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镇居民，多为客籍，俗称五方杂处。为了本身的利益，各方人都按照各自籍贯，先后建立起以县、府、省为单位的同乡会。在这个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三大帮派——徽（州）帮、都（昌）帮、杂帮（除徽、都两帮外，其他统称杂帮）。景德镇工商的各行各业，均为三大帮所把持和垄断，徽帮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经济上，徽帮经营商业，并且垄断了金融。

金融是各行各业血脉之所系，要发展工商事业，有赖资金周转。徽州商人在全镇市面上就把持了这个行业。清末民初，全镇大小钱庄和钱店100多家，全部为徽州人所开设，并分福、禄、寿三等排列，资本极为雄厚。“福”字号大钱庄中，有何广有、吴隆元、大有恒、恒大、李泰亨、元兴昌等，都是有名的银业巨子。元兴昌、元兴祥两个钱庄为一人所开，号称拥资有50万银洋；吴隆元拥资有40多万银洋，被列为当时的“四大金刚”之一，老板膝下无儿，后来五个女儿和女婿分享了他的大批遗产；何广有老板，既开设了钱庄，又开设美孚洋油公司，还兼营油盐店铺，为“三尊大佛”之一，在镇上购置了大量房产，以“何守真志堂”编号的，就达156幢。

徽商的钱庄以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开展放款业务，办理全国各地的银圆汇兑，开出的期票可以在市面上流通；各行业之间的贷款往来，均通过钱庄“转帐”，不须携带笨重的银圆，手续颇为简便，各瓷业作坊、窑户、商铺，如果一时手头不足，周转不灵，也多向钱庄借贷和调剂；遇有多余的资金，亦可存入钱庄，按时付息。

“青蚨飞复”，钱庄获利颇丰，已令非徽籍的工商业户所垂涎。然而要想开设钱庄，又非经徽人所把持的钱庄业公所（公会）核准不可，否则别想开张。省参议员余仲襄，在“都帮”中属亦商亦官，有很大的权势，他通过主持钱业公所工作的吴星园的私交关系，插入了钱庄行列。徽帮钱业同行，为了巩固自己行业封建把持，竟在汇、放、存等方面群起攻之，弄得余仲襄开设的余牲盛钱庄在期票挤兑、调拨不灵的情况下宣告倒闭。苏湖瓷商章端甫开设的“谦泰”钱庄，也是昙花一现，时隔不久便关门大吉。

清末，景德镇就有了大清银行，民国3年（1914年），中国银行在景德镇开展了业务。然而，那时钱庄的期票有三个月限期，收到期票，可得期限内的利息，比银行发行的钞票还受欢迎，使得银行业务难以开展。到了民国24年（1935年），国民政府实行“废两改元、白银国有”政策，明令取缔期票以后，钱庄失去了存在的条件，银行业务才逐渐开展了起来。

在政治上，徽帮的头面人物亦商亦官，在政权机关握有实权，显示了很大的政治势力。

公元19世纪初，上海、天津等大城市相继成立了商务总会。徽帮首领康达即同鄱阳吴简廷、都昌陈庚昌发起筹办景德镇商务总会。康达：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拔贡，授内阁中书。三十一年（1905年）留学日本，参加同盟会。三十三年（1908年）协助于右任在上海创办《神州日报》。宣统元年（1909年）他以内阁中书身份，援案奏请清政府，经清政府工商部核准，于1909年成立景德镇商务总会，三帮公推康达为首任总理。康达作为商务总会第一任总理，成了当时镇上的显赫人物。(www.daowen.com)

商务总会成立之初，全体委员为41名，按三大帮分配，属于徽帮的15人，属于都帮的14人，属于杂帮的12人。从1909年—1949年，商会会长（理事长）前后更换了14人次，徽帮任职7人次，占1/2；在这40年中，徽帮头面人物主持商会工作达20年，也是1/2。其中：

康达（祁门人），任职1次，1909年起，任期约3年。

张启东（婺源人），任职1次，1925年起，任期1年多。

吴少樵（休宁人），任职2次，1928年起，任期约两年；1932年起，任期约一年。

施维明（婺源人），任职3次，1931年起，任期约几个月；1933年起，任期约7年；1941年起，任期3年多。

1930年，因红军三次攻占景德镇，三大帮的头面人物都不出面作商会主持人，于是，徽帮和都帮中的次要人物在各自后台的支持下，出面争坐商会的第一把交椅，产生了商会临时维持会和商会整理委员会两个对立的组织。前者代表人物是徽帮施维明，后者代表人物是都帮王学乾。两个组织对立为时一年，后在当时县长的周旋下，使势力比较弱的王学乾体面下台，施维明则连续主持商会工作达10余年。

民国29年（1940年），三大帮发生了一次激烈的斗争。都帮、杂帮一些主要人物，在浮梁县党部的支持下兴讼，施维明曾被逮捕并拟判处死刑。但当时皖赣边区驻军司令部首脑及一些徽皖系人物与施维明有交往，便以查办为名，强行提解施维明，将其保护起来。不久，施又依然回到商会主持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