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逸鑫[1]
摘 要:现代农业极大地提高了经济效益,但同时也带来了环境污染等问题,人们对现代农业生产体系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忧虑,因此必须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形成具有战略性质的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之“两型”农业生产体系。二十四节气作为农耕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时间制度,是气象科技领域和民俗文化领域的内涵结合,具有顺应天时、“三才”观念、天人和谐的哲学思想和保护自然环境、建设乡村文化、走向公共空间的当代价值。在二十四节气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背景下,深化意识认知,树立创新理念,创建战略任务,从而赋予节气文化现代人能够接受的生命力,促进节气文化与现代农业生产体系的耦合,些许会对现代农业生产体系的发展问题存在借鉴意义。
关键词:农耕文化 二十四节气 “两型”农业 生产体系
现代农业以先导性科技为核心,突破时空束缚,节省人力资源,极大地提高了经济效益。但过度依赖资源与要素投入,也造成了土壤质量下降、生态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人们对现代农业生产体系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忧虑。传统农业相对于现代农业来说,对自然具有高度依赖性,并极其容易遭受自然灾害,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产模式。但美国农业部土地管理局局长富兰克林在20世纪初考察中国农业时,认为中国农业是人类农业史上的一个奇迹,中国人几乎在保持土壤肥沃度的基础上,把每一寸土地都用来种植作物以提供食物、燃料和作物,并且还能保持土壤的肥沃实现可持续农业科技发展,以有限的土地养育了千万人口[2]。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大国,智慧勤劳的先民们在长期的自然灾害压力和人口资源压力下通过不断的探索总结,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成熟的农耕文化体系。二十四节气作为优秀传统农耕文化的代表,不仅可以提醒人们要尊重自然规律、保护生态环境,还能够指导人们节约自然资源,倡导节俭生活,体现了中国人遵守自然秩序、追求天人合一的农业哲学思想。当今社会正加快进行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两型”农业生产体系的战略性转变,二十四节气作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仍具有不可忽视的现代价值。因此我们必须认真分析二十四节气的深刻内涵,使优秀的传统农耕文化为我所用,以期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资源永续利用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一、二十四节气的科技文化内涵
二十四节气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重要的农业历法制度,指导农耕社会的生产和生活。《古微书》记载:“昔伏羲始造八卦,作三画以象二十四节气。”二十四节气源于黄河流域中原地带,后因人口的流动而逐步扩散到全国各地,被当地农民加以利用,从而被赋予了丰富的科技文化内涵。这些科技文化内涵涉及农业生产等科技领域和农民生活民俗等文化领域,非常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至今仍为民众的日常生产生活服务。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我们今后更好地在现实生产和生活中保持农业文化遗产之二十四节气的活态传承[3],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气象科技
二十四节气作为气象界的“中国第五大发明”,每一个节气都有自己的气候分析和天气预报的气象科技知识体系,指导着农民的生产活动。二十四节气作为我国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从其传承状态上看,是存活在当下的,以活态形式传承至今的农业生产知识与农业生产技能,包括各种传统农耕技术和农耕经验[4]。例如,二十四节气能够较为清晰地判断出一年中降水和气温的变化情况,对指导开耕播种、防旱排涝、防治灾害以及收获储存等都有深刻的指导意义。
(二)民俗文化
