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亚文明达到顶峰的同一时期,在亚洲大陆的另一端,在渤海湾及黄海沿岸辽阔低洼的大平原上,生活在黄河两岸的农耕的人们在潜移默化之中开始了文明社会的生活,他们并未意识到他们所创造的未来有多么宏伟,但正是他们奠定了华夏帝国的根基。
华夏文明的发展完全没有理会地中海(文明),至少在初始阶段,它并未受到西方的影响。中国人对西方的了解仅限于从史前就与他们有商贸往来的斯基泰—西伯利亚人传递来的一些元素1。中华文明在太平洋岸边展开2-3、在崇山峻岭的高原及从西藏高原向东而下直至大海的平原地区展开。华夏文明由两个截然大平原上与黄河决堤抗争。
在南方,长江盆地则是另一片天地,与北方有着显著的不同:只有从海上才能较容易地来到这片河网交错的平原,黄河、淮河和长江的很多支流在这里相互交织;向西,当山脉开始出现时通路就开始变少了。海拔并不算高的淮阳山有着东方昆仑山般的气势,由一排排平行的山脉组成,山峰陡峭,山间并不太难走的通路延绵不绝,最好走的南阳府通路长四十多公里,一路的海拔都没有超过450 米;经信阳的通道,即今日京汉铁路所经过的地方,长度稍短但跨越了较高的山岭。逐渐西进,道路就变得越来越险阻:从渭水谷地到达汉水流域,其间要越过数座超过千米的高峰。因此长江盆地的主人、楚王在北方对手的眼中行踪莫测4-5,他可以择机进攻中原诸国,进攻之后便撤回自己的领地,北方的对手却因畏惧淮阳山山路绵延,路上极易有埋伏而不敢追踪而来。只有在长江下游建立起来的强国才能越过楚国的防御,将其 击垮。
最后需要一提的是在东北部古时被称为“齐”国的地方,在现在的直隶和山东两省交汇处。齐国也被天然屏障围绕着:那时黄河下游支流流经的河道与现在不同,河水泛滥,在齐国的北部和西部形成大片的、近乎不可逾越的沼泽;南部有泰山,泰山向东延展入海,齐国四面都得到了很好的保护。与这些边界清晰又受自然保护的区域不同,泰山以南的东部大平原是个交通便利,运河四通八达的地区,军队可以不受任何阻碍地在此行进—这里富饶却没有防御能力,注定要永久地成为被蹂躏的战场。我们在整个远古时代看到的就是它被来自北部、南部和西部的人掠夺,从未能成功抵抗任何侵略者。由此可见,这样的领土构成为中国古代历史强加了很多无法改变的条件。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华夏的文明并不是从一开始就覆盖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广阔疆域,而是慢慢地、一步步形成的。在远古时期,文明社会只存在于北方的一小部分,中部某些地区及黄河盆地,即便在这些有限的区域,中原人也远非唯一的居民:灌溉平原为中原人所独享,但所有的山脉,以及各个领地最深入的地方都控制在野蛮部落手中4。
6 山西高原为狄族的活动范围5。南边的六个部落为红狄,即赤狄,居住于沁水上游的上党及常山。最西边的是东山皋落氏,直接控制着黄河左岸,这里平原消失在山峦中,两座山峰夹着今天的垣曲县所在地6。在东边的是潞氏,他们的名字来自现今的潞府县。与他们相隔不远在北边的是留吁,在今天的屯留县周边,占据着山西省的东南角。再向北是廧咎[1]如和铎辰6-8,其确切的居住地不详。与他们相邻的是甲氏,赤狄中最东边的部落,其活动范围到达黄河岸边现今广平府(直隶)的鸡泽县。在赤狄的北边是白狄,分为三个部落,占据着整座高耸的五台山及山脚下属于真定(直隶)的领土。东边的肥氏和鼓氏在今天的新乐周边;西边的鲜虞氏活动范围为唐县附近的中山。南部狄族(赤狄)和东部狄族(白狄)的归顺花费了几个世纪的时间:虽然(公元前)593 年赤狄就被削弱,但白狄的最后一支,鲜虞,一直在五台山抗争,直至周朝行将结束的(公元前)296 年才被降服。此外,山西的西部和中部全境曾被“西狄”占据,但因该部落很久以前已经归顺,部族的名字已不为人知。早在远古时期,移居中原的人们就一直占据着汾河谷地与黄河交汇处,并延伸到上游的平阳府,并在这个区域成立了诸多小诸侯国:如耿国、霍国、赵国,等。在我们并不了解的但非常久远的年代,他们的活动范围还到达过富庶的太原府盆地,赵国的封侯从公元前5 世纪起就拥有了晋阳的封地。由于山峦阻隔了黄河和汾水,山区的狄部与东部的同族被分割开来,无法(与中原人)进行对抗:公元前7 世纪初狄部投降,在他们的领地上建立了两座城堡,即屈城和蒲城,大约在今天的吉州和隰[2]州。居住在再往北边的部族是唯一保持了独立的部族,之后还成立了一个小国“代”,这个名字来自山西北部一个地名,代州。这些部族的北边居住着游牧民族。从远古时代起,这些游牧民族就生活在蒙古高原的大草原,与沙漠接壤,被称为“三胡”:在西边黄河岸边的两个胡人部落是林胡或称儋林(位于山西最北部的朔平地区),在世纪元年前后这里聚集了大量的自治的胡人;另一个部落是楼烦,比前者的活动范围稍稍向南8-9,在今日的岢岚一带;再向东靠近大海的地方是满洲族,东戎或东胡,或称无终。更远处的北方是被称为“貊”的部落,他们没有城市、宫殿、房屋及祭祖的庙宇,以耕种黍麦为生7。
黄河的南边和西边所受到的野蛮部落的侵扰并不比北方少。这些区域的野蛮部族被称作“戎”。将洛水和它的支流伊水分隔开的山区是洛戎、伊戎及扬拒等戎部的聚居地,他们的势力范围能控制到周朝东部的都城,洛邑,近今天的河南府;向东南一些是蛮戎,或称茅戎,居住在淮阳山西北部靠近汝州(河南)一带。向西,渭水平原也被戎部包围着:骊戎居住在南部的华山山脉,边界一直延伸到(渭)水边,其他的部落居住在陕西的西部和北部,在渭水、泾水和洛水发源的高原山区,高原也将这些河流与黄河分隔开来:这里有绲戎、翟豲戎,靠近今天的巩昌府,以及绵诸戎,近渭水边的秦州;在东北部的是乌氏,在泾县附近,更为重要的是义渠戎部,他们抵抗中原人达数个世纪之久,最终才在公元前315 年彻底失去了他们的独立;他们的中心在今天的泾阳附近。这些部落在原始时期占据着整个河谷地区,在公元前两千年中期前后,来自东部大平原的中原人将他们一步步瓦解,或者更为可能的是这些部落的大部分投降或被中原人同化;在他们之后也有一些逐渐消失的残部仍然占据着平原的一角,这些孤立的部群生活在中原人之中,如大荔、羌戎及洛水沿岸同州的彭 戏氏8。
