫瘠的、始终置于野蛮部落威胁之下的领地与东部富饶的平原相比较时，我们能够理解东部平原对于他们的吸引力。公元前11 世纪末或公元前10 世纪初时风暴终于爆发：西伯率领他那支一半由野蛮部落组成的队伍进攻东部的中原，都城被推翻，殷王^[5]被杀，胜利者划分被战胜者的土地；随后，满载战利品的周武王回到了他在渭水的领地，重新安顿在新建的都城毫。一个新的朝代，周朝，取代了殷朝。

39 1898 年至1899 年间，由于洹河暴发洪水，将黄河以北、河南最北端彰德府安阳县小屯村的土地冲走，从而发现了刻有文字的龟甲和鹿肩胛骨碎片。村民们于是在附近搜寻，挖出了几千块类似的碎片以及青铜器，象牙器皿等。这些文物被王懿荣先生购买，但在1900 年义和团运动期间王懿荣自尽身亡，他的藏品被他的儿子卖给了刘锷先生（字铁云），刘锷于1903 年出版了甲骨文拓本的影印件，收在《铁云藏龟》之中。第一个解析甲骨文的是孙诒让先生，见其所著《契文举例》（1904）；1910 年罗振玉先生在他的《殷墟书契考释》中对甲骨文进行了新的诠释和补充；近代1919 年考古学期刊《艺术丛编》16 期中刊登了王国维先生的文章《戬寿堂所藏殷墟文字考释》，是王国维对甲骨文所做的新的研究。（甲骨文的）发现第一次被介绍到美洲是方法敛（Chalfant）神父的《中国最早的文字》（Early Chinese Writing），发表于《卡内基博物馆论文集》（Memoirs of the Carnegie Museum）第四卷第一期（1906 年），但欧洲对甲骨文最早的研究是沙畹（Chavannes）根据罗振玉著作所写的《远古中国甲骨文占卜》（La Divination par l’écaille de tortue dans la haute antiquité chinoise）（《亚洲杂志》X，XVII，1911 年，127—137），之后不久有金璋（Hopkins）先生的《从近期的发现看中国周朝的文字》（Chinese writing in the Chou dynasty in the light of recent discoveries）（《皇家亚洲学会学报》，1911 年，1011—1038）。从这个时期开始，金璋先生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解析甲骨文的文章。最近容庚先生在《甲骨文字之发见及考释》一文中给出了一个概括甲骨文字解析结果的比对表格以及很好的与此研究相关的中文参考书目录，此文发表于《国学季刊》第一卷第四期655—673（1923 年10 月）。亦可参阅张凤（Tchang Fong）所著《河南甲骨文研究和古汉字的书写》（Recherches sur les os du Ho-nan et quelques caractères de l’écriture ancienne）（巴黎，1925 年）3—9；如需参考最新的书籍文章可参见1930 年上海出版的郭沫若的《甲骨文字研究》，引言1.3。除了刻有文字的龟甲，出土的还有各种文物如犀牛角、象牙制品、玉器、青铜器及陶器的碎片等，罗振玉先生对这些文物进行了研究，记入《殷墟古器物图录》（《艺术丛编》，1916 年，四月至六月刊），滨田（Hamada）先生对此也有研究［《国华》（Kokka）1921 年，379 期］；另有一些文物被卢先生收藏，伯希和在《卢芹斋所收藏的古代玉器》（Jades archaïques de Chine appartenant à C.T.Loo）（巴黎，1925 年）中描述了这些文物。此外，罗振玉先生还在《艺术丛编》1917 年四月刊发表的《殷文存》中描述了他所收藏的精美的殷代青铜器器皿拓本。1928 年12 月，董作宾先生进行了十多天的发掘工作，收集了兽骨和龟甲，他将他的发掘结果连同甲骨文字的临摹、解析及评论发表于《新获卜辞写本》，另外他还出版了一个带有地图的小册子，是第一部科学记录小屯考古发掘的文献。