二十四节气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还包括农耕制度和农耕信仰,是在历史积淀中形成的农业民俗文化,其特定的审美情趣和价值观念,潜移默化地影响和规束着人们的道德意识和生活行为[5]。二十四节气代表的是一种文化归属,人们在特定的节气参加集体的仪式,都会产生一种共同的心理感受,从而提高团体的凝聚力和认同意识[6]。比如,迎春是立春活动的主旨,全民迎接春天,祭祀句芒,现在浙江衢州依然存在九华立春祭之民俗[7]。浙江地区认为将春牛土撒在牛栏内能够促进牛的繁殖[8]。河南的“鞭春牛”,意在唤醒冬闲的耕牛准备春耕,同时也告诫人们不违农时,并寄托着对丰收的渴望。而广西侗族“送春牛”的习俗,也表达出当地农民对耕牛的钦佩之情以及对勤劳的优秀美德的传承[9]。数千年间,在立春时期鞭春送春都得到了官方与民间双重推动,从中原地区扩散到全国各地,是农业立国意识、农业文明传承的反映[10]。
二、节气的哲学思想和当代价值
中国现在正处于高度城市化的转型时期,整个农村社会呈现动荡状态。“离土”是时代的主旋律[11],农村中大部分的劳动力已转移到城市,只剩下留守儿童、空巢老人这样难以从事现代农业生产、传承优秀农业文化的群体。相反,二十四节气倒是推崇“两型”农业的新亮点,能调节时下时代发展的弊端,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节气的精髓是顺应天时、“三才”思想、天人和谐的哲学内涵,节气的当代价值是保护自然环境、建设乡村文化、走向公共空间,从而带动农业循环发展。
(一)哲学思想
二十四节气凝聚了人们千百年来积累起来的农业生产知识和经验,包涵着丰富的哲学内涵,是我们发展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两型”农业的重要参考。
1.顺应天时
荀子云:“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农业生产具有强烈的季节性,这就要求农民有很强的时间观念,并顺时育种收获。“以时为令”“不违农时”是世代农民心中高度集中的时间意识[12]。农民在每一个节气完成特定的项目,以保证来年农作物的丰收。
二十四节气作为民族的时间文化,是我们把握农作物生长时间、认知自我生命规律、观测动植物生产活动规律的文化技术[13]。自古以来,人们一直遵循着“顺天时”的天人感应思想,认为只有顺应自然节律,农业生产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农业科学不发达的古代,节气对农业生产起着指导作用;在当今社会,人们也仍能感受到几千年来我国农民那种顺应天时的生活智慧。
2.“三才”思想
《淮南子·主术训》云:“上因天时,下尽地财,中用人力,是以群生遂长,五谷番殖。”古代农民秉承“天时”“地利”“人和”的“三才”思想,根据二十四节气的特点种植不同特性的作物,从而摆正人与自然、经济规律与生态规律的关系,发挥主观能动性,尊重自然规律。比如,人们会在夏季节气举行“祭龙”仪式,划龙舟以禳灾祁年,希望通过“龙”这样的神灵媒介,祈盼风调雨顺,不受虫灾和干旱[14],这充分体现了“三才”思想的融合。
中国农民把天时、地利、人和作为影响农业生产的三个基本要素,并强调各要素之间的协调统一是农业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和农业丰收的根本保证,从而使农作物与其生长的自然环境协同配合,通过集约高效综合用地,重视养地、保持地力,创造出较高的土地生产率和资源利用率,维持农业长期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3.天人和谐
二十四节气强调天人和谐的生态哲学观,把农业生产中的人与自然作为对立统一的有机整体来对待,强调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在利用和改造土地时要遵循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实现生态秩序的和谐与平衡。因此,二十四节气中顺应天时、找准特色、因地制宜、和谐发展的哲学内涵是建构中国现代农业的必由之路[15]。
二十四节气农耕文化的核心是与自然建立和谐关系的天人和谐理念。这一理念不只表现在人与天地的关系上,也融注在人与社会、人与人以及人自身的精神和谐方面,已经成为人们立身处世的一个准则。
(二)当代价值
二十四节气在东周时期已经形成[16],起初是为了搭建阳历和阴历沟通的桥梁,在汉武帝时期经过修改,二十四节气作为农业补充历法被正式列入《太初历》[17]。自二十四节气成功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起,全国很多农村地区开展了二十四节气的传播与勃兴工作,比如湖南安仁的赶分社,相传是为纪念神农“制耒耜奠农工基础,尝百草开医药先河”的伟大功绩而兴起的祭祀活动。一则求五谷丰登,吉祥安康;二则交换草药农具,交流农事经验,以备春耕。年复一年,渐渐发展为农副土特产品交易活动,直到现在的大型商品交易会。
因此,二十四节气在当代依然具有其独特的生存和发展价值,即保护自然环境、建设乡村文化、走向公共文化空间的当代价值,从而为发展循环经济的“两型”农业奠定坚实的基础。
1.保护自然环境