9-10 南部的长江盆地是蛮人的领地,他们在公元前11 世纪被征服,较晚受到中原人的影响,但很快又恢复了独立直至周朝末期。他们的文明之路是通过(与中原人)接触,而非征服。东部沿海地区,淮夷部生活在江苏的北部,与山东交界的低洼的平原地区,在淮河及其支流下游及由这些河流组成的湖泊地带;他们的西部依靠着徐部,徐部在原始时期占据着黄河与淮阳山之间的整个地区,位于淮河及其支流的中游,但进入有史记载的时期,他们被鲁国和宋国的诸侯接连进攻,其势力范围缩小到原有领地东部的一部分,在今天安徽北部的泗州一带,西边只留下一些无足轻重的残部:其中最重要的部落,徐戎直到公元前7 世纪(他们在公元前668 年才投降)还占据着当时济水发源的沼泽地带,在曹州府与开封府之间,即现代三个省份直隶、山东及河南的交汇处。山东半岛的山区也是野蛮部族的领地,在有史记载的时期,散落的莱、介、根牟虽然演变成中原的诸侯国莒国、纪国及邾[3]娄国等,但在其他众多的诸侯国之中,他们仍然保留着曾为游牧民族的记忆。
如上所述,在有史记载时期的初期中原文明的属地有着清晰的界定:它分为两个不同的区域,大量的野蛮部族将这两个区域分隔开,每个区域都处于黄河流域的一个平原,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区域位于黄河下游平原,在山东半岛的南北两侧通过狭窄的河道通向大海,北部进入渤海湾,南部进入黄海,向西以山西高原陡峭的墙垣及黄河进入河南前变得狭窄的河道为界;另一个范围较小的区域位于渭水洛水汇入黄河的小平原,在南部的10-11华山与北部的陕西高原之间。两个区域都与野蛮部落为邻,但对野蛮部落一词不应产生错觉:如果说最北方的无终和代戎似为通古斯及匈奴人(中部的陆浑及其他几个在有史记载时期的中期迁移到中部的部族也可能如此);如果说南方的蛮部算作蜀(四川)地的藏族人及巴地的苗族人的近亲,可能还包括了楚国的西南部;(其他)大部分部族,如狄部,几乎所有的戎部,徐部,淮部,甚至楚国、吴国及越国的底层的国人都来源于中原人,他们保持着较为落后的生活方式,生活在山区、沼泽和森林中,与平原的人们所发起的文明运动相隔甚远9。古希腊人也是如此对待色萨利及马其顿等野蛮部族。“夏人”,即诸夏,和与其为邻的野蛮部落的区别无非来自社会的差异,而文字、政治体制及物质的进步更清晰地加剧了平原的人们相对于山区部族的优越性。这些差异在《左传》中借一位(公元前)6 世纪戎部首领的表述较准确地总结出来:“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10”
11-12 一小块文明之地处在野蛮部落之中,这便是中原在“天空之下”(即“天下”)的世界中的格局。这一格局自然地反映在中原人对世界,对其形态及居民的认知11。他们将世界想象成一架大车,方形的大地是车的基座,圆形的天空是车的顶盖。天有九层,每层之间被一道门隔开,由虎豹看守,由上天的主人“上帝”的阍[4]者指挥。最底层的门,阊阖门,是天与地的分界,西风从这道门吹落世间。最高一层位于大熊星座的是天宫紫微宫,“上帝”居住的地方,并从这里管辖天与地。这座宫殿特别由天狼,即天狼星,把守,它会将靠近宫殿的人都杀掉:“豺狼从目,往 来侁[5]侁些;悬人以娭[6],投之深渊些,致命于帝,然后得瞑些。”天空虽有九层,但它的下面却不是穹顶:它下面是个平面,像一个车轮。天地之间并没有隔断限制人们,而是简单地在大地的八端12 有支柱支撑着天空,将其与地分开,并防止天空掉落下来。天空一动不动地歇息于这些支柱之上,在它的下方流动着12-14 太阳、月亮和星辰。最初的时候这八支支柱是相同的,而天与地是平行的。但在一次灾难之后,西北方的支柱,即不周山倒下了,这里的天空朝向地面跌落,从这时起,天空向西北倾斜而大地向东南(倾斜),北极星不再在天空的中央,日月星辰每晚从东“流”到西,地面上的河流则从西向东流。天空的下面流动着“天河”,也被称之为“天汉”,或“云汉”,也就是人们所说的银河,它将织女与她的丈夫牛郎永远地分开了;也是通过这条天河,天国的水与地下深渊里的水融汇在一起。在苍穹中涌动着一种裂痕,称为列缺,闪电便从这裂痕中闪现出来;苍穹还被打开了几个门,通过这些门天地可以互通:在北极是寒冷之门,而南极是炎热之门,其余未可尽数。
太阳和月亮并不是完全属于天上的物体。像个火球一样的太阳,形如莲花,在地上度过夜晚:每个早上他升起时,他的母亲羲和在“甘渊”中为他洗涤,甘渊也被称作“咸池”,之后他穿越阳谷,为所经过之处带来黎明,再通过巨树空桑或扶桑的树枝升上天空,巨树有千里之高,其叶形似芥菜籽;太阳就这样在他母亲为他驾驭的车里开始每天的行程,直到晚上,在西边的崦嵫[7]山沉落;当太阳消失后,若木的花闪烁着光亮,它们其实是星星,照亮着下面的大地。有时太阳和月亮在他们的路途中会遭到怪兽的攻击,麒麟会吃掉太阳,三只脚的蟾蜍会吞掉月亮,这便是日食和月食的产生13。羲和有十个儿子,生活在空桑树下,在每十天的一个周期中他们轮番升上天空。但远古时代有一天早上,他们一起14-15 爬上了树枝,大地开始被灼烧,要靠善于射箭的羿用弓箭将其中九个太阳射下来。至于月亮,或月亮们(因为姮娥有十二个月亮女儿),她们住在大地的西边,每一个月亮轮流升起一个月,照亮宇宙。
大地在下面铺展开来,从中心划分成不同区域:最中间的是华夏的九个省,即“九州”,被野蛮部落狄、戎、蛮、夷四处包围着;这些区域是人类居住的区域,南边和东边直接连向大海,而北边和西边延伸着大片的沙漠,那是干旱女神“魃”的领地;她的领地被两条河分隔,在北边的是向东流的赤水,在西边的是向南流的黑水。再远些(九州之外)是“四海”,四海互相连通,包围着人类居住的世界,如同希腊的大洋河。四海之外是“海外”,是神灵和一些奇特的生物居住的广袤土地:在那里居住着风神,其中两个风神负责在每年夏至日出和冬至日落时阻止太阳向北的行程;那里也住着负责水的神仙,水伯,又名天吴,长着虎身、八个人头和十条尾巴;还有西方的女神西王母,掌管瘟疫的女神,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男神、女神、侏儒、妖怪等。中原人用自己的想象力创造出众多奇怪的生灵,让他们生活在遥远的沙漠,还有一些神灵是后来从希腊人和印度人那里学来的,如胸上有孔的“贯胸”、长腿的“长股”、身高百尺的巨人“龙伯”、身长五寸的侏儒“僬侥”,等等。再向远处,由于“天圆而地方,则是四角之不掩也”,大地的四角是太阳永远也不会照耀的地方。在西南角,是古莽国,那里冷暖、日夜都无法分辨,居民终日沉睡,五十日才醒来一次。在西北角,是九阴之地,没有天空的遮掩也从没有太阳15-16 的照射:中央站立着一个蛇身人头的神,“烛龙”,其身长过千里;他不吃,不喝,不睡;风和雨能阻塞他的喉咙;当他睁开眼的时候,九阴就是白天;当他闭上眼,则为夜晚;当他呼吸时就产生风;当他吸气时便是冬天;呼气时便是夏天14。在对面的东南角则是无底的大深渊,地上的河水和天河的水都倾泻在这里,但深渊的水却不会增加也不会减少。再向外,便是空无之地:“下峥嵘而无地兮,上寥廓而无天。”
