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双燕^[1]

（浙江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与传播学院）

摘　要：立春鞭春牛是一项传统的岁时风俗，这一习俗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出土牛”，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变。本文对春秋至唐时期的出土牛习俗的变迁过程进行梳理，并据此分析了土牛这一形象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包含的文化内涵。春秋战国时期的季冬出土牛礼与傩礼同时举行，是一种岁末驱阴厌胜之术，以牛象征丑月，即阴气，以土为牛，有用土克水之意，土牛合阴阳之理，是五行思想生发的产物；汉代季冬出土牛礼渐渐没落，立春施土牛礼仪日趋兴盛，土牛在五行中的寓意由驱寒转为迎春，主要功能为劝耕，土牛形象渐渐脱离阴阳五行文化体系，进入农业文化体系；唐代出现了“打春牛”、持春牛土祈丰收的习俗，从“土牛”到“春牛”，标志着土牛被吸纳为春的吉祥文化符号，进而在民间祈福信仰中占据了一席之地，这是在五行之春和农耕文化两重意义上发展而来的。

关键词：出土牛　立春　礼　文化意蕴　五行　农耕　吉祥

一、春秋战国：丑牛送寒

鞭春牛的习俗源于土牛之礼，最初不在立春，而在季冬。《吕氏春秋·十二月纪》和《礼记·月令》最早记载了这一习俗：“季冬之月……命有司大傩，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气。”^[2]

季冬之月对应太阴，阴慝之盛未有甚于此时也。因此有司要行三件大事，大傩、旁磔和出土牛，这三件事都是为了驱阴。

大傩是指季冬之傩下及庶人，相较于季春的国家之傩和仲秋的天子之傩而言为大。季冬阴气最盛，因此需要大傩来逐尽阴气，导入阳气。到了汉代，春傩、秋傩被淡化，冬傩地位更高，在先腊一日进行^[3]。旁磔指在四方之门披磔牺牲，以禳除四方阴气和疾疫。汉代时成为大傩礼的一部分。关于出土牛送寒，唐代孔颖达疏曰：“其时月建丑，又土能克水，持水之阴气，故特作土牛以毕送寒气也。”可见，土牛在此处是干支思想和五行思想的生发：一方面，丑为牛，而季冬之月为丑月，因此土牛是抽象寒气的实体象征，将土牛送出城外，即象征送大寒；另一方面，土能克水持水，水为阴，以土为牛便自然能够禳除年终的强阴，进而升阳导阳了。

基于阴阳五行思想，春秋战国时期的土牛与大傩、旁磔一同在季冬施行，发挥禳除阴气的功能，三者同为厌胜之术。此时，土牛的象征意义纯粹是阴阳五行文化体系下一种驱阴致阳的物类象征，还不具备农业方面的意义。

二、汉：土牛劝耕

汉代的出土牛礼在季冬和立春两个时节进行，有着截然不同的象征意义，体现了牛形象在五行和农耕两种文化体系下的不同阐释方式。季冬之土牛克阴，沿袭了阴阳五行文化体系赋予的意义，立春之土牛主要象征劝农，是牛耕在汉代普及后生发出的联想，是农耕文化体系赋予的意义。

（一）季冬土牛的延续

汉代，季冬出土牛的习俗也还存在。《后汉书·礼仪志》中记载：“先腊一日，大傩，谓之逐疫……是月也，立土牛六头于国都郡县城外丑地，以送大寒。”^[4]季冬出土牛的记载放在大傩之后，与《礼记》几乎相同，只是数量确定为六头，放置地点确定为国都郡县城外丑地。六这一数字可能与《易经》将阴性之爻简称为“六”有关^[5]，象征极阴，而丑地显然是与丑月相应，是阴阳五行思想在仪式中的进一步落实和细化。直到南朝，土牛这一意象仍与寒冬相连，鲍照曾赋诗云：“土牛既送寒，冥陵方浃驰。振风摇地局，封雪满空枝。”