二十四节气划分为四季,故每季都有六个节气,与春种、夏锄、秋收、冬藏的自然性生产节律,以及春祈、夏伏、秋报、冬腊的社会性生活节律相对应[18],这也揭示了一个道理,人类与自然界是相互关联的生命共同体,有着共同的生长规律[19]。一旦违背生长规律,就会造成环境破坏。同时,节气自带的祭祀仪式和神灵信仰,也都充分体现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相处的传统农耕社会秩序和传统道德秩序和古代农民那种张弛有度、和谐自然的生活态度,从而在保护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的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二十四节气中与农耕文明息息相关的农业生产技术与农业生产经验,也是对当地农耕社会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实施有效保护的重要借鉴。
2.建设乡村文化
二十四节气是人类文化多样性的生动见证,也是建设乡村文化的重要因素。当代二十四节气的勃兴,对于缓解“三农”问题有很大的帮助。保护和开发二十四节气,扩大了农民的眼界和视野,也扩大了农村社会与外部世界的交流,提高了农民的文化意识。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由于过度强调乡村文化主体单方面对乡村文化的改造,文化认同的危机不断地生发出来。面对乡村文化主体的虚无化碎片化,二十四节气反倒是一剂良药。它既是对过去乡村共同体生活的深情回望,也是为农民提供社群共享的情感交流的良方。比如,冬至是祭祀的节气,俗称腊祭,中国人都会举行祭祖祭神仪式[20]。在春秋社日当天,人们会祭祀土地神[21],以答谢祖宗神灵上一年的眷顾,祈求来年风调雨顺、阖家欢乐。人们正是通过与社群成员共享祭祖意义,产生祖先崇拜的文化认同,满足了人们依附集体的心理需求。因此,二十四节气可以为乡村居民提供一个可以支撑他们特殊情感的载体、一个符合乡村实际情况的文化系统和价值系统、一股可以重新整合乡村本体价值的力量,这对新农村文化建设有着重要作用。
3.走向公共空间
人们按照节气变化规律形成节气养生理论。恢复二十四节气中有益的文化传统,对提高我国国民的身体健康和文化素质,使传统农耕文化走向公共空间,无疑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
从二十四节气中,我们可以了解包括远古农耕祭祀、农耕仪式、农耕信仰、农耕节日、口头文学、传统表演艺术等传统农耕历史文明,体会新时代人们心中那份传统的乡土情结。比如,自古便有的娱神传统表演艺术,无论是传统仪式祈雨用的雨戏,还是传统节日酬神用的神戏,几乎都免不了娱神节目的表演。祭祀仪式中的敬天地祖先信仰,也体现出传统美德之恪守孝道的礼仪。只是在继承、保护二十四节气民俗的过程中,我们要将“俗信”与“迷信”严格区分开来[22],只要利大于弊,我们都应以尊重与宽容的态度对待它,从而让二十四节气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真正走向公共空间,在文化和思想领域影响现代农业生产体系。
三、二十四节气与现代农业生产体系的耦合
在现代农业发展过程中,为提高效率增加产量而不惜破坏生态、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工业化模式已让我们付出了沉重代价。我们也看到,这种为追求高利润而去征服自然、破坏自然结果遭到自然严重惩罚的现代农业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今后农业的出路只能是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观作为其内涵,在注重高效、集约利用自然资源的同时,更加注重对资源环境的保护,在保护中合理开发利用,在合理开发利用中进行有效保护,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农业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农业生产力的理念,使农业生产的发展与生态环境相互适应、相互促进、共生共荣,实现现代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在现代农业转型的今天,我们不能把传统农耕文化与现代农业对立起来,更不能全盘否定传统农业。二十四节气作为农耕文化的代表,与现代农业的关系是一种继承和创新的关系。也就是说,要解决现代农业发展中出现的许多重大问题,都可以从传统农业中得到启示[23]。随着科技的进步,我们要在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中,赋予现代人能够接受的生命力[24]。(www.daowen.com)
(一)深化意识认知
为了促成二十四节气农耕文化精髓与现代农业的耦合发展,必须要深化对自然生长规律以及传统农耕文化理念的认知[25]。农耕文化是农业发展的历史支撑,我国传统农业历经数千年长盛不衰,主要得益于精耕细作等传统农耕技术和安农重农等传统农耕理念。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传统优秀农耕文化对我国农业发展起了主导和基础性作用。中国农业尚未完全实现工业现代化,这在常人看来是不足,但这恰恰又是中国的优势所在:既借鉴了现代农业的优势,又可吸纳传统农耕的智慧和方法,有一种后发优势。二十四节气农耕文化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趋时避害”的农时观念、“变废为宝”的循环思想。我们今天发展的“绿色农业”“生态农业”“有机农业”正是传统农耕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二)树立创新理念
