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说过：“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徽州商人集团在景德镇经营数百年，尽管他们谋取个人私利和宗族的狭隘利益，但对于景德镇的经济繁荣、社会进步和文化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首先，促进了陶瓷工业的发展。

历史上，徽商参与了陶瓷原料供应和陶瓷产品销售，把瓷土、窑柴、杉树、颜料等物资贩运进来，又把陶瓷产品销售出去，从而畅通了陶瓷的流通渠道，促进了陶瓷工业的发展。这点，无须赘述。

商业资本还往往改变其传统的投资方向，走上与生产相结合的道路，从而加速封建的自然经济的瓦解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例如，徽商饶华阶，民初经营杉木行，拥有很大的资本，后来开设瓷厂。饶为人精明能干，在经营瓷业时，潜心研究陶瓷历史，钻研瓷业生产技术，为当时爱国主义者、坚强的民主战士、江西陶业管理局局长杜重远先生所赏识，成为杜氏改革陶瓷工业的左右膀。为了改革落后的陶瓷工业，杜于民国24年办起了示范瓷厂——模范窑厂，聘任饶华阶为经理。杜氏在景德镇任职期间，许多陶瓷工业改革之措施，便是饶华阶提出来的，杜氏很欣赏，并逐步采纳和利用。可惜，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和国民党反动势力的为难，那次改革景德镇陶瓷工业的计划半途而废了。

第二，为市场带来了繁荣。

往昔，景德镇街上店铺林立，行业很多，商品富足，从日常生活所需的油、盐、柴、米、酱、醋、茶、布衣、糕点和饮食，到高档的金银首饰、绫罗绸缎、化妆用品，无不应有尽有。这便给市场带来了繁荣，给城乡居民生活带来了方便。同时，徽商的经营活动常常为着利润而不断变化，他们从不固守一地，也不专营一行，而是随时而逐，因地而迁。例如，徽商胡宝光，除了在本镇开设大同布店、正大公布厂、祥记米厂、道生药店、信茂隆南货店等五六个字号外，还在西安、郑州开设会源长瓷器五金总店和分店，在汉口、九江设有联络站。这样，就推动了各个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商品交换，对促进经济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第三，新安文化给景德镇文化事业以很大影响。

先说方言习惯。景德镇方言较为奇特：市区是城市语言，而市郊则是浮梁语言，近在咫尺，差别使人难以听懂。旅景徽人在景德镇同各地人长期相处，相互交往，使得徽州话融入了城市语言——景德镇方言中。景德镇居民吃的菜肴，讲究原质、原味、重火、重色，也与徽商菜馆特色和旅景徽人的传统食俗影响有关。

再说文化艺术。景德镇的徽州籍文人学士很多，有擅长陶瓷美术的，有精于书法国画的，有经馆执教的，有设所行医的……其中许多人是亦商亦工、亦商亦教，亦商亦医，甚至集几种职业于一身。他们的实践活动，也使新安美术、画派、医学、教育融入景德镇地区，对景德镇文化教育事业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如：陶瓷美术界有王大凡（黟县）、毕伯涛（歙县）、张志汤（婺源）、汪大沧（黟县）、刘雨岑（太平）、朱受之、吴康（泾县）、毕渊明（歙县）、时幻影（黟县）等，都是享有盛名的陶瓷美术家。他们的作品名声很大，为中外收藏家所收藏。王大凡擅长人物仕女，集诸家之大成，在陶瓷彩绘上创造了“落地设色”之功效。刘雨岑善画翎毛花卉，用笔纤秀，一秉师承，以雄鸡见称于世。毕伯涛清末秀才，擅长翎毛花卉，并精金石、书法、国画。张志汤擅长山水，运笔设色形神颇肖。汪大沧专攻山水，用笔简练，气韵浑成，意境奇奥，妙到笔巅。毕渊明善于画虎，人称“毕老虎”；时幻影擅长画鱼，人称“鱼痴”。这些名家的艺术之精、风格之妙，对景德镇陶瓷彩绘艺术的发展起着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www.daowen.com)

教育界有：谢文清（祁门）为新安小学校长，施文谟（婺源）为紫阳中学副校长，汤有光（太平）是县立初级中学校长。徽州人创办教育，一般都以“求实”为校训；注重教育质量。还有，张士华（婺源），先后在时敏、中山、镇中、陶职、浮中、临中、天翼、紫阳等中小学校任教，担任教务主任。他教学有方，为学生所钦服。新中国成立以后，历任市教育科科长、局长，陶瓷学院副院长，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了景德镇的教育事业。

医务界有：吴承忠、吴菊芳、汪伯壎、卢卫青、戴兰阶（黟县）、查龙父、江春帆（婺源）、汪茂棠、陈锡圭（祁门）、唐云卿（休宁）、宋蓬仙（歙县）、董乡圃（泾县）、李风梧（太平）等。这些著名中医，潜心研究医理，注重临床实践，挂牌行医，慕名就医者络绎不绝，甚至来自方圆数百里。例如吴承忠，是全国大名医丁甘仁先生的门生，1927年毕业于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是我国最早受正规系统中医理论培训的中医。他从医70载，经验丰富，医理颇深，温病学有较深的研究；他博学多记，治学功深，辩证精细，法治机圆，知常达变，屡起沉疴，在医务界享有很高声望，深受人民群众信仰。吴菊芳钻研医学，曾在《光华医学杂志》上发表文章。他对《伤寒论》研究透彻，书中条文、处方，可以背诵如流，并著有《吴菊芳医案》等专著。

第四，所举办的公益慈善事业，造福了子孙后代。

徽商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和个人的千古垂名，往往对社会和慈善事业较为关心，这在客观上也推动了地方文化事业和市政建设的发展。徽帮的徽州会馆、婺源会馆、祁门会馆，后来都成了办学的场所。民国21年，中渡口浮桥，被洪水冲垮，给两岸人民带来了不便，徽帮即投资建造了两艘大型渡船作为义渡，船尾刻上“新安书院”四个大字。1942年春，有人发起创办历史上第一所完全中学——天翼中学，徽商吴少樵认为这是一个利国利民之举，毅然将坐落在新厂附近的20亩良田献给天翼中学，作为开办费用。与此同时，徽商也把在外经营所获得的利润，大量转移原籍故里；用于修祠堂，置祭田，建筑庙宇、住宅、坟墓、牌坊和道路与桥梁，使得后来的古民居、古村落、古寺庙、古牌坊、古墓葬、古桥梁遍及徽州一郡六邑，号称“文物之海”，成为今天不可多得的旅游资源。

不过，徽商虽然在发展地方经济和文化建设上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带两面性的阶级”。他们通过经商获得利润，由锱铢必争成了巨商大贾，必然又使得广大劳动人民及消费者受到损害，造成贫者愈贫，富者愈富，这点也必须看到。

纵观徽商历史，它是一支封建商人队伍，有其旧式商人的封建痼疾，带有浓厚的封建剥削阶级色彩，诸如顽固守旧、囿于传统、墨守成规等，是不可取的。但是，徽商的历史，是我国历史文化遗产的一部分。研究徽商，乃是我国宏大文化建设工程的一个内容。景德镇徽商，确有许多有益的经商之道，确有一套完整的管理经验，即使在今天，也仍然不失其借鉴意义，是值得经济工作者和方志工作者以及工商史料专家研究和探索的。为此目的，笔者才花了一些时间和精力来搜集和整理这篇拙文。

[作者简介]程振武，男，1926年生，安徽祁门人。曾任景德镇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副秘书长，1988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