④这便是古代中原人看待世界的方式,而且与大部分(其他)古代人们的所思并无差异,中原人将他们自己置于荣耀的位置,在大地的中心,即“中国”,是野蛮部落中唯一的文明所在。这些黄河沿岸的中原人是如何从史前开始就与相邻的野蛮民族区分开的呢?从身形来看,中原人与现代直隶、山东及河南的后裔没有很大的差别15。他们身材中等但结实;面貌为黄色但他们一直自认为白皙;他们有着直而顺滑的黑发;面部鼻子不突出,颧骨较高,眼睛靠近头顶并微微吊起,嘴很大,牙齿16-17 坚固又彼此分开,胡须稀少。这便是我们看到的世纪元年前后的作家所描述的有地位的男子的理想画像:“齿长一寸,龙颜虎口”,或者“目如重云,鼻如龟龙,口如方器,耳如相望”,或简述为“广颡长耳,大目疏齿,方口……”,于是在公元4 世纪当中原人与来自印度和伊朗的佛教传教士接触时,他们惊讶于后者深邃的眼睛和突出的鼻子,就像前一个世纪的中国人见到欧洲人时的反应一样16。公元前7 世纪对一位年轻妇女的描述与当今中国年轻女子几乎无异:“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8],齿如瓠②犀,螓首蛾眉”,更如“鬒[10]发如云,不屑髢[11]也……扬且之晳也”以及“巧笑之瑳”。中原人中高大的男士并不罕见:孔子的父亲就很高,孔子本人便继承了父亲的美好身形。总之如果今天在河南、直隶南边或山东西边的乡村走一走,所见到的农夫与《诗经》中所描述的是同一类型的。
最为普遍接受的理论17 是将中原人看作亚洲北部、蒙古及满洲游牧民族的一支,他们来到黄河沿岸并在那里定居,发展自己的文明。暂且不管他们的民族起源是什么(如同所有历史人群一样,他们的血脉从一开始就应该是相当混杂的),在寻找与他们最初的文明相像的(证据时),所有(考古发现)都指向相反的方向。中原人的语言与北方部族17-19 的语言毫无关联,哪怕些微的联系也没有。相反它与南部部族,即居住在印度支那北部及云南、贵州和广西傣族的一些重要的方言很接近,同时它与藏-缅语系也有着或许不那么明显但却是无须争辩的联系,后者可能是它的远亲,或者在远古时期它就从藏缅语言中借鉴了一些重要的词汇元素,如对数字的叫法18。我们所能找到的最久远时期的中-傣语言已经有着现代语言的明显特征。每个字都是单音节的,由辅音组合的发音相对贫乏,但双元音的组合很丰富:两个辅音只有在字的开始处才能连在一起,而且第二个辅音应该是流音;只有六个辅音可以允许出现在字的结尾处,三个是闭口音,三个是鼻音(喉音、齿音和唇音)。相反,双元音和三元音组合作为字的结尾很常见。另外,这些语言的发音体系中一个主要的元素是它的声调体系:每个字有一个声调,这个声调的变化最初可能是由字的结尾来决定的,而声调的高低取决于字首是哑音还是发声的音节19。所有这些单音节的字都是绝对19-20 固定不变的,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形态变化20;有一种引发派生的情况—但它并没有发展起来—是存在于放在某些字首之前的无音节前缀,也存在于音调变化系统,或许与一种古老的添加后缀的方法有关,但这种方法很早以前已经从中文和所有傣族语言中消失了。另一种派生来自字词的重复,可以伴随原始元素产生多样化的改变,但它也没有被很广泛地使用。在组织句子的时候,句子的结构是比较严格的且无法区分名词和动词,大多数的词汇(就中文来说,原则上所有的词汇)既可做名词使用也可做动词使用且无须改变它们的外部形态;只有通过它们在句子中的位置及众多词缀的使用才能明确知道,书写时如此,讲话时更是如此。综上所述,这些语言一系列的特点,如单音节、无形态变化以及它们的声调体系,使得它们与亚洲北部的所有语言相去甚远21。
此外,语言并不是古代中原人与他们南方的邻居唯一相通的文化事实:他们的文明主要基于农业活动和定居生活,他们的宗教与农业紧密相连,他们的政治体制完全是封建贵族式的,以土地的所有权为基础并带有宗教色彩,这些都使得中原人与南方的部族如傣、倮倮、摩梭、苗族很接近,而与北方的部族区分开。北方从事畜牧业的游牧民族、有史记载的满洲、蒙古及胡人的祖先以及中南半岛的孟-高棉部族都处于严重的无秩序状态,有时只需外部的些许教育就足以使他们对社会群体做出重新分类,这种分类会超出村落的限制。在当今中国领土覆盖20-21 的几乎所有地区,远在历史所能将其记录之前,生活于此的各种不同的部族就曾经组成同一类型的社会,定居农耕,因宗教及社会架构的原因与土地生生相息。由此看来,华夏文明在近代对南部地区逐步的征服与同化似乎是以一种现代的手法将史前的状态重现,是一种特别的事物还原,因为现在居于华夏帝国的几乎所有人那时已经共享同一文明了。
中原人因此被视为这些定居农耕人群最北方的一支22,其西方的分支由西藏、四川及云南的藏-缅部落以及藏族人、倮倮、摩梭、缅甸人等构成,南方的一支是中国南部及中南半岛北部的傣族,而中部的一支是湖南和贵州的苗族人。
在有史记载时期之初,这些中原人的生活应该是相当艰苦的,远比生活在他们南边的兄弟更加艰辛。中原人大致是在大海与山西高原陡峭的墙垣之间的东北大平原上23 开始发展他们的文明。在这个非常遥远的时期,他们从这里向西21-22 迁移到美丽的渭水河谷,再从那里沿着汾水到了山西的小盆地,向南到了淮水、汉水流域,并越过山脉到达汉水注入长江的大盆地。气候非常恶劣,夏天酷热,冬天冰冷,春天来临之前还有寒冷的沙尘暴,比冬天的严寒更难忍受。整个冬天河流结冰或载着浮冰,天气刚刚转暖就迅速解冻,马上变成湍流,所有这些使得一年中有近三分之一的时间交通困难。而作为运输大动脉的黄河,水急又时有浅滩,航道危险;它数不清的支流在低洼的几乎没有起伏的平原肆意泛滥:人们将这里称为“九河”,据说因为黄河在这里有九条主要的支流,在山西高原脚下很大的范围扩展开来。那时黄河的河道与现时不同,它经过一个长长的回转,由今天的白河河道在天津附近注入大海24。