40 有关这些甲骨文的时间，参阅罗振玉的《殷墟书契考释》1a—b 及104a；王国维的《戬寿堂所藏殷墟文字考释》，10b（发表于《艺术丛编》1919 年8 月刊）。甲骨文中提到了超过半数的殷朝帝王，直至第28及29 任帝王；但最后两个帝王从未出现过；由此看来殷朝倒数第二个帝王帝乙是最后一个进行占卜活动的，那些甲骨文是与他及排在他前面的帝王相关的：这刚好与他们的后裔宋国公所遵从的传统相一致，宋国公认为迁都至此地是殷代第28 任帝王，帝乙的祖父武乙王所为，该都城在殷代最后一位帝王时被弃。《竹书纪年》认为这些君王统治的时期是（前）12 世纪后半叶，但这个年表没有任何价值，同时期其他的年表亦如此。不过，似乎宋国的君王为他们遥远的祖先殷王们保留了一份准确的世系表，对于时代比较接近的前辈们的世系也没有出错，于是我们可以大致估算出从帝乙到宋戴公（前799 年—前765 年）之间的时间—因为宋戴公在位时间是最早可以确定的时间；假设这11 位君王（从殷代最后的君王到宋国的前十位国公）平均在位的时间是12—15 年，我们可以算出帝乙统治的时间为（公元前）11 世纪后半叶或10 世纪上半叶。记载武乙、文丁和帝乙统治的甲骨文就大约是在公元前12 至11 世纪了。

41 甲骨文所提供的有关殷朝文化，包括宗教、行政、社会组织、物质文化等方面的细节资料最早收集在罗振玉先生1910 年出版的《殷墟书契考释》的最后篇幅中。郭沫若先生根据后续的考古发现，在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三部，217—293 页（上海，1930 年）以及《甲骨文字研究》中的多处地方提出了新的资料。

42 殷朝的贡品在数量和种类上远远超过周朝，以至于很多与贡品有关的汉字由于在近代时期没有相对应的字而无法加以辨认。周朝简化了礼仪，并非取消了某些节日而可能是将各种不同的仪式简化为几种基本的仪式。—王位的继承可以由旁系的长兄传给弟弟；在祭拜时，似乎帝王向他的直系先辈供奉的贡品与向曾经在位的兄长所供奉的贡品有所不同。（参见王国维《殷周制度论》3 及其后文字；葛兰言（Granet）《中国古代的舞蹈与传说》（Danses et légendes de la Chine ancienne），423—426）。

43 可惜甲骨文不够明确，我们无法得知殷朝的君王是否有如周朝的君王一样在都城中有一座供他们居住的宫殿，抑或他们住在城外，住在后世称作“明堂”的地方。

44 罗振玉《增订殷墟书契考释》卷3，59b：“向土地神询问收成的 情况……”

45 罗振玉先生在他的《殷墟书契考释》106—107 页中总结了甲骨文所提及的殷朝行政制度。有关对伊尹的祭拜，参阅王国维《戬寿堂所藏殷墟文字考释》30 b。下文有关占卜收成、风、雨的译文，以及多处类似的段落都请参阅这两部著作。

46 甲骨文中并没有“宰”字，但人们在供奉帝乙的一个器皿上找到这个字，它应该与甲骨文是同时代的；参见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卷2，16a；罗振玉《殷文存》卷2， 23b。同样有关“大祝”参见高田忠周（Takata Tadasuke）的Gakko hatsubon 卷7，23a。

47 我们见到有记载众多家臣被派去远征，这显示家臣被当作士兵或军官。另外根据多处青铜器所刻文字显示，帝王会将家臣送予领主作为对后者的回报；参见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卷2，1—6［郭沫若将 “臣”视为奴隶“奴”（奴字在殷朝文字中很少见到），我认为是错误的；我更倾向于把他们看作对这些首领效忠的近臣。］

