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鹤群：

民国初年，全国金融事业，还是脱胎于清末遗留下来的山西帮票号和私营钱庄。山西票号，是适应清朝官吏的需要而设立的，清帝被推翻之后，即随之消失。

景德镇的钱庄，因当地出产中外驰名瓷器，其业务较之南（昌）浔（九江）的钱业有过之无不及。加上徽帮排除异己，在国家银行未深入内地时候，他们独创“定期本票”，作为银两虚本位制的资金来源，增加实力，其利润之大，无可伦比，较后来国家银行发行纸币（钞票），还要先走一步。他们利用瓷商愿承兑上海规元18天期票（申票），打通九江钱庄，往来售与申票，调运现洋来镇，兑付所出的到期本票，以资周转。这种方法，为数甚钜，从中所得利润，为数不赀。

1933年，国民政府财政部通令全国“废两改元”，民间所有黄金白银，统统收归国有；这一号令，把全国各地经营银钱业者，通过银两兑换而谋取利润的路堵了。但是存、放、汇基本业务与期票，仍可运用，不过利润大大减少了，各地钱业仍照常营业。而发行钞票的银行，则趁此大量推行钞票，借与钱庄，转手放给各行各业，以维护地方工商各业的发展。

抗日战争爆发后，沦陷地区的钱庄，纷纷迁往内地安全地带。但浮梁地区未受直接侵入，而绝大多数钱庄，却在抗战前就宣告收歇和倒闭了。其中内幕，鲜为人知。

详情是：1936年，九江支行和上海分行，先后派员到景德镇中行办事处查账。账面放款，总额有60万元之钜，一时收不回来。其中，购买钱庄的上海承兑期票，占其多数，而且每户都超过申请额度。这情况，虽对推行钞票有利，但长年有增无减，似有套做呆滞情况。于是，沪行派来高级人员到九江，商得支行经理同意，调派一位营业人员，给予副主任职务，前往景德镇专司营业管理职责。动身前夕，上海副经理面授机宜，至嘱千万不能轻举妄动，要重视行款，着重调查实际情况，必要时直接报告沪行。(www.daowen.com)

新调人员到景德镇接事后，才知道有位跑街营业员，是一位精明强干、不到30岁的青年人，而办事处主任却不懂业务，一切听跑街人意见行事。未几，新调人员外出调查，首先访问一家钱庄，答曰，“你们中行与我店向无往来。”回行查看该钱庄账户，购买他的申票有万元之多！这说明，经手营业人员，借用了各家钱庄放款额度，以其申票出售与银行，从中独吞了利益。由于放款总额甚钜，遵照沪行查账副经理的指示，未敢轻动，一方面向沪行副经理据实报告，要求注意托收上海承兑期票的情况，另一方面，与办事处主任和跑街营业员研究，提出收缩或停止收买申票。跑街营业员说：“商业习惯，秋收之后，正是市场兴旺季节，何能收缩，更不能停止。”他保证年终负责收回30万元，还要求做点开期（跨年度放款术语）。这种说法，倒有理由，只得将计就计，以待其实现。新调人员又将上述情况通告九江支行核转上海管辖沪行备查。迨至年关，收回了30万元，购买申票也大大地减少了。次年初，九江支行转来总管理处（总行）通知，浮处主任调九江支行，副主任升充正主任；又一通告，派一位副主任（浙江余姚人）兼会计员职务。同时沪行函令九江支行，调那位跑街营业员到汉口分行工作，保留其行员身份，并责成新职正副主任停止放款，继续收回上年账面欠款，清理呆滞。这说明，沪总早已知道景德镇的情况。于是，春节过后，就听说有多数钱庄收歇和停业。如是各地瓷商转由银行汇款来镇采买瓷器。中行尚有放款30万元未收回。其中，天津帮坐庄客商等欠户10多万元，是可以收回的。钱庄将近20万元，其中久昌4.5万元，久昶2.5万余元，吴乾元2.5万余元，何广有1万余元，恒和源与另一家记不起牌号，共欠3万多元，这六家均告停业。清理结果：久昌、久昶两家7万多元，分别将财神上弄苏州瓷商孙恒记一栋较大的房屋（后为中行堆栈和宿舍）和当铺弄一栋大的当铺房屋结价抵偿，不足之数写给分期归还借据，作为全部清偿，不做打折扣倒账处理。吴乾元除分期立据归还外，另将外埠瓷商分期还款票据作抵，后来只收回半数。何广有也仅收回半数。恒和源与另一家因经理管事去四川收账，多年无影无踪，就此不了了之。听说管辖行有人不满，说经办人员对同乡有徇情之处，哪有不了而了倒账？可以诉之法院，查封其房产。这种责备是对的，但经办人员未受分文贿赂。

景德镇钱庄，受了上述几家倒账影响，断绝了银行放款往来而告终结。抗日战争兴起，遂致一蹶不可复振矣。继钱庄之后的，中国银行汇兑业务大增，钞票出多进少，虽有汽车向南昌联行运入大量钞票，应付汇入汇款，还是无济于事。因此，向管辖行申请放款给商业、瓷厂窑户与瓷商三方面，各放10万元，共放30万元，作为帮助地方工商业务发展经济，并保证在3年期间争取盈利10万元，以弥补钱庄的倒账。获准后，新的班子便负起了钱庄遗留下来的有历史意义的金融任务。这就是景德镇钱庄与银行新陈代谢的始末。

[作者简介]严惠，男，1913年生，浙江海宁人，1933年毕业于浙江省立商专，高级经济师，1986年退休。

舒鹤群，男，1904年生，安徽黟县人。新中国成立前，曾任景德镇中国银行办事处主任，后调南昌支行任襄理；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景德镇石岭农场、九江甘棠街道企业工作，1978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