每年泛滥的洪水都会令黄河改道,形成新的河道;低洼的凹地充满水,变成大片的沼泽,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淤塞,有些直到今日还继续存在着。这些地方成了水草、虎杖、灯芯草、豆角、缬草等的丛林,野鹅、鹤鸟在其中筑巢,鱼儿大量地繁殖。周围是较宽阔的地带22-23,但因为过于潮湿无法种植,被高高的杂草覆盖着,中间夹杂着白色树皮的榆树丛、李子树、栗子树等;树林的面积并不大,只存在于山脉斜坡的周边,东边在山东,西边在山西,而野蛮部族的领地也从这里开始。厚厚的荆棘丛为大型猛兽,如虎、豹、野山猫、熊、野牛,甚至大象、犀牛25、狼、野猪、狐狸等提供了栖身之处。各种猎物亦生长于此,如鹿群、羚羊、猴子、野兔及各种鸟类,冬天狩猎时人们会将草点燃,将猎物赶出来。只有土地的边缘被修整出来,用于放牧马、牛等家畜,或种植桑树用于养蚕。最好的土地被堤坝保护着防止洪水来袭,用来进行日常的耕种,在直隶种植小米、高粱,黄河以南种植稻米,小麦就几乎到处都有种植;人们也种些菜豆、南瓜、靛蓝类植物、青麻等等。农田中间没什么树,原则上来说田地中根本不应该有树;田地被分为约一里见方的方块,“井”田被平均分成九块,由八户家庭种植,每家可将一块田里的收成用于自家的生计,将第九块田里的收获交给国君或领主作为税收。农民居住的二十五个低矮的土屋在农田附近,分散在平原之中有时甚至会被忽略23-24。这些土屋构成了有两百来个居民的小村庄,古称“里”,村里有(拜祭)土地神的神社、一所学校及一个集市。冬天村民们一般就待在村里不会外出;但春天一到大家就会彻底离开土屋,延续史前祖先的传统,住到井田中搭建的窝棚里。他们的祖先在最初没有固定土地的时期每年春天都要离开自己的村庄到更远处定居,开垦荒凉的土地26。农民们整个夏天几乎都在露天生活,在田里劳作,穿着粗麻衣戴着草帽以防日晒,晚上轮流在守田的窝棚过夜或是在即将收获之时,巡逻驱赶前来偷盗谷物的野猪和鸟儿。
相隔很远处是领主们的小城堡:在那里封地的主人与他的妻妾、孩子及家奴生活在一起,还有依附于他的贵族小圈子,主要是他的军官或小封臣的后代们,此外还有祭司、司书、武士等。城堡是按照统一的礼制原则修建的:最后面的是住处;前面有三层院落,中间的是最重要的,有面向南的接见群臣的大厅,东侧是祖先牌位,西侧是土地神牌位;每个院子都由高高的大门进出;整个城堡由城墙和护城河围绕,以防被攻击。城墙上还设有谷仓、火药库和兵器库;城堡外面的北侧是一个大广场,集市就设在这里。南门的两侧住着谋士、祭司、司书、手工匠等,他们的工作不时为城中所需要。有些时候,但并非常规,在整座城池之外还有更大的外圈的城墙:周朝的都城就是一个例子,不论是西周的都城镐,在今西安府附近,其建设归功于周文王,还是东周24-25的都城洛,在今河南府附近,其建造可追溯周公。其余也有几个城池是这样建造的。接近周朝末期的时候,这种双层城墙的城池似乎多起来,但城池本身仍然非常狭小:人们认为如果一座城池的城墙超过三千尺(约600 米),这对国家来说是很危险的—“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27 孟子提到过一座城的内城三里外城七里,即分别约为1000 米和2400 米28。宋国的都城商丘的城墙遗址如今坐落在一块四边周长不到800 米的土地上29。 相类似的,在公元前6 世纪到公元前5 世纪称霸群雄的晋国国都翼的古城墙不到一公里见方30。东周都城洛邑城墙有17200 尺,约4000 米,这应该是整个王国最大的城池了:“都城为方形,边长九里,每边有三道门,城中有九条纵向的街道和九条横向的街道,纵向的街道宽度可以容纳九辆车并行(即72 尺,约15 米)。左边(东)是祖先庙,右边(西)为土地庙。上朝的地方在前面(南),集市在后(北)……(宫殿)外是九位大臣来朝时使用的屋子……主殿的大门高50 尺,宫墙四角的门高70 尺而(外侧)城墙四角的门高90 尺。”(“方九里,旁三门,城中九经九纬,经途九轨,左祖右社,前朝后市…… 外有九室,九卿朝焉…… 王宫门阿之制五雉,宫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31。
25-26 面对大自然给开荒者提出的种种难题,中原人能将村庄进行如此修整绝非易事。这些种满藜麦、稻米或小麦的美丽土地都是经过中原人艰辛的劳作,战胜荒草和沼泽得来的。“既要除草,又要开垦,犁耙松开泥土。千对农人一起耕种,低地高地都走遍。”(“载芟载柞,其耕泽泽。千耦其耘,徂隰[12]徂畛。”)或是:“田野里蒺藜丛生!我们去清除这些带刺荆棘。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为了要种植我们的小米和黍麦,为了我们的小米能够多产,为了我们的黍麦能够茂盛。”(“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为,我艺黍稷。我黍与与,我稷翼翼。”)以及:“这座南方的山脉,是禹将它整治。开垦平原,滋润土地,我作为后代子孙,耕种此田。”(“信彼南山,维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孙田之。”)33 对土地的整治是长期而艰难的:需要修筑堤坝防止洪水,挖掘运河将沼泽的水引出排干。这些工程如此久远以至于关于它们的记忆与传说渐渐融为一体,人们将它们归功于远古传说中的英雄。在世界之初,这些英雄从天上来到地上,听从“上帝”的命令整治土地,令人们得以在此生活居住33。
每一个地区都会根据当地特有的地形地貌、宗教及社会生活赋予神话传说不同的内容:比如在东部的传说中,有时(人们遇到的)困难被拟人化为一个魔鬼,必须将它征服并杀死才能进行其他的劳作;在所有的传说中为显示完成某一使命所需付出的努力是如此巨大以至于第一个被上帝派来的使者都无法完成他的任务,只有第二个英雄才能坚持到最后。在北部广阔的大平原,代表文明的英雄与地上的妖魔之间的斗争是史诗般惊心动魄的,神仙们也都参与其中:来自天上的黄帝为了整治土地要与牛头蛇身的蚩尤交战;蚩尤为了赶走对手,竭尽全力击打空桑树26-28 以阻止太阳升上天空,将大地置于长久的黑暗之中。蚩尤自己发明了战斗的兵器,为了对付这些兵器,黄帝将凶猛的野兽熊、豹、虎等组成军队;随后黄帝派带翼的神龙应龙抗击蚩尤:蚩尤于是向风神和雨神求救,黄帝便从天上降下他的女儿干旱女神魃来对抗他们。女魃个子矮小,身穿青衣,她的双眼置于额头之上,人们无法看到她要去向哪里,她所到之处便将土地吸干。蚩尤失败被杀,女魃无法返回天上,被安置到赤水的北面,她将那里变成沙漠,人们得以居住。向南一些的平原上也有着类似的传说,只是名字不同:妖魔共工,蛇身人头红发,被英雄颛顼击败,怒气之下,试图用头上的角撞倒支撑西北天空的不周山,以令天空倒下,但未果。他只是将不周山撼动,以至于时至今日大地仍倾向东南而天空倾向西北。在这两个传说之间的泰山脚下,人们讲述的是伏羲和他的妹妹女娲如何治理人间。