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月华^[1]

（浙江省湖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摘　要：二十四节气是我国民众在长期生活、生产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气候规律。其中，由于清明时节气温转暖，降雨增多，人们开始春耕、养蚕，故传统蚕桑生产之地湖州尤为重视这一节气，当地有“清明大似年”之说。人们期待用一系列的行为习俗换来一年农耕及蚕事的好运，包括退白虎、食螺挑青、祛蚕祟、妇人做客、轧蚕花等。但当下，随着传统农耕生活的逐渐淡出，最初源于节气而形成的民俗活动，又以其独特的方式在地方性文化的独特逻辑下得以延续与传承。

关键词：节气　清明　蚕桑　民俗事项　传承

二十四节气是我国民众在长期生活、生产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气候规律，反映了一年四季气温、物候、降雨等方面的变化。而这一系列变化对人们依时安排农耕、蚕桑等活动有着不可或缺的指导作用。清明为二十四节气之一，《历书》云：“春分后十五日，斗指丁，为清明，时万物皆洁齐而清明，盖时当气清景明，万物皆显，因此得名。”到了清明，降雨增多，气温转暖，人们开始春耕、养蚕，谚云“清明前后，点瓜种豆”“清明节，命蚕妾，治蚕室”。但在往后的历史发展中，清明又融汇了寒食节、上巳节两大传统节日，踏青、祭祖、扫墓、禁火等诸多民俗事项均蕴含其中。清明本身也由纯粹的节气转变为节日。也正因如此，它所传达的内涵变得非常丰富。

尽管二十四节气作为时气变化的坐标，在传统农耕经济时代是人们对天气、时令变化最敏感的体验和最精细的认知。但即便如此，人们也无法预测未来。在传统农耕劳作中，尚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因此，人们转而通过一些方式来祈愿，或以此来推动农事往更好的方向发展。而清明又恰巧属于新一轮农事劳作的开始。于百姓来说，凡事的开头往往尤为重要，人们期盼这一轮的农事能得大丰收。所以，在长期的历史中，清明当日逐渐出现了一定的人事活动，形成了特定的岁时习俗。而这些习俗紧紧围绕节气、围绕传统的农耕，与寒食节无关，与上巳节无关。

湖州，尤其是东部水乡平原区，以传统的农耕养蚕业为主，而且养蚕收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所谓“养蚕用白银，种田吃白米”。清明作为关键时日，于当地百姓来说几乎等同于过年，俗称“清明大似年”。在时间维度上，湖州地区也以清明为基点向前后扩延。清明前数日，人们就陆陆续续开始祭神。清明当日称正清明（头清明）、后两日分别为二清明、三清明。人们谨慎甚至惶恐地度过这个特殊时刻，期待用一系列的行为习俗换来一年的农耕及蚕事的好运。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在湖州，清明作为节气所赋予的内涵远远大于其他。清《（同治）湖州府志》中详尽记载了当地的清明风俗，包括后来融入的上巳节、寒食节等各类民俗事项。但其中大量文字均与农事蚕桑有关：

清明前数日，各村率一二十人为一社会，屠牲釃酒，焚香张乐，以祀土谷之神，谓之春福。装扮师巫台阁，击鼓鸣锣，插刀曳锁，叫嚣豗突，如颠如狂。……其日农夫浸谷种，晚则育蚕之。家设祭以禳白虎。门前用石灰画弯弓之状，盖祛蚕祟也。……又食螺，谓之挑青，云可明目。以其壳撒于屋上，谓之赶白虎。爆竹之声略如除夜。庶民之家以粉作白虎，老幼出门抛弃于道，谓之送白虎。士人争先攘攫得之者以为通达之兆。

——《（同治）湖州府志》^[2]

清光绪八年（1882）的《归安县志》基本沿用《（同治）湖州府志》，内容上增加了一句“翌日锹沟筑岸”^[3]，亦是与农事相关。

直至民国时期，一系列源于节气、服务于蚕事的各类清明民俗活动依然在当地广为流传。

谚云“寒食过了无时节，娘养蚕花郎种田”。前一夕食螺蛳，谓之挑食。以壳撒屋瓦。乡农于大门换贴门神，是日祭赛甚忙。以米粉蒸熟作虎形送门外曰退白虎，或于门外用灰画地作弓弩形以祛祟，皆为养蚕计也。乡间禁忌甚多……

——民国六年《双林镇志》^[4]