48 丹羽（Niwa）先生最近在《从殷朝到周朝的社会变革》（Social Revolution from Yin to Chou）（《中国学》III，IX，1924 年9 月）中提出如下假说：中国东部，即殷朝的居民，主要以打猎为生，而中国西部，即周朝的居民以放牧和农耕为生。该假说来自对于殷朝甲骨文所作的有些肤浅的统计的错误解读以及一些传说。小岛（Ojima）先生在《殷朝的农业及畜牧业》（Agriculture and Pasturage in the Yin Dynasty）中对这个假说予以了反驳（同上，X，1925 年2 月）。

49 《殷墟书契考释》，97a。

50 《书经》，理雅各，222，246 ［顾氏，第146 页］。

51 参见保定府（直隶）出土的殷代三支戟戈的复制品，《艺术丛编》，1917 年四月刊。

52 章鸿钊《石雅》，中国地质调查文集附录，B.2（北京，1921 年）；参见戴密微（Demiéville）发表于《法国远东学院简报》XXIV 期，289—299 页文章（1924 年）。

53 劳费尔（Laufer）《玉器》（Jade），81—88—94，图20—24。一个很大型的玉制戟戈（端方藏品）也在此书中被重现，同前，pl.IX。参见罗振玉《古玉刀墨本》（1919 年），发表于《云窗漫稿》，31a；人们还找到另外三个较小的戟戈的仿制品，其中两个是尤摩弗帕乐斯（Eumorfopoulos）的藏品，在蒲博轩尼诗（Pope-Hennessey）夫人的《中国早期玉器》（Early Chinese Jades）pl.XXVII 中有描述，另一个是卢先生的藏品，在伯希和的《中国古代玉器》（Jades archaïques de la Chine）pl.IV 中提及：这些物件虽然较后期，时间上看起来不会早于周朝末期，但使得我们对上古时期的玉器有了一些了解。

54 有好几处甲骨文提到派去出征的人数有3000 人；但并不能以此判定这个数字就是殷朝军队常规编制的人数。(www.daowen.com)

55 罗振玉《殷墟书契前编》，卷8，12，6 号；卷4，8，2 号；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I，2 （释臣宰），4b—5a。

56 罗振玉《殷墟书契考释》，97a；王国维《戬寿堂所藏殷墟文字考释》，25a。我经常用圆圈来代替国名，用省略号代替缺少或无法辨认的字；用×表示该词的释义有不确定性。 高田忠周（Takata Tadasuke）《古籀篇》（Kochühen），卷51，14b，建议阅读有关曶*鼎相关段落。（*曶， 音hū）

57 参见王国维对于罗振玉未能破译的文字的评述，见上述引文，2b。郭沫若先生在《甲骨文字研究》卷8，2b（附录《土方考》）中尝试从甲骨文资料中来确定这个国家；他将该国置于殷朝首都的西北部，即山西，这是可能的但并不能确定；当他尝试根据不同甲骨文计算该国的距离时将该国的位置放在比较远的地方，从殷朝首都出发需要12—13 天步行的时间，大约等于1200—1300 里路，他据此推断此处是一个胡人的部落。（猃狁**；见上述引文，3b）。（**猃狁，音xiǎn yǔn）

58 王国维，见上述引文， 25 b。

59 周朝末年的《竹书纪年》将殷朝（统治时期）定为496 年，将殷朝的开 始，即胜利者汤登上王位的时间定在公元前1558 年；后世中国历史学家根据汉代的计算方法所采纳的纪年表将这个殷朝开始的时间定在了公元前1766 年；这两个年份均没有价值：欲了解殷朝待考征的历史传统，参见《竹书纪年》，理雅各《中国经典》卷III，第一部，前言，128—141；《史记》卷3，沙畹，第一部，173—208；以及戴遂良（Wieger）《历史文献》（Textes historiques），第一部，67—90；考狄（Cordier）《中国通史》（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Chine），第一部，107—115。