女娲用海龟的四肢放在大地的四方支撑天空,她随后熔炼五彩石来补天,最后她杀死黑龙,用芦灰为河流筑堤。而在西部地区,在狭窄的河谷和崇山峻岭之间,是英雄禹凿穿山脉让河水流出。最初黄河被一列山脉阻挡无法穿越,鲧[13]受命治理这片地方:他根据海龟和雀鹰的建议试图为黄河筑堤,但水位不断上升,鲧偷了天帝的“息壤”,一种可以自己生长的神土(来治水)。愤怒的天帝将鲧处死。鲧的尸体三年都没有腐烂,后被人用刀剖开他的身体,他的儿子禹就这样诞生了,随后鲧28-29 化身成了鱼。禹比他的父亲幸运,他成功地在龙门将山脉打开一个缺口,河水流出,人们有地方可以生活。关于禹的传说很多:他曾经在治水时变成熊;他与妻子约定后者只有在听到鼓声时才会来看他,这样妻子就不会看到他变成熊的样子。有一天妻子将山石滚落时发出的声音误当作召唤她的鼓声就急忙跑去,却被熊的样子吓坏逃走。禹跟在妻子后面,但妻子因恐惧摔倒而变成了石头;当时她已有孕在身,石头一点点变大,禹用刀将石头劈开,从中拉出了他们的孩子启34。
古代中国人在东南亚人群中普遍流传着这样的关于宇宙起源的古老传说,古代中国人按照自己的意愿改变了传说发生的地点,以此来讲述世界之初神灵和英雄是如何整治大地令人类居住的。与此同时也有其他的英雄带来耕种的技能:农业的鼻祖田祖教人们如何耕田;后稷给人们带来优良的藜麦种子;牛头人身的神农教给人们用犁耕地。然而这时的世界尚未完美地按部就班地运作,妖魔层出不穷。善于射箭的羿便是来解救民众的英雄35。羿在森林中独自度过童年:在他五岁时,他的父母去劳作前将他放在树下29-30,回来时见到羿被蝉包围着,群蝉俱鸣,父母被这奇异的景象所惊吓不敢将他领回;羿独自长大,靠他的猎物为生。二十岁时羿决定环游世界,但他想先去看望他的家人。他拉弓长叹:“我将射远方,箭至我门止!”他随即射出一支箭,箭擦过土地斩断草丛,将他带到了他家门前。之后羿带着他的弓箭周游世界,与希腊的赫拉克勒斯一样,完成了很多超人类的使命。某日十个太阳一起升上了天空,大地开始燃烧,羿用箭将九个太阳射落并将他们杀死,他们的尸体被放在空桑树下。羿与暴风抗争用箭射中风伯的肚脐;他追击抓走人类并将人类淹死的河伯,射中河伯的左眼。羿在畴华平原打败了吞食人类的怪兽凿齿;他在洞庭湖边杀死了巨大的巴蛇,巴蛇的骨头变成了巴陵山脉。人们也讲述有关羿的情色的经历,即他如何在攻打河伯时引诱洛河河神的妻子。最后在一次去西方流沙的远征之后羿做了帝王。不过这个第一个将血洒在大地的英雄并没能有一个好的结局。在他杀死奎的儿子怪兽封豨之后,羿失去了来自上天的保护:他拿封豨向上帝进贡但上帝并未接纳。一段时间之后,羿的妻子背叛了他,羿被逢蒙用李[14]树枝做的箭—这是唯一能伤害他的兵器— 射死。
中国的历史学家们从远古时期开始就尝试将所有这些神话英雄,如善射的羿、从天而降的黄帝、蛇身的共工、牛头的神农、后稷、变身熊的禹、变身鱼的鲧、补天的女娲等等,化作历史人物,并努力地从他们首尾相连的传说中提取出第一部人类历史。在公元前8 世纪及其后的几个世纪中,远古时期的一些短文30-32 被集结到今天的《书经》之中,从这些短文写作的年代开始人们就将各种传说汇集成一部连贯的叙述36。开始时是一系列的圣人,他们创造了礼仪和艺术,人们赋予他们一个宗教的称谓“帝”。首先,伏羲发明了用来占卜的八卦,他的妹妹女娲创造了婚姻制度。他们之后有了神农,第一个制造出了犁并教授人们用犁耕地;但在神农统治的末期,由于年事已高无法保持各大部落对他的敬畏,他的统治被削弱;其中就有蚩尤兴风作浪,蚩尤是最早制造兵器的,之后叛乱;黄帝将蚩尤击败并杀死,从而取代了神农的帝位。黄帝也是一个圣人帝王:他发明了礼仪、音乐、历法、服饰和发型,修建了最早期的寺庙,将田地分为“井”,凤凰和麒麟都来到他的宫殿前起舞。之后是颛顼和其他一些帝王,他们的形象比较模糊。其中的两位,尧和舜,他们没有什么故事,很早便成为典范被视为圣人,人们也很乐意将周朝哲学中归于圣人的所有品德加到他们身上。尧舜是周朝王室大家族最早的祖先:尧是房国首领的祖先,房国的一个女儿在(公元前)9 世纪前后嫁给了昭王;尧也是杜伯的祖先,最后一位杜伯在(公元前)785 年被宣王所杀;舜是陈国国公的祖先,陈国的最后一位国公在(公元前)478 年被楚惠王夺了权。对于尧,我们知之甚少;舜倒是有一个传说,但这个传说更像个民俗故事:舜是孤儿,被他的后母32-33 及后母的儿子虐待,但他最终战胜了所有的险阻并娶了帝王的两个女儿为妻。人们轻而易举地将各种令人敬仰的圣贤品德加入尧舜的统治之中;先是把舜树立为一个孝敬父母的典范—这点在有关他的民俗故事中已经有了很好的体现;随后,他们都要付出所有圣人帝王在位时需要做的治理大自然的努力,至于相关的时代和顺序则是依照人们的意愿来安排。如果舜帝巡守,先去东边,然后是南边、西边,再到北边;他选择与所巡守的方向有着逻辑关系的月份完成这些巡守;(之后)四年舜留在都城,逐个接受四方诸侯的觐见;第六年则是一个新的五年周期的开始,舜会重复他在第一年所做的事情37。然而尽管尧舜有各种圣举,天灾会摧垮他们的统治,年代学者必须把一场大洪水置于他们统治的时期,因为禹的名字在传说中已经与这场大洪水相关联。禹通过精巧的工程成功治理了洪水,并且将国家的版图做了理想的分配;在这之后,舜将帝位传给了禹;禹统治天下,死后将帝位传给了儿子启,建立了第一个朝代,夏;这是历史上的第一次世袭帝位。禹如此将帝国据为己有,这样的行为是否应该将禹的地位置于尧舜之下,这是周朝末期文人们的一个重大议题。
对于夏朝的王侯我们只知道一些名字却不了解他们。直到第五和第六个王侯,相及少康,人们才有了些形象的认识:这时有关善射的羿的传说又出现了,并形成了一整篇传奇故事。羿从一个英雄变成了一个反叛的首领,他将夏王[15]赶下王位并取而代之,最后被他妻子所设的阴谋所害;此间真正的夏王的遗孀已经怀有身孕,她成功地躲过了篡权者,诞下一个儿子[16];这个男孩由仆人养大,经历了各种生活,包括在他避难的首领家庭做厨师,最终他娶了首领的女儿并夺回王位。但渐渐地,王侯们失去了贤德的品质;33-34 最后一个君王桀是个可憎的暴君,在他貌美的妻子妺喜的带动下过着各种荒淫的生活:他们最大的乐趣就是在装满酒的池塘中坐着小艇闲逛,池塘中满是沐浴吃喝的男女,在池中直至酒醉。其中一个大封臣胜利者商汤在贤臣伊尹的协助下战胜了桀,令他退位并将他流放,商汤随后取得了王位,成立了一个新的王朝商朝,亦称殷朝。如前朝一样,一系列我们只知道名字的君王在历史舞台上流连,而随着与商朝创建的时间距离越来越长,商朝君王的贤德也不断减少;最后一个君王,纣王辛也是一个残忍的暴君,喜欢使用酷刑:他令人将他的亲戚圣贤比干的胸部打开,为了看看圣人的心脏是否如常人所说有七窍;他还想象出炮烙之刑,将金属柱架在燃烧的火炉上,命人光脚从上面走过;他剖开孕妇的肚子看婴儿的性别;隆冬的一天,他看到有人从河流的浅滩渡河便命人将这些人的腿打断,看看骨髓是否结冰。上天再一次将商朝的王权收回,派了圣人周文王及他的儿子周武王杀死暴君,推翻殷朝,以他们自己的朝代取而代之。