但当时季冬土牛礼显然已经没落。东汉高诱注《吕氏春秋》“命有司大傩，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气”一句，云：“大傩逐尽阴气，为阳导也。今人腊岁前一日击鼓驱疫，谓之逐除是也。……出土牛，今之乡县得立春节出劝耕土牛于东门外是也。”^[6]高诱将古礼的大傩和出土牛分别对应于当时腊岁前一日的大傩礼和立春的劝耕土牛，说明他并不知道季冬土牛礼，否则不会舍近求远。

（二）立春与土牛

西汉时，土牛与立春存在稳固的联系。《盐铁论·授时第三十五》中贤良曰：“今时雨澍泽，种悬而不得播，秋稼零落乎野而不得收。田畴赤地，而停落成市，发春而后，悬青幡而筑。土牛，殆非明主劝耕稼之意，而春令之所谓也。”^[7]也就是说，悬青幡筑土牛的习俗一般被理解为“明主劝耕稼之意”，但当年雨水过多，种子无法播种，耕地成市，在这样的情况下，发春筑土牛只是为了行“春令”，是一种政治上的授时举措。

这段记载说明了土牛习俗在西汉的两点情况。第一，筑土牛已成为立春的一项固定礼仪，无论当年气候如何，都会举行；第二，立春筑土牛的习俗有劝耕和春令两种功能，但劝耕这一解释的接受度更高。

东汉之时的记载更为详细，出现了土人、农具的记载。《论衡·卷第十六·乱龙篇》云：“立春东耕，为土象人，男女各二人，秉耒把锄。或立土牛，未必能耕也。顺气应时，示率下也。今设土龙，虽知不能致雨，亦当夏时以类应变，与立土人土牛同义。”^[8]《张景造土牛碑》记载了张景包修土牛一事，碑文中写道：“［府告宛：男］子张景记言，府南门外劝［农］土牛，□□□□，调发十四乡正，相赋敛作治，并土人、犁、耒、艹、蓎、屋，功费六七十万，重劳人功，吏正患苦，愿以家钱，义作土牛，上瓦屋、栏循什物，岁岁作治。”^[9]

可见，东汉之时的立春礼不仅有土牛，还有男女土人和耕具。可以想象，土牛与土人在立春之日一同出现在府门之外，构成了一幅生动的农作场景，这与汉画像石中的牛耕场景多么相似，劝耕之意不言自明。此外，《张景造土牛碑》记载的立春仪式用具还包括瓦屋、栏楯、梨、耒、草、席等，竟需功费六七十万，耗资巨大，东汉立春礼之盛大可见一斑。

《后汉书·礼仪志》也记载了立春施土牛的盛况：“立春之日，夜漏未尽五刻，京师百官皆衣青衣，郡国县道官下至斗食令史皆服青帻，立青幡，施土牛耕人于门外，以示兆民，至立夏。唯武官不。”^[10]这里的记载与碑文内容相呼应，施土牛耕人确实已成为全国性的礼仪，与青幡、青帻共同构成了一个系统而繁复的迎春礼仪。这一仪式规模浩大，各地官员（除武官外）无论大小都要参加，土牛耕人一直放置到立夏，以勉励百姓春耕。

（三）土牛礼变迁的文化阐释

两汉魏晋时期，土牛的礼仪和象征意义分化为冬、春两种。

季冬土牛礼沿袭《礼记》，取五行思想的“丑”和“以土克水”之意，用来驱寒厌胜，但已渐趋没落。春秋战国时期的季冬三礼在汉代的发展情况各不相同，大傩改为腊前一日施行，磔牲之礼融入傩仪，仪式旨在驱邪为腊祭做准备，规模扩大，形式多样化，获得了极大的发展。相形之下，出土牛礼保持原样，更像是对古礼的凭吊，逐渐丧失意义，罕为人知。与其他二礼的分化，说明土牛厌胜意味淡化，在原有巫术文化体系中丧失了生存根基，但却在立春焕发出新的生机。