60 在直隶保定府附近发现的青铜戟戈（《艺术丛编》1917 年四月刊）很明显带有殷朝风格，但并不足以证明帝国的边界已经达到如此远的北方；不过这样的疆土范围并非没有可能；我甚至认为满洲国以南的所有地方都是当时（殷代）中国的领土，只是到了后来周朝的时候才被野蛮部族占据了。参见安特生（Andersson）的《奉天沙锅屯洞穴遗址》（The Cave Deposit at Sha kuo t’un in Fêng-tien），发表于 《中国古生物志》丁种（Paleeontologia Sinica，Ser.D），I，（1923 年）。

61 金璋（L.C.Hopkins）《风格的变质及对含义的破坏—中国古代与现代汉字研究》（Metamorphic Stylization and the Sabotage of Significance, a Study in Ancient and Mordern Chinese Writings）发表于 《皇家亚洲学会学报》，1925 年，470—473。

62 （对于这些地点的）鉴别并非十分确定，我虽在此列出这些地点但也有所保留。

63 《艺术丛编》1917 年10 月刊中有一个陕西西安府出土的非常美丽的青铜器皿，被认定为殷代文物，但这个认证是不准确的：其装饰风格不可能早于汉代。同样地，在山西太原府附近发现的一个形似枭状的青铜酒樽也被认定为商朝（出处同上），这个酒樽很明显是更加后期的物品。

64 董作宾《新获卜辞写本》277 号：王欲知这个问题的答案：“下令周国王侯这个月没有……”；另见248、249 号（甲骨）。有四次“周”字前有表示掠夺的“犹”字，似乎表明历史所说的殷与周处于纷争的状态是正确的。参阅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卷3，1a—3b。

65 如果我们承认周朝祖先的世系表与宋国祖先的世系表一样准确—这是可能的，那周朝的世系表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大致的年代表。传统认为是武王第十二个祖先，公刘，在泾水和渭水上游的豳建立了家族的领地；假设这十二位周朝的领主以及周朝成立后的前十位帝王平均在位12—15 年（厉王在842 年出逃，这是第一个准确知道的年份），周朝祖先在豳州建国的时间就可以定为公元前12 世纪初期或末期。

66 关于这段远古时期的殖民史，参见马伯乐《中华文明的起源》，149—153。

67 通过音调可以区分部族Kì，汉字为“己”（陆终的后裔），周王的部族Ki“姬”（后稷的后裔），以及黄帝的后裔部族Kǐ“姞”。为方便起见我没有在第二个Ki 上标注声调符号。封地的名称杞和岐又是与前面不同的另外两个汉字，但这两个字后续不会再出现，也就不至于产生混淆。

68 中国古代的部族并不是以领土划分的部族，也不能把他们看作真正的小型国家，哈隆（Haloun）在《对中国部族定居史的贡献》（Beiträge zur Siedlungsgeschichte chinesischer Clans）（《泰东》，1923，165—181）中也持同样的观点。但这些部族似乎也有具有特殊重要性的区域，这些区域并非为他们独有，或他们的人数多过其他部族，（这些区域的重要性）在于人们在其他地方找不到他们的名字，或至少在其他地方很少能看到他们。没有一个部族所占据的领地是有明确界线划分并且他们是该地唯一的主人，他们的宗教传统也无法使他们成为这样。另外，我们所说的某个部族的领地是不准确的，属于某个部族的诸侯们拥有这些领地，但只有这些诸侯的后代对这片领地拥有权力，而不是整个部族；因此可以说“属于同一部族的诸侯们划分土地”而不应该说“划分部族的土地”。最后需要指出的是部族主要都是贵族阶层：一个部族的姓只属于由同一祖先传承下来的贵族，而作为他们的附属品的平民根本就没有祖先，完全被排除在外。当我讲述某个部族的殖民活动，不应该将其视为整个部族的活动，而只是这个部族中某些个人的行为，很可能是某些领主家庭的贵族子弟。我使用这种便捷但并不准确的说法完全是因为无法确定这些个人到底源于哪个诸侯国。