除了殷朝与周朝相继存在这一事实,上面所讲述的一切均为纯粹的传说。一部分来自神话历史论的诠释,而不容忽视的另一部分则来自王室祭祖仪式中大型舞蹈的主题。每一年周朝的君王都会在持续一整天的大型舞蹈中模拟周武王的故事以及他战胜殷朝暴君的情景。也有可能他们只是在重复殷朝君王的所为,因为殷朝君王在周王们之前应该也举行过类似的舞蹈以纪念他们自己朝代的创始人—胜利者商汤以及他们的其他祖先;作为殷王的后裔,宋国的君王传承了这些舞蹈。齐国的君王自称是夏王的后裔,而周王朝对此也认可,齐国便通过模仿,创造了可能是讲述禹、启及34-35 少康的故事的同一类型的舞蹈,纪念他们本族的祖先。由此形成了一个与朝代建立相关的舞蹈模式38,舞蹈的主题是自己朝代的创建人如何战胜前朝最后一个统治者,舞蹈伴着诗句写成的唱段赞颂他的荣耀,也有散文般的,用来激励即将征战的将士的誓词。由于禹并没有推翻上一任帝王,于是战前的誓词就用在他的儿子启的身上,用于他前去战胜叛乱的有扈氏之时。有些传说刻意地制造了所有内容以便满足这种模式:很明显,有关殷朝和周朝建立的两个传说是完全相同的,甚至细节也一致,人名和地点自然不同,其中一个传说是单纯模仿另一个,不过无法确切地搞清楚哪一个是原型。中国的历史学家向我们讲述的这一切,包括帝国的起源、最初的帝王、最早的朝代等,不过是缺乏批判性的文人对于古老宗教传说的神化以及历史的诠释,在真实程度上需要置疑。
1 安特生(Andersson)先生在他的《早期中国文化》(An early Chinese Culture)(北京,1923 年)一书中提到中国从石器时代过渡到青铜器时代期间的陶器与东亚几个地方,特别是苏撒(波斯)、特里波列(高加索)和安纳乌(土库曼斯坦)的陶器很相似。阿恩(Arne)在他的著作《中国河南省石器时代之彩绘》(Painted Stone Age Pottery from the Province of Ho-nan, China)(北京,1925 年)重提此问题并将对比的范围扩大,他提出中国出土的这些彩陶大约源于公元前3000 年。我们无须做出与阿恩先生相同的假设,即这些陶器是由来自西方文明的侵略者带入中国的;安特生先生相对比较谨慎,他只谈到艺术和技术的融合,而事实上,两个文化的交流及相互间的模仿或可解释这些考古发现。参见伯希和(Pelliot)的《中国古代玉器》(Jades archaïques de la Chine)(1925 年),9。
2 参见第一卷关于中国地理的描述。
3 古代中国有两个小国家,它们的国名写法不同,在那时发音也不同,但到了今天北京话成了汉学研究的标准语言,以北京话的发音这两个国家的名称是完全相同的,甚至连声调都一样。为了区分它们,但又无须每次提到它们都要将它们的汉字写出来,我总是在其中一个字上标注声调而另一个则不做任何标注。这种做法完全是随意的,大家不要由此假定两者的发音有什么不同。我会把卫国的汉字“卫”写成“Wéi”,另一个魏国则写成“Wei”。渭河的名字也经常出现,这个渭是另一个同音字。但渭河不会和另两个国名发生混淆,所以我没有用特别的符号来区分它。
4 马伯乐《中华文明的起源》(Les Origines de la Civilisation chinoise)(地理年鉴,1926 年,138—142)。—顾栋高收集了《春秋》中分散的有关各种野蛮部落的资料,连同他的评论一起放进他的《春秋大事表》卷39 的一系列列表中(见《皇清经解续编》,卷118)。理雅各在他的《中国经典》,V,I,Proleg,122 页及其后段落中也予以了总结。关于这个问题最完整的记录来自普拉斯(Plath)的《中国古代野蛮部落》(Fremde barbarische Stämme im alten China)(Sitz.b.Philos.Cl.Ak.Wissensch,慕尼黑,1874 年),但普拉斯的记录缺乏评判。—中国的古代并没有一个对野蛮部落的统称:人们将野蛮部落区分为狄、戎、蛮、夷,今天我们将这些名字分别对应为北部、西部、南部及东部的野蛮部族。对古代部落的这种表达只能说是大致准确。狄和夷代表的是较确定的称谓:狄部已确知是在今天山西境内组成联盟的部族,而夷是山东半岛的野蛮部族。另外两个称谓看起来则像统称:戎代表的是所有西部及黄河以南的野蛮民族,而蛮代表的是长江流域的部族。
5 《礼记》,I,295(参考普拉斯,见上述引文,452)中声称这些狄族人生活在洞穴中,以兽皮为衣,不食煮熟的稻米,也就是说他们的生活方式与中原人截然不同。这段文字无任何重要性可言:记录这段文字的章节《礼记·王制》是这部汇编作品最后期的章节之一,写作时间约为公元前2 世纪中期,距狄部与中原人融合已经过了很长时间;此外,这些描述也并非对四个地区野蛮部族真实的地理或人种描述,而是纯理论性的描述,将一些与中原人习俗相反的特征随性地分配给这些野蛮部族。
6 对于所有近代地点的识别,我采用的是1914 年行政改革之前使用的地名,因为这是唯一可以在地图上找到的名称;但有一定数量的区域名称在这次改革中做了变更,改革中将第一级首府“府”改成行政区“道”,取消了第二、三级行政区“州”和“厅”,只保留了下一级的“县”。我称这些地名为“现今”地名,“现今”两字用的其实并不绝对正确。
7 关于“三胡”,参阅《史记》,卷110, 2b,关于自治胡人的聚集,同前,4b,关于貊,参阅理雅各的《孟子》,第318 页。[《孟子》,顾赛芬译本, 第600 页(以下引述顾赛芬译本时将简称“顾氏”。—译注)]
8 有两条洛水,均为黄河支流:一条在河南,经河南府;另一条在陕西,与渭水交汇。两条河流使用的是同一个“洛”字,无法将它们区分。不过两条河流相距甚远,将它们混淆的机会应该微乎其微。