清明作为时间节点，一方面，人们扮成巫师，击鼓鸣锣，祭祀土谷之神，祈祷农事。农夫浸谷种，锹沟筑岸，带着美好的期盼于清明后开启新一轮的农事活动。另一方面，人们开展更为繁复的蚕事活动，主要包括：

一、退白虎^[5]

在蚕乡，蚕农对白虎尤为厌恶，清明期间“禳白虎”“赶白虎”“送白虎”，或设祭，或以螺蛳壳撒于屋顶，或以粉作白虎并弃于道，等等，均为退白虎求丰收之义。

二、食螺挑青

人们将螺蛳（不剪去螺蛳尾端）用针挑取螺蛳肉烹食，称为“挑青”。“青”寓意“青娘”（一种病蚕），人们以此形象地将“青娘”挑出，寓为养蚕过程中无病无灾。而食用过后的螺蛳壳则抛向屋顶：一来，谓之赶白虎；二来，屋顶上发出的滚动声音能吓跑躲在瓦楞里的老鼠。养蚕农家最恨老鼠啮咬蚕和蚕茧，对其深恶痛绝。

三、祛蚕祟

人们在门前用石灰画弯弓之状，张贴门神，以此来祛除蚕祟，并以蚕猫避鼠患，当地多见各类蚕猫剪纸、泥塑，或贴于蚕房梁柱、门窗或摆设于家中，甚至有视蚕猫为门神者。

四、妇人做客^[6]

在湖州地区，民间有在清明时节做客的习俗。颇有意思的是，清明做客一般只针对女性。除性别禁忌之外，其他一切做客礼俗待遇均等同于过年期间的做客。互赠礼品数以偶数为宜，以4件、6件者居多。这一习俗的形成与蚕事有关。清明后，人们开始养蚕，一旦进入养蚕的关键时刻，哪怕是亲朋好友都得严格遵守“禁往来”的乡规，俗称“关蚕门”。蚕房需避免一切闲杂人群的闯入，以免外人带来的晦气影响蚕宝宝的生长。届时，家家闭户，门口张贴“蚕月免进”等纸条，甚至官府的征收也停止，谓之“蚕禁”。人们以此来保障蚕事顺利，不受外界干扰。清明期间，人们趁进入大忙和高度紧张时期之前走亲访友，大家聚集在一起聊聊天，放松放松，倒也合情合理。而女性性别的特指，与蚕事的行为主体有关。无论是民间流传的“娘养蚕花郎种田”等谚语，还是“马鸣王”“西施送蚕花”等传说故事，或是“蚕娘”“蚕姑”“马头娘”“蚕皇老太”“蚕花姑娘”“蚕花娘娘”诸如此类的称谓，在民间，养蚕似乎自古就与妇人联系在一起。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妇人做客”也是妇人进入蚕忙前的一次集体狂欢。

五、轧蚕花(www.daowen.com)

清明在当地还有一项不可或缺的民俗活动，便是上含山轧蚕花，但这一活动并不是伴随清明节气的开始而形成的，它相对晚于其他民俗事项。据记载，含山轧蚕花始于宋治平年间（1064—1067），历经元、明两代，在清代进入鼎盛时期。含山被视为蚕神的发祥地，相传蚕花娘娘会在清明期间化作村姑踏遍含山，留下蚕花喜气，于是村民们纷纷上含山把喜气带回家。轧蚕花活动在清明期间的兴起与兴盛，一是取清明踏青之义；二是体现了蚕乡人民对蚕事的祈祷与祝愿。由于涉及蚕事，又兼顾清明踏青，这两者的融合，更使该活动在当地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地备受推崇，经久不衰。

当下传统农耕生活逐渐淡出，人们对天气、蚕事的祈求不如先前这般迫切，但最初源于节气而形成的民俗活动并未彻底退出村民的社会生活，而是在地方性文化的独特逻辑下得以延续与传承，其所赋予的文化内涵在现代背景下得以重构。

“清明大似年”依然在湖州地区以其自身的特殊含义演绎着。

一、群体认同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再现

尽管养蚕业在传统农村日渐衰弱，但清明蚕忙前妇人们做客的习俗却被世代沿袭，且所指对象也由妇女扩展到全体村民。清明前一晚为“清明饭”，届时，全部在外的子女需回家团聚吃“清明饭”，如同除夕夜。“清明饭”后，亲戚间开始走动，一般持续三天。

当下人们更看重由此带来的群体认同及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亲人们“聚集”“认同”的功能更为彰显。一方面，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平常人们忙于工作，亲友之间的走动相对比较少。相邻之间的互知性、彼此的了解随着从业结构的多重性而缩小。另一方面，随着通婚圈范围的不断扩大，有些亲属之间因为姻缘相隔甚远。清明做客这一民俗事项刚好从功能上填补了这一空白。尤其是清明已被认定为法定节假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更为这一风俗的延续从时间上提供了保障。