立春施土牛则具有双重意义。

首先，施土牛与立春相捆绑。作为迎春礼的一个环节，它与青幡、青帻一同象征迎青，顺应了春气萌发的天时，即《盐铁论》所说的“春令之所谓也”和《论衡》记载的“顺气应时”。从功能论的角度看，立春土牛的迎春功能与季冬送寒气的功能相类似，同由阴阳五行文化体系生发而来，是文化体系内部的功能转移。简涛对此解释道，驱除大阴和迎接少阳分别为“送寒”和“迎春”的主次和次主功能，在功能总量上，两个礼仪相等，置换主次功能，便可以在旧的基础上形成新习俗。因此，东汉迎春礼能够吸收土牛送寒的习俗，并赋予其迎春的新意^[11]。南北朝时期，这一转变表现得更为明显，有了“青土牛”的说法，《隋书·礼仪志》云：“后齐五郊迎气……又云，立春前五日，于州大门外之东，造青土牛两头，耕夫犁具。立春，有司迎春于东郊，竖青幡于青牛之傍焉。”^[12]这里确切记载了土牛的颜色为五色中的“青”，对应了五方中的“东”，也对应了五季中的“春”。借由这一颜色，土牛更加脱离了“丑”的冬寒意味，转为一抹春色。借助“青”，土牛最终完成了五行文化内部的意义更迭，从五行之冬的象征物转为五行之春的象征物。

第二则是劝民勤于春耕。耕人、农具、“劝农土牛”的说法和放置一整个春天的做法都说明这是最主要的功能，这是从汉代民众的农业生活中生发出来的象征意义，是牛耕普及发展的产物，从属于实用的农业文化体系。厌胜功能的脱落和劝农新功能的产生说明人们对土牛的文化阐释发生了重大变化。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对牛的主要想象是丑牛，从属于干支五行。而汉代，牛与丑的意义连接淡化，牛与农的意义连接深化。由此，土牛跳脱出阴阳五行体系，转为实用的耕牛形象，被人们普遍接受为劝农的标志。

土牛能成为农业生产的象征意象，与汉代的社会生活，特别是牛耕发展的历史有关。根据多数通史著作与农史著作推断，我国的铁犁牛耕大约始于春秋后期或春秋战国之际，到汉代时已普遍使用牛耕。可见，春秋时期尚缺乏将牛与农相联系的社会条件，牛主要用于肉食、祭祀、拉货，干支体系的丑牛是其主要的文化形象^[13]。到了汉代，牛耕成为农业生活中较为常见的景象，牛成为生产活动中的重要因素，牛便迈入了农耕文化的话语体系之中，进而被全国百姓接受，成为春季劝农的标志。不过学者对牛耕在汉代的普及情况仍有异议，也有学者从考古学、经济学的角度提出，东汉以后牛耕才普及^[14]。若此说成立，那么土牛之像或许还象征了一种先进生产力，带有勉励农人推广牛耕之意。

综上所述，汉代是出土牛礼发生重大改变的时期。土牛形象伴随着牛耕的普及而染上了较为浓厚的农业文化色彩，从地支的牛到耕种的牛，从五行的土到耕作的土，土牛逐渐丧失其厌胜功能，与傩仪分化。出土牛的时节由季冬走向立春，功能由送寒逐渐转变为迎春劝耕，土牛从五行之冬的象征化为五行之春的代表，并成为实用的农耕文化标志物。

三、唐：春牛祈丰稔

唐代立春出土牛礼的形态发生了几点重大的变化：一是人们开始给土牛上色；二是立春当日打碎春牛；三是持春牛土以祈丰稔。出土牛礼不再表现为政府官员单方面的行动，百姓在围观之时亦加入其中。唐代是出土牛礼由官而民、由礼而俗的重要时期，土牛获得了“春牛”这一别称，其象征意义在原有的五行之春和劝农之牛的基础上，发展为吉祥之春的象征，进入民众的信仰体系。