9 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多数欧洲的历史学家都希望这些所谓的野蛮部落的居民和中原人来自截然不同的起源。夏德(Hirth)在他的《中国古代历史》(The Ancient History of China)168 页如此确定狄戎为“鞑靼人”,并且他在司马迁的文字中自作主张地加入了这个原文没有的字眼;相类似的,彭安多(Tschepe)神父在他的《晋国史》(Histoire du Royaume de Tsin)一书中也经常用“鞑靼人”指代狄或戎。近期高延(de Groot)的《公元前的匈奴》(Die Hunnen der vorchristlichen Zeit)(1921 年)一书中第5 页不准确地给狄加注了一个来自土耳其人名的古读音“Tik”。导致他们有一致想法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因为司马迁在《史记》卷110 将戎和狄视为匈奴(胡人)的祖先;但这仅仅证明在司马迁的时代,这些野蛮部族已经和中原人融合,人们不再将他们视为纯粹的外族人。
10 《左传》,464,前560 年 [顾氏,TT2-291]。
11 马伯乐《书经中的神话传说》I—羲与和的传说,(Légendes mythologiques dans le Chou King I —La Légende de Hi et Ho)第23-37页 (《亚洲杂志》, 1924 年),这里可以找到与此处描述相关的所有中文出处。
12 我之前(见上述引文,33)将这八根支柱置于地下,这是个错误:根据《天问》记载,人们设想这些柱子在地面上有系统地支撑着天空,四支在四个角落,四支在中间。《淮南子》卷4,27 b 也是这样列举的,可参见何可思(Erkes)的译本《论〈淮南子〉的世界观》(Das Weltbild des Huai-nan tze),刊于《东亚研究季刊》(Ostasiatische Zeitschrift)第五期(1916—1917),53—54 页。然而在另一部似是前汉时期的作品《河图括地象》中,八根支柱被置于昆仑山下:“昆仑山为天柱……昆仑者,地之中也,地下有八柱,柱广十万里”,等等。(《初学记》,卷5;《太平御览》,卷35;《古微书》,卷32,4a,守山阁丛书刊本)。
13 《淮南子》,卷3, 2a (麒麟);卷17, 1b(蟾蜍)。
14 《山海经》,第8 篇,42a;第17 篇,83a。
15 从人类学的角度看,自新石器时代之后中原北部的居民与现在的人类几乎是一样的。参阅步达生(Black)所著《沙锅屯人类头骨残骸》(The human skeleton remains from Sha kuo t’un)及《甘肃史前人种略说》(A Note on the physical characters of the prehistoric Kansu race),北京,1925 年。—参见毕欧(Biot)《从诗经中看古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Recherches sur les moeurs des anciens Chinois d’après le Chi king),发表于《亚洲杂志》,1843 年,IV,II,p.310 (理雅各英译本《中国经典》第四卷,前言,144)。关于女子的描述来自《诗经》,95[顾氏,第65 页],77[顾氏,第53 页],102[顾氏,第77 页]。有关男子的第一段描述来自《东观汉记》(公元1 世纪),第二段描述来自《晋起居注》(作于公元4 世纪),此作品已遗失,《太平御览》中 曾引述,卷363, 5 b;第三段描述是《神仙传》中对老子的描述。—龙的鼻子并不是很起眼,鼻根也不突出。(www.daowen.com)
16 《世说新语》,卷3b,7 b。
17 在考狄(Cordier)的《中国通史》(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Chine)1,5—37 中全面地解析了有关中国人起源的假说。
18 孔好古(Conrady)认识到无法将中国人与蒙古、满洲、日本、高丽等地人种建立血统关系,就在他的《澳斯特利语—印度支那语新的对应》(Neue austrisch-indochinesische Parallelen)(《泰东》纪念夏德专刊第23 页及之后的文字)中组建了一个大的群组,将中原人、傣、藏缅语、喜马拉雅语、马来、澳斯特利语、孟高棉语、尼科巴等等随意地放入这个群组。这样的假说即使不能说是不可靠的,至少是不成熟的;而且他所做的对比通常都太过表浅,缺乏说服力。
19 中文和傣文语系中声调有规律地相互配合,如同其他语音元素一样:这并不是每个语系独立发展起来的,而是在这些语言同源的时期已经存在的元素。艾约瑟(Edkins)在《汉语的进化》(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Language)[《北京东方学会杂志》(J.Peking Oriental Soc)第11 期,1887 年,第1—91 页;另见《中国评论》(China Review)中的数篇文章]中的理论认为可以建立一个汉语声调形成的编年史,而孔好古(Conrady)在《印度支那语系中使动派生词的构成》(Causativ-denominativ Bildung in den indochinesischen Sprachen) 中针对暹罗语做了同样的工作,他们所做的这些都应被彻底摒弃。
20 高本汉(Karlgren)最近在他的《原始中文—有词形变化的语言》(Le proto-chinois, langue flexionnelle)(《亚洲杂志》,1920 年,205—232)中尝试在某些中国古代文字中找出人称代词的使用中存在变格的痕迹,但我认为他的结论远远超出了前提。
21 在高本汉(Karlgren)的《汉语语音与文字》(Sound and Symbol in Chinese)一书中有关于汉语语言及汉字形成过程的卓越及非常清晰的论述。
22 这里所说的联系是文化上的联系,而非种族的联系。以我们现有的知识水平没有人能够从人类学的角度对中原人、倮倮、苗族、藏族、缅甸、傣人及安南人的种族有足够的认知,哪怕是较为接近的认知。这种种族的联系是隐藏于单纯的地理、语言、社会及政治层面之下的。
23 通常人们认为中原文明诞生于西部的渭水河谷及山西南部,再从那里向东发展至大平原。这种假设没有任何真实性,而是来自长期以来养成的习惯:用于中国远古历史研究的所有推测都幸运地对这个假设有利。孔好古(Conrady)在他的《中国》(China)522 页第一次放弃了这个假设,他将中原文明的起源跨越黄河中游,在山西南部和河南北部之间,从那里向东西两方发展。但与此假设相反的事实是这个区域的所有山脉在公元前几个世纪时还在野蛮部族掌控中并因此将中原人的活动范围一切为二。参阅马伯乐《中华文明的起源》(Les Origines de la Civilisation chinoise)(地理年鉴(Annales de Géographie),1926 年,第135—154 页)。