倘若将清明与春节相比，两者在功能上都包含了祭祀、团聚两大主题，且两者的时间间隔并不是很久。在相邻的一段时间内，两次聚集似乎是多此一举。但非常有意思的是，民间在它自成的一套体系中将两者合理地加以解释与安排。在湖州民间有不成文的规定，清明做客对象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近亲，包括父母、兄弟姐妹等；另一类是春节期间来不及拜访的亲戚朋友。这一区分，极为巧妙地使清明与春节两者达到相辅相成。也正因如此，在湖州，清明的地位一直可与春节相提并论。

二、节令食物象征功能的转变

清明，除了前文提及的食螺蛳习俗之外，在湖州地区还有一系列节令性食物，比如发芽蚕豆（象征蚕业有发头）、藕（象征蚕茧丝长）、长粉丝（蚕宝宝吐丝白又长）、马兰头（明目，蚕娘吃后眼明心细看得好蚕）、剥壳鸡蛋（寓意蚕茧大如蛋）和蚕茧形清明圆子（茧子多又大）等。可以说，这些都是过去湖州地区人家清明餐桌上的必备食物，且每一样都有美好的寓意，均与养蚕有关。

但随着养蚕业的衰减，人们对蚕事的期盼也逐渐减弱，围绕蚕事形成的清明特有的节令食物也在无形中被忽视与淡忘。同时，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大部分的节令食品已被常态化地摆上餐桌。人们根本不需要借助任何节日或者岁时习俗来愉快地享用特定食品。过去，物质的匮乏让人们对于节令性的食物充满期待与记忆。而现今，这种局面显然已经不复存在。

清明节令食物一旦失去了原有的象征意义，人们对食物的选择便来自于味蕾的挑剔。“清明螺，赛过鹅”“麦熟螺蛳稻熟蟹”，清明是食螺最好的季节，螺肉肥美。在当地，清明时节的螺蛳依然成为家家户户少不了的一道美食。在做法上也不再遵循先前用于“挑青”而不剪螺蛳尾端只挑取螺肉的特殊处理方法。人们剪去螺蛳尾端后作清蒸、爆炒等处理，口味因人而异。

三、传统民俗活动功能的转变

清明时节上含山轧蚕花的习俗，兼具祈祷与踏青两种功能。从轧蚕花内容上来看，祭蚕神、买蚕花、摸蚕花奶奶、水上竞技等都是为蚕事而祈祷，应该说即便是踏青，也服务于蚕事。但伴随信仰的衰弱、蚕事的衰弱，轧蚕花民俗活动的功能意义也发生了一定的转变。娱神功能更多地转向娱人，活动内容更侧重于游艺。以轧蚕花活动中最具代表的蚕花为例：原先人们轧蚕花，最主要的是将象征蚕事丰收的蚕花带回家。今天我们依然可见不少农民设摊于道路边卖蚕花，人们同样争相购买。但此时，蚕花作为特殊含义的象征物，其内涵从蚕事的祝愿扩展到一般意义上的吉祥纪念物。

当下轧蚕花活动的参与者在职业、年龄等各方面均从单一性走向多元化。每年清明期间，轧蚕花活动也成为当地人们在特定时空下共同的狂欢。对于当地人来说，这无疑是大家的共同记忆。人们重复着“过去”，并将此纳入自己的社会秩序中，使之合法化，以此来证明当下生存方式的合法性，及此地有别于彼地之处^[7]。

【注释】

[1]作者简介：沈月华，湖州“非遗”保护中心办公室副主任，湖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副秘书长、湖州市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研究特聘专家、中国民俗学会会员、《湖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集成》主编。

[2]［清］宗源瀚等修，周学濬撰：《（同治）湖州府志》卷二十九，第16页。

[3]［清］李昱修，陆心源纂：《（光绪）归安县志·卷十二·风俗》，第10页。

[4]蔡蓉升：《双林镇志》卷十五，民国六年（1917），第11页。

[5]当地蚕农把“白虎”当作一种蚕崇。蚕农把有害于蚕的“白虎”之类的鬼邪和病毒、虫害之灾称为蚕祟。

[6]钟伟今：《湖州风俗志》，浙江省湖州市群众艺术馆民间文艺研究会（筹）1986年版。

[7]保罗·康纳顿著，纳日碧日戈译：《社会如何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