69 姬姓在这个地区的其他一些诸侯是鲁国不同王侯的后代，因此年代上更接近现代。人们对鲁国王侯的起源可能不是很确定：传统上人们将他们与王室联系在一起并将他们建立的封地视为战胜殷朝之后的一个成果，我承认这种看法的真实性，见下文，48 页。曹国的诸侯也声称他们是武王兄弟的后裔。

70 辛德勒（Schindler）先生在《中国人对圣贤认知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onceptions of Supreme Beings）（《泰东》，1923 年）361 页将嬴姓的“起源国”置于一个“划定的地区，东为围绕着泰山的几个区域而向西一直延伸至邯郸（广平府及正定府）、肥乡、梁城，其中心靠近今范县，此处为秦城旧址，也可被视为未来王朝（秦）起源的地方”，（他这样认为的）原因是鲁国据称是神话帝王少昊的领地而少昊是尧的前任，嬴姓的祖先；另一个原因是在山东和山西同时有“秦”的名字存在。我在前面刚刚谈到我对部族领土划分理论的看法：这个理论令辛德勒先生将嬴姓的起源置于一个从有史记载以来该部族在此处没有一处领地的地方。此外，以少昊的领地所在地而得出的结论并不是很站得住脚，在有史记载的时期人们在鲁国首都附近发现了少昊的墓穴，于是历史学家们很自然地将少昊的领地置于此，但有关少昊的传说并无法使我们看到是什么样的联系将他与这个地区连在一起：就我们所知，这是一个属于太阳树木空桑周期的神话传说，参见葛兰言（Granet）的《中国古代的舞蹈与传说》，436—437；整个周期在远古时被植入鲁国，我们在当地的地形学记载中到处都可以看到（相关的）名称，但我们不知道为何及如何会有这样的改编。将少昊的墓穴定位在鲁国是（与传说相关的）一个后果，但这与其他与此传说相关的地理确认一样，没有更多的价值。空桑树及王国里的山脉是其他与此传说相关的地理确认的一个例子，无须对此过于重视。至于地名的相似性，从中国远古开始就频繁出现，不足以以此来下结论：一东一西两个秦的存在，只有在这两个领地属于同一部族时才开始有些意义；以两个封地燕为例，北边的燕国属于姬姓，后稷的后裔，另一个燕国在南边，属于黄帝的后裔姞姓，这说明封地的名称相同并不必然代表该封地的部族相同。在有史记载的时期研究某一部族的领地划分是唯一的方法，虽有不便之处，但至少是基于准确的事实之上；其他的方法必然是太随意的。

参阅马伯乐《书经中的神话传说》，81—84。

71 这个姒姓封地董国（《国语》卷14，15a）不同于己姓封地董国（《国语》卷16，3b）。

72 我们对这一段殖民历史知之甚少，周朝的礼颂诗歌至少让我们了解了公元前8 世纪及公元前7 世纪中国人（对这一历史）的看法，我在这里引述了几段。这些诗歌的价值仅是作为宗教颂歌的价值，且创作的时间离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甚远，这些诗歌自然不能被当作历史文献。

73 这首诗第一节最后一句为：“爰方启行”（“他开始出发”），理雅各将这句理解为公刘迁移而整节诗讲述的是迁徙移民之旅。事实上这里讲述的只是公刘在豳州定居，并在此开垦适合的土地以便居住。

74 《诗经》，437［顾氏，第326 页］（大雅，上，文王，3，绵颂）：“古公亶父，陶复陶冗，未有家室。”（古公亶父，凿土穴建窑洞，那时未有居室。）

75 《诗经》，438 ［顾氏，第327 页］。

76 《史记》卷3 及卷4，沙畹，第一部，201—205，215—222。

【注释】

[1]耤，音jí。

[2]根据查证到的资料，被西方国家（方）和土方进犯的是沚国，未找到马伯乐原文提到的“Lai-cheou”国。—译注

[3]亶，音dàn。

[4]駾，音tuì。

[5]马伯乐原文中提到殷王Kouei，疑为笔误。—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