在回顾中国农业生产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其中存在的问题,即环境和资源问题。农业生态环境恶化不容忽视,主要表现为土壤侵蚀、退化、沙漠化、盐渍化、植被破坏以及农田生物多样性的下降等。随着植被破坏和水土流失的加剧,水土流失区物质循环过程处于亏缺状态,土地肥力进一步衰竭。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企业排污导致水体污染、不合理的灌溉方式造成土地退化、不合理的垦荒导致地表植被退化等。农业生态环境恶化不但影响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也给食品安全和人们的生活带来了长期隐患。在国内国际环境保护的呼声愈加强烈以及自然资源日益紧缺的双重压力下,我们必须大力发展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现代农业,加快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现代农业生产体系。
现代农业文明与二十四节气农耕文化一脉相承,是对农耕文化精髓的保护和利用、继承和发展。对于节气文化,不仅要继承,更要创新。节气农耕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它既有精耕细作、不误农时等先进理念,也包含着小农生产者自给自足的缺陷。我们在发展现代农业时,要传承创新农耕文化的核心价值和理念,摒弃农耕文化中小农经济、小富即安等缺陷。
(三)创建战略任务
现代农业的战略任务是建立起以优质、安全、生态为目标,以农产品质量安全与生态环境保护为核心的新型农业生产体系。具体而言,需要加快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业产业体系,农业标准化生产体系,农业污染防治体系,农业防灾减灾体系以及生物物种资源保护体系。关键是要把资源承载能力、生态环境容量作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条件,着力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构建以发展优质、高产、高效、生态、安全的现代农业为主要目标,以节地、节水、节肥、节药、节种、节能、资源综合循环利用和农业生态环境建设为重点,以节源农业、低碳农业、优配农业、循环农业、生态农业、旅游农业、文化农业、都市农业为基础,依靠技术创新和政策创新为支撑动力,大力发展有利于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农业形态,促进农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农业综合生产体系。
传承和发扬二十四节气,不仅仅是在保护一种传统,更是在保护未来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一种机会,是一种战略性举动。二十四节气作为民俗类农业文化遗产,不是关乎过去的遗产,而是一种关乎未来的遗产。它强调对农业生物多样性、传统农业知识、技术等文化多样性的综合保护,对调整人与环境资源关系,应对经济全球化、全球气候变化,保护生物多样性,解决生态安全、粮食安全,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和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和科研价值[26]。
四、结语
当今社会,现代农业的发展过度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的片面发展,导致农业生产体系出现很多问题,而真正能代表未来农业前进方向的是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可持续发展的“两型”农业。这不仅是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更是中国整个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迫切要求。“两型”农业改变了以往靠增加大量资本投入并大量使用化肥农药来提高农产品产量的做法,自觉利用大自然内在的自我修复能力,促进养分循环,协调作物、动植物、土壤和其他生物形成的相互作用,使农业资源不断再生利用,以保护土地、作物和环境的健康发展。因此,发展“两型”农业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促进农民增收、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迫切要求,是实现“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现代农业良性发展之路。“两型”农业发展模式将人类及其生活纳入农业的生态循环之中,把农业生产结构与人类社会结构的相互作用看作一个具有相互内在联系的动态系统,强调的是生态循环和全面协调[27]。