24 藤田(Fujita)先生在《禹统治下的黄河》(The River Huang in the Reign of Yu)(《中国学》(Shinagaku)I,1921 年, XII,1—32)中夸大了公元前3 世纪黄河流入大海时给渤海湾沿岸地区带来的改变。他认为黄河是在距离保定府几公里,与现今河道相距约150 公里的安州和高阳县附近入海。我认为当时的渤海湾沿岸最多到达天津附近,而入海前的整个地区并非海湾,而是大片的沼泽,古称“九河”。据《禹贡》记载(《书经》,理雅各,99 [顾氏,第65 页]),济水和黄河之间的地区(两水之间形成兖州)是移居来此的人们前来开垦的地区,为了鼓励人们在这些新开发的土地上种植农作物,对他们免除赋税十三年。
25 关于中国犀牛的历史,参阅劳费尔(Laufer)的《中国陶器物件》 (Chinese clay figures),I,1—173。中文有两个字通常均被翻译为犀牛:“兕”和“犀”,按照劳费尔先生的看法,这其实是两种不同种类的犀牛。劳费尔先生的结论在今天看来是令人信服的;不过殷朝龟壳上“兕”字的写法是一个动物,从正面看有两个弯曲的角在头部的各一侧,以我看来在如此远古的时代,这个字并不代表犀牛[参见《殷墟书契》卷一,50 a,51a,51b 等;以及后藤(Gotô)的《龟甲上的中国古代汉字之研究》(Study on the Chinese Ancient Characters carved on Tortoise Shells),《东洋学报》(Tôyô gakuhô),IV,1914 年,38-40)]。殷朝出土的青铜器上有真正的犀牛,劳费尔根据《博古图录》将其呈现了出来(见上述引文, 130)。—在《书经》292 [顾氏,第211 页]、《竹书纪年》149、《战国策》卷5,5a 等书中可以找到捕猎野牛(?)及兕的描写;而《竹书纪年》153 中提到捕猎犀牛。
26 马伯乐《中华文明的起源》,第146—147 页。
27 《左传》,5[顾氏, I,第4 页]。
28 《孟子》,84[顾氏,第381 页]。
29 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卷72(参阅《皇清经解续编》,卷792, 12a;摄影石印版本,卷19,中,6a):在现今商丘市的西南归德府有一座长300 步的城墙,大约被称为“高台”(或据《读史方舆纪要》卷50,16 b 被称为“阏台”,在现在的城西南三里)。
30 《读史方舆纪要》卷41,32a:在现在的翼城县东南15 里是翼城的古城墙,晋时称绛;城方二里。
31 参阅《周礼》卷41,20a—21a,毕欧(Biot)译作,II,555—564 有关公元前4 世纪都城的系统的描写。
32 《诗经》600 [顾氏,第439 页],368 [顾氏,第276 页],373 [顾氏,第280 页]。
33 马伯乐《书经中的神话传说》II:有关洪水的传说(Légendes mythologiques dans le Chou-king, II : Les Légendes dites du Déluge),第47—94 页(《亚洲杂志》,1924 年)。
34 有关大禹的一组传说参阅葛兰言(Granet)的《中国古代的舞蹈与传说》(Danses et légendes de la Chine ancienne),466—572。
35 葛兰言(Granet)在《中国古代的舞蹈与传说》第376 页、512 页等中尝试将两个关于羿的传说区分开,一个是关于善射的羿,另一个是不善射的羿的传说;中国的史官的确在他们的记录中先后记入了两个羿,但他们的记录只是简单地将事件按时间排列,将所有铲除怪兽的行为都归于一个英雄,看不到(关于两个羿)的困扰:与历史不 同,传说中只有一个羿,以至于葛兰言在做了大致的区分后认为对于几乎所有的这些具体事件(特别是那些在远古之后不再有其他历史评述的事件),人们无从知晓是哪一个羿所为。
36 这里我仅简要概括了周朝汇集的有关中国历史起源的传说,之后添加的一些传说,如盘古的传说等,并未列于此。更多细节可参阅考狄(Cordier)的《中国通史》(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Chine),卷 I,102—115; 戴 遂 良 的(Wieger) 的《 历 史 文 献》(Textes historiques),卷 I,23—97;皮伊尼(Puini)《来自远东传统与历史的文明起源》(Le Origini della Civiltà secondo la Tradizione e la Storia dell’Estremo-Oriente);魏德迈(Wedemeyer)《中国古代历史的地点与过程》(Schauplätze und Vorgänge der altchine- sischen Geschichte)(《泰东》,创刊版)。
37 沙畹(Chavannes)《司马迁的历史记忆》(Les Mémoires historiques de Se-ma Ts’ien),I,引言,CXL。
38 葛兰言(Granet)在《中国古代的舞蹈与传说》(Danses et légendes de la Chine ancienne)385—590 页中对每个朝代的舞蹈的描述与我这里所说的模式有很大的不同。在我看来,不同主要是因为我所讲述的是朝廷的仪式,在时间上也是远古时期较晚期的年代,而葛兰言研究的是这些舞蹈最原始的形态。
【注释】
[1]廧咎,音qiáng gāo。
[2]隰,音xí。
[3]邾,音zhū。
[4]阍,音hūn。
[5]侁,音shēn。
[6]娭,音xī。
[7]崦嵫,音yān zī。
[8]蝤蛴,音qiú qí。
[10]瓠,音hù。 鬒,音zhěn。
[11]髢,音dí。
[12]隰,音xí。
[13]鲧,音gǔn。
[14]此处按法语原文翻译为“李”树枝(prunier23),按照中国的传说应为“桃”树枝。—译注
[15]此处指相。—译注
[16]指少康。—译注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