（一）立春出土牛的习俗变迁

汉代立春出土牛较为简洁，与土人一起施于郡县门外，放至立夏即可，唐代的记载则增添了更多的环节。

第一，在唐代，土牛被饰以五行之色。丘光庭《兼明书》记载：“今州县所造春牛，或赤或青，或黄或黑。”《开元礼·新制篇》记载：“其土牛各随其方。则是王城四门，各出土牛，悉用五行之色。天下州县，即如分土之议。分土者，天子太社之坛，用五色之土。”^[15]本来，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各有自己的五行之色，立春礼应选青色，出土牛应在东门，可《开元礼》却出立春土牛于四方，色彩与五方相配。可见，此时的立春礼已然大大脱离古制，其所遵行的阴阳五行思想由唐人附会而成，没有实在意义。

第二，以策牛人和土牛的相对位置示意农耕的早晚。李涪《刊误》记载：“《月令》，出土牛以示农耕之早晚，谓于国城之南立土牛。其言立春在十二月望，策牛人近前，示其农早也。立春在十二月晦及正月朔，则策牛人近前，示其农中也。立春在正月望，策牛人在后，示其农晚也。”丘光庭在《兼明书》中也有相同记载。常惟坚《立春出土牛赋》亦云：“裂金犬以取诸助气，策土牛以示乃发生，在弦望而宜早，当晦朔而得平……太史告时，有司选吉，冬官蒇事，牛人乃出，将协地纪，克符天秩。约岁时之俭泰，示农耕之迟疾，惟谷是登，惟人是恤。”^[16]土牛在唐代的农业生活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其在农耕文化体系中的地位越发稳固。

第三，出现了“打春牛”的记载。《魏书·列传第五十六》中有“赵修小人，背如土牛，殊耐鞭杖”^[17]的说法。可以推断，至迟到北魏时期，已有打土牛、鞭土牛的做法了。到了唐代，土牛获得了“春牛”这一别称，后世所说的“打春牛”也在此时盛行开来，唐诗中就有“不得职田饥欲死，儿侬何事打春牛”^[18]的诗句。丘光庭的《兼明书》中记载春牛本为“七日而除。盖欲农人之遍见也”，而今人却“打后便除，又乖其理焉”。李涪在《刊误》中亦云：“即以彩杖鞭之，既而碎之，各持其土以祈丰稔，不亦乖乎？”^[19]相较于汉代保留土牛一整个春天的做法，无论是保留七天，还是立即打碎，土牛的放置时间都缩短了很多。

第四，从上文《刊误》“各持其土以祈丰稔”的记载中也可以看到后世“抢春”习俗的影子。打春牛后，人们拿走春牛土来祈求丰收。可见唐时土牛与年成之间有了一种神秘的联系，土牛染上了祈丰年的民间信仰色彩，成了节日的吉祥文化象征物，曹松有诗云：“土牛呈岁稔，彩燕表年春。”

综上所述，到了唐代，立春出土牛的礼仪包含了五大步骤：制作土牛、彩绘以颜色、出四门外、鞭打除之、持牛土祈求丰收。鞭春习俗已有雏形。

（二）土牛吉祥之春的文化意蕴(www.daowen.com)

立春出土牛礼在唐代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李涪、丘光庭在记述的同时又不禁感叹“今人”的做法违背了古人的“理”。从这些变化可以看出土牛在唐代文化意蕴的改变，土牛一方面继续行使其在农耕文化中的作用，示意农时的早晚；另一方面，则被赋予了春和吉祥的新文化内涵，寄寓了祈求丰收的美好愿望。

首先，对于上色一事，丘光庭评价道：“古人尚质，任土所宜，后代重文，更加彩色。而州县不知本意，率意而为。”可见土牛上色不仅与五行思想有关，还反映了唐代浓艳、华丽的色彩审美。此外，唐代土牛五色配五方的做法完全脱离了土牛本身的五行之色（冬应为黑色），也不符合立春的五行之色（春应为青色），丧失了送寒和迎春的意义，而是将五行附会在土牛上的生硬做法。官方规定的色彩自然不为州县长官所理解，更不为百姓所理解，最后率意而为，迎合了时代的审美趣味。到了宋代，土牛的颜色与干支相匹配，更为复杂^[20]。阴阳五行是古代最为重要和流行的思想，在各代又有不同的发展，这些都表现在了土牛身上。