发展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可持续发展的“两型”农业,这就意味着我们在发展现代农业时不能丢掉传统农业的精华。二十四节气涉及气象科技和民俗文化等多方面领域,具有丰富多彩的哲学内涵和利用价值,我们必须深化意识认知、树立创新理念、建立战略任务,在二十四节气等优秀传统农耕文化中汲取生存与发展的智慧,克服现代农业的消极影响,注重现代农业与传统农业的有机结合。因此,保护我国二十四节气,对于推动“两型”农业可持续发展和构建现代新农村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注释】
[1]作者简介:张逸鑫,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农业科技组织与服务专业硕士研究生。
[2]富兰克林:《四千年农夫》,人民东方出版社2016年版,第2页。
[3]李明、王思明:《农业文化遗产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5页。
[4]苑利:《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我们所需注意的几个问题》,《农业考古》2006年第6期,第168—175页。
[5]李明、王思明:《农业文化遗产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04页。
[6]萧放:《二十四节气与民俗》,《装饰》2015年第4期,第12—17页。
[7]王霄冰:《民俗文化的遗产化、本真性和传承主体问题——以浙江衢州“九华立春祭”为中心的考察》,《民俗研究》2012年第6期,第112—122页。
[8]夏日新:《长江流域立春日的劝耕习俗》,《江汉论坛》2001年第12期,第47—50页。
[9]卢勇、唐晓云、闵庆文:《广西龙脊梯田系统》,中国农业出版社2017年版,第69页。
[10]李明、王思明:《农业文化遗产研究》,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年版,第298页。
[11]王思明、李明:《中国农业文化遗产研究》,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年版,第300页。
[12]彭金山:《农耕文化的内涵及对现代农业之意义》,《西北民族研究》2011年第1期,第145—150页。
[13]周红:《二十四节气与现代文明传承的现实意义研究》,《吉林化工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第90—96页。
[14]姚正曙、何根海:《龙舟竞渡的起源探析》,《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6期,第36—38页。
[15]彭金山:《农耕文化的内涵及对现代农业之意义》,《西北民族研究》2011年第1期,第145—150页。
[16]胡燕、张逸鑫、严昊:《二十四节气农耕民俗的误读与认知》,《中国农史》2017年第6期,第34—40页。
[17]乔国华:《太初历》,《历史教学》1998年第3期,第54—55页。
[18]王利华:《月令中的自然节律与社会节奏》,《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第185—203页。
[19]刘涛、惠富平:《布依族传统农事节律的生态智慧》,《贵州民族研究》2017年第10期,第101—106页。
[20]荆亚玲:《“蜡祭”考溯》,《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第84—88页。
[21]张勃:《春秋二社:唐代乡村社会的盛大节日——兼论社日与唐代私社的发展》,《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50期,第124—131页。
[22]陶思炎:《迷信、俗信与移风易俗——一个应用民俗学的持久课题》,《民俗研究》1999年第3期,第6—12页。
[23]赵宇:《传统农业对现代农业发展的启示》,《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第157—160页。
[24]王先锋:《目前中国农村城市化的主要问题和解决对策》,《中国农村经济》2001年第3期,第16—20页。
[25]康涌泉:《传统农耕文化精髓与现代农业耦合发展机制及模式》,《中州学刊》2013年第11期,第39—43页。
[26]王思明、李明:《中国农业文化遗产研究》,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年版,第9页。
[27]陈文胜:《“两型”农业:中国农业发展转型的战略方向》,《求索》2014年第9期,第30—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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