就农业方面的作用而言，土牛的功能由汉代的劝农转变为示农时，二者看似相同，事实上有细微差异。劝农意为勉励春耕，不能表现出当年的气候因素对农业的影响，而示农时则提示了更为精确的春耕起始时间，这是中央农业官员考虑当年的天时地利后得出的结果，其测算的准确性与当年的农业收成紧密相连。如此一来，土牛便与年成有了更具体的联系，在农业文化中占据了更为关键的位置，也带上几分预测收成的卜算意味。

就土牛放置的时间而言，从汉代的一季转变为初唐的七日，最后改为立即鞭除。简涛认为，当日打碎是因为唐代立春礼观者如市，一日便能使农人遍见，实现其“示农耕之早晚”的功能^[21]。这一论断是有道理的，《兼明书》亦云“今立春方出，农已自知”，土牛礼的民众参与度可见一斑。放置时间的改变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正是由于当日打碎，“打春牛”才能成为立春礼仪的一部分并流传下来，进而衍生出“抢春”习俗。此外，放置时间缩短，也使土牛形象与立春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成为立春当日特有的符号，而立春乃是春气始发之时，被赋予了众多美好的寓意。

“持牛土祈求丰收”习俗的形成基于两种条件：一是当日“打春牛”，有土可拿；二是民众相信牛土具有趋吉功能，能够带来丰收。第二个条件表明，唐代的土牛不再只是物质生产活动中劝农的道具，还进入了精神世界，承载了民众的情感和信仰。这是土牛五行之春的文化内涵在唐代进一步发挥的结果。

汉代土牛作为迎春礼的一部分，用于迎春迎阳，已染上了立春的春气，但这种气息掩盖在授时劝耕这一主要功能之下，并不十分强烈。到了唐代，这种春气越发浓烈，唐诗“土牛呈岁稔，彩燕表年春”“布泽木龙催，迎春土牛助”都表现出土牛与春已密不可分，才有了“春牛”的美称。土牛摇身一变，成为春牛，新的名称是土牛文化意涵改变的重要标志。土牛“迎春气”的隐性文化内涵逐渐转变为“春”的显性文化内涵，即土牛本身成为“春”的代表和象征。而自古以来，春便意味着勃勃生气，是一种吉祥文化。《释名》曰“春之言蠢也，万物蠢然而生”，《尔雅》曰“春为青阳，一曰发生”，《春秋繁露》曰“春，喜气故生”^[22]。春即是阳，即是福，土牛有了春名，自然也就沾染上了福气，成为吉祥文化的象征物，成为一种民间信仰。而祈求内容在唐代仍限于岁稔一事，正说明此时是土牛信仰的萌发阶段，尚不能摆脱其示农时的实用内涵，故而功能较为单一。宋代以后，土牛趋吉避凶的功能不断增强，范围不断增大，甚至到了“包治百病”的地步，表现出了民间信仰的一般趋势。

土牛的吉祥文化内涵也与唐代立春节日本身的发展有关。自汉至唐，立春的喜庆氛围和娱乐色彩不断增加，节俗用品的名称发生了改变。汉代的青幡、青衣、青帻皆以青为头，青虽然代表春，但意在表示阴阳五行之天理，告诫君王百姓顺应时气，表现的是对天时谨慎的敬意。到了唐代，立春的节俗用品则被冠以“春”和“彩”之名，如春盘、春幡、彩花、彩燕、彩杖^[23]，春和彩洋溢着欢乐、热闹的节日氛围，表现了唐人趋吉和娱乐的节日心理。四门土牛被涂上五色，必然也有喜“彩”的原因。而至宋代，几乎所有立春节俗用品都可以冠上春名，不仅有春盘、春幡、春牛，还有春花、春燕、春鞭、春杖^[24]，表现了春的吉祥文化对立春节日的全面渗透。

四、结语

出土牛礼经春秋至隋唐，不仅在形态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功能、文化价值也在不断改变，如表1所示。

表1　出土牛礼与土牛象征意义的历史演变一览表

春秋战国时期季冬的送寒丑牛奠定了后世出土牛礼的基础。汉代牛耕的普及带来了牛文化意蕴的改变，土牛礼也从季冬走向立春，从送寒转变为劝农，从阴阳五行文化体系走向农耕文化体系。唐代土牛礼由礼而俗，在农耕文化的基础上，土牛形象进一步与春结合，成为吉祥之春的文化符号，开始融入民间信仰的色彩，日益趋近于现在的春牛形象。这一过程与牛耕的推广、五行思想的发展、立春文化的世俗化息息相关。

【注释】

[1]作者简介：朱双燕，浙江师范大学民俗学研究生。

[2]［清］阮元：《十三经注疏（三）》（清嘉庆刊本），中华书局2009年版。

[3]张紫晨：《中国傩文化的流布与变异》，《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第19—27页。

[4]［南朝·宋］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127—3129页。

[5]许韶明、苏莲艳：《论〈易经〉中的“阳九”和“阴六”》，《学理论》2014年第1期，第160—162页。

[6]吕不韦：《诸子集成·吕氏春秋新校正·卷十二》，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114页。

[7]［汉］桓宽：《盐铁论·卷六·授时第三十五》，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385页。

[8]黄晖：《论衡校释·卷十六》，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02—703页。

[9]高文：《汉碑集释》，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35—236页。《张景造土牛碑》为东汉延熹二年（159）立，全文清晰可识者225字。碑文记述地方政府同意张景包修土牛等一切设施，以免其家世代劳役之事，从而反映出东汉徭役之苛重。（□表示缺字，■内为补字）

[10]［南朝·宋］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102页。

[11]简涛：《立春风俗考》，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49页—50页。

[12]［唐］魏征等：《隋书·卷七》，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30页。

[13]郭孔秀：《中国古代牛文化试探》，《农业考古》1998年第3期，第313—320页。

[14]杨际平：《秦汉农业：精耕细作抑或粗放耕作》，《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第22—32页；程念祺：《中国古代经济史中的牛耕》，《史林》2005年第6期，第1—15页。

[15]［明］陶宗仪编：《说郛一百二十卷·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8年版，第269页。

[16]［明］阮元等：《全唐文·卷九百五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90年版，第4389页。

[17]［北齐］魏收：《魏书·卷六十八》，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512页。

[18]［清］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五百五十一》，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6387页。

[19]［明］陶宗仪编：《说郛一百二十卷·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8年版，第635页。

[20]宋向孟《土牛经》：“释春牛颜色第一。常以岁干为头色，支为身色，纳音为腹。立春日干色为角耳尾，支色为胫艇，纳音色为蹄假令。甲子岁立春，甲为干，其色青，用青为牛头，子为支，其色黑，黑为身，纳音金，其色白，白为腹。丙寅日立春，丙为干，其色赤，用赤为角耳尾，寅为支，其色青，用青为胫艇，纳音是火，其色赤，用赤为蹄。”

[21]简涛：《立春风俗考》，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75页。

[22]［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一八·时序部三》，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90—92页。

[23]［宋］蒲积中：《古今岁时杂咏（一）·卷三·立春》，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杜甫《立春》：“春日春盘细生菜，忽忆两京梅发时”；曹松《客中立春》：“土牛呈岁稔，彩燕表年春”；温庭筠《咏春幡》：“碧烟随刃落，蝉鬓觉春来。”李昉《太平御览·卷二十·时序部五》，引《唐书》：“景龙中，中宗孝和帝以立春日宴别殿，内出剪彩花，令学士赋之。”彩杖见前文《刊误》。

[24]《全宋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赵湘《太皇太后合春帖子》：“金花镂胜随春燕，彩仗萦丝逐土牛”；项安世《母氏立春日庆七十》：“土牛门外打春鞭，彩凤堂前庆寿笺”；赵师侠《少年游》：“彩胜罗幡，土牛春杖